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特点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往往会将所有史实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与性情相互联系在一起，喜欢把重大革命的发生归结于某些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他们能够凭借卓越的见识寻觅到一些细微的原因，同时也经常将一些较为重大的原因忽视掉。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则和他们迥然不同。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个人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基本上不产生丝毫影响，少数公民也无法影响到全民的命运。然而，他们却能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揭示全部特殊而微末的事实，这种对立的态势，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当贵族制度下的历史学家对全世界的舞台进行俯瞰时，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为数不多的若干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主要人物。这几个舞台前的主要演员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让他们牢牢地望着这几个人。历史学家们只是精心研究这几个人全部行为的潜在动机，而忽略了剩下的所有。他们过于注重个人的重要性，因此就会尽量夸大个人产生的潜在影响力，于是自然而然地用某些人的个别举止去对群众的普遍运动作出说明。
相反地，在人们各自独立，并且每个公民都羸弱无力的民主社会，每个人拥有异常强大而永久的权利是不可能的。乍一看，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对社会仿佛是不发挥任何影响的，甚至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自由与自发的竞争中进步的。
在这种条件下，自然会促使人的精神去探索某些普遍原理，这些普遍原理不仅有助于启发智力，还能够将人们的智力指向同一方面。
我坚信，在民主国家中，一些人的天赋、品德与不良行为，对整个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会起到促进或推迟的作用，但这些偶然且次要的原因，也是变动不居的，且比较隐秘、繁杂又力量有限，所以，在平等时代去发现与研究这些原因要比在贵族时代困难。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是在大量一般事实里甄选出某个单独的个人或若干个人的特殊活动加以研究分析。
历史学家如此这般地进行研究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感到厌倦。他们就像闯入了迷宫一样，头晕目眩且难辨方向，无法弄明白也无法对个人的影响力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最后只得对这种影响力不予承认。我们主张历史学家应当从研究种族的特征、国家的自然环境或者是民众的精神风貌着手，如此一来就能事半功倍，而且可以让读者产生满足感。
拉法夷特先生有一本名为《回忆录》的著作。在该著作的某处，他曾指出，过于强调研究一般原因的方法，会导致那些二流政治家获得非常大的安慰。我在这里补充一句：这也会让二流历史学家获得非常好的安慰。他们可以常借着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以便对著作中那 些最难处理的问题避而远之，掩盖自身的无能和慵懒，而坐收研究深刻的荣耀。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一部分是因为极其普通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源自极其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往往盘根错节在一起，只是它们各自占有的比例有所差异而已。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能够解释的事实比贵族时代的要多，而受个别影响导致的事实则比贵族时代要少。而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作用极其强大，而一般原因的作用甚微。对于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甚至很少有人承认是因为允许一些人压制其他人的天赋意愿所导致的。 [1]
所以，那些试图对民主社会发生的全部事情进行描述的历史学家，有理由和依据去用一般原因对大多数问题加以解释，并且将自己的精力重点用来对一般原因进行探索。然而，倘若他们因为无法确定与验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对个人影响采取否定的态度，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民主时代生活的历史学家，除了喜欢为每一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还致力于把很多事实联系起来，给它们规定出一个体系。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自始至终都着眼于个人的作用上，所以他们对事件之间的联系置若罔闻，或者可以说他们丝毫不认为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在他们眼中，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一种危险——一种因为某个重要人物的死亡而中断的危险。
相反地，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对演员并不怎么看重，他们尤其重视演出本身，因此他们想要在各种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与秩序并不是一件难事。
古代文学虽然给我们留下了美丽的史诗，却没有给我们描绘出一个伟大的历史系统；而非常简陋的现代文学，却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系统。由此看来，对于那些被当下的历史学家差不多时常搬用的一般理论，古代的历史学家并未充分利用。
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
个人对国家的影响不复存在时，通常会让人感到世界虽然在变动不居，却看不见隐藏其中的原动力。想要认识那些对全体公民分别产生作用，并且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人们只得认为这个运动并非是随随便便的，社会必然在无形之中被一个最高权力所控制。
甚至可以说，就算人们最终发现了世界上果真存在支配每个人意志的一般原因，也无法对人类的自由予以拯救。一个广泛得可以同时适用于千百万人，并且强大到完全能够支配同一个阵营的所有成员的原因，也许抗拒起来是最困难的。人们一旦认同这个原因，就只能放弃抵抗。
所以，那些在民主时代生活的历史学家，除了不承认某些公民有支配所有公民命运的能力，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改善自己处境的能力。他们有时候认为人民受刚正不阿的命运的摆布，有时候又认为人民受到无常宿命的控制。在他们眼中，每个民族都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以及性格特点等因素，而与其一点都没办法改变的某些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按顺序考察每一代人，然后又由一个年代考察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以此类推，直至上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造出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锁链，将整个人类发生过的所有事件毫厘不爽地放进去，让它们彼此相连在一起。
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指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还喜欢让人们明了事件将来会怎样发展。他们在研究了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后，就会论证这个民族必然得遵循这条路线前进。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指导这个民族未来怎样选择更好的路径有很大帮助。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有一些著作。当我们对其进行阅读时，尤其是在阅读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总认为那时候的人只要把自己管理好，就可以成为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人并管理好自己的同胞。相反地，当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就会认为人们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自己周边的人，都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古代的历史学家教诲人们要做自己的主人，现代的历史学家则教诲人们学习顺从。在现代的一些著作中，作者总是让自己显得伟大，而将其他人丝毫不放在眼里。
现代的历史学家陶醉于这个有害的学说。倘若这个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且深入所有公民的思想里，而且将舆论也加以控制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断言：用不了多久，这个学说就会导致新社会的运动崩陷，让基督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道明，这种学说对于我们当下所置身的时代非常危险。当代人对意志自由充满了质疑，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羸弱无力的；然而，对于人们在聚集成团体时是具备力量和自主的，他们依旧采取承认的态度。这种思想需要得到弘扬，因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将人们的精神振奋起来，而不是对人们的精神加以压制。
[1] 一个人如果想要理解托克维尔的历史观，这一段话是十分重要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