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
[522]
摘自1869年11月16日和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接着，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的讨论。他说：
宣布政治大赦一般有两种缘由：（1）政府由于掌握武力和得到舆论支持而足够稳固，而且敌人承认自己失败，就像在美国那样；（2）冲突的原因是治理不当，而且反对派正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那样。当时爱尔兰的情况也应当是这样。
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都说过，政府一定给爱尔兰做到别的国家中革命所能做到的。布莱特曾屡次断言，如果情况不急剧改变，爱尔兰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在竞选期间，格莱斯顿曾为芬尼亚社社员举行起义进行辩护，他说，任何别的民族在那种情况下也都会举行起义。而当他在下院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又反过来宣称，他的慷慨激昂的反对“征服政策”的宣言只意味着“应该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为了结束“征服政策”，他作为大臣必须立即从大赦着手，就像在美国和奥地利那样。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于是，爱尔兰的自治机关就展开了要求大赦的运动。当带着有20万人签名的要求释放犯人的请愿书的代表团准备出发时，他先走在前面，释放了几个人，以便显得他并不是在爱尔兰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请愿书呈上去了，可是，虽然组织这次请愿的并不是芬尼亚社社员，他也没有作任何答复。接着下院中就虐待犯人的事提出了质问。英国政府至少在虐待犯人这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为它对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一视同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俄国那样对待政治犯。普鲁斯不得不承认事实。穆尔要求进行调查，但遭到拒绝。接着，在里美黎克开始了要求大赦的人民运动。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无条件释放的请愿书。北部各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接着宣告在都柏林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几星期前就决定于10月10日举行。各行业团体将举行游行。10月8日，政府公告禁止游行队伍经过某些街道。伊萨克·巴特认为这就是禁止游行。人们向福特斯鸠提出质问，但他不在家，他的秘书伯克则一无所知。于是，人们留下了一封信要求回答。福特斯鸠逃避回答。政府需要一次冲突。人们放弃了游行。事后得悉，当时每一个兵士都发给了40发子弹。
以后，格莱斯顿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请愿书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523]。他写道，人们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些人则出言不逊，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宽大才能做出的行动。
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仆而出来教训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话，那未免太不谦虚了。
格莱斯顿接着又反驳说，犯人们并没有放弃因他们被捕而中止的计谋。
格莱斯顿怎么知道他们的计谋，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放弃这种计谋呢？也许他为了获得口供而严刑拷打过他们吧？他要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要在精神上侮辱他们。拿破仑在实行大赦时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共和原则，普鲁士也没有提过这样的条件。
接着格莱斯顿声明说，阴谋至今仍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苏格兰场[注：伦敦警察局的所在地。——译者注]就会立刻揭露它。但这不过是“已持续七百年之久的不满”而已。爱尔兰人宣称，他们将把无条件的释放看作和解的一个步骤。格莱斯顿无法消灭在美国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阴谋，他自己的行为正在助长它；一家报纸称他为阴谋的首脑[524]。他对报刊不满；但他并无勇气去追究报刊，因而他想把责任推到犯人身上。他是否要把他们当作人质，好让那些监狱外面的人安分守己呢？他宣称，“当时我们希望能显示最大限度的忍耐”。原来，所谓最大限度就是这样。
当蒙特乔伊监狱因收容大量未经审判的犯人而有人满之患时，麦克唐奈医生曾就犯人的待遇问题屡次写信给约瑟夫·默里。美奥勋爵后来说，默里隐藏了这些信件。于是，麦克唐奈就向职位更高的狱监上书。结果麦克唐奈被撤职，而默里则受到提拔。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我们曾建议”释放次要的犯人，但那些主犯和主谋者不能释放。
这显然是一个谎言。犯人中有两个美国人，每人被判15年徒刑。政府由于害怕美国而把他们释放了。凯里于1865年被判5年徒刑，他住在精神病院中；他的家属想把他接回家去，因为他并无能力推翻政府。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骚扰治安在英国一向被认为是犯法的。但只是在英国是如此。杰弗逊·戴维斯的叛乱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它反对的不是英国人及其政府。[525]格莱斯顿接着说，除了惩罚罪犯，政府不能有别的考虑。
政府为爱尔兰的压迫者效劳。格莱斯顿希望，如果开明的皇上和议会采取了伟大而公正的行动，爱尔兰人就屈膝投降。可是，对爱尔兰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正是他们。爱尔兰问题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使格莱斯顿和布莱特得以成为大臣，得以迫害非国教徒，并且给爱尔兰的追求肥缺者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叛卖行为正确。教会只是征服的借口。借口消失了，但奴役继续存在。格莱斯顿宣称，政府今后将努力消除引起不满的各种缘由，但是政府也决心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帝国的完整。
对生命财产的威胁来自英国贵族。加拿大制订了它自己的法律，这并没有破坏帝国的完整，而爱尔兰人却必须丢开他们自己的事情，让议会来照管，也就是让那个使他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的政权来照管。以为释放犯人会比侮辱整个民族更为危险，那是极端的愚蠢。英国人那种陈旧的征服者的精神表现在这种见解中：我们会赏赐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必须请求。
格莱斯顿在给伊萨克·巴特的信中说：
“你提醒我，我过去曾经为外国人辩护。难道这两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吗？芬尼亚社社员是依合法的惯例进行审讯的，而且是由以他们的同胞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判罪的。那不勒斯的犯人被捕后没有受审，而后来当他们受审的时候，则是由特别法庭审讯并由领政府薪饷的法官们判决的。”
[526]
如果以乡绅们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审讯偷猎者，那偷猎者的审讯者也同样是他的同胞。众所周知，爱尔兰的陪审员人选是由大地主们提供的，陪审员的生活费用就取决于他们的判决。压迫始终是合法的惯例。在英国，法官可以是独立的，而在爱尔兰却从来不是这样。他们的提升取决于他们如何为政府效劳。检察官沙利文就被任命为司法档案保管官。
格莱斯顿在回答都柏林的“护林人古会”时说，他似乎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527]过后，他又来到市政厅抱怨说，他无力担当这项任务。
结果，所有维护租佃者权利的群众大会都取消了，而爱尔兰人要求释放犯人。他们已经和教权派断绝关系，现在则要求爱尔兰自治。穆尔和巴特表示赞成这一点。他们决心争取释放奥顿诺凡-罗萨，把他选为议会的议员。
二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格莱斯顿的行为作了一番评论，我的评论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这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群众大会上通过的请愿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格莱斯顿对支持请愿书的那些讲话却吹毛求疵。卡斯尔里并不亚于格莱斯顿；我在今天的，政治纪事报”[528]上看到，他也曾经用格莱斯顿所用的那些字眼来攻击爱尔兰人，而科贝特也同我一样地回答了他。
当开始竞选的时候，所有的爱尔兰人候选人都提出大赦的要求，但是格莱斯顿在爱尔兰各地方自治机构展开要求大赦的运动以前，并无任何行动。
我没有谈到欧洲事件中的牺牲者，因为不能把匈牙利战争和芬尼亚社社员起义相比。可以把它同1798年[529]相比，而那样比，也不会有利于英国人。
我还要重复地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对待政治犯更坏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不想告诉我们，对于爱尔兰人他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想知道别的民族对英国人作如何想，那就让他读一读赖德律-洛兰[530]和其他欧洲作家的著作吧。我一直是为英国人辩护的，现在也是这样。
通过决议并不是为了争取释放犯人，爱尔兰人自己也已经不指望这—点了。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对政府的措施作出评价；这一决议可能造成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团结。当我们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格莱斯顿就不得不和反对派“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等发生冲突；反之，我们就会支持他来对付那在相反的情况下能推翻他的反对派。在美国内战的时候，他是执政者，因而要对政府的政策负责；而格莱斯顿在北军处境不好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声明，这并不会给他的爱国主义增加什么光彩。
公民奥哲尔是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想让犯人获得自由，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莱斯顿更为重要。
[531]
第一次全文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522]这两篇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是马克思于1869年11月16日和23日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作的。在1869年11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决定就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英国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展开讨论。马克思以这里发表的第一篇发言揭开了讨论，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33—434页）。在11月23日会议上进行的特别激烈的辩论中，英国人莫特斯赫德发言反对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他企图为格莱斯顿政府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辩护；奥哲尔支持他的意见。马克思的第二次发言就是对总委员会中这些英国委员的发言的回答。埃卡留斯对这两次发言的记录均收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1869年11月21日的“雷诺新闻”和1869年11月28日的“国民改革报”对11月16日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作了报道，11月28日的“雷诺新闻”和1869年12月5日的“国民改革者”对11月23日的会议也作了报道。在那些报道中，马克思的发言都报道得很简短，而且不确切。——第664页。
[523]指格莱斯顿对要求赦免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请愿书的答复，这些请愿书是在爱尔兰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其中包括1869年8月1日在里美黎克举行的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会。格莱斯顿在给爱尔兰活动家奥谢和巴特的信中作了答复（见注326）。——第665页。
[524]首脑（Head Centre）是芬尼亚社内部对芬尼亚社秘密组织领导人的称呼。这里马克思引用了“纽约爱尔兰人民报”（《New-York Irish People》）的话，该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格莱斯顿拒绝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只会加强芬尼亚运动。引文根据1869年11月13日“爱尔兰人报”第20号。——第666页。
[525]见注327。——第667页。
[526]见1869年10月27日“泰晤士报”。——第667页。
[527]1869年10月30日“爱尔兰人报”第18号报道说，格莱斯顿在答复参加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运动的护林人古会都柏林分会的信中，否认了他在选举前关于改善爱尔兰状况的诺言。
护林人古会是英国的一个互助协会，1745年成立，是皇家护林人的一个团体，1834年采用护林人古会这一名称。——第668页。
[528]“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刊“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的简称，1802年至1835年在伦敦出版。——第668页。
[529]指1798年英国当局空前残酷地镇压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见注393）。马克思在这里把英国讨伐者的恐怖行为和1849年镇压匈牙利革命时的种种迫害相比。——第669页。
[530]指赖德律-洛兰“英国的没落”1850年伦敦版（Ledru-Rollin.《The Decline of England》.London，1850）。——第669页。
[531]与马克思的竭力揭露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的态度相反，奥哲尔要求把马克思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对格莱斯顿政策的估计改用温和的措词。奥哲尔提出的理由是：否则就无法使被囚禁者获得释放。他提醒道，格莱斯顿在答复请愿书时就曾对一些请愿书的激烈语气表示不满。在1869年11月28日的“雷诺新闻”上发表的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中，最后的一句话为：“问题在于，是争取爱尔兰人的信任，还是使决议变得可以为格莱斯顿所接受，这两者哪个更为重要。”——第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