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 天真的干預
用切除扁桃腺消磨時間—今天千萬別做禍留明天的事—革命發生之後才來預測革命會爆發—撲克牌二十一點給我們的教訓
用一個例子來說明為什麼需要「做些事情」。一九三○年代，有三百八十九個兒童在由紐約市的醫生看過後，建議其中一百七十四人接受扁桃腺切除手術。剩下的二百一十五個兒童再給醫生看，其中九十九人經過診斷需要接受手術。其餘一百一十六個兒童給第三組醫生看，他們建議其中五十二人做這種手術。請注意這種疾病的發病率是二到四％（這是今天的數字，不是當時，而且當時的手術風險非常高），大約每做一萬五千次這種手術，就有一人死亡，如此你便能了解醫療利益和傷害的損益兩平點大概在哪裡。
這個故事讓我們見到機率性殺人是怎麼運作的。接受不必要手術的孩子，預期壽命都會縮短。這個例子不只讓我們看到插手干預的人所造成的傷害，更糟的是，人們沒有察覺到需要尋找利益和傷害之間的損益兩平點。
且讓我們把這種敦促他人接受幫助稱作「天真的干預」。接著就來探討它的成本。
干預與醫療傷害
以切除扁桃腺為例來說，雖然有些人接受治療之後得到被人大肆吹噓的好處，但是接受不必要治療的孩子卻遭到傷害。兩者相抵造成的淨損失有個名稱，也就是因為治療而受到（通常是隱形或者延後出現）的傷害超過利益，稱作醫療傷害（iatrogenics），字面上的意思是「醫療者造成的」。iatros在希臘文中的意思是醫療者。我們將在第二十一章指出，你每次去看醫生和接受治療，就會承受這種醫療傷害的風險，分析的方式應該和我們分析其他取捨的方式一樣：將機率性利益減去機率性成本。
醫療傷害有個經典的例子，那就是於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去世的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我們有足夠的證據相信，他的醫生對於他的死亡要負很大的責任，或者至少是加快他的死亡，因為當時的標準醫療方法包括放血（放掉五到九磅的血）。
醫療者造成傷害的風險為人忽視，而且視你如何解讀而定，直到盤尼西林問世之前，醫療這一行的資產負債表大致是負的——看醫生會提高你的死亡風險。而且隨著時間的推展和知識的累增，醫療傷害似乎與日俱增，在十九世紀末達到高峰。現代化，真的要謝謝你：「科學進步」、臨床診療的出現和取代家庭治療，造成死亡率激升，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所說的「醫院熱」——萊布尼茲（Leibniz）曾經稱這些醫院為死亡溫床（seminaria mortis）。死亡率增加的證據十分明顯，因為所有的受害人都集中到一個地方：人們死在這些機構裡面，而待在這些機構外面本來是可以存活的。因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聞名的奧匈醫生伊格納茲．塞梅爾威斯（Ignaz Semmelweis）觀察到，在醫院中生產的婦女，死亡率多於在街頭產子。他稱主流派醫生為一群罪犯——他們的確是。那些繼續害死病人的醫生，不能接受他提出的事實或對那些事實採取行動，因為他「沒有理論」支持觀察到的事情。塞梅爾威斯陷入精神抑鬱狀態，無力阻止他看到的謀殺行為，所以痛恨主流機構的態度。非常諷刺的是，他最後住進精神病院，並且因為他一再警告的相同醫院熱而死在那裡。
塞梅爾威斯的故事令人鼻酸。這個人受到懲罰、遭到羞辱，甚至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大聲說出真相而死。最糟的懲罰，是他在面對風險和不公平的時候無能為力。但是這個故事也有圓滿的結局：真相終於浮現，他的使命最後得到報償，只是晚了一些。我們最後得到的教訓是：不能期待桂冠帶來真相。
在醫療傷害的領域，醫藥業相對是個好消息，或許是唯一的好消息。我們看到那裡有問題，因為今天情況開始受到控制；它現在只是我們所說的做生意成本，不過在美國因為錯誤醫療而害死的人，仍然是車禍死亡人數的三倍（醫生接受這個數字）到十倍之間。一般認為，醫生造成的傷害——不包括醫院病菌帶來的風險——導致的死亡，多於任何單一癌症。醫療機構使用的決策方法，仍然不顧適當的風險管理原則，但是醫療技術不斷進步。我們必須擔心製藥公司、遊說者、特殊利益團體鼓勵我們接受過度的治療，以及並非立即顯現的傷害便不算是「錯誤」的做法。製藥公司隱匿醫療傷害，並將它們分散出去，而且這樣的做法與日俱增。當外科醫生切錯腳，或者在錯誤的腎臟動手術，或者當病人死於錯誤的藥物反應，我們很容易評估醫療傷害。但當你想像或者發明一種精神疾病，例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或者抑鬱症，而給孩子用藥，不讓他們奔出牢籠，長期的傷害大致上難以確定。醫療傷害因為「代理問題」或者「委託代理問題」而更加複雜。這是指一方（代理人）的個人利益，和利用他所提供服務的人（委託人）的利益背道而馳。舉例來說，證券營業員和醫生存有代理問題，因為他們最後的利益在於本身的活期存款帳戶，不是你的財務和醫療健康，所以給你建議的人，目的是圖利自己。或者，政治人物念茲在茲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
至少在西元前第四世紀，醫療專業已經知道醫療傷害——「首重治病不可傷害病人」（primum non nocere）是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的第一原則，並且納入每一位醫生開始執業前所念的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es Oath）中。醫療專業花了約二十四個世紀，才適當地執行這個非常好的觀念，雖然多年來背誦不傷害的誓詞，「醫療傷害」一詞直到最近，也就是數十年前，才被人經常使用——這時已經造成很多傷害。在作家布萊恩．艾波雅（Bryan Appleyard）介紹我認識這個詞之前，我壓根兒不知道確切的說法（我以前是用「意想不到的有害副作用」一詞）。現在讓我們暫時離開醫療專業（大約十來章之後再回來），將從醫療專業誕生的這個觀念，應用到生活的其他領域。由於沒有一種干預能免於醫療傷害，傷害的來源在於否定反脆弱性，以及認為我們人類有必要出手，好讓各種事物順暢運轉。
想要執行一般化的醫療傷害意識，未免唱高調。醫療專業之外的論述相當缺乏醫療傷害的概念（再說一次，醫療專業的學習速度相當緩慢）。但是就像藍色本來沒有名稱，給某樣東西取個稱呼，有助於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它。我們將把醫療傷害的觀念推進到政治、經濟、都市規劃、教育和更多的領域。我曾經在這些領域中，試著和顧問師、學者討論它，卻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麼——或者認為他們有可能成為傷害的來源。事實上，去找抱持懷疑態度的人一談，他們通常會說你「反對科學進步」。
但是我們可以在某些宗教文獻中找到這種概念。《可蘭經》提到：「自以為公義的人錯了。」
總結而言，任何天真的干預都不可以有，即使只是干預，也會造成醫療傷害。
醫療傷害的相反
雖然想要幫助別人卻造成傷害，已經有個名詞，相反的狀況，也就是想要傷害他人，最後反而幫了大忙的，卻不知如何稱呼。只要記住攻擊反脆弱性會適得其反就好。舉例來說，駭客使得系統更為強大。或者以艾茵．蘭德為例來說，一味苛評反而讓一本書的銷路更廣。
無能有兩面。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自編自導的電影《金牌製作人》（The Producers）中，紐約兩個搞戲劇的人本來要拍大爛片，票房卻開出長紅，因而惹禍上身。他們將一齣百老匯電影賣給好幾個投資人，以為只要電影拍得差，多出來的錢就會歸他們所有——如果投資人砸下去的錢沒有得到回報，他們的計畫就不會被發現。問題在於他們非常賣力地拍爛片——稱作《希特勒之春》（Springtime for Hitler）——由於技術很爛，竟然拍出一部賣座電影。他們先入為主的成見並沒有阻礙他們，因而拍出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我在交易這一行，也看到類似的反諷：有個人非常不滿年終獎金領得少，所以拿雇主的錢下很大的賭注——想不到賺了很多錢，多於他真的刻意這麼做所能賺到的錢。
資本主義背後的觀念，或許是反醫療傷害效應，得到始料未及但沒有那麼始料未及的後果：系統將個人追求自利的目標（或者正確的說，不見得是對人有好處的目標），轉化為對整體有利的結果。
高處的醫療傷害
有兩個地方特別容易受到缺乏醫療傷害意識的傷害：社會經濟生活和（如同我們在塞梅爾威斯的故事中看到的）人的身體。這兩個地方，我們一向能力低，卻喜歡干預，並且不尊重自發性的運作和痊癒——更別提成長和改善。
如同我們在第三章見到的，有機體（生物或非生物）和機器是有差別的。工程取向的人，喜歡把每一件事當工程問題看待。這對工程問題很好，但當你處理的是貓的問題，找獸醫會比找工程師好得多——更好的是，讓你家的寵物自行痊癒。
表三列出各個領域試圖「改善情況」的做法，以及產生的影響。請注意非常明顯的一件事：所有的例子中，這樣的做法都等於否定反脆弱性。
表三 各領域中令情況變得脆弱的干預做法及其產生的影響
領域 干預的例子 醫療傷害╲成本
醫療、健康 過度治療
穩定餵食、熱度穩定等——否定人體的隨機性
藥物是用加的，不是用減的 脆弱
醫療錯誤
人比較容易生病（但比較長壽）、肥了製藥公司、細菌產生抗生素抗藥性
生態 微管理森林火災 總風險惡化——「大火災」變大
政治 中央計畫
美國「為了穩定」而支持腐敗政權 資訊不透明
革命之後陷入混亂
經濟 「不再有榮枯循環」（葛林斯潘〔美國〕、勞工黨〔英國〕）、大平穩（柏南克）
國家干預
優化
稀有事件訂價的錯覺、風險價值方法、規模經濟的錯覺；忽視二階影響 脆弱
危機發生會更加深重
支持根基穩固、對國家友善的公司；窒息創業家
容易受到傷害、假效率
大爆破
商業 正面的建議（騙子）、只看報酬，不看風險（應該避免的事情） 肥了騙子、企業破產
都市 市政規劃 都市凋零、貧民聚集在內城區、經濟蕭條、犯罪
預測 儘管過去的紀錄其差無比，卻在「黑天鵝」領域（第四象限）做預測 隱形風險（提供預測給人之後，他們會冒更大的風險）
文學 文字編輯試圖更動你的文字 文字變得比較平淡無奇，更像《紐約時報》式的商品化寫作風格
子女教養 足球媽媽（或爸爸）：將每一項隨機元素從孩子的生活中排除 孩童心靈觀光化
教育 整個概念建立在干預之上 嘲弄一切——改造孩童的頭腦
科技 一味求新 脆弱、疏離、書呆化
媒體 高頻率的無趣資訊 雜訊╲訊號過濾機制的破壞
干預
鯨魚能像老鷹那樣飛嗎？
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心裡並沒有醫療傷害的意識，當然也不知如何稱呼它——當我決定教一堂經濟學和財務的模型誤差課程，沒有人認真看待我或者這個觀念，少數認真的人則試著阻止我，要我拿出「一個理論」（如同塞梅爾威斯的故事），卻不知我要探討和收錄的觀念，正是理論的誤差，以及使用理論卻不考慮從理論而來的可能誤差所造成的影響。
擁有理論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我們當然不需要理論，就能嚴謹地探討科學。科學家所謂的現象學，就是指觀察經驗規律性，卻沒有明顯可見的理論。我在三元組中，將理論放在脆弱類，現象歸於強固類。理論超級脆弱；它們來了又走、來了又走，然後來了又走；現象則留著。而且我不相信人們會不理解現象既「強固」又有用，理論則言過其實，在物理學以外的領域做決策時並不可靠。
物理學享有特權；它是個例外，這使得其他學門想要模仿它，就像鯨魚想要同老鷹那樣飛翔。物理學的誤差從一個理論到另一個理論慢慢變小——所以說「牛頓錯了」會引人注意。這對可怕的科學新聞寫作是好事，但最後可以知道是在撒謊；說「牛頓的理論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不準確」是誠實得多的說法。除了以接近光速運動的物體（你下次度假時應該不會做這種事），牛頓力學所做的預測極為精準。我們也看過以聳動的標題胡說八道的內容，大意是說愛因斯坦在光速方面「錯了」——而用來證明他錯了的工具極其複雜且精密，結果反而證明這種觀點在近期和遠期的未來對你我都不重要。
另一方面，社會學似乎從一個理論到下一個理論偏離得更為厲害。冷戰期間，芝加哥大學鼓吹自由放任理論，莫斯科大學則宣揚完全相反的知識——但兩所大學的物理系走向趨於一致，即使沒有完全相同。這是我將社會學的理論放在三元組上欄的原因，因為對現實世界的決策來說，它們超級脆弱，在風險分析上也不穩定。說它們是「理論」甚至令人不安。社會學中，我們應該稱這些結構為「嵌合體」，而不是理論。
我們必須建構一套方法來處理這些瑕疵。我們沒時間再等上二十四個世紀。醫療專業造成的醫療傷害分散到整個人口（因此具有平常世界效應），社會學和政策的醫療傷害則因為力量集中，能炸得我們粉身碎骨（因此出現極端世界效應）。
不要什麼事情都不做
二○○七年起的經濟危機，主要的來源在於超重量級脆弱推手葛林斯潘——這絕對是有史以來首屈一指的醫療傷害——試圖消弭「榮枯循環」，使得風險藏在地毯底下，並在那裡蓄積，直到導致經濟爆破，而造成醫療傷害。葛林斯潘的故事中，最叫人沮喪的是，這個人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表面上看起來是相信應該讓系統用本身的機制去處理；人可以無休無止地欺騙自己。英國政府的脆弱推手高登．布朗（Gordon Brown），也運用相同的天真干預手段。布朗是啟蒙運動的學生，公開宣稱他背負的宏偉使命是「消除」景氣循環。脆弱推手布朗首相雖然是醫療傷害大師，卻不能和葛林斯潘平起平坐。他現在試著向全世界宣揚「倫理」和「永續」金融——但他實施資訊科技集權政策（導致成本大幅超支和執行延誤），而不是將小單位分權出去，已經證明很難逆轉。事實上，英國的健康服務運轉所根據的原則是：遠處一座醫院有一根針掉在地上，白廳（Whitehall；政府大樓集中在一起的倫敦街道）應該要聽得到。凡事集中這種很危險的技術論點，將在第十八章探討
試圖消除景氣循環，會帶來十分嚴重的脆弱性。森林中，這裡和那裡一點小火，可以消除易燃的物質，經濟中這裡和那裡一點小小的傷害，可以及早淘汰脆弱的公司，讓它們「早一點失敗」（如此才能從頭來過），並將系統遭受的長期傷害降到最低。
當某人負責主管某件事，就有倫理的問題產生。葛林斯潘的行動是有害的，但即使他心知肚明，也需要一點英雄般的勇氣，才能在民主政治中為自己不採取任何行動自圓其說。民主政治中，每個人都有誘因，總是要承諾能比另一個人得到更好的結果，而不管實際的延誤成本是多少。
二話不說，動手干預在各個專業中非常普遍。就像切除扁桃腺那樣，把一份文件交給一般的文字編輯，他總是會建議修改幾個地方，假設每頁改五個地方左右。接受他的「改正」之後，將文件交給另一位文字編輯，如果他的干預百分率和平均值相同（編輯的干預程度其實各不相同），你會看到他建議修改相同的數目，有時是把前一位編輯改過的地方再改回來。找第三位編輯來做這件事，情況還是一樣。
順帶一提，在某個地方做太多事情的人，會在其他地方做得太少——文字編輯也是很好的例子。在我的寫作生涯中，發現過度編輯的人傾向於漏掉真正重要的錯字（也可以反過來說）。我曾經抽回本來準備在《華盛頓郵報》言論版發表的一篇文章，因為編輯動了太多根本不必要動的文字，好像每個字都改用辭典中的同義字代替。我將這篇文章改投到《金融時報》，編輯只改正一個地方：將一九八九年改成一九九○年。《華盛頓郵報》非常賣力修改文章，卻漏掉唯一重要的錯誤。我們會提到，干預會耗用心理和經濟資源；在最需要的時候，能用的資源反而很少（你的預期不見得對：不管需要做什麼事，小政府的效能最後可能比較高。但是縮減大小和規模，可能使它比大政府干預更多）。
非天真的干預
我要提醒讀者，不要誤解這裡傳達的訊息。我的論點並不在於反對干預；事實上，從上面所說可以看出，我同樣擔心在真正需要的時候，干預不足。我只是警告不要有天真的干預，以及缺乏警覺，接受它所造成的傷害。
我要傳達的訊息，肯定會遭到一段時間的誤解。我寫《隨機的致富陷阱》一書提出的論點——和這裡的訊息有關——說我們有低估隨機性在人間事物中所扮演角色的傾向，總結說「比你所想的還要隨機」，媒體卻報導成「一切都是隨機」或「一切純靠運氣」，就像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把文字截頭去尾整整齊齊放進去。我在接受廣播電台訪問時，試著向記者解釋兩種說法之間的細微之處和差別時，對方竟然說我「太過複雜」；於是我乾脆走出錄音室，留下他們在裡面不知如何是好。叫人沮喪的是，犯下這種錯誤的人，必須負責教育新聞工作者，而我們這些外行人，竟然信任他們所報導的事件。我在這裡要說的，只是我們不能無視於系統的自然反脆弱性、它們照顧自己的能力，而且要努力抗拒一種傾向，不要不給它們機會這麼做，而傷害它們和使它們變得脆弱。
如同前面提到的過度熱心的編輯，過度干預必然伴隨著干預不足。事實上，和醫療專業一樣，我們傾向於過度干預利益微乎其微（風險卻很大）的領域，但是在緊急狀況等需要干預的領域卻干預不足。所以這裡要傳達的訊息，是主張在若干領域堅決干預，例如在生態方面，或者限制大公司造成經濟扭曲和道德風險。
我們應該控制什麼？一般來說，應該出手干預以限制（公司、機場或者污染來源的）大小、集中和速度，這對於降低「黑天鵝」風險有利。這些行動可能沒有醫療傷害——但我們很難要政府去限制政府的大小。舉例來說，有人表示，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限制（並且執行）道路上的車速，使得安全急遽有效提高。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發生車禍的風險，隨著速度不成比例升高（也就是呈現非線性），而人天生並不具備這種直覺。有人開著大車，在道路上橫衝直撞，便會危害你的安全，所以需要在他撞上你的敞篷Mini之前便加以制止——或者使得退出基因庫的人是他，不是你。速度來自現代化，而且我總是懷疑隱形脆弱性來自後自然時代——我們會在第十八章和十九章進一步提出技術證據。
但是我也接受相反的論點，那就是管理街道的標示似乎沒有降低風險；街道上有了標示，駕駛人就會比較掉以輕心。實驗顯示，當我們將控制權讓給系統去執行，警覺性就會減弱（這同樣是缺乏過度補償的緣故）。駕駛人需要從感到危險而來的壓力因子和緊張中，才會提高注意力和控制風險，依賴外部管理，則做不到這件事——走路不遵守交通規則而死亡的行人，比利用行人專用穿越道而死亡的人要少。有些自由意志主義者以荷蘭城鎮德拉赫騰（Drachten）做過的一個夢幻實驗為例。他們拆掉所有的街道標示牌，發現解除管制反而提高安全性，證實了注意力的反脆弱性在運作，也就是駕駛人覺得有危險和必須負起責任而提高了反脆弱性。在這之後，德國和荷蘭許多城鎮相繼減少街道標示牌。第二章談到飛機自動駕駛時，提到和德拉赫騰相同的效應，也就是自動駕駛的效果適得其反，駕駛員的警覺性因此降低。但是我們要小心，不要將德拉赫騰的效益過度外推，因為將社會中的所有規則取消，效能不會因此提高。如同前述，限制道路車速是基於不同的動態，而且它的風險不一樣。
可是我很難將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觀念，套用到目前美國的政治論述中。美國的政治體系，由惡劣的兩個化石黨把持。民主黨大部分時候主張高度干預、無條件管制和大政府，共和黨則喜歡大公司、無條件解除管制和窮兵黷武——在這裡，兩者對我來說都相同。談到債務，它們更是相同，因為雙方都傾向於鼓勵公民、企業和政府背負債務（這帶來脆弱性和危害反脆弱性）。我相信，談到「黑天鵝」事件，市場和政府都不明智——但是同樣的，由於大自然的構造，她並非如此，比較老式的市場（例如露天市場），也和我們現在擁有的體系不同。
且讓我簡述我對干預的看法。在我看來，主要需有一套系統準則，決定何時干預，何時不去動系統。我們可能需要干預以控制現代化帶來的醫療傷害——尤其是對環境造成的大規模傷害，以及潛在（但還沒有顯現）的傷害集中（這種事情，等我們發現，為時已晚）。這裡提出的觀念，和政治無關，而是根據風險管理而來。我並沒有加入特定的政黨，或者特別偏愛某個政黨；我只是提出傷害和脆弱性的觀念，好讓我們能夠制定合適的政策，以確保我們最後不會炸毀地球和自己。
讚美拖延——像費邊社那樣
有個欺騙的成分和干預有關，而且在專業化的社會中正加速增長。推銷「看看我為你做了什麼事」遠比「看看我為你避開了什麼事」容易。根據「績效」建立的獎金制度，當然使問題惡化。我曾在歷史中尋找因為沒做什麼事而成為英雄的人，但是要觀察沒有作為很難；我很難找到任何這樣的人。不做背部手術（非常昂貴的外科手術）的醫生，讓背部有機會自行療癒，但他們不像讓這項手術看起來缺之不可的醫生，開了刀之後果然舒緩病患的疼痛，但同時使他暴露在手術風險中，卻給自己帶來巨大的財務獎勵和有利的評語。後者開著勞斯萊斯（Rolls-Royce）轎車。企業經理人努力避免公司發生損失，往往不會得到獎賞。「黑天鵝」世界中的真正英雄，是防止巨大災害發生的人，而當然了，由於巨大的災害沒有發生，所以他們沒有因此得到表揚或者獎金。我將在第七冊談倫理時，更深入探討獎金制度不公平的概念，以及這種不公平如何因為複雜性而擴大。
但是如同以往，前人的智慧似乎遠高於我們現代人——而且那種智慧遠為簡單；羅馬人尊重懂得抗拒和推遲干預的一個人。費比烏斯．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將軍的綽號是「拖延者」（Cunctator），因為避免和拖延正面交戰，而令軍力明顯居於優勢的漢尼拔（Hannibal）火冒三丈。把漢尼拔的窮兵黷武想成是一種干預形式，相當適當（美國總統小布希也是，但漢尼拔是親自帶兵上陣，不是待在舒適的辦公室中），而且拿他來和「拖延者」的智慧相互比較，便知高下。
英國有一群非常聰明的革命分子，創導一股政治運動，稱作費邊社（Fabian Society），名稱就是來自「拖延者」，因為他們主張見機而作，推遲革命的步調。費邊社社員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威爾斯（H. G. Wells）、雷納德與維吉尼亞．吳爾夫（Leonard and Virginia Woolf）、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連羅素也曾經是社員。事後來看，這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但我們強調的重點，不在於他們達成目標的方式，而是他們體認到那是移動目標的事實。拖延可以讓事件自行發展，行動人士能在推動不可扭轉的政策之前，有機會改變主意。費邊社社員見到史達林主義和類似的政權造成的失敗和帶來的可怕故事之後，當然改變了他們的心意。
有一句拉丁話說：「緩緩急進」（festina lente）。古人之中，不只羅馬人尊重主動無所作為的表現，中國思想家老子也提出無為（消極達成）的主張。
極少人了解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衛機制，因為這可以讓事情自行發展，發揮它們的反脆弱性；這來自某種生態或自然的智慧，不見得總是壞事——就人的生存來說，我的身體會抗拒掉進它的圈套。我的心靈會抗拒現代化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沒錯，在現代世界中，我申報的所得稅不會照顧自己——但是延後前往不是那麼必要的醫院，或者暫時擱置寫一段文章，直到我的身體告訴我，已經做好準備為止，我所根據的可能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自然過濾器。我只在自己覺得喜歡的時候才寫，而且只寫我喜歡的主題——讀者並不是傻瓜。所以我利用拖延，向內心的自我和深層進化的過去傳達訊息，抗拒在寫作上進行干預。可是某些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似乎認為拖延是一種疾病，需要矯正和治療。①
由於拖延尚未被充分病態化，有些人將它和柏拉圖討論的意志力薄弱（akrasia）狀況連結在一起。這是指缺乏自制或意志軟弱的形式；其他人則將它和意志力喪失（aboulia）混為一談，也就是缺乏意志。製藥公司可能有一天會生產出藥丸來治療這種病。
拖延的好處，同樣適用於醫療程序：我們見到拖延能夠保護你不受錯誤的傷害，因為這讓大自然有機會去做它的事，理由在於一個不討喜的事實：大自然比科學家不容易犯錯。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研究「不理性」，卻不了解人可能只在生命沒有危險的情況下，才表現出拖延的本能。當我看到獅子進入臥室，或者鄰居家裡的圖書室失火，絕對不會拖延。受到重傷後，我不會拖延。我只會在需要做不自然的事和執行不自然的程序時才會拖拖拉拉。我曾經因為背痛，而一拖再拖，不去做脊髓手術——卻因為到阿爾卑斯山徒步旅行度假，接著上舉重課程，而完全治好背痛的問題。那些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竟然要我扼殺我的自然本能（內心察覺別人在鬼扯的偵測器），因為那種本能允許我推遲非急需的手術，並將風險降到最低——這侮辱了我們身體的反脆弱性。由於拖延是透過低動機，從自然意志力而來的訊息，所以矯正問題的方法，是改變環境或者一個人的專業，選擇一個人不必和本身的衝動對抗的環境或專業。極少人理解這個邏輯後果，也就是一個人應該過著「拖延是好事」的生活，將它視為是以自然風險為基礎的決策形式。
事實上，我是以拖延的方式，寫這本書的內容。要是我拖拖拉拉，不肯寫某一段落，那麼這一段落就應該刪除，這是很簡單的倫理：我為什麼要去欺騙別人，寫我覺得缺乏自然驅力的主題？②
根據我的生態推理，發現拖拖拉拉不做事情的人並非不理性；不理性的是他的環境。稱他不理性的心理學家或經濟學家，才是沒理性的。
事實上，我們人類很不擅長於過濾資訊，尤其是短期資訊，拖延可能是讓我們過濾得更好，抗拒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資訊跳躍所帶來後果的一種方式。
「自然的」概念讓人混淆。哲學家談到一種錯誤，稱之為自然主義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意思是說，自然不見得在道德上正確——這一點我相當贊同，正如我們在第四章談過，將達爾文的天擇用到現代社會的問題，以及需要保護失敗的人這種做法有違自然的本意（問題在於有些人在道德的領域之外誤用自然主義謬誤，以及在一個人有所懷疑的時候，將它誤用到依賴自然主義本能的觀念上）。不管一個人如何切割，談到風險考量，它都不是謬誤。時間是脆弱性的最好考驗——脆弱性包含高劑量的混亂——而且大自然是被時間蓋上「強固」戳印的唯一系統。但是某種假哲學家未能了解風險至上，以及它會在哲學化之後存活下來。這些人最後應該退出基因庫才是——真正的哲學家會同意我的說法。還有一種更糟的謬誤：人們犯下相反的錯誤，認為自然主義就是謬誤。
大規模的神經過敏
想像有一種人，以一般的用語來說，就是神經過敏。他長得瘦削，整張臉看起來扭歪著，講話忽快忽慢。想要表達什麼事情的時候，脖子便不停地扭動。當他臉上長出一顆小粉刺，他的第一個反應是認為那是癌症，而得癌症是會要命的，還有，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他的淋巴結。這樣的疑心病，不限於身體健康：例如有人在商場上遭到一點小挫折，馬上覺得公司就要破產，而且肯定破產。在辦公室，他要看每一個可能的細節，並以系統性的方法，將每一座鼴鼠丘改造成一座山。你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是在辦理重要任務時，和他一起卡在車陣中。「過度反應」一詞，是為這種人而設計出來的：他不會有反應，只是過度反應。
和他形成對比的人，冷靜沉著，就算發生火災，也能鎮定面對。這樣的能力，被視為當領導人、軍隊指揮官或黑手黨教父的必要條件。他們通常不動聲色，不為小資訊所動。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他們面對困難的狀況，自制力很強。「公牛薩米」（Sammy the Bull）薩爾瓦托雷．格拉瓦諾（Salvatore Gravano）接受訪問時，讓我們看到什麼叫作從容自若，講話冷靜而有條理。這個人涉嫌殺害十九個人（全都是與他競爭的黑幫成員）。他提到作案過程，面不改色，好像是在討論「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第二種人有時會在必要時有所反應；和神經過敏的人不一樣，他極少發火，一旦動怒，大家都知道事情鬧大了，非嚴肅面對不可。
由於現代化，源源不絕供給我們的資訊，正將人類從第二種人改造成第一種神經過敏的人。針對我們討論的主題來說，第二種人只對真正的資訊有反應，第一種人主要是對雜訊有反應。兩種人之間的差異，會讓我們知道雜訊和訊號之間的不同。雜訊是你理該忽視的，訊號則是你需要留意的。
本書稍早只是寬鬆地提到「雜訊」；現在該來精確說明。科學將雜訊概化到實際的聲音之外，用於描述對任何目的完全無用的隨機資訊，必須清理它們，才能理解正在傾聽的東西。舉例來說，加密訊息中，有些元素絕對缺乏意義，只是隨機選擇了一些字母，用來混淆間諜，或者它們是電話線上聽到的嘶嘶聲，不要理會它們，注意傾聽對方到底在講什麼就行了。
個人或知識上無法區辨雜訊和訊號，正是過度干預背後的原因。
殺人的合法方式
如果你要加快某個人的死亡，不妨給他一位私人醫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給他一位壞醫生，而是說，給他錢，讓他自己去挑。任何醫生都行。
這也許是完全合法地害死一個人的唯一可能方式。從切除扁桃腺的故事可以知道，能夠取得資料，反而提高干預的可能性，使我們的行為舉止像是神經過敏的人。洛里．薩瑟蘭（Rory Sutherland）向我表示，聘用私人醫生的人，應該特別容易遭到天真的干預，因而遭受醫療傷害；醫生需要證明花錢聘用他們是值得的，而且需要向自己證明，自己畢竟有一些工作倫理，所以「什麼事情都不做」，無法讓自己和別人滿意。事實上，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的私人醫生遭到指控的罪名，相當於過度干預而扼殺反脆弱性（但是法庭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熟悉這個概念）。你是否曾經想過，為何擁有一流醫療照護團隊的國家元首和非常有錢的人，和一般人一樣容易死亡？呃，看起來是因為過度用藥和過度醫療照護造成的。
同樣的，企業人士或者負責制定政策的人（例如脆弱推手葛林斯潘），有複雜的資料收集部門為他們效力，因此拿到許多「即時」的統計數字，能夠過度反應，並且誤將雜訊當作資訊——如他們所說的，葛林斯潘會留意克利夫蘭的吸塵器銷售等資料的波動，「以精準掌握經濟的脈動」，而且他當然會無微不至，親自管理，而將我們送進混沌之境。
做商業和經濟決策時，依賴資料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由於連線的關係，資料現在十分豐富，而且隨著一個人更加埋首在資料之中，資料中虛假成分的百分率會跟著增加。資料有個很少人討論的特性：數量龐大的資料是有毒的——連中等數量都有毒。
前面兩章談的是你可以如何利用雜訊和隨機性；但是雜訊和隨機性也能利用你，尤其是在完全不自然的情況中，例如你從網頁或透過媒體取得的資料。
你愈常看資料，雜訊（而不是稱作訊號的寶貴部分）愈有可能不成比例地提高，因此雜訊對訊號比愈高。而且，會有不屬於心理層面，而是存在資料本身裡面的混淆。假設你拿一年的股價，或者岳父家工廠的肥料銷售量，或者海參崴的通貨膨脹資訊來看。進一步假設你觀察的一年資訊，訊號對雜訊比約為一比一（也就是一半雜訊，一半訊號）——這表示約有一半的變動是真正的改善或退步，另一半來自隨機性。這個比率來自你觀察的年度資訊。但如果你每天看相同的資料，組成會變成九五％的雜訊、五％的訊號。如果你像一般人看新聞和市場價格的變動那樣每小時觀察資料，比率會變成九九．五％的雜訊相對於○．五％的訊號。這表示雜訊是訊號的二百倍——這是為什麼聽新聞的人（除非有非常重大的事件發生）只差一步便成了冤大頭。
以報紙的醫療傷害來說。報紙每天需要用一套新聞填滿版面——尤其是其他報紙會報導的新聞。但是如果要做對事情，它們必須學會在沒有重大新聞的時候保持沉默。有些日子中，報紙應該只有兩行那麼長，其他日子則印二百頁——和訊號的強度成比例。但它們當然想賺錢，需要賣給我們垃圾食物。而垃圾食物會產生醫療傷害。
這個故事可以從生物的維度來說。我一再表示，在自然環境中，壓力因子是資訊。因此太多的資訊會造成太大的壓力，超過反脆弱性的門檻。在醫療上，我們發現禁食具有療癒的力量，而這是為了避開和攝取食物有關的荷爾蒙衝動。荷爾蒙傳達資訊到人體的不同部分，太多的話，會使我們的生物系統發生混淆。在這方面，就像以太高的頻率獲得新聞，太多的資訊反而有害——每天的新聞和糖會以相同的方式，混淆我們的生物系統。第二十四章（談倫理）會說明太多的資料（尤其是內容貧乏的資料）如何使統計數字完全失去意義。
現在我們再加進心理的維度：人的設計，不是為了了解要點，所以我們在情感上對雜訊過度反應。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只看資料或情況的非常大變動，永遠不要看小變動。
正如我們不可能誤將熊當作石頭（但可能誤將石頭當成熊），理性、頭腦清楚、沒有受到感染、沒有埋首在資料中的人，幾乎不可能誤將十分重要的訊號（攸關他生存的訊號）當作雜訊——除非他過度焦慮、過度敏感和神經過敏，因此分心，並且被其他訊息搞混。重要的訊號一定有辦法送到你那裡。就切除扁桃腺的例子來說，最好的過濾器是只考慮重病的孩子，也就是每過一段時間，喉嚨就發炎的孩子。
媒體激起的神經過敏
媒體大篇幅報導傳聞軼事，製造許多雜訊。由於這件事，我們愈來愈活在虛擬實境當中，和實際的世界有別，而且日甚一日，卻愈來愈沒有察覺這件事。美國每天有六千二百人死亡，其中許多是死於可預防的原因。但媒體只報導故事色彩最濃和最駭人聽聞的個案（例如颶風、奇怪的意外、小型飛機墜毀），給我們的真實風險地圖日益扭曲。在先人的環境中，傳聞軼事或者「有趣的」事情是資訊；今天則不再如此。同樣的，媒體給了我們各種解釋和理論，讓我們在了解這個世界時產生錯覺。
而且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對各種事件（和各種風險）的了解，屬於事後回顧性質，就像坐上飛機之後才進行安全檢查，或者古人所說的戰後出兵（post bellum auxilium）。由於領域相依，我們忘了需要拿我們的世界地圖和真實的世界相互比較。所以我們活在愈來愈脆弱的世界，卻認為它愈來愈容易理解。
總而言之，緩和干預的最佳方式，是盡可能自然地定量供給資訊。在網際網路的時代中，我們很難接受這麼做。我很難解解釋為什麼你得到的資料愈多，愈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造成的醫療傷害愈多。人們仍然有一種錯覺，以為「科學」意味著更多的資料。
國家無能的時候有幫助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間，中國發生大飢荒，死了三千萬人。這件事讓我們知道國家「拚命使力」造成的影響。孟鑫（Xin Meng；註：譯音）、錢楠筠（Nancy Qian）和皮耶爾．雅爾德（Pierre Yared）探討各個地區之間的差異，想要了解飢荒的分布情形。他們發現，在飢荒開始之前一段期間，糧食產量較高的地區，飢荒更為嚴重。這表示，主要的問題出在政府的糧食分配政策，而原因是採購制度缺乏彈性。事實上，上個世紀發生在中央計畫經濟體中的飢荒，百分率高於預期。
但是國家的無能，經常能夠幫助我們免於國家集權和現代化的箝制——也就是反醫療傷害。洞察入微的作家德米特里．奧爾洛夫（Dmitri Orlov）指出，蘇聯瓦解之後，由於糧食生產缺乏效率，以及到處都有非刻意建立的備餘，因而避免了巨大的災害發生，反而有助於穩定。史達林玩弄農業，也造成飢荒。但他和他的接班人永遠無法管理農業，使它「具有效率」，也就是像今天的美國那麼集中和優化，因此每個城鎮周圍都栽種各種主要作物。這樣的做法比較昂貴，因為沒有得到專業分工的利益，但由於各地缺乏專業分工，所以人們在中央機構嚴重崩垮之後，還是能夠取得各式各樣的糧食。在美國，我們每攝取一卡路里的營養，就要燒掉十二卡路里在運輸上；蘇聯的比率是一比一。我們可以想像糧食供給遭到破壞時，美國（或者歐洲）可能發生的事情。此外，由於蘇聯的住宅興建缺乏效率，人們一直三代同堂，因而產生緊密的關係——就像黎巴嫩戰爭那樣——所以彼此接近，也相互借錢。這裡的人有真正的感情，不像社群網路那樣。他們也讓飢餓的朋友有飯吃，期待萬一自己處境悽慘，也有某位朋友（很可能是另一位）會幫助他們。
由上而下的國家，不見得做得到。
法國比你想的還亂
接著我們要探討法國運作得好，是因為它是笛卡兒理性主義由上而下治理的國家那樣的說法。法國人和俄羅斯人一樣幸運，因為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個失敗的目標。
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探討法國以超大型國家，由上而下治理，為什麼可以在那麼多領域中表現得那麼好的原因。這畢竟是認為國家應該滲透到每一件事情的偉大夢想家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的國家。沒錯，目前法國的文化充滿著超級干預的氛圍，可以說到了「就算沒壞，也要修理」的地步。法國——不知道為什麼——能夠運作的東西，往往比其他地方要好；那麼，法國可以拿來作為證據，說中央官僚機構壓抑自治市的混亂，有利於成長、快樂、美好的科學和文學、超棒的天氣、各式各樣的地中海品種鮮花、高山、便捷的交通、迷人的婦女，以及美食？直到我看了葛蘭姆．羅布（Graham Robb）寫的《非典型法國》（The Discovery of France），才發現一個重大的事實，才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這個地方，並且努力搜尋文獻，修改自己對這個國家的看法。
其實整個故事就擺在眼前：儘管路易十四、拿破崙和朱爾．費里（Jules Ferry）實施全國教育計畫，試圖統治這塊地方，法國這個單一民族國家大致上只是名目上的。一八六三年的法國並不講法語（五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能講），而是講各式各樣的語言和方言（叫人驚訝的一件事：一九○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法國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爾〔Frédéric Mistral〕。他以普羅旺斯語〔Provençal〕寫作，這種南法語言現在已沒人在講）。語言沒有整合——就像乳酪的種類多達四百種左右——說明了這個國家要集權化有多困難。沒有任何族群或語言能將這個地方團結起來——它只是國王和勢力薄弱的貴族所擁有的財產。道路狀況十分可怕，全國大部分地方，旅人無法到達。收稅是個危險的行業，需要鍥而不捨的精神和精明幹練的手腕。事實上，這個國家是逐步被巴黎「發現」的，而且許多時候，是在北非和其他地方建立殖民地之後才發現。讓．尼古拉斯（Jean Nicolas）寫了厚厚一本有趣的《法國叛亂》（La rebellion française），指出法國的暴動文化極其博大精深——從歷史上看，這可說是法國真正的全國運動。
巴黎本身幾乎不為法國所控制——情況不比葡萄牙語稱作野花（favelas）的里約貧民窟目前不聽巴西中央政府號令好多少。太陽王路易十四將政府搬到凡爾賽，以逃避巴黎群眾。一八六○年代，奧斯曼（Haussmann）拆除房屋和狹窄的街道，改建成大道，方便警察掌控群眾之後，巴黎才有辦法控制。法國其實仍然分成巴黎和「沙漠」兩個地方，因為巴黎根本不很在意法國的其他地方。經過道路、鐵路系統、公立學校等漫長的計畫和「五年計畫」，以及電視的普及，這個國家才能集中權力——始於戰後的戴高樂（De Gaulle），直到一九七○年代末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主政期間才完成，實現拿破崙統一國家的夢想，然後開始分權。③法國可能受益於約二十年的龐大中央政府統治——但是我們同樣可以說，大政府刺激成長之後，並沒有持續太久，超過受歡迎的期間。這樣的快樂情況也使它受益。
瑞典與大政府
除了法國，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的謎也令我不解。它們往往被視為大政府「行得通」的典範，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占整個經濟很大的一部分。為什麼有個巨大的政府，丹麥竟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假設快樂可以衡量，也是人們想要的）？這些國家不是都比紐約大都會區小嗎？我的共同作者、政治學家布萊斯告訴我，這方面的敘事也是錯的：它們的故事和瑞士幾乎完全相同（但氣候很糟，而且沒有好的滑雪勝地）。政府是以收稅者的身分存在，但錢由社群引導，花在社群本身——例如，由社群視民間部門對勞工的需求為何，在地方上決定需要實施何種技能訓練。經濟菁英比其他大部分民主國家擁有更多的自由——這絕不是我們從外面所看到的國家集權。
此外，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在一九九○年左右冷戰結束時，經歷嚴重的經濟衰退，而以嚴峻的財政政策，因應得可圈可點，因此而能有效避開約二十年後發生的嚴重金融危機。這件事也見證了它們從混亂中受益。
將觸媒和起因混為一談
受到抑制的系統，如果渴望自然的混亂，最後勢必崩潰，因為它們相當脆弱，可是失敗從來不被視為脆弱的結果。相反的，這種失敗被解讀為預測不良的產物。就像搖搖欲墜的沙柱，將一座脆弱的橋梁倒塌歸因於通過上方的最後一輛貨車是不明智的，更愚蠢的是試著預測哪輛貨車會讓橋梁垮掉。可是人們太常做這種事。
二○一一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將政府沒有預測到那一年春天埃及爆發革命，歸咎於情報失誤（就像美國前總統卡特將他的政府沒有預測到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歸咎於情報失誤那樣）。他不知道重要的是統計「尾端」受到壓抑的風險——而不是沒有見到最後一粒沙子。拿經濟事件做比喻：二○○七至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展開之後，許多人認為，若能事先預測到次級貸款出問題（他們心裡似乎認為是次貸問題引爆金融危機）會有幫助。老實說，不會有幫助，因為它是危機的徵兆，不是根本成因。同樣的，歐巴馬將他的政府未能預測到埃及人民起義，怪罪於「情報不良」，顯示他既誤解了深奧系統，也牽涉到不良的政策。在這個故事中，超級強權是不折不扣的火雞。
歐巴馬的錯誤，說明了人們容易產生局部因果鏈的錯覺——也就是將觸媒誤為起因，並且假設一個人能夠知道哪個觸媒會產生何種效應。埃及最後動盪不安，所有的觀察者都無法預測，尤其是捲入其中的人。因此，怪罪中央情報局（ＣＩＡ）或其他某個情報機關，就和花錢預測這種事件一樣不智。政府浪費了數十億美元，試圖預測互相依存的系統所產生的事件，因此在個別的層級上，難以從統計上去理解。
大部分人在解釋情勢動盪的原因時，都將觸媒和原因混為一談。以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為例來說。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暴動起初被歸因於商品價格上漲，而不是造成民不聊生和失去民心的獨裁統治。但是巴林和利比亞是富裕國家，買得起進口穀物和其他商品。此外，幾年前商品價格漲到更高的水準，卻沒有導致人民揭竿而起。同樣的，即使邏輯頭頭是道，焦點卻擺錯了地方。我們必須研究的是系統和它的脆弱性，而非事件——就像物理學家所說的「滲流理論」，要研究的是岩層的隨機性特質，而非岩層單一要素的特質。
銷售預測分析資料給美國政府（卻未發出警告）的承包商之一，桑提亞集團（Sentia Group）的馬克．艾伯杜拉希恩（Mark Abdollahian）指出，關於埃及，政策制定者應該「將這件事想成是在拉斯維加斯。玩撲克牌二十一點遊戲時，如果你的表現比一般好四％，就能賺到不少錢」。但這種類比是錯的——我不能苟同他說的每一句話。預測埃及並沒有「好四％」。這不只是在浪費錢，而且是根據錯誤的焦點，建構起虛假的信心。情報分析師犯下風險管理系統未能預測經濟危機的相同錯誤——並在他們失敗的時候，祭出完全相同的藉口——實在引人側目。政治和經濟的「尾端事件」是無法預測的，而且它們的機率在科學上無法衡量。不管花多少錢做研究，預測革命都不像數牌；人類永遠無法將政治和經濟化為二十一點那麼容易處理的隨機性。
①心理學家研究了干預的相反做法，稱之為現狀偏差（status quo bias）。但是在一個人的專業（應該做點事情的地方）和他的私生活（相反的情形）中，干預和拖延兩者似乎能夠並存。這取決於何種領域。所以這是社會和經濟問題，與常態和誘因有關（但是研究切除扁桃腺的醫生沒有直接的誘因），而不是一種心理特質。↑
②一位寫書的朋友說，畫家喜歡正在畫畫，但作家喜歡「已經寫好」。我建議，為了他自己好，也為了讀者好，他應該停止寫作。↑
③另一個發現，和有機性最強、最為混亂的一樣東西，也就是語言，受到的控制有關。法國官方透過法國學院機構，規定學生寫文件，或者寫信給市長抱怨垃圾車收垃圾時太吵，那些措詞可以和不可以被視為合適的法文。結果很明顯：因此產生了和英文相當，詰屈聱牙和狹隘的正式詞彙——但是範圍更廣的法文口語被錯誤定義為「俚語」，卻和英語一樣豐富。席琳（Céline）或達爾（Dard）等一些作家，甚至以平行的文學詞彙寫作，混合細膩精準和豐富的俚語，展現了口語和文學融合的獨特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