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307]
各个支部的代表将向你们详细报告我们协会在他们国家取得的成就。你们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主要是谈一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游击战——我们指的是过去一年中震荡欧洲大陆的罢工。关于这些罢工，有人说不是工人的贫困引起的，也不是资本家的横暴引起的，而是我们协会的阴谋诡计引起的。
在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在巴塞尔爆发了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值得纪念的罢工。巴塞尔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许多特点，如它的地方传统，狭隘的偏见，妄自尊大的豪绅，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几年之前，有一个巴塞尔的厂主就曾向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吹嘘说：
“在我们这里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在英国好得多”，“在瑞士，一个工人如果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他的好业主，他的同事就会看不起他”，“我们比英国优越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时间长和工资低”。
由此可见，那些由于现代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形式的宗法制度就表现在：业主好而工资却很糟，工人有中世纪附庸的情感，同时却作为现代雇佣奴隶遭受剥削。
这种宗法制度，也可以根据瑞士当局对工厂童工劳动和初等国民学校状况的调查材料来判断。材料上写道：
“巴塞尔的学校里的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污浊，如果说在露天空气中只有万分之四的碳酸气，在室内碳酸气一般也不超过万分之十，那末在巴塞尔的普通学校里，碳酸气的数量在上午是万分之二十到八十一，在下午是万分之五十三到九十四。”
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大会议的议员图尔奈森先生无动于衷地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长辈们也在像现在这样坏的校舍里读过书，可是他们也没有怎么样。”
现在就会理解到，为什么巴塞尔工人的经济斗争的爆发标志着瑞士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运动的起点更具有代表性了！按照旧的风俗，巴塞尔的工人在米迦勒节比平日提早四分之一个工作日下工。可是在1868年11月9日，当德巴里父子织带工厂中的工人要求习惯上的优待时，有一个厂主就用粗暴的声调和命令的手势向他们宣布：
“谁要是离开工厂而不继续工作，就立刻并且永远解雇他。”
经过几次无效的抗议之后，172个织工中有104人离开了工厂，可是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当真会被解雇，因为根据双方的书面协定，离开工作或者解雇，都应当在两星期前通知对方。第二天早晨他们来上工时，发现工厂已经被宪兵包围，并且不许闹事者走近它。那些头一天没有提前下工的织工现在也拒绝上工。总的口号是：“全体上工，不然谁也不上工。”
这样出其不意被解雇的织工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立刻从他们租自己厂主的房屋里被赶了出去。不仅如此，厂主们还写信通知肉商、面包商和食品杂货店主，请求他们不赊给闹事者任何食品。这样展开的斗争从1868年11月9日延续到1869年春天。我们的报告的篇幅不允许我们更详尽地叙述这件事。这里只再指出一点：由于资本主义专横制度的凶恶表现——残酷的同盟歇业——而发生的这场斗争，演成了一系列的罢工，这些罢工由于有时取得妥协和厂主们一再破坏这种妥协而时断时续；当巴塞尔的崇高可敬的大会议枉然企图用军事措施和类似戒严的手段来恫吓工人的时候，斗争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时候， 国际工人协会支援了工人。按照企业主的说法，这个团体第一次把现代的反抗精神送到了善良而古老的帝国城市巴塞尔。因此，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这位不速之客重新从巴塞尔赶出去。他们企图迫使自己的下属退出协会，以此作为媾和条件，但是白费力气。由于在反对 国际的战争中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们便企图采取荒唐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愤恨。这些共和主义者同时又是在巴登边界上离巴塞尔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寥拉赫的一些大工厂的所有者，他们驱使当地的地方长官 ［注：英文版中不是“地方长官”，而是“大公国的官员”。——编者注］解散了那里的国际支部；可是这个措施很快就被巴登政府废除了。当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大胆地刊登了关于巴塞尔事件的公正报道时 [308]，这些“可敬的先生”就在愚蠢可笑的信中以停止订阅该报相威胁。他们特地派了一个代理人到伦敦，这个人的奇妙的使命是查明国际的主要存款的数额。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
由于他们这些野蛮而愚蠢的行为，日内瓦的资本家曾好好讥笑了他们一顿。但是过了几个月，粗野的巴塞尔老憨就加倍地报答了日内瓦雅士们的恭维。
3月里在日内瓦爆发了两次罢工——建筑工人的罢工和排字工人的罢工；这两个工人团体都建立了 国际的支部。建筑工人的罢工是由于业主们破坏了一年前同工人们郑重签订的合同而引起的。排字工人的罢工只不过是已经延续了十年的冲突的结尾，工人曾试图在先后成立的五个委员会中使这种冲突得到和解，但总是徒劳无益。如同在巴塞尔一样，业主们立即把同自己工人的局部冲突变为国家权力对 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字军征讨。
日内瓦的政务会议派警察到火车站去迎接业主们从远处运来的工人，使他们不能同罢工者有任何接触。它纵容日内瓦的带着左轮手枪的jeunesse dorée ［注：英文版中在《jeunesse dorée》（“花花公子”）这个词后面补充有：“《La jeune Suisse》[309]的有前途的二流子”。——编者注］在大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袭击工人和女工。它以各种借口唆使它的警察局的雇佣刽子手去迫害工人，例如在5月24日，它就在日内瓦以较小规模重演了在巴黎演过的被拉斯拜尔痛斥为《Les orgies infernales des casse-têtes》 [310]的场面。
当日内瓦的工人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要它对这些“残暴的警察逞凶”进行调查时，政务会议粗暴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有人显然是想逼使日内瓦工人起义，然后再用武力来镇压这次起义，把 国际从瑞士土地上清除掉，使无产者屈服于和十二月二日制度相似的制度。由于我们的瑞士联合会委员会的坚决行动和遏止作用，计划遭到了破坏。 [311]业主们终于被迫让步。
现在请仔细听一听日内瓦的资本家及其报界的狐群狗党对 国际的一些责难吧！他们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听从伦敦和巴黎的命令，正在破坏日内瓦州，他们想要消灭这里的一切工业和一切劳动。”
一家瑞士报纸断言， 国际的领袖们是
“拿破仑皇帝的密探，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作为社会起诉人来反对我们小小的瑞士”。
说这种话的正是那些热衷于把十二月二日制度移植到瑞士国土上的先生们，正是那些在日内瓦和其他瑞士城市掌握大权的金融巨头们，全欧洲都知道，他们早已从瑞士共和国的公民变成《Crédit Mobilier》 [312]和其他 国际性欺诈组织的仆从了！
比利时政府在4月间为了对付塞兰的搅铁工人和博里纳日的采煤工人的罢工而制造的几次惨案，已在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呼吁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 ［注：见本卷第395—400页。——编者注］我们认为发出这样的呼吁书是非常必要的，这特别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典范的立宪国家里，这样大批地屠杀工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为一种常规了。在演了恐怖的战争悲剧之后，紧跟着就是法院的滑稽剧。在对我们设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总委员会进行搜查的时候（委员会的房舍被警察毁坏得很厉害，有一部分委员被捕），法院侦查员发现了一个工人的一封信，信中请求送来“五百 国际”；他立即断定，向出事的地方一定派去了五百名工人战斗队。其实这“五百 国际”只不过是五百份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后来他搜查出 ［注：原文是《stiebert》，这个词来自《Stieber》——“警犬”，“密探”；暗指普鲁士警察局长施梯伯（Stieber）。——编者注］一封打给巴黎的电报，电报要求一些“火药”。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在布鲁塞尔终于发现了这种危险物。原来它是用来消灭昆虫的药粉 ［注：《pulwer》一词有“火药”和“药粉”两个意思。——编者注］。最后，比利时警察当局十分得意的是它自认为发现了那个很难找到、而又闹得大陆上的资本家不得安宁的宝库，这个宝库的大部分据说是藏在伦敦，协会在大陆上的一切主要分部都依靠这个宝库供给经费。比利时的侦查员认为，这个宝库被藏在一个保险箱里，而这个保险箱被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的密探们猛攻箱子，砸毁锁一看，发现里面是几块煤炭。也许，国际的纯金经过警察的手一摸，就马上变成了煤炭。
1868年12月在法国各棉纺织区爆发的罢工中，最有名的是 索特维耳-勒-卢昂的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松姆省的厂主们在亚眠聚会，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怎样才能在英国市场上更廉价地出售（undersell）自己的商品，从而打败他们的英国竞争者。全体同意，除了保护关税政策以外，正是较低的工资水平使法国至今不受英国棉织品的侵犯；由此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说，如果在法国把工资降得更低一些，就会使法国的棉织品充斥英国。他们丝毫也不怀疑，法国的棉纺织工人会自豪地承担起他们的业主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定在拉芒什海峡对岸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的费用。此后不久就传出消息说， 卢昂及其近郊的厂主们在秘密会议上已经商量好要实行这样的政策。紧接着在 索特维耳-勒-卢昂突然宣布要大大地降低工资，于是诺曼底的纺织工人第一次起来反抗资本的进攻了。他们是在时局的影响下行动起来的。在这以前，他们既没有工会，也没有任何的反抗手段。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的卢昂委员会请求援助，委员会立即使他们得到了卢昂及其近郊的工人和巴黎工人的一些支援。大约在12月底，卢昂委员会向总委员会发出呼吁，这正是英国棉纺织区极端困难的时期，伦敦空前贫困，一切工业部门都处于普遍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在英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情况极度不利，总委员会认为，卢昂冲突的特殊性定会促使英国工人鼓起自己的一切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时机来向资本家表明，他们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时而在这个国家时而在那个国家进行的国际工业战争，最终将因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无法继续进行。英国工人响应我们的号召，立即为卢昂募集了第一批捐款，工联伦敦理事会决定在首都同总委员会一起召开一次monstre meeting〔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声援诺曼底的工人弟兄。这些措施后来由于得到索特维耳的罢工突然停止的消息而中断。
这场经济斗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的精神影响却使这种失败得到了广泛的补偿。这场斗争把诺曼底的棉纺织工人吸引到了革命的劳动大军的队伍中来；它使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讷塔耳和其他地方成立了工会，并且重新巩固了英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兄弟联盟。1868年冬季和1869年春季，我们在法国的宣传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是因为1868年我们的巴黎委员会被迫解散、警察在各省无端寻衅以及法国的议会大选成了注意的中心。
选举刚一结束，就在卢瓦尔的采矿工业区、在里昂和其他许多地方爆发了许多起罢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经济事实面前，那些把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工人阶级描绘成一片繁荣景象的鲜艳诱人图景已经烟消云散。工人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的微薄和那样的无可争辩，以至于在受到一些有时是蛮横无理的抗拒之后，不得不全被接受下来。这些罢工的唯一的奇怪的特点是在表面的平静之后突然爆发，而且是那样迅速地一个紧跟着一个。可是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简单而明显的。在选举时工人在反对全体人民的暴君的斗争中成功地试用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他们决心在选举后试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暴君。
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一家靠伪造事实领取报酬的政府报纸很自然地把一切事件都说成是受了伦敦总委员会的秘密指示，似乎总委员会派了自己的密使到处奔波，为了向早先完全满意自己命运的法国工人揭示一个秘密：工作过度，报酬低微，受到粗暴对待——全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伦敦出版的一家法国警察小报“国际报” [313]，就曾经在8月3日那一号上大发慈悲地向世界揭示我们的有害活动的秘密动机。
上面写道：“最奇怪的是硬要在贫困还远远没有被人感觉到的那样一些国家中发动罢工。这些突然的爆发对于法国的一些首先应该担心战争的邻国来说是再适时不过的了，这些爆发迫使许多人寻思：这些罢工是不是按照某个善于博得这个万能协会的好感的外国的马基雅弗里的要求进行的呢？”
正当这家法国警察小报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使俾斯麦伯爵摆脱外部战争而利用罢工来给法国政府制造内部困难的时候，一家莱茵普鲁士报纸、工厂主的机关报却指责我们说，我们用罢工震撼北德意志联邦 [314]的基础，目的是要使德国的工业瘫痪，以利于外国的工厂主。
国际和法国罢工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关于第一个事件，即在 圣亚田发生的罢工以及随后在里卡马里发生的大屠杀，甚至法国政府自己也已经不敢说 国际和这些罢工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说里昂事件，那并 不是国际把工人推向罢工，相反，却是罢工把工人推向国际的队伍。
圣亚田、里夫-德-纪埃和 菲尔米尼的矿工镇静而坚决地要求矿业公司的经理修改工资条例，缩短长达12小时的井下繁重劳动的工作日。由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图没有收到成效，他们才在6月11日举行了罢工。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得到那些还在继续工作的同志的支援。为了阻止这一点，各矿业公司的经理向卢瓦尔省省长要求派遣军队，并且得到了满足。6月12日罢工者发现矿井上加强了武装戒备。矿业公司为了保证政府派来的士兵对它们尽心竭力，每天付给每个士兵1法郎的报酬。士兵为了表达他们对公司的感谢，拘捕了将近60个企图偷偷溜到矿井上的同伴那儿去的矿工。被拘捕的矿工在当天下午就被第四基干团的150名士兵押送去 圣亚田。在这些勇士出发之前，多利安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分发给他们60瓶酒，并且恳切地嘱咐他们一路上要机警地监视被捕者：他说，这些矿工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和逃亡的苦役犯。酒和这样一番训导准备好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队伍后面紧跟着一群矿工和他们的妻儿，他们在里卡马里附近的蒙塞耳高地的一条狭谷把队伍包围起来，要求释放被捕者。士兵拒绝他们的要求，于是石块向士兵投来；这时士兵预先没有警告就突然向人群的最稠密处乱放起枪来，打死了15人，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婴儿，许多人受了重伤。受伤者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之中有一个12岁的贫苦的女孩 燕妮·佩蒂；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工人阶级蒙难者的历史上。她是被从后面来的两颗子弹打伤的：一颗子弹打在腿上，另一颗穿过了背部，打断了胳膊，从右肩穿出来。《Les chassepots avaient encore fait merveille》 [315]。
可是，这一次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它不仅犯下了罪行，而且大大失策了。资产阶级并不欢迎它这样的社会救主。 圣亚田的整个市议会提出辞职，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大兵们的残无人道，并且坚决要求军队撤出这个城市。法国报刊掀起一阵极大的喧嚷。甚至那些保守的报纸，如“总汇通报” [316]，也为蒙难者征集捐款。政府不得不把这个可恨的团从 圣亚田调走。
在这样的困难情势下，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用 国际工人协会作为替罪的羔羊来祭奠公愤。在审讯的时候，起诉书把这些所谓的造反者分成十类，而且非常精细地勾画出罪行的不同程度。第一类涂着最浓的色彩，包括5个工人，他们特别被怀疑是听从了外来的、即 国际的秘密指令。罪证当然是多得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家法国司法报上的一小段话来说明：
“对见证人的讯问没有能够确凿地证明国际协会参与此事。见证人仅仅证实有几个身穿白短衫头戴便帽的陌生人站在暴徒的最前列。但是这些陌生人一个也没有被捉住，而且也没有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一个见证人被问道：你相信国际协会干与此事吗？他回答道：‘我相信，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
在里卡马里大屠杀以后，里昂的缫丝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战斗。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主要是通过自己在法国和瑞士的会员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想以警察手段恫吓他们的一切尝试都没有用，他们公开宣布要加入我们的协会，并且向总委员会按章交纳会费后正式地加入了协会。在里昂，也像以前在卢昂一样， 女工起了崇高的卓越的作用。
里昂的其他工业部门都纷纷仿效缫丝工的榜样。因此，在数星期之内，我们的协会就在这些英雄的居民中找到了一万多个新的同道者，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些英雄的居民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口号：《Vivre en trav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
[317]
可是法国政府继续吹毛求疵地迫害 国际。在马赛它禁止我们的会员集会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其他城市也重演了这种卑鄙的勾当，但是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终于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
奥地利的工人，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虽然是在1866年事件 [318]以后才参加到运动中来，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团结在社会主义和 国际的旗帜下，现在他们通过自己派往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319]的代表集体参加了国际。在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利己的本能、智慧的贫乏和对工人阶级的切齿痛恨。它的内阁眼看着种族纠纷和民族纠纷使帝国陷于分裂并使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却仍然对唯一宣布一切种族和民族团结起来的工人进行迫害。资产阶级并不是以自己的英勇而只是由于奥军的失败才取得了新的地位 [320]，它自己也明明知道，它未必能够保住既得的东西，使之不受王朝、贵族和教会的侵犯；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却不惜耗费自己的精力，卑鄙地企图剥夺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在奥地利，也像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 国际代替了升天了的“ 赤色幽灵”。当7月13日在莫拉维亚的棉纺织业中心布隆对工人进行小规模的屠杀时，这一事件被归咎于 国际的暗中唆使，说它的代理人戴着隐身帽藏在幕后。当维也纳人民的某些领导人到法庭受审时；检察官辱骂他们是外国的代理人。这位检察官知识渊博的程度可以用他犯的一个小小差错来说明：他连伯尔尼的 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和无产阶级的 国际都分不清。
如果说工人运动在息斯莱达尼亚的奥地利 [321]遭到的是这样一种迫害，那末它在 匈牙利遭到的却是公开的而且是蛮横无理的戕害。关于这件事，总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佩斯和普勒斯堡的最可靠的消息。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局对匈牙利工人的态度。
匈牙利王国内务大臣冯·文克海姆先生凑巧随匈牙利代表团到了维也纳。在几天以前， 普勒斯堡的工人派了一个工人小组，其中包括著名的鼓动家涅姆契克，到维也纳去向内务大臣先生诉苦，因为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被禁止举行集会，甚至为了募款成立患病职工补助会而举行游艺会也遭到禁止。费了许多周折，总算见到了这位高贵的大臣，然而，当工人走进大臣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位大臣极不礼貌的接待。
大臣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问道：“你们是工人吗？你们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吗？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搞什么同盟；如果你们硬要过问政治，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手段对付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工人要发牢骚就尽量地发吧！”
那末，是不是仍旧让当局为所欲为呢？大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
“是的，这由我负责。”
经过了长时间的但是毫无结果的辩论，工人离开了大臣，并在临走时向他声明说：
“因为国家大事影响到工人的状况，工人当然要过问政治，而且一定要过问政治。”
在 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去年一年最值得庆贺的就是在全国组织了工会。在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代表着德国本部、奥地利和瑞士的15万多名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成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党，它的纲领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我们的章程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成立合法的国际协会支部，他们决定请求总委员会发给个人会员卡。 ［注：英文版中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自己的巴门代表大会[322]上也确认它同意我们协会的原则，同时宣称，普鲁士法律禁止它加入我们的协会。”——编者注］
在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荷兰成立了协会的新支部。在巴塞罗纳和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我们协会的机关周刊。
[323]
比利时政府在塞兰和弗腊默里的光荣战场上搜集来的桂冠，看来使列强有点不能安宁。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一年连英国也能夸耀它对工人的屠杀了。登比郡的谋耳德附近的利斯伍德大矿井的威尔士矿工，突然接到了矿井主管人关于降低工资的通知，这个主管人是他们早就痛恨的穷凶极恶的暴君。他们把附近矿井上的人们召集起来，把主管人赶出家门，并且把他的家具都运到附近的火车站去。这些不幸的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够永远不再受他的压迫了。 ［注：英文版中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自然，法院就对这些暴动者开始进行侦讯，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被成千人的人群解救出来，并被带出了这个城市。”——编者注］5月28日有两个主犯将在国王陛下的第四步兵团的警戒下由警察押送到谋耳德的法庭。一群矿工企图在中途把被捕者解救出来，但是遇到了警察和士兵的抵抗，于是就纷纷向他们投掷石块；士兵不预先警告就用他们的后装枪 ［注：英文版加有：“（斯奈德式步枪）”。——编者注］射出雨点般的枪弹来回击雨点般的石块。5人被打死，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很多人受伤。到这时为止，谋耳德的大屠杀和里卡马里的大屠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往后这种相似之处就消失了。在法国，士兵只对自己的指挥官负责。在英国，他们必须在陪审员面前受侦查员的诘问；但是这个侦查员是一个耳聋和有些糊涂的老头子，他必须通过助听筒来听取见证人的供词，而威尔士的陪审员们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充满偏见的阶级法庭。他们认为这次大屠杀是“在可以原谅的情况下进行的杀人行为”。在法国，暴动者被判处3个月到18个月的徒刑，而且在判决后很快就被赦免。在英国，他们却被判处了10年的苦役。
在法国，一切报刊都一致愤怒地谴责士兵。在英国，报刊却热烈地赞许士兵，并且对受害者表示不满。然而英国工人的收获很大，他们摆脱了一个大的而且是危险的幻想。在这以前他们以为，由于有了骚扰取缔令 [324]的手续，以及由于军队受民政当局的管辖，他们的生命或多或少会得到保护。现在他们长了见识。内务大臣自由党人 普鲁斯先生在下院宣布：第一，任何官员，任何猎狐爱好者或神甫，都有权不预先宣读骚扰取缔令就命令军队向人群开枪，只要他认为这是一群暴动者；第二，士兵有权借口自卫而首先开枪射击。自由党人大臣忘记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自己不受士兵的袭击，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用后装枪武装起来。
8月30日在北明翰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地方工人组织几乎到处都让位给全国范围的组织；自由贸易原则的推广在资本家之间引起了如此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下，工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视，并且被当做国际竞争的疯狂斗争的牺牲品；工人组织应当日益扩大并成为国际性的组织；而且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到处都相同的共同利益，本届大会热烈地建议联合王国的工人，特别是所有工人组织，支持这个协会，并且恳切地希望它们加入协会。大会还相信，国际的原则的实现将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
[325]
今年5月，美国和英国之间看来要不可避免地爆发战争。因此，我们的总委员会曾寄给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主席西耳维斯先生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工人在统治阶级叫嚣战争的时候要维护和平。 ［注：见本卷第401—403页。——编者注］
由于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的英勇战士西耳维斯先生突然逝世，我们认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最好在结束我们的报告时把他的复信引在这里：
“1869年5月26日于费拉得尔菲亚
昨天收到了你们5月12日的公开信。对我来说，收到大洋对岸我们的工人同志的祝贺是极大的幸福。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贫富之间正在进行着战争。劳动到处都同样地受到压迫，而资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同样是暴君。正因为这样，我说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我以美国工人阶级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你们所代表的一切人，向欧洲的全体被侮辱和被剥削的男女劳动者伸出同志的手。把你们所从事的有益的事业向前推进，直到你们的努力获得完全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心愿。由于上一次的战争，在我们这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卑鄙的金融贵族。这种金融权势在迅速吞食人民的有生力量。我们已向它宣战，并且打算战胜它。如果有可能，我们想通过选举投票箱获得胜利；如果不可能，就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往往必须流一点血。”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执行主席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财务委员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9年9月1日于伦敦
通讯处：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
1869年9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巴塞尔出版，并载于小册子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
的报告”1869年伦敦英文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巴塞尔出版的德文版单行本
[307] “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是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在1869年8月底—9月初为1869年9月6—11日在巴塞尔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写的。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某些问题——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时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648—656页）被保存了下来。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见注305）。
马克思用英文写的总委员会的报告全文，曾在1869年9月7日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用德文和法文宣读，并用德文以单行本发表，题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巴塞尔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巴塞尔版（《Bericht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 an den Ⅳ.allgemeinen Congress in Basel》.Basel，1869）；报告还用英文和法文同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一起发表，即“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伦敦版第7—13页（《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held at Basle，in Switzerland》.London，［1869］，p.7—13）和“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弗鲁塞尔版第9—23页（《Compte-rendu du Ⅳ-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tenu à Bale，en 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p.9—23）；
同时还刊登在许多报纸和杂志上：1869年9月26日和10月3日“国际报”第37号和第38号，1869年12月11、18、25日“进步报”第26、27、28号和1870年1月1、8、15日“进步报”第1、2、3号，1869年9月“先驱”第9期，1869年9月18、22、25日“民主周报”第41、42、43号，以及1869年12月24、31日那不勒斯报纸“平等”周报第8、9号。报告的最早的俄译文发表在1869年11月“人民事业”杂志第7—10期上。
本版是以德文小册子的最完全的文本为根据，并根据英文版校对过。最主要的不同之点都在脚注中注明。——第417页。
[308] 1869年1月9日和13日“总汇报”第9号和13号。——第419页。
[309] 《La jeune Suisse》（“青年瑞士”）——这里指的是沙文主义的青年组织“青年日内瓦”（《La jeune Genève》）。——第420页。
[310] 《Les orgies infernales des casse-têtes》（“残暴的打手逞凶”）——摘自立法团的议员拉斯拜尔在1869年7月8日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抗议波拿巴警察当局在巴黎选举时的暴行。——第420页。
[311] 马克思所叙述的事实曾公布在1869年5月29日“平等报”第19号上。由于日内瓦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1869年春天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日内瓦的国际支部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这些呼吁刊登在1869年3—4月的“平等报”上，并且印成了传单：1869年3月17日委员会向国际各支部的呼吁（《Le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aux Sections Internationales》），瑞士公民中的国际会员大会的呼吁“向政务会议和日内瓦人民的呼吁”（《Adresse au Conseil d’état et au Peuple de Genève》）等等；国际会员大会是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倡议于1869年4月2日召开的，会上揭露了企业家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
在组织罢工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的还有加入国际的建筑工人和印刷工人协会的定期出版的通报：“国际工人协会。泥水匠和抹灰工的罢工”（《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Grève des Tailleurs de Pierre et Maçons》），“日内瓦印刷工人协会向舆论的呼吁”（《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Genève à l’opinion publique》）。——第420页。
[312]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1852年。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府官员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 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421页。
[313] “国际报”（《L’International》）是1863年至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不大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424页。
[314] 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是根据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建议在1867年成立的，它包括19个邦以及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的3个自由市。联邦的建立是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重新统一的一个决定性阶段。——第424页。
[315] 《Les chassepots avaient encore fait merveille》（“沙斯波式步枪又一次发挥了威力”）——这里指的是沙斯波改进了的枪，1866年用这种枪装备了法国军队。——第426页。
[316]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426页。
[317] 《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这是1831年起义的里昂织工的口号。——第427页。
[318] 指奥地利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失败。——第427页。
[319]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通过的纲领的第二部分第六点中说：“鉴于劳动解放的任务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也不是一个民族的，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把自己当做（既然关于结社的法律允许这样做）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并且赞同它的宗旨。”——第427页。
[320] 在1866年军事失败后政治危机加剧了的情况下，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奥地利的反动统治集团一方面不得不同匈牙利缔结协定建立二元帝国——奥匈帝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一系列的政治让步。1867年通过的宪法扩大了代议机构——帝国议会的权力，建立了内阁责任制，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和中央集权制；政府成员除了贵族的代表外，也包括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第427页。
[321] 息斯莱达尼亚的奥地利，或息斯莱达尼亚——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包括奥地利本部、捷克、莫拉维亚、加里西亚、布柯维纳等地。特兰斯莱达尼亚就是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等地。（这两部分的名称来自它们的分界河莱达河。）——第428页。
[322]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应届大会于1869年3月28—31日在爱北斐特—巴门召开。会上宣布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并且建议联合会的成员以个人的方式加入国际。——第429页。
[323] 巴塞罗纳支部的周刊，后来是国际联合会的周刊，叫“联盟”（《La Federacion》，1869年8月至1873年用西班牙文出版。
国际荷兰中央支部的周刊从1869年起是“工人报”（《De Werkman》），1868年至187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第429页。
[324] 骚扰取缔令（Riot act）于1715年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430页。
[325] 这项决议是在北明翰召开的英国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以代表身分出席大会的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克里默的建议通过的，发表在1869年9月4日“蜂房报”第412号上。大会从1869年8月23日开到28日，会上通过决议：力争在联合王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下次大会上详细讨论土地问题。——第43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