第16章 民主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是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对于我前面论述的涉及文学的所有，如果读者已经全部读懂了，那么关于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或许会对语言本身产生怎样的影响，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了。

美国作家都在不断对英国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并且日日将英国的作家奉为典范。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讲，美国作家主要是生活在英国的环境下，并非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然而，人民大众则恰恰相反，因为美国的本土情况，对他们的影响最直接。所以，我们要想对贵族惯用语在变成大众语言时所发生的变化有所了解，就不得不去关注口语。对于书面语言大可不必太在意。

在语言上，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有着明显的差异。对此，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那些有教养的英国人以及那些马上能判别出两种语言细微差异的人，这种对不同语言差异的判别力让我甘拜下风。

英美两国的差异和遥远的距离，导致美国人滥用大量新词。对于美国人滥用大量新词的现象，这些人除了指责，还认为这些新词主要是借用来的——借用的对象是各政党和各行业的一些专业术语。他们还指出，英语中的某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的含义而加以运用。他们最后指出，美国的居民经常在说话的时候掺入一些词语，这次词语会让你感到莫名其妙。而且，美国的居民有时甚至把母语里有一些不能混用的词当成同义词加以运用。

很多可靠的人向我多次反映我刚才谈到的一类问题，促使我本人对它进行了一番思考。我依照理论所得出的思考结论，和他们根据实际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

在贵族制社会，语言和所有事物一样，都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贵族社会创造的新词有限，因为它的新事物有限。就算偶尔出现新事物，人们也会尽量可能地运用那些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表述。

在贵族制社会中，就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终于自己振奋了起来，或是被外部照射进来的理性之光刺醒，为了表明它所创造的新词并非来自民主制度的社会，新词也必须具有一种学究气、辞藻味和哲学味。君士坦丁堡的沦陷使得科学与文学的中心移向西方，此后，法语中马上出现了一些全都能够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的新词。就这样，一股新词的风气在法国开始流行，不过都是有教养阶级在使用那些新词，而且流行的效果并不明显。新词在普通民众中间传播开来，需要经过非常漫长的一段时期。

欧洲的全部国家，都先后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光弥尔顿一个人，就为英语增加了600多个新词，而这些新词差不多全部都源自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希伯来语。

与此相反，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不间断性运动，也在不断改变着语言与事物的样貌。在这种万物都在变化和人们的思想彼此竞争的过程中，很多新观念陆陆续续地崭露头角，而一些旧的观念则渐次凋零，或者是消失之后又重新出现，也许更多的只是有一些非常微小的变化产生。

所以，这种现象频繁出现：一些词必然沦为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要被拿来运用。

再有，民主国家本身就对变动情有独钟。这种情况既见诸语言，也见诸政治。所以，就算在没有必要改用新词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产生改用新词的念头。

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民在语言方面的禀赋，除了表现在他们在新词上的大量使用外，还表现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本质上。

在所有法律均由多数人制定的国家中，语言规则也必然由多数人规定。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别的方面，多数人的意志都是发挥决定作用的。再有，通常来说，从事政务与实业的人比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多得多，相较于注重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人们对政治与商业利益更加重视。因此，多数人所创造出的新词语或者采用的新词语，大多数都具有因此而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新词语主要服务于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热情以及公共政务的细节等方面。这些方面的语言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继续发展，而那些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会被人们逐渐弃之不用。

至于民主国家里新词语的来源和创造方式，解答起来都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里生活的人，大多对罗马人和雅典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知晓。他们无须去古代语言中寻找他们所匮乏的词汇。就算他们有时也向那些艰深的词源学求助，通常也是出于一种虚荣心，而不是源自他们天生的学富五车。那种虚荣心在展现自己也能对那些已无生命力的语言进行细微的探索。所以，那些对词源最爱刨根揭底加以探究的人，反而有时会表现出最大的无知。他们总琢磨着将自己的民主愿望拔高。他们的职业其实并没有多么高贵，却经常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借以显耀自己的职业。在他们看来，职业越是低微，就表明自己学识越浅薄，而名称越是悦耳，则越可以显得自己博学。例如，法国的走钢丝演员，就喜欢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funambale来称呼自己。

虽然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死去的语言毫无所知，但他们随时可以去活着的语言中将新词借用，因为各国人民之间持续交往，并在日益增加的彼此接触中随时效仿对方。

然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的语言中寻找革新的手段。有些词语虽然早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但他们有时也会将这些词语借过来运用，或者引申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令其成为大众语言。很多一开始只属于某一派别或某一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变成了普遍的用语了。

在改革语言文字方面，民主国家所采取的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对那些已经流行很长时间的词语赋予新的含义。这种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易于操作，不需要掌握什么学问就能自主运用，甚至目不识丁的人更能应用自如。不过，它给语言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民主国家的人民在如此这般地对词的含义进行增加时，有时可能会让之前的词义和新添的词义产生混淆。

一个作家先是将某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稍稍偏离原先的含义，然后从这方面人手将词义加以修改，从而让那个词汇的意思与自己的目的更相符。也许这时会冒出另外一个作家，从另一个方面对这个词的词义加以理解。第三个作家或许对这个词汇作出另一番新解释。以此类推，不同的作家对这个词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一来，因为既缺乏统一的公断人，又 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可以最终将该词的含义确定下来，所以，导致该词义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所以，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起来不止一个解释，而是仿佛有一大堆解释。对于作家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读者只能去揣测。

这是民主导致的一个令人感到可惜的结果。我宁肯让我们的语言充满汉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看到法语的单词词义变得含糊不清。谐声与押韵仅仅属于语言的次要之美，在这方面，通常会有很多规定，不过也没必要严格遵守。对一门语言来说，倘若缺乏明确清晰的词义，那么它就算不上是好的。

平等让语言发生一些改变是必然的。

在贵族制度时期，所有的民族没有一个不闭关自守的，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热衷于保持自己的特点，以至于几个原本有着一致源头的民族，却时常互相视为陌路人，从而无法团结在一起。到最后，他们的语言也出现了差异。

在这样的时代，每一个民族的内部都分为某些阶级，各个阶级之间的互通往来与融合并不多。每个阶级都养成并稳固自己所独有的智力活动习惯，并且选取一定数量的单词与用语，像传承遗产那样将它们世代传承下去。所以，在同一通行的语言之中，又被细分为穷人用语与富人用语，通俗用语与文人用语。阶级之间壁垒的厚度随着阶级之间界限的深度而增加。在语言领域，也必然会这样。我敢判定，在印度的不同种姓之间，语言的巨大差异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那些不可接触者的语言和婆罗门的语言差异之大，就像他们身上穿的服装的差异那样。

相反，当人与人之间相见与交往不再受等级限制的时候，也就是在种姓制度和阶级界限不复存在而人与人已经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语言中的所有词汇就能够通用了。那些不能被大多数人所使用的词汇，走向被淘汰的归宿是必然的；而那些留存下来的词汇，则进入了公用的词汇总库，无论是谁均能够随意从中选用自己所需要的词汇。所有让欧洲出现数种通行语的方言，基本上都已显著地渐次凋零。在新大陆，方言土语已经不复存在，而旧大陆上的方言土语也将逐渐衰亡。

社会情况的这种变化，不只对语言产生了影响，对文体还有所影响。

如此一来，所有的人除了要使用同样的词汇，还需要对每个单词同样的理解。而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基本上将一律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俗与优雅之分。各行各业的人不管走向何处，都将采用众人约定俗成的语言与词汇。词的来源就像人的出身一样，将被人们彻底遗忘。语言的浑然一体将与社会的浑然一体交相辉映。

我明白，词是好是坏，并非取决于社会的形式，而是取决于一些别的因素，但这种因素一定是来源于事物的同一性。有些词语与句子所表示的意思过于低级和下流，所以它们显得粗俗不堪；而另外一些词语和句子则因为它们所描述的对象具有崇高的品质，所以显得很是文雅。

等级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乃至不复存在的过程中，并不能彻底将这种差异加以消除。然而，对于思想方式中那些纯属任意或硬性规定的内容，平等则是必须加以破除的。我甚至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重视词义的好坏之分，因为在民主国家，没有人能独立考察这些规律并使它们受到重视，也没有人完全具备能让自己长时间研究语言自然规律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教育、知识以及时间。

关于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语言的迥异特征，我下面要讲述最后一个不同之处。在没讲述 之前，我不想就此搁笔。

我在前面提到过，民主国家的人民往往对于一般观念更为热爱。这一方面来自他们原本就有的优点，也来自他们自身就存在的缺点。对一般观念的这种喜好，经过长时间采用通用的词语与抽象的观念，以及对这些词语与观念的采用方式，主要表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方面。这既是民主国家语言的一个优点，同时也是它的一大劣处。

对于普遍的语言和抽象的观念，民主国家的人们之所以情有独钟，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提高思想，并且可以将大量的对象涵盖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并对智力活动是有益处的。

身为民主的作家，只乐意使用“才干”一词抽象地形容那些有才华的人，而无法深入到这种才华的具体应用细节。他会通过“当下”一词一笔带过眼下所发生的一切，通过“偶然性”一词对他说话的时候世界上可能出现的全部事物进行解释。

民主时代的作家在持续创造着这类抽象名词，或者让语言中抽象名词的含义愈发抽象。

再有，为了写作言简意赅，他们还喜欢人格化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让它看起来就仿佛是一个活灵活现的真人。举个例子，他们曾这样说过：物力喜爱让人才对它进行支配。

以我自身为例来对我的这个想法加以说明，是再好不过了。

我习惯从“平等”一词的绝对意义对该词进行使用，我也曾在很多地方人格化“平等”这个词。举个例子，我有时候说平等会令某事怎样怎样，有时又说平等不会让某事如何如何。我们可以判定，如果是在路易十四时期，人们绝对不会口出诸如此类的言语。因为他们没有亲自感受过平等，所以他们的思维中也不会想到享用平等。与其说他们对“平等”这个词未加使用过，倒不如说他们从未对平等有所体验。

像平等这样的抽象词汇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俯拾皆是，而且无论是谁在对这类词进行使用的时候，都无须与特定的事实相连在一起。于是，它们不仅将思想扩大了，同时也让思想变得混沌不清。尽管它们让语言的表达方式简洁一些，但同时也让语言的含义变得欠缺明确。然而，从语言实际运用的角度而言，民主国家的人们更喜欢模糊不清，而懒得花时间进行推敲。

或许这种模糊的语言有着某种潜在的吸引力，不断吸引着用它说话与写作的民主国家的人民。

在民主国家里生活的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由于时常需要依靠个人的智力活动，因此他们的活动总是处在一个犹豫不决的状态。此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动不居，所以就算他们的物质财产无任何变动，他们的思想也不会一直在某一点停滞不前。

正因为如此，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差不多都有一种犹豫不决的思想，并且需要用泛泛的语言来对这种思想加以概括。虽然他们没有办法确定此日的思想是否能表达彼日遇到的新状况，那么自然就会对比较抽象的词句有所偏爱。抽象的名词就像一个双层底的箱子，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往里面放入任何观念，但将它拿出来的时候也不会被人们所察觉。

笼统的和抽象的词语是所有民族语言的基础。所以，我并不觉得这类词语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现象，我只是说，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对创造这类词语的热情度尤其高，常常孤立地运用那些最抽象的词义，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即拿即用，甚至是在那些无须运用抽象字眼进行交流的场合，他们仍然照用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