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
[462]
于伦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18号
致“佛尔维耶回声报”编辑先生
阁下： 我们信赖你的正义感和你“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真理和普及教育”的愿望，因此恳请你将附上的这封信予以发表，这封信的副本已经寄给公民韦 ［注：韦济尼埃。——编者注］了。
忠实于你的 荣克
韦先生：
在1865年12月16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其目的似乎是要向劳动者解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所遵循的原则；公民勒·吕贝向委员会介绍了这篇文章（这是根据给他的委托），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匿名发表的，然而是出于你的手笔。
在讨论了这篇文章之后，中央委员会于1866年1月9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要求公民韦论证他所提出的事实，如果拒绝证实或者不能证实这些事实，就把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你的文章同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恢复真相；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托付给自己的权力，不打算以诬蔑还击诬蔑，以伪造的非难对付伪造的非难，不愿意堕落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它让被非难者本人来为自己辩护，它不会在任何东西面前止步不前，同时不管虚伪的朋友怎样说，它决不让自己受到任何怀疑。
下面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一
“不久，全体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都辞职了，他们退出的理由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的九个法国委员中只有两人退出，即德努阿尔先生和勒·吕贝先生，而且后者很快又回来了；至于意大利委员，其中有一人（公民沃尔弗）说明了自己退出的理由并不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而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民勒弗尔的决议 ［注：见本卷第90—92页。——编者注］，可是这个决议在几小时以前他本人还以小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投票赞成过。
二
“委员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工作到今天。”（“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退出委员会的两个法国委员之一，前法国书记公民勒·吕贝不久就作为德特弗德支部的代表回来了；因此，“委员会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为时不久。
三
“它（委员会）公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前者出自一位著名的拉丁族政论家之手，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宣言和章程是在意大利委员和两名法国委员退出委员会以前发表的；宣言并不是出自拉丁族的著名政论家之手，而是出自日耳曼族的作家之手； ［注：前者指朱·马志尼，后者指卡·马克思。——编者注］还在拉丁族政论家看到宣言以前，宣言就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一致通过了；拉丁族政论家不仅不是宣言的作者，而且如果他事先看到这个文件，他就会因为宣言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而号召意大利委员起来反对它；但是他晚了，只能阻止意大利委员把宣言译成意大利文。显然，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宣言，而拉丁族政论家也不会因为你把他当作这个作品的作者而感激你。
四
“它（委员会）是否力争达到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彻底解放劳动者呢？没有！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年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召开代表会议和制定应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面，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只是到1865年才开始工作；因此，在代表会议以前是有9个月的时间；它把这9个月的“宝贵时间”用于建立国际联系和扩大英国国内的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代表团每周都访问了各种不同的工人团体，建议它们加入协会。这项工作的成果如下：到代表会议召开时， 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有14000名会员；加入协会的包括鞋匠协会和泥水匠协会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工人组织（工联）的最有威信和最著名的活动家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创办了报纸，其名称（“工人辩护士报”）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任务，它随时随地都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英国成立了争取普选权的团体（改革同盟）——这个团体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其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大部分委员都是从我们的人中间选举出来的。
在法国有数千名拥护者。
在巴黎有一个强有力的、活动积极而又无可非议的理事会领导着一个拥有2000多名会员的组织；在里昂、卢昂、南特、卡昂、讷夏托、庞-勒韦克、邦丁、圣丹尼、利济厄、皮托、伯利维尔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分部。
在瑞士：在日内瓦有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领导着一个拥有500名会员的组织；在洛桑、斐维、蒙特勒和纽沙特尔州都有分部。
在比利时，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征兆；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西班牙很快也会学比利时的榜样。
五
“不，它（委员会）甚至既没有邀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或许许多多的英国团体派一名代表、也没有邀请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派一名代表来参加它于1865年9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提不出什么证据来说明他们负有全权代表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是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且他们参加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成了妨碍这些团体派出自己的代表的唯一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团体，它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参加代表会议，等等。”（“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按照业已确定的原则，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团体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我们的财政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把代表的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从“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能够派遣代表的只有舒尔采-德里奇组织的各消费合作社和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即全德工人联合会。前者只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它的成员是不知道的），舒尔采-德里奇就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之一；至于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它们过去而且直到现在都是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而另一部分、即当时尚未改组的那一部分则承认曾作为瑞士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约·菲·贝克尔的领导。在代表会议期间，贝克尔接到了佐林根工厂工人的委托，于是他也成了日内瓦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当时伦敦的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463]。
除了工人们在德国建立团体时所遇到的阻碍外，法律也禁止他们加入外国团体；然而仍然有几个协会的支部在德国的北部和南部建立起来了。
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那末是否应当对于德国并没有像中央委员会所期望的那么多的代表这一点感到惊讶呢？
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很好地代表了英国人的团体。主席奥哲尔是工联理事会（英国所有工联的最高理事会）的书记；总书记克里默是木工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改革同盟的书记豪威耳同时又是泥水匠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泥水匠协会书记柯耳森都是这个协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一个人寿保险互助会的理事会的成员威勒尔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代表鞋匠（有5000名会员）的是奥哲尔、摩尔根和柯普，而肖则代表了彩画匠，等等。
出席1865年意大利工人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公民沃尔弗，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意大利委员，虽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意大利却连一个会员也没有能够吸收；中央委员会感到十分遗憾，意大利委员甚至到退出委员会时都没有得到“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的充分信任，没有能说服哪怕是一个这样的团体加入国际协会。
“……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
里昂支部的成员由于经费不足不能派出代表而表示遗憾，但是他们也像卡昂支部和讷夏托支部的成员所做的那样，寄来了信件，因而也就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和瓦尔兰是由巴黎支部一致投票选出的；这个支部是由各种专业的工人和“劳动信贷”协会的几百个会员组成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贝律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们全都参加了或者可以参加代表的选举。4个巴黎代表之一的利穆津是各合作团体的国际性机关报“联合”报理事会秘书。
克拉里奥耳先生是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席利先生、杜美尼尔-马里尼先生等人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从巴黎来出席了代表会议，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你所说的由于托伦、弗里布尔之流的参加而妨碍它们不能派遣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其他团体是哪些呢？你是否指在法国目前制度下容许存在的唯一团体十二月十日会[464]呢？
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在巴黎的所有自由派报纸上都发表了，既没有引起国际协会会员或法国合作团体成员的任何怨言，也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异议；代表们所持有的代表资格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小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代表会议一开始，巴黎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他们理事会的活动和关于财政状况的详尽而精确的报告，为了证实这个报告，他们还把他们的账簿和全部往来信件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对于巴黎理事会为在法国创建和宣传国际协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只有表示欢迎。
六
“比利时派遣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表——公民德·巴普，但他是一个拥有很多团体的国家的唯一代表。”（“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比利时只派遣一名代表，而这名代表又恰好代表着最少数的选民，这是极可惋惜的。可是塞扎尔·德·巴普这个人毕竟还是称职地代表了比利时。
七
“从瑞士，或者更确切些说，从日内瓦来了两名代表，两人都不是瑞士人，一位是法国流亡者，一位是巴登流亡者，他们同上述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代表会议；结果有五名或者六名同一种类的人，而只有一名真正认真选出的代表——比利时人。”（“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瑞士代表是由国际协会瑞士各支部、成员全是瑞士人的格留特利联盟[465]以及德国人团体普遍投票选举的。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通过它在瑞士的国际协会组织中的代表参加了选举。瑞士的协会会员由于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在国际协会史中占据了光荣的地位。
瑞士代表不是同“两名似乎是法国的代表”、而是同四名巴黎代表一起来参加代表会议的。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公民贝克尔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是瑞士人；比恩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谢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组织家和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像这样的伟人居然遭到小人们的攻击，这是可笑的。显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
八
“我们要问：能不能认为这种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呢？”（“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由一些拿惯了锤子和锉刀的工人组成的，他们只是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才把锤子和锉刀换成笔杆；他们拿起笔杆，始终是为了维护或宣传某种崇高的事业，而决不是为了给波拿巴主义效劳。如果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如工人们一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那末我们深信，他们会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令人疲惫的劳动日之后还必须进行夜间劳动，考虑到他们的弟兄们在不得不经受了怎样的不安之后才使事情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
九
“委员会受到有害的影响，把类似关于必须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这样的违背协会宗旨的问题列入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中央委员会把关于消除俄国佬（而不是俄国，这完全是两回事）在欧洲的影响的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程，这是受到了什么有害的影响呢？“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在我们的宣言中已经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这个宣言绝不是在什么人的有害的影响下发表的。
还有什么问题是在这种有害的影响下列入议程的呢？
十
“这个重大错误已经招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群波兰人要求让他们参加委员会，并且他们很快就会在委员会中拥有绝大多数。”（“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一群波兰人根本没有要求让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也决不是占绝大多数，而是不到二十分之一。
作者声称：“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列有十二个问题的议程，并把它提付表决，这十二个问题几乎包括所有最一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科学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可是过了几行，他连一口气也没有喘就又承认还是这些问题具有“科学的意义”；怎样同这样的作者进行理智的交谈呢？
中央委员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执，它一向力求采纳劳动人民事业的一切真诚朋友的高见；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抱着这种目的在瑞士创办了三家报纸：法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未来呼声报”和德文的“先驱”；在英国创办了唯一的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认为爱尔兰人有权摆脱英国的枷锁的英国报纸“工人辩护士报”[466]。
中央委员会不能做自己本身行动的鉴定人。日内瓦代表大会将要决定：委员会是否辜负对它的信任，它是否轻率地背弃了它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阁下，我仍然是你的顺从的仆人
海·荣克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1866年2月15日
载于1866年2月20日“佛尔维耶回声报”第4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佛尔维耶回声报”
[462]“给‘佛尔维耶回声报’的信”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写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荣克在1866年1月15日和26日给马克思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1865年12月16日和18日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和第294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的答复，这篇文章诬蔑性地歪曲了总委员会的活动和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流亡在比利时的比·韦济尼埃，他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声筒。总委员会在1865年12月26日、1866年1月2日和9日讨论了韦济尼埃的文章；马克思出席了这几次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韦济尼埃不能以事实来证实他的责难，就把他开除出国际。——第586页。
[463]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同时又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的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纳、沙佩尔等人，参加了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第591页。
[464]十二月十日会是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第592页。
[465]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它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格留特利”这一名称是强调该组织的瑞士的民族性：据传说，1307年瑞士有三个州的代表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草地集会，缔结了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第593页。
[466]“国际工人协会报”——见注153。
“未来呼声报”（《La Voix de l’Avenir》）是1865年至1868年在拉绍德封出版的周报；从1867年起是国际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它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先驱”——见注13。
“工人辩护士报”——见注458。——第595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