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民主国家的诗的某些源泉
对“诗”这个词，人们进行过很多意义极其不同的定义。要是对这些不同的定义逐个加以阐释，再从中甄选出一个最恰当的定义，那么只会让读者感到讨厌。所以，我宁可开门见山，马上解释我所选择的定义。
在我眼中，所谓的“诗”，乃是对理想的探索与描写。
所谓的“诗人”，就是那些在描写的过程中将一部分现实的内容舍弃掉，加入一些想象的元素，融入一些不是巧夺天工的真实存在的技巧而让自然显得壮丽的人。所以，再现真实并非是诗的目的，诗的目的在于将真实美化，并且为人的精神提供一个优美无比的形象。
在我看来，韵文尽管具备语言的理想美，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还极其具有诗意，然而只有韵律的文章尚不能称之为诗。
在民主国家人们的行动、情感以及观念里，有哪些能够成为合适的想象对象，有哪些应该成为合适的想象对象，这是我所要探索的。换句话说，我要探讨的是，有哪些能被看作诗歌的自然之源。
首先不容否认的是，对于理想的喜好以及从玩味理想里得到的愉悦，民主国家的人民绝对没有贵族制国家的人民那般深刻与宽广。
在贵族制国家里，肉体的活动有时看上去就仿佛出于自然本能，而精神的活动则不能缺少宁静。贵族制国家的人们，往往会追求一种诗意，他们的意境通常比自己周围的全部更为深远。
然而在民主国家，沉迷于物质上的享受、渴望改善自身境况、热衷于互相角逐、力求马到成功等心理，就仿佛一根根锥子一样，刺激着人们始终朝着自己所坚定的事业步步逼近，而且不容许自己的注意力对这一事业有片刻的逃离。人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到了这方面，虽然他们的想象力并未荡然无存，然而其所能想象出的差不多均为实用的东西，而其所能再现出的东西也差不多全部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平等除了让人们对理想的描绘持一种轻蔑的态度，还减小了对这类对象的规划界限。
在维护非动态社会的过程中，贵族制度不仅有助于对正统宗教的安定长久，还对政治体制的稳定大有裨益。
贵族制度除了使人的精神对一种信仰坚信不疑，还会让人的精神在接受一种信仰后，不再去皈依别种信仰。此外，贵族制国家的人们还总是乐意在神和人之间安置一些中间权力。
由此可见，贵族制度的特点对于诗歌创作极其有利。当宇宙中的所有都难以被感官感知，唯有精神方可发现超自然的存在时，想象力便可自由飞翔，诗人描写的对象将不可枚 举，而可以欣赏诗人作品的读者也将数不胜数。
相反地，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们，在信仰上有时就仿佛在法律上那样迟疑不决。如此一来，怀疑又将诗人的想象力拉至眼下的世界，并且将他们禁锢在这个可视的现实世界。
平等虽然无法动摇宗教的根本，却能让宗教变得简化，使得信徒的注意力离开次要的偶像，而重点去崇尚至高无上的上帝。
贵族制度自然会引导人们的精神对过去进行沉思，并且将其局限于这种沉思里。民主制度恰恰与此相反，它让人对古老的东西有一种本能上的厌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贵族制度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作用要优于民主制度。因为一种事物离当下越久远，往往越能让人感到宏伟与壮观，并且在这种古朴幽情的牵引下，它更适合充当理想的描写对象。
平等，继将诗歌描写过去的权利予以剥夺之后，还将其描写现在的一部分权利又掳掠走了。
在贵族制国家中，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他们生活的状况要高于普通人，且存在于普通人之外。他们享有权势、财富、荣誉、优雅、智慧以及高尚等曼妙的事物，总而言之，这些曼妙的事物都仿佛是他们的专利一样。普通大众难以靠近这些贵族，或者说难以详细地对他们进行观察，但是用诗意的方式对这些人进行描述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另外，贵族国家也不乏若干无知又温顺的人。他们由于自身的粗粝与悲凄，亦被纳入诗歌的创作对象中来。这种情景，与那些因为自身的文雅与高尚而被纳入诗歌创作体系的对象相似。再有，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是互相有着隔阂的，彼此之间并不是了解甚深，因此用诗的想象力对他们进行再现的时候，通常是要增添或舍弃一些东西，这样一来，不是将实际情况缩小了，就是将实际情况夸大了。
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极其平凡的，互相之间的状况都颇为相似，因此，人们只要反观一下自身，就马上能够对别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那些生活在民主社会的诗人，绝不能专门将某个具体的个人视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一个普通且又是在众人面前一览无余的对象，是没有办法成为诗人抒发理想的题材的。
所以，随着平等在这个世界上的现身，诗歌的古老源泉大部分也枯涸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平等是如何对诗歌的新源泉进行开掘的。
当怀疑让人们不再对天堂有所向往之情，平等的发展让人们变得日渐相似和日渐微小之际，诗人就会将注意力投向毫无生命的自然界，因为他们头脑中一时也想象不出什么特色事物，并且这些特色事物能够将那些与贵族制度一并消亡的大题材加以取代。当诗人双眸中不再有英雄与诸神的时候，他们就着手对山川进行描写了。
就这样，在上个世纪，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诗歌题材，它被人们专称为“山水诗”。
在一部分人看来，对大自然中有形但没有生命的物体进行描写的诗，是民主时代的特征。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类诗的存在只是过渡时期所具有的暂时现象。
我不质疑，经过一段时期，民主必然会让诗人的想象力从那些身外之物回转至人自身，并且最终让想象力集中注意到人的方面。
民主时代的人民也许会出于一时的兴趣，这种兴趣让人们对大自然神往，然而认识自身才是他们真正所向往的。民主国家的诗人只能从这个方面对诗歌的自然源泉进行挖掘，因此我敢断言，那些不从此角度对诗歌自然源泉进行挖掘的诗人，就没有办法将人们的心灵加以感动，当人们看到他的力作以后，只能表现得面无表情。
我在前面提到过，人类渴望进步以及无止境对自我加以完善的思想，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坚决不喜对过去有所依恋，而更愿意畅想将来。只要一想到将来，他们的想象力就会如脱缰的野马奔驰般一发不可收拾，并且会逐步扩大与提高。
这就给诗人的想象力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并且拓宽了诗人的眼界。民主一方面为诗歌关闭了回归既往的大门，另一方面也为诗歌敞开了指向将来的平坦大道。
民主社会的公民互相之间是平等而趋同的，因此诗歌不会去特意对其中的某个人进行描写，不过却能将民族本身融人诗中。个人的彼此类似，让单独的个人不太适合独立人诗，可是却允许诗人将全部的个人提炼成一个统一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对整个民族加以描写。民主的民族对于自己面貌的认识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清晰，而这个伟大的面貌则为理想的塑造提供了上佳的素材。
有人说：“美国没有诗人。”对这一说法，我可以表示同意，但我却接受不了“美国人没有诗意”的论断。
在欧洲人眼中，美国是荒凉一片的，不过美国人自身却并无这种感觉。他们并不为那些没有生命的自然奇观所动。可以说，他们周边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之际，他们才感觉到它的壮观美丽。美国人的眼球彻底被另一个景色所吸引。当时，美国人一心想要横越这片荒野：他们将沼泽排干，还把河道修整，此外，还开垦荒地，并克服了种种自然困难。他们自己勾勒出的这幅壮观之景，不仅逐步进入了美国人的想象世界，还在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上留下了印迹，并且成为一面旗帜，它将指引着美国人智力活动的前行。
美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最渺小、最无趣、最乏味的，完全没有诗意可言，难以将人们的想象力激发出来。但是在他们引导生活前行的思想里，却有一种饱含诗意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仿佛隐藏于人体中的支配人们全部举止的神经。
在贵族社会时期，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它们都处在非变动的状态之中，和其他的个人或民族相隔离。
在民主社会时期，人们是积极好动的，且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些促使他们不停地变动居所，而那些不同地方的居民，就在杂居相处中互相取长补短。这种同化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那些已经成为同胞的同一民族的成员身上，也发生在那些不同的民族身上。结果，一眼撇过去，这些在各方面都相似的人，仿佛形成一个包括每一个公民在内的民主大集团。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把人类的原本面貌展现而出。
那些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未来走向相关的所有事物，都能成为诗歌的最丰富的源泉。
在贵族时代生活的诗人，能将取材于单个民族或个人的事迹的创作描写得让人赞不绝口，但他们之中未曾有人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但在民主时代生活的诗人，却有进行这种尝试的可能性。
在所有人都可以开眼望世界并且开始认识人类自身的时代，神亦能日益充分而全方位地将它的威严在人类的精神中反映出来。
倘若说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经常发生动摇，对他们任意命名的一些此等权威的信任已逐渐难寻，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主时代的人们对神意自身的认识会越来越宽广与深刻，在他们眼中，神意对世俗的干涉程度将会越来越高。
他们将人类视作是一个整体，所以，对于人类的命运是由同一个神意支配的，他们并不持怀疑态度。并且他们可以从每个人的举止上瞧见神时常用来指导人类整体计划的影响。
如此这般的认识，还可以被视作这个时代为诗歌开掘的一个非常充沛的源泉。
倘若民主时代的诗人试图将肉体赋予魔鬼或天使，并且将他们从天上拽至人间观赏他们互相斗法，那么，这种诗人势必会显得平庸无趣。
相反地，倘若他们能将自己所描写的要事跟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藏匿起神那至高无上的手，而只是将神的思想揭示给人们，那么，他们必然会受到赞扬与获取共鸣，因为跟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想象力也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测，民主时代的诗人所描写的，是人物的激情与思想，而不是人物的行动以及他们自身。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们的语言、服饰与日常的一举一动，无法激发出人们对理想的憧憬。因为这些事物自身就匮乏诗意，而且无法人诗，毕竟诗人想要感动的对象，对这些事物都了如指掌。这就使得诗人不停地深入感官所能到达的表层，到那里去探寻灵魂。那些最能深入自己灵魂内里的人，同时也最能将理想塑造。
我无须跋山涉水，去寻觅那些充满冲突，即兼有伟大与渺小、幽暗与光亮，又能让人马上心生赞叹、同情、恐怖或轻蔑心的感人题材。我只需对自己考察一下，便可发现人是从“无”中诞生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消失，重新返回至上帝的臂弯中。人生在世，从呱呱坠地到气息全无，不过是眨眼间的事情。
倘若一个人稀里糊涂，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诗意永远不会属于他，因为他不能描写出自己所无法想象的事物。相反地，倘若他对自己认识得过于彻底，那么他的想象力也会失去用武之地，无法给自己的描述增加丝毫新鲜的事物。幸运的是，人是双面的生物，它不仅有睿智的一面，也有糊涂的一面；睿智的一面让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自己，而糊涂的一面又能让人们对自己在某些方面处于不可测的幽暗里有容忍之心，让自己一直在幽暗中探索，却又始终无法将其他方面搞个水落石出。
所以，不要幻想民主国家的诗歌会用传奇的方式引人人胜，会将古代和传统的逸闻作为养料，会让作者自己与读者都质疑超自然存在再现于世俗，更不必指望诗歌会将本身就能让人看透彻的善与恶人格化。这所有的一切都并非诗人诗歌取材的源泉。然而，人依旧存在着，而且对于诗歌而言，单单是人就足够它取材了。无论任何国度和时代的人，他呈现在大自然和神面前的命运以及他自身的激情、忧思、不多见的得志以及无法想象的凄惨，都将成为民主国家诗歌的重要甚至可谓是唯一的源泉。我们只需对世界步人民主时代以来产生的那些伟大诗人的作品浏览一下，就会明白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
当代的作家在对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 [1] 等人物的形象进行刻画时，虽然刻画得惟妙惟肖，却并未刻意对个人的行为加以描写，而是力图让潜藏于人内心中的某些方面发扬光大。
这便是民主社会时期的诗歌。
所以，平等并没有将诗的全部题材加以毁坏，它只是降低了诗歌题材的数量，不过另一方面它又将诗歌题材的范围扩大了。
[1] 见英国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法国夏多勃里昂长诗《勒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