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 露天市場與辦公大樓
紅白兩派都前往蘇黎世—戰爭不是監獄—火雞計畫受阻—記住我們活在極端世界
兩種專業
我們來談兩個完全相同的雙胞胎約翰和喬治的故事。他們（都）生於塞普勒斯（Cyprus），現在住在大倫敦地區。約翰在一家大銀行的人事部門當文書，工作了二十五年，負責處理員工輪調全球各地的事務。喬治是計程車司機。
約翰的收入非常好預測（或者他是這麼認為），享有福利給付，一年休假四個星期，每在職二十五年就會得到一只金錶。每個月有三○八二英鎊的錢存進他在當地納特西銀行（Nat West）開立的活期存款帳戶內。他提領一點錢去還倫敦西區房子的抵押貸款、支付水電費和買羊奶酪，還剩一點錢可以存下來。週六上午醒來，他總是賴在床上，不肯立刻起床。他無憂無慮，告訴自己「人生十分美好」——直到銀行危機爆發，才知道大事不妙，因為他可能變成「冗員」。失業會對他造成嚴重的打擊。他是人事專家，見多了許多人在五十歲遭到遣散，漫長的事業生涯戛然而止，再也回不去職場了。
喬治和他兄弟住在同一條街上，開黑色計程車——這表示他花了三年時間，熟記大倫敦的大街小巷，掙來有權在街道上攬客的執照。他的所得波動很大。有些日子「不錯」，可以賺進數百英鎊；有時很糟，甚至不敷成本；但是年復一年，他的平均收入和兄弟差不多。到目前為止，二十五年的生涯中，只休過一天，沒賺到車資收入。由於所得起伏不定，所以他老是抱怨，不像兄弟那樣工作有保障；但事實上這只是錯覺，因為他擁有更多。
這就是人生的核心錯覺：認為隨機的風險高，所以是壞事；消除隨機，就能消除風險。
計程車司機、妓女（非常古老的行業）、木匠、水電工、裁縫師和牙醫等技術勞工，所得波動都很大，但面對小小的專業「黑天鵝」，也就是會使他們的所得完全消失的事件，卻有相當高的強固性。他們的風險是看得見的。但是受雇於人的上班族卻不是這樣，他們的所得雖然不會大起大落，卻可能在接到人事部門的一通電話之後，所得立刻掉為零而大受震撼。受雇者的風險是隱藏的。
這些技術勞工的收入容易變動，事業生涯反而帶有一些反脆弱性：小小的變異會使他們不斷設法適應和改變，從環境中學習，並且持續處於必須適應的壓力之下。我們說過，壓力因子是資訊；這些生涯面對的壓力因子持續存在，使得他們必須見機而作，設法調整。此外，他們也能接納饋贈和驚喜、免費選擇權——我們會在第四冊談到，這是反脆弱的正字標誌。喬治習慣於有時遇到要求十分瘋狂的顧客，而且他可以自由自在拒絕：在冰島火山爆發引起恐慌的那段期間，英國空中交通癱瘓，曾有一位有錢的老婦人，請他開車載她前往法國南部參加婚禮——來回二千哩。妓女同樣有那麼一點小小的機率，遇見對她十分癡迷的有錢恩客，送她非常昂貴的鑽石，甚至願意娶她為妻，只要忍受一段短短的過渡期，便成為未亡人。
喬治也可以自由選擇繼續開車，直到不想開為止（許多人繼續開計程車，直到八十來歲，主要是為了打發時間），因為他是自己的老闆，不像他兄弟，到了五十來歲就完全沒人肯雇用他。
這兩種所得波動之間的差異，適用於政治體系——而且我們會在下面兩章談到，也適用於生活中的幾乎每一樣事情。用人的力量去平滑隨機性，會產生相當於約翰的所得：平穩卻脆弱。這種所得比較容易受到大震撼的傷害，瞬間掉為零（如果他住在少數幾個福利國家之中的一個，是可以領到若干失業給付）。自然的隨機性比較像喬治的所得：非常大的震撼扮演較小的角色。此外，這種變異有助於改善系統（因此改善反脆弱性）。計程車司機或妓女的收入下降一個星期，會給他們和環境有關的資訊，提示他們需要到城內客戶常去的新地方；約一個月沒有收入，會促使他們修改技能，另謀出路。
此外，對自力營生的人來說，不致命的小錯誤是資訊，而且是寶貴的資訊，會引導他修正原來的做法以適應環境；對於像約翰那樣的受雇者，錯誤會成為永久的紀錄，在人事部門建成檔案。紐約洋基隊一九五○年代的當家捕手，也是強打者約吉．貝拉（Yogi Berra）曾說：「我們都犯過不對的錯誤。」——對約翰來說，所有的錯誤都是不對的錯誤，大自然喜愛小錯誤（若非如此，基因變異就不可能發生），人類卻不然——因此當你依賴人的判斷，就只好任憑心理偏誤擺布，不喜歡反脆弱性。
因此，我們人類害怕第二種變異和天真的脆弱系統，於是用保護它們的方式，反而阻止它們形成反脆弱性。換句話說，每當適合使用時，這一點都值得一提再提：避開小錯誤會使大錯誤更為嚴重。
中央集權國家和約翰的所得類似；城邦國家的模式則和喬治相近——約翰有個大雇主，喬治則有許多小雇主——所以他能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雇主，因此任何時點，「有更多的選擇」。前者產生穩定的錯覺，但那是脆弱；後者有易變的錯覺，但具有強固性，甚至呈現反脆弱性。
你在系統中看到的變異愈多，它愈不容易受「黑天鵝」傷害。現在拿瑞士的故事，來探討以上所說如何適用於政治體系。
列寧在蘇黎世
最近我在蘇黎世一家小館子改裝的豪華餐廳，看著價格超貴的菜單，不知如何點餐，因為價格至少是美國品質相當的餐館的三倍。全球最近這一場危機，使得瑞士的安全天堂地位更勝以往，導致它的貨幣匯價急遽上揚——瑞士是世界上反脆弱性最強的國家；它從其他地方發生的震撼得到利益。我的朋友是一位作家，對我說，以前住過這裡的列寧（Lenin），常和達達派詩人崔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在這座館子下棋。沒錯，後來改名為列寧（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的俄羅斯革命家，曾在瑞士待過一段時間，炮製他的由上而下偉大現代國家藍圖，後來並在中央極權國家控制下，展開規模最大的人類實驗。我突然覺得，列寧待過的這個地方有點怪異，因為幾天前我在日內瓦湖畔的蒙特勒（Montreux）參加一場會議，地點正好選在俄羅斯流亡貴族、受害於列寧的瓦拉迪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度過餘生最後二三十年的相同飯店。
我覺得有趣的是，紅白兩派都庇護，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和他們後來取而代之的白俄貴族都受到庇護，似乎是海爾維第共和國（Helvetic Confederation；譯註：瑞士的官方全稱）的主要業務之一。蘇黎世、日內瓦或洛桑等大都市，都能見到政治難民來這裡尋求庇護：例如被回教徒推翻的流亡伊朗皇室，以及最近執行「Ｂ計畫」的非洲當權者。連伏爾泰也曾躲在日內瓦近郊、靠近法國邊界的弗尼（Ferney）一段時間（弗尼那時甚至還沒有加入共和國）。伏爾泰這個受到很好保護卻惹人厭的人，在侮辱法國國王、天主教會或其他權威之後，倉卒逃到弗尼——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他也有尋求財務保護的誘因。伏爾泰是白手起家的富裕商人、投資人和投機交易人。值得一提的是，他有不少財富是來自面對壓力因子的反脆弱性，在流亡之初開始累積財富。
因此，和伏爾泰一樣，也有其他各種難民來到這裡：來自動盪地區的財務難民，可以從他們昂貴卻無趣的服裝、索然無味的語言、做作的禮儀，以及昂貴（閃閃發亮）的手錶看得出來——換句話說，他們和伏爾泰不同。可是他們和許多富人一樣，覺得有權在講完笑話之後自己先笑起來。這些（單調乏味）的人不是來尋求人身的庇護；尋求庇護的是他們的資產。雖然有些政治人物可能喜歡躲得離法國或英國政權遠遠的（法國和英國是消磨週六晚上比較刺激的地方），但他們絕對想要在瑞士開立活期存款帳戶。就經濟面來說，這是世界上最強固的地方——而且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
各式各樣的人帶著他們的皮夾，來瑞士尋求庇護、安全和穩定。但是所有這些難民沒有注意到一件很明顯的事情：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國家，竟然沒有一個政府。而且，雖然它沒有政府，卻沒有因此而不穩定；相反的，正因為沒有政府，它才穩定。隨便找個瑞士公民，請他說出總統的姓名，然後計算說得出的人所占的百分率，你會發現，他們通常比較能說出法國或美國總統的姓名，而不是自己國家總統的姓名。它的貨幣最為強勁（本書撰稿時，是最安全的貨幣），可是它的中央銀行相當小，甚至相對於國家的規模也顯得很小。
那些伺機而動、想要重掌大權的政治人物，曾經注意到這裡沒有政府，相信他們是因為瑞士沒有這種政府，才能在那裡，並且因此而調整他們的單一民主國家和政治體系觀念嗎？一點都看不出來。
說瑞士沒有政府也不見得完全正確。他們只是沒有一個大型中央政府，或者一般論述所說的「政府」。治理他們的是完全由下而上，像是自治市、稱作州的區域性實體、接近主權獨立的迷你國家，統一成共和國。共和國裡面有相當大的波動，居民之間的敵意停留在爭奪噴泉或者其他乏味辯論的層次上。這不見得令人愉快，因為鄰居會變成好事之徒——這是從下而上，不是從上而下的專制政體，但仍然是專制政體。但是這種由下而上的專制形式提供一層保護傘，能夠對抗烏托邦的浪漫影響，因為在這種缺乏知性的氣氛中，不會產生什麼大觀念——在日內瓦舊城區的咖啡館待一下下，尤其是在週日的午後，便足以了解這個程序高度缺乏知性，沒有任何宏偉的事物，甚至可說一切都微不足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說法，說瑞士最偉大的成就，是發明布穀鳥鐘，而其他國家則有重大的工程——非常好的說法，除了瑞士人並沒有發明布穀鳥鐘之外）。但是這個體系在每一個可能的層級，都產生了穩定性——穩定到無聊的地步。
也請注意你在瑞士，日內瓦所有地方、蘇黎世一些地方（市區），尤其是格施塔德（Gstaadt）和聖莫里茨（San Moritz）等滑雪勝地，會見到浮華得令人生厭的場面，但這不是這個國家的直接產物，也不是它所負使命的一部分，而是成功帶來的結果，因為瑞士像磁鐵那般，吸引醜陋的有錢和避稅難民。
請注意這不是單一民族大國，而是由自生自滅的一些小自治市組成的。
由下而上變異
我所說的由下而上變異——或者雜訊——是指在自治市內部發生的那種政治波動，也就是在日常事務運行時，發生的小鬥爭和摩擦。它不具有規模可變性（或者在規模轉換的情況下，所謂的不變〔invariant〕）：換句話說，如果規模增加，例如將某個社群內的人數乘以一百，社群的動態會顯著不同。大國的行為一點都不像巨大的自治市，就像嬰兒不像小大人那樣。兩者的差異在性質上：某個社群內的人數增加，會改變各個實體之間關係的品質。本書前言談過非線性。如果你將某個實體內的人數乘以十，原來的特質就無法保存，也就是會發生轉型。各實體之間的對話會從平凡無奇（但是效果好），轉成抽象的數字，更為有趣，也許更具學術味道，但是效果比較差。
一群自治市展現畫地自限的敵意，也有本身的內部鬥爭，人與人之間相互傾軋，但它們聚集在一起，便成為相當溫和且穩定的國家。瑞士就像前面所說第二個兄弟的所得，由於地方層級的變異和雜訊而穩定。正如計程車司機每天的所得相當不穩定，但年所得相當穩定。瑞士在總體的層級上顯現穩定性，因為各州集合起來，產生了一個堅實的系統。
人處理地方事務的方式，和他們處理大而抽象的公共支出的方式非常不同：傳統上，我們活在小單位和部落中，而且在小單位中管理得相當好。①
此外，生物學在自治市的環境，而不是在較大的系統中，扮演某種角色。一國政府不必因為錢花得太多，或者因為在越南殺人之類的失敗行動，而像生物反應那樣羞愧難當。和同儕四目交接，會改變一個人的行為。但是對於每天黏在辦公桌的水蛭來說，數字便只是數字而已。週日上午你在教會遇到的人，會因為自己犯下的錯誤而渾身不自在——而且會為那些錯誤負起更大的責任。在小型、局部的規模上，他的身體和生物反應會引導他避免傷害到別人。在大型的規模上，其他人只是抽象的項目；由於和當事人缺乏社會上的接觸，公務員的大腦會起帶頭作用，而不是根據情感做事——也就是只根據數字、電子試算表、統計數字、更多的電子試算表和理論去做事。
我把這個觀念告訴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之後，他脫口而出非常明顯的一件事：「史達林（Stalin）不可能存在自治市之中。」
在其他許多地方，小就是美。我們現在先將小單位（總體則是小單位的集合）視為比大單位更具反脆弱性——事實上，大單位勢必分裂（我們稍後會解釋數學上的特質），而相當不幸的，這似乎適用於大公司、非常大型的哺乳動物，以及大型政府。②
關於抽象的國家，還有另一個問題，心理上的問題。我們人類一向藐視不具體的東西。一個正在哭泣的嬰兒，對我們的影響，很容易超過其他地方數千人奄奄一息，卻沒有透過電視機傳送到我們的客廳。第一種情況叫人於心不忍，第二種情況則只是統計數字。我們的情感能量無視於機率。媒體利用我們偏愛奇聞軼事、渴望聳人聽聞的消息，而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且，它們在這麼做的時候，造成很大的不公平。目前每七秒鐘就有一個人死於糖尿病，但是新聞只報導龍捲風受害人的家在空中飛。
問題在於創設官僚制度之後，我們將公務員放在根據抽象和理論事務做決定的位置上，卻誤以為他們是以理性、負責任的方式做決定。
遊說者——遊說者惱人的競賽——也無法存在於自治市或小區域中。由於布魯塞爾的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集中（某種）權力，歐洲人很快就發現這些遊說者的變種為了某家大公司，而操縱民主制度。一個遊說者只要影響布魯塞爾的一項決定或管理法令，就能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方面的報償（成本很低）遠高於自治市。自治市需要許多遊說者，才能說服根深柢固住在社區中的人。③
也請考慮規模造成的另一個影響：小公司比較不可能有遊說者。
同樣的由下而上影響適用於法律。義大利的政治和法律哲學家布魯諾．萊奧尼（Bruno Leoni）提出主張，認為以法官為基礎的法律（因為它的多樣性）具有強固性，而明確且僵化的法典則缺乏強固性。沒錯，這麼一來，選擇法庭就像買彩券——但是這有助於防止大規模的錯誤發生。
我引用瑞士的例子來說明政治體系的自然反脆弱性，以及如何藉管理雜訊以達成穩定，因為我們可以擁有一種機制，讓它順其自然發展，而不是將它極小化。
請注意瑞士的另一個要素：它可能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國家，但是它的大學教育水準和其他富裕國家相比顯得非常低。它的系統，連我那時的銀行業也不例外，是根據學徒模式在運轉，而這樣的模式幾乎就是職業模式，非理論模式。換句話說，它重技術（工藝和技術秘訣），而輕認識（書籍知識、學識）。
遠離極端世界
我們現在來談談這個過程的技術面，也就是從比較偏向統計的觀點，探討人干預各種事務的波動性所造成的影響。由下而上的波動，以及自然系統的波動，具有某種數學屬性。它產生的那種隨機性，我稱為平常世界（Mediocristan）——充滿可能相當嚇人的變異，但是整體而言（經過一段時間，或者將自治市集合起來，構成比較大的共和國或實體）傾向於相互抵銷——而不是難以控制的極端世界（Extremistan），其中大部分時候相當穩定，但偶爾會有很大的混亂——這些錯誤會帶來很大的後果。其一是波動，另一是跳動。其一會小幅浮沉，另一則大起大落。正如計程車司機的所得不同於銀行員工的所得。這兩種隨機性在質上截然不同。
平常世界有許多變異，不會發生單一極端的變異；極端世界很少出現變異，但一有變異，便非常極端。
了解兩者差異的另一種方式是：你的卡路里攝取量屬於平常世界。把你一年吃的卡路里加起來，就算不考慮你說的謊，任何一天的卡路里占總數的百分率都不高（例如你一年可能吃掉八十萬卡路里，每天不會高於總數的○．五％，也就是不超過五千卡路里）。因此，就算有難得一見的異常發生，對整體和長期造成的影響也很小。你的體重不可能一天之內增為兩倍，甚至一個月也不可能，或者一年內不可能——但是你的財富淨值可能轉眼之間增為兩倍或者減半。
相較之下，拿小說的銷路來說，一半以上的銷售額（以及可能高達九○％的利潤）往往來自銷路最好的○．一％小說，所以例外事件，也就是千分之一的事件，在這裡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金融事務——以及其他的經濟事務——往往屬於極端世界，就像歷史是以不連續的方式進行，從一種狀態跳到另一種。④
圖三讓我們看到反脆弱系統的自然變異遭到剝奪（主要是因為天真的干預）之後，如何受到傷害。除了自治市的雜訊，相同的邏輯適用於孩子在無菌的環境中待過一段時間之後，將他丟到沒人保護的人群中；靠上層發號施令，維持政治穩定的系統；價格管制造成的影響；企業享有規模優勢等等。我們從產生穩定但可控制的波動之系統（平常世界），比較接近統計上的「鐘形曲線」（來自溫和的高斯或常態分布），轉變成很難預測、而且主要是跳躍式波動（稱作「厚尾」）的系統。厚尾——和極端世界的意思相近——是指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也就是落在「尾端」的事件，扮演高得不成比例的角色。其一（Ａ圖）雖然波動，但不致急轉直下。另一（Ｂ圖）在動亂期間之外沒有顯著的波動，但有可能急轉直下。長期而言，第二個系統的波動高得多——而且波動是以跳躍的方式進行。當我們抑制第一個系統，往往得到第二個系統。
圖三
自治市的雜訊，像露天市場那樣的分散式變異（A圖）和極權化或人類管理的系統（B圖）相互比較—或者計程車司機的收入（A圖）和企業員工的收入（第B圖）相互比較。B圖上的波動會急起直落，或者說是從「黑天鵝」到「黑天鵝」。人類為了平順而過度干預，或者控制流程，使得我們從一種系統（平常世界）轉變為另一種系統（極端世界）。這種影響適用於各式各樣波動受到限制的系統—例如保健、政治、經濟，甚至某個人服用百憂解或不服用百憂解的心情。企業家努力打拚的矽谷（A圖）和銀行體系（B圖）之間的不同也是如此。
也請注意極端世界的可預測性很低。在第二種隨機性呈現假平順的情況中，錯誤似乎相當少見，但一旦發生，卻會造成很大的影響，而且往往是有如浩劫般的衝擊。事實上，我們在第四冊發展出一個論點：任何東西一加以規劃，往往就會以失敗收場，原因正是出在這些屬性上——認為規劃可以幫助企業，是個相當大的迷思。事實上，我們發現這個世界太過隨機和太難以預測，很難根據未來的能見度制定政策。經過某種適應和環境狀況的交互作用，才能存活下來。
火雞的大問題
現在從厚尾和極端世界的技術行話和圖形拉回來，改用黎巴嫩口語。在極端世界中，人很容易被過去的性質所愚弄，而將整個故事倒過來說。看圖三的Ｂ圖，在沒有急轉直下之前，我們很容易相信系統現在是安全的，尤其是當系統從左邊明顯可見隨機性波動起伏的「可怕」類型，轉為顯然安全的右圖。看起來好像波動性下降——但事實不然。
圖四
一隻火雞利用「證據」；由於不知道感恩節就要來臨，牠正根據過去的資料，做「嚴謹的」未來預估。 來源：George Nasr
有隻火雞被肉販飼養了一千日；每一天都「以更高的統計信賴度」，向分析師幕僚證實肉販的確愛火雞。肉販繼續飼養這隻火雞，直到感恩節前幾天。接著，對火雞來說不是很好的那一天終於到來。肉販做了令火雞驚訝萬分的事情，牠只好修改自己的信念——偏偏這時正當牠對肉販愛火雞這句話的信心達到最高之際。在火雞的生命中，本來「一切非常平靜」，而且將來的日子很能預測。這個例子是根據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做的譬喻改寫的。 這裡的關鍵，在於這種驚奇正是我們說的「黑天鵝」；但只對火雞來說是如此，對肉販則不然。
我們也可以從火雞的故事，看到造成傷害的所有錯誤之母：誤將「沒有傷害證明」當作「證明沒有傷害」。這樣的錯誤，我們會看到經常盛行於知識界，也深植於社會學。
所以我們的人生使命很簡單，就是「如何不當火雞」，或者如果可能的話，如何當反過來的火雞——也就是具有反脆弱性。想要「不當火雞」，首先要研判真實的穩定性和人造的穩定性兩者之間的差異。
當波動性遭到抑制的系統爆炸，會發生什麼事，讀者很容易想像。這一方面，我們有個相當貼切的例子：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和他的政權在二○○三年猝然遭到美國推翻，復興黨（Baath Party）遭到取締。超過十萬人死亡，十年後，這個地方仍然一片混亂。
一千二百年
我們一開始是以瑞士為例，討論國家。現在稍微往東推進一點。
黎凡特地區的北部，也就是大約今天敘利亞的北部和黎巴嫩，可能是從陶器出現之前的新石器時代，直到非常現代，也就是二十世紀中葉，人類歷史上長期維持繁榮的地方。這段期間前後長達一千二百年——而英國只繁榮了大約五百年，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至今繁榮不到三百年。世界上極少地方曾經像歷史學家說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持續繁榮。其他的都市不免興起之後衰落；而阿勒頗（Aleppo）、伊梅沙（Emesa；今天的荷姆斯〔Homs〕）和勞迪西亞（Laodicea；今天的拉塔基亞〔Lattakia〕）則一直相當富裕。
黎凡特北部自古以來就有很多貿易商和農業主住在這裡，主要是因為它位於絲路的中點，也因為這裡供應小麥給地中海周邊許多地方，尤其是羅馬。這個地方在分裂之前，出了幾位羅馬皇帝和幾位天主教宗，以及超過三十位的希臘語言作家和哲學家（其中包括柏拉圖學院的許多院長），以及美國願景家和電腦創業家史帝夫．賈伯斯的祖先。賈伯斯帶給我們蘋果電腦，我現在正用來改寫這些段落（以及你用來閱讀它們的iPad平板電腦）。我們曉得，自羅馬時期有紀錄以來，這個地方就相當獨立自主。羅馬時期，黎凡特是由地方上的菁英管理，透過當地人以分權方法統治。鄂圖曼帝國蕭規曹隨。各個都市鑄造本身使用的貨幣。
然後發生兩件事情。第一，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黎凡特北部有一部分納入新成立的國家敘利亞，和現在歸黎巴嫩所有的其他部分分離開來。在那之前，整個地區是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卻像自治區那樣運作——鄂圖曼人和之前的羅馬人一樣忙著打仗，允許地方菁英治理這塊地方，只要上繳足夠的稅負就行。鄂圖曼式的帝國和平，也就是所謂的鄂圖曼治世，和之前的羅馬治世一樣，都有利於商業的發達。契約需要執行，而這是最需要政府的地方。菲利普．曼塞爾（Philip Mansel）在最近的懷舊之作《黎凡特》（Levant）一書中，談到地中海東部的都市如何和內地分隔開來，有如城邦國家那樣運作。
在敘利亞統治之後數十年，現代化的復興黨進一步執行烏托邦政策。復興黨人一在這個地方實施極權統治，以及執行中央集權法律，阿勒頗和伊梅沙立刻開始沒落。
復興黨根據它的「現代化」計畫，掃除古老的露天市場製造的髒亂，並以嶄新的現代辦公大樓取而代之。
效果立竿見影：一夜之間，貿易家族紛紛轉移到紐約和新澤西（猶太人）、加州（亞美尼亞人）和貝魯特（基督徒）。貝魯特擁有親商的環境，而且黎巴嫩是溫和、較小且混亂的國家，沒有任何真正的中央政府。黎巴嫩本身小到可以成為一個自治市：它比中型的都會區還要小。
戰爭、坐牢或兩者並存
雖然黎巴嫩擁有所有合適的特質，這個國家卻過於鬆散，並且允許巴勒斯坦各不同派系和基督教民兵坐擁武器，結果造成各社群之間的軍備競賽，但它平心靜氣看著整件事的發展。各社群之間也有失衡的情形存在，基督徒試著將它們的認同強加在這塊土地上。混亂可以帶來生氣；但黎巴嫩這個國家比混亂更進一步。這就好比允許紐約每個黑手黨老大擁有比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還要大的軍隊（不妨想像黑手黨老大約翰．高蒂〔John Gotti〕擁有飛彈的情形）。因此一九七五年黎巴嫩爆發激烈的內戰。
我的祖父有位朋友，是富裕的阿勒頗商人，逃離復興黨政權後，說過一句話，想起來仍叫我震撼不已。祖父在黎巴嫩戰爭期間問這位朋友，為什麼不回阿勒頗，他的回答簡潔有力：「我們阿勒頗人寧可打仗，也不坐牢。」我本來以為他指的是不想被關到監獄，後來才想到，他說的「坐牢」是指失去政治和經濟自由。
經濟生活似乎也喜歡戰爭甚於坐牢。大約一個世紀前，黎巴嫩和敘利亞北部的每人財富（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非常接近——也有相同的文化、語言、族群、食物，連笑話也一樣。樣樣事情都相同，除了敘利亞是由「現代化」的復興黨統治，黎巴嫩卻是十分溫和的國家。雖然內戰導致死傷無數，且人口大量外流，財富倒退好幾個年代，但今天的黎巴嫩儘管混亂至極，生活水準卻高得多——財富是敘利亞的三到六倍之間。
馬基維利（Machiavelli）也看清這一點。讓—雅克．盧梭引述他的話說：「馬基維利寫道，在謀殺和內戰之中，我們的共和國似乎更為強大，公民似乎學到美德⋯⋯一點小小的攪動，能夠豐富人的才智，而且使物種繁榮的不是和平，是自由。」
羅馬治世
中央集權的單一民族國家在歷史上並不是新現象。事實上，它的形式幾乎和古埃及完全相同。但這在歷史上屬於孤立事件，而且沒有存在很長的時間：埃及這個高高在上的國家，一接觸瘋狂、無法無天、野蠻、混亂、不斷騷擾的小亞細亞入侵者，面對他們的攻擊戰車（可說是一種殺手級微型應用程式）便開始瓦解。
古埃及的王朝並不是以帝國的方式治理國家，而是以整合式國家的方式治理。兩者有顯著的不同——我們說過，這會產生不同種類的變異。單一民族國家依賴中央集權官僚制度，而羅馬帝國和鄂圖曼王朝等帝國則仰賴地方菁英，事實上是允許城邦國家繁榮興盛，保有某種有效的獨立自主——而且，這種獨立自主是在商業上，不是在軍事上，所以對和平很有幫助。其實鄂圖曼人幫了諸侯和封建主一個大忙，因為鄂圖曼人的做法，有助於防止他們彼此交戰——因此消除了窮兵黷武的誘惑，促使他們不斷壯大；不管這個系統表面上看起來有多麼不公正，但它允許當地人將注意焦點放到商務上，而不是戰爭上。也就是說，這套系統保護他們免於遭到自己的傷害。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中就主張國家要小，因為大國會受到戰爭的誘惑。
羅馬人和鄂圖曼人顯然都不是因為喜歡別人享有自由，而允許他們獨立自主；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便利而這麼做。帝國（主管某些事務）和半獨立地區（可以處理自己的事務）結合之下，比介於兩者中間，擁有自己的旗幟和明確疆域的中央集權單一民族國家更為穩定。
但是這些國家即使像埃及或中國那樣中央集權，實務上距羅馬和鄂圖曼帝國不會太遠——除了將負責抄寫的知識分子集中起來，以及實施文官制度，建立知識的獨占。有些人可能還記得沒有網際網路、沒有用電子方式監控電匯以監督稅收的日子。而在沒有電報、火車，以及後來的電話等現代通訊網路之前，國家必須依賴信差提供服務。因此地方上的統治者可以自行處理許多事務，即使名義上並非如此。在近代史之前，中央集權國家占經濟的五％左右——而現代埃及則是此數的十倍左右。還有，政府因為戰爭而分心，所以將經濟事務留給商人去做。⑤
戰爭或沒有戰爭
我們來看看德國和義大利建立單一民族國家之前的歐洲（德國和義大利美其名為「重新統一」，好像這些國家曾經以浪漫的形式出現堅實的單位）。在這些浪漫的實體成立之前，歐洲四分五裂，沒有一定的狀態，有許多小國和城邦國家處於經常性的緊張狀態中——它們也不斷改變聯盟關係。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在它們大部分的歷史中，都在競爭地中海東部和南部的霸主地位，就像兩個妓女在搶奪人行道那樣。對於交戰中的小國來說，叫人放心的是：蕞爾小國無法應付一個以上的敵人，所以它們忽敵忽友。某個地方總是存在緊張關係，但不會造成很大的後果，晶酗j不列顛群島的雨水；不致造成洪災的小雨，遠比長期乾旱之後下暴雨要容易處理。換句話說，這就是平常世界。
接著當然是十九世紀末單一民族國家像傳染病那樣紛紛設立，帶來我們見到的兩次世界大戰和餘波盪漾：超過六千萬人（可能達八千萬人）受害。戰爭和沒有戰爭之間的差別十分巨大，出現明顯的不連續帶。這和產業界轉變為「贏家通吃」沒有兩樣，也就是稀有事件居於支配地位。小國林立和前面談過的餐廳業很像：波動雖大，但永遠不會出現危害整體的餐廳業危機——這和銀行業不同。為什麼？因為這個行業是由許多獨立和相互競爭的小單位構成，個別單位不會威脅到系統，使它從一種狀態跳到另一種。隨機性分散了出去，而不是集中在一起。
有些人喜歡持有天真的火雞式信念，認為世界愈來愈安全，而且當然了，他們天真地將這歸因於神聖的「國家」（但是由下而上的瑞士，暴力發生率約為世界最低）。這就好比說核彈比較安全，因為它們比較不常爆炸。全世界發生的暴力行為愈來愈少，但是戰爭有可能更為慘烈。我們非常接近一九六○年代差一點發生的浩劫，當時美國準備對蘇聯發動核戰。真的非常接近。當我們觀察極端世界的風險時，我們看的不是證據（因為證據來得太遲），看的是潛在的傷害：世界不曾那麼容易受到更大的傷害。⑥我們很難向只看數據的天真人士解釋，說風險存在於未來，不是存在於過去。
混亂的多種族帝國，也就是所謂的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消失，鄂圖曼的鄰國和敵國也是一樣（兄弟姐妹在很大的程度內亦然——別告訴它們），被乾淨利落的單一民族國家取代。民族雜亂的鄂圖曼帝國（或者應該說是剩下的民族），以瑞士為藍本，成了土耳其，但是沒人注意到一些格格不入的情況。維也納陷在奧地利之中，除了正式的語言，很少有共通之處。不妨想像將紐約市搬到德州中部，而且仍然稱它為紐約。維也納猶太裔小說家斯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 是當時世界上公認最具影響力的作家，在他那本辛辣的回憶錄《昨天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中表達了自己感受到的痛苦。維也納加入亞歷山卓（Alexandria）、士麥那（Smyrna）、阿勒頗、布拉格、薩羅尼加（Thessaloniki）、君士坦丁堡（現在稱作伊斯坦堡）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等多文化都市的行列，現在被塞進單一民族國家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公民陷在世代之間懷舊的感傷之中。褚威格由於無法面對失落感，並且融入其他地方，後來在巴西自殺。當我的黎凡特基督教世界因為黎巴嫩戰爭而粉碎，我處於類似的身體和文化流亡狀態之際，第一次聽聞他的故事。我在想，如果他當年是前往紐約，或許現在還活著。
①我在這裡跳過經濟論點，不談獨立自主的城邦國家是否展現經濟能量（正如亨利．皮雷納〔Henri Pirenne〕或者梅克斯．韋伯〔Max Weber〕以某種浪漫的方式所主張的那樣）；我的（數學）論點是：把變異半獨立的小單位集合起來，產生的風險特性會和單一大單位非常不同。↑
②聽到人們在辯論政治體系時，拿規模不同的國家來相互比較，實在叫人氣結——例如比較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單位的大小可能比系統還要重要。↑
③幸好由於輔助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受到法律的保障，不致過度集權：事情必須以最小的可能單位處理，以有效管理它們。這個觀念承襲自天主教會：從哲學上說，一個單位不需要很大（例如國家），也不需要非常小（例如個人），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這是強而有力的哲學陳述，尤其是有鑑於第四章提到的脆弱性移轉，以及稍後會談到的規模導致脆弱升高的概念。↑
④ 隨機性分布到數量很多的小單位，以及一些經常發生的小型政治混亂，屬於第一類溫和的平常世界。當隨機性集中在某個單位，便屬於第二種詭異的極端世界。↑
⑤ 請注意人們造出了「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一詞，談的是四分五裂的國家所製造的混亂，好像分裂是壞事似的，也好像巴爾幹人可以另有選擇似的——但是沒有人使用「海爾維第化（Helvetization）」以描述它取得的成功。↑
⑥ 用更嚴謹的方式解讀資料——將看不見的事情進行適當的調整——發現將使地球上大量人口死亡的戰爭，完全符合統計數字所說，而且甚至不會是「離群值」。班．柏南克（Ben Bernanke）發表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之說（一種火雞問題），顯示他也受到愚弄；一個人可能被任何過程的特性搞混，將它和從上而下壓抑波動性混為一談。實驗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一些人誤判統計程序的特性，並且持有這樣的命題，和金融業中的「大平穩」之說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