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美国议会的雄辩口才

在贵族制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牵连并互相依赖，有一种等级制度能够让人们各司其职并且让每个等级安分守己。在贵族制国家内部的政治团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贵族制国家的政党，自然需要一些首脑来领导，而党员对首脑的顺从，却是出于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秉性。他们将大社会中处事的一贯作风移入了自己的小社会中。

从表面上来看，民主国家的大部分公民是朝着同一目标迈进，但是每个公民却是独自前行的，至少他们自己觉得是独自前行。因为他们习惯于遵循自己的所思所想而进行行动，所以他们在行动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来指手画脚。这种对独立自主习惯的喜爱，也被他们带人了全国的议会中去。就算一个人点头愿意和他人联手推行一样的计划，至少也要让他享有主导地位，他希望能够遵循他的方法来取得共同的成果。

由此可以看出，民主制国家的政党，除非国家遭逢了严重的危机，否则是无法忍受被人支配并表示顺从的。在这种境况下，国家元首尽管有权力发号施令，指导政党如何行动，以及如何表达意见，然而国家元首的权威仍然没有达到让政党缄默不语的程度。

在贵族制国家里，所有政治性会议的代表都出身于贵族，每个代表本身就享有官职，这些官职是非常高的，且是固定不变的。在他们眼中，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通常还不如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显赫。他们之所以不乐意在议会中积极讨论议案，也不情愿在议会中激烈争辩一般问题，便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美国，议员抛头露面地从事某项工作的时候，通常要依据他在议会中享有的位置。所以，他需要不断想方设法在议会中盘踞重要位置，并且急切地盼望自己的建议能够付诸行动。

他如此行事的目的，除了为了自己的荣誉，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选民，以及能够持续获取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时常被选民们看成理所当然的代表，他们很少严格地依附于选民；有时候还会让选民们彻底依附于自己。即使本区的选民不选举他们，他们还可以很容易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或者，就算他脱离公职不再做议员，也能依旧享受闲暇又舒适的生活。

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里，议员基本上无法长时间对选民的思想进行控制。无论一个选区有多么小，民主的不稳定性也会促使它变动不居。于是，议员唯有随时向选民讨好卖乖。但要想做到这点，把握性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倘若选民不再投票给他，他就会立即失势，因为他的位置原本就没有高到远近闻名的程度。更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情况下，他想要到自己 陌生的选区参选，让自己的朋友和政府随心所欲地将他填进那个陌生的选区，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在其所代表的地区播下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善行。倘若他想青云直上，对人民进行管理，进而对世界的命运产生影响，他就必须要从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落着手行动。

所以，有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即民主国家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将选民放在其所属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代表则是将他们的政党放在选民之上。

然而，为讨好选民而发表的演讲，不一定就是对自己所信奉的政治有利的演讲。

一个政党为了对本党派的利益进行最大限度的维护，通常不会让它的议员探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自己也尚未了解透彻的，而且要求它的议员尽量少探讨某些可能对大问题造成影响的小问题，并且，更司空见惯的是，干脆什么都不说。沉默不语，是一个平庸的小议员对国家大事所作出的最有利的贡献。

然而，选民们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个地区的民众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家政事，是因为他们对这名代表的优点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因为一个人周围的人越是碌碌无为之时，他的形象才会倍显高大。所以可以想象，对当选代表的能力要求越高，就越不容易寻觅到能够胜任的人选，而倘若人们选了一个庸才做了代表，就必须要求他付出相应的努力，配得上他所拥有的荣耀与位置。

一个议员不只是国家的立法者，在他所代表的选民眼中，还是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者。每一个投票给他的选民，不仅将他视为自己的代理人，还衷心地相信他在维护本地区的利益方面投入的热情，会像维护国家利益时所投入的热情一样。

为此，选民们早就设想周全，他们所选的议员首先应当是一个善于言辞的演讲者，可以一逮到机会就发表言论。在限制他发言时间的情况下，也要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就人们所关注的国家大事有所质询，并且在质询中加上本区民众所抱怨的一些不平之事；当他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就得抓紧时间把全部的问题简洁明了地表达出来，代表选民对问题提出优秀而完整的见解。唯有如此，他方可再次成为议员。

这些条件让那些忠厚老实的人不再考虑去当议员了。这些人有自知之明，而且不喜欢表现自己。一旦这种人成为议员，他也许能在朋友面前口若悬河，但是要让他跑到堪称是演说家的议员圈子中去发言，就必然会将辩论弄得一团糟，让在场的人产生厌倦之感。

凡是让议员日渐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仅会改变议员上任之后的举止，还将会改变他们的语言。这样的法律不但对国务工作产生了影响，对议员质询国务工作的方式也有所影响。

可以这么说，所有告老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都会预先备好一份讲稿，以便自己在国会上发表言论，诉说他为联邦的24个州，尤其是他所代表的地区做过哪些好事。如此看来，他向大众发表的慷慨陈词，或者是连他自己都不甚明了或不知所云的大道理，或者是一些难于察觉的、鸡毛蒜皮的琐碎细事。如此看来，在这个大机关中进行的辩论，通常会显得空洞与混乱无序，仿佛他在有意拖延时间，对于自己所指向的目标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接近。

在我看来，类似的现象发生在每一个民主国家的议会中。

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与健全的法制，或许能将胜过美国现任国会议员的大量人才吸引至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中去，然而你却没有办法禁止平庸之辈在议会中高谈阔论，并四处显摆。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在美国已经病人膏肓，无药可治。因为它不仅是因为国会组织导致 的，还是由于宪法甚至国家的制度导致的。

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国会的活动习以为常，碰见那些档次不高的发言也能耐心地听下去，并不退席。他们之所以情愿对这种病痛采取忍受的态度，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这种现象想要根除是不可能的。

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枝末节，接下来让我们来讲讲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150多年来的议事过程中，从未曾引起过国际轰动，发言人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即使是最临近自由的大不列颠的那些邻国，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共鸣。然而，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小型会议的最初几场辩论，却将整个欧洲都震撼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那些特殊和偶然的因素，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因素。

有一些演说家是可以在民主制国家的议会里辩论国家大事的。对于这样富有力量的演说家，我觉得都是值得敬佩的。由于缺乏能够为自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因此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或者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慷慨陈词。这就大大加强了思想的作用，并且增加了发言的分量。

在这里，特权已不再和固定的财产相连在一起，世袭的权力也不再跟集团或个人相关联，因此人们只能依靠顺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对他们的个别问题进行处理。所以，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都有着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跟民主国家的规模是大是小关系并不大。这跟全世界的人类都有关系，因为辩论是关于人本身的，而世界各地的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相反地，在那些贵族制国家，一些重大的问题都是依照当时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指定的某些特殊原因进行处理的。只有相关的阶级或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对这些问题有兴趣。

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候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正是基于这一点。当然，法兰西民族自身的伟大以及其他国家的乐意侧耳倾听，也是一部分原因。

法国的演说家在对本国的公民陈词的同时，通常也就是在面对全世界的人民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