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
[532]
一
1870年2月27日于伦敦
2月18日“马赛曲报”转载了“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这家英国报纸在这篇文章中向法国报刊报道了选举奥顿诺凡-罗萨的情形。鉴于这一报道相当混乱，它那满篇吞吞吐吐的解释使人不能正确了解他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些事实，因此，盼将我对上述文章的评述惠予披露。
首先，“每日新闻”说奥顿诺凡-罗萨是经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判决的，但是他没有加上一句：在爱尔兰，陪审员参加的法庭是由政府的走狗组成的，他们是在不同程度上由政府直接指定的。
其次，玩弄自由主义字眼的“每日新闻”的撰稿人带着神圣的恐惧谈到了treason felony〔叛国〕，却忘了说，英国刑法典中的这一新范畴，就是专门为了把爱尔兰爱国者算做最低一等的罪犯而发明的。
我们先谈奥顿诺凡-罗萨的事件。他是“爱尔兰人民”的编辑之一。他像大多数芬尼亚社社员一样，也以写所谓煽动性文章被判罪。因而，“马赛曲报”指出罗什弗尔和罗萨的相似之点，那是对的。
为什么“每日新闻”把有关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的事告诉法国，而又绝口不谈对他们的虐待呢？希望你们能容许我对“每日新闻”慎重地保持缄默的东西作一个补充。
不久之前，奥顿诺凡-罗萨曾被双手反铐，关在一间黑暗的单人牢房里。无论白天黑夜，都不给他取下镣铐，所以他只好躺在地上喝给他当饭吃的稀汤。罗萨把他的情况当着典狱长和另一证人的面告诉了“爱尔兰人报”的编辑皮哥特先生，后者就将此事在他的报上发表，这就促使下院的一位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要求议会进行调查，以便弄清监狱中发生的情况。政府坚决反对这一要求。有36位议员投票赞成穆尔的提案，但是投反对票的有171人；这确实可以作为对那些蹂躏了选举法的投票[注：见本卷第698—700页。——编者注]的毫不逊色的补充。
而这正是在假善人格莱斯顿组阁的时候发生的！可见，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领袖是把人道和正义看得一文不值的。所以说，存在着一些不戴眼镜的犹大。
还有一件给英国增光的事。一个六七十岁的被监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奥利里，在三个星期中只得到面包和水，原因是，——“马赛曲报”的读者们怎么也猜不到，——原因是他被称为“ 异教徒”并拒绝宣布自己为 新教徒、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或 战栗教徒。他只能在上述的几种宗教和光面包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五种祸害中，奥利里（或者像别人称呼他那样，“ 异教徒奥利里”）选择了他认为最轻的一种：面包和水。
几天以前， 验尸官（以皇室的名义验尸的法庭官员）察看了一个死于斯派克岛监狱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尸体，他严词谴责了对死者的虐待。
上星期六，爱尔兰青年 岡讷尔·胡德在受了四年监禁之后出狱。他19岁时曾参加英国军队在加拿大为英国服务。1866年，他以写煽动文章的罪名被交付军事法庭并判处两年苦役。胡德在听到判决时，摘下他的帽子抛入空中并大声高呼：“爱尔兰共和国万岁！”他的这一发自内心的呼声使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被加判两年徒刑，外加50皮鞭。这一判决是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执行的。胡德被绑在犁上，两个壮硕的铁匠挥起了cat o’nine tails〔 九尾皮鞭〕——法语中并没有英语中的 皮鞭这个词。这方面只有俄语和英语才有共同语言。真是难兄难弟。
记者凯里先生至今还被监禁在专关疯子的监狱中；沉默和其他酷刑已使他变成一具失掉理性的活尸。
芬尼亚社社员伯克上校，不仅在美国军队中服务时表现得很出色，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画家，而现在他的处境也很悲惨；他已经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在这张爱尔兰受难者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许多别的名字。从1866年“爱尔兰人民”报社受到暴徒袭击时起，在仁爱的英国监狱里已有 20位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疯，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2月27日
载于1870年3月1日“马赛曲报”第71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二
3月5日于伦敦
在3月3日的下院会议中， 斯塔克普耳先生就对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问题对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质问。他还说，都柏林的 莱昂斯医生不久前宣称：
“纪律、不够吃的口粮、个人自由的限制及其他的惩罚只能给犯人的健康造成无法挽救的危害。”
格莱斯顿先生却对犯人所受的待遇表示完全满意，他给自己的短短的speech〔 演说〕加上了这样精彩的诙谐：
“关于奥顿诺凡-罗萨的健康，我可以满意地说，奥顿诺凡-罗萨夫人在最近一次会见她丈夫时因他的气色变好而感到非常高兴。
[533]
在高贵的会议的所有席位上发出了一片哈哈大笑！ 最近一次会见！请注意，奥顿诺凡-罗萨夫人不仅已和丈夫离别多年，而且为了养活孩子，她只得在美国到处奔波，讲授英国文学。
还不要忘了，这位 格莱斯顿先生（他的诙谐总是非常得体的）是“祷告”（《Prayers》）“福音的传播”（《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俗人在教会中的职责”（《The functions of laymen in the church》）以及刚出版的传道书《Ecce homo》〔“看这个人”〕的作者，人们简直都要把他当做圣徒了。
但是那些犯人是否也像他们的最高狱吏那样感到极大的满意呢？请读一读下面的 奥顿诺凡-罗萨信中的一段。这封信像奇迹般地被带出了监狱，不过还是经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耽搁才到了收信人的手中。
罗萨的信
“关于这些英国统治者的伪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他们使我不得不爬在地上吃东西；他们使我挨饿，不让我见阳光，给我的是镣铐和圣经。我不因我的统治者惩罚我而诉苦；我会忍受；但我肯定说：我有权将我所受的虐待以及非法扣留我叙述这种情况的书信的经过大白于天下。监狱当局为阻碍我写信而采用的卑鄙手段既可笑又可恶。侮辱人格最甚的手续是一连几个月中每天都把我剥个精光，察看手足和全身。从1867年2月到5月在米耳班克每天都这样做。有一次我拒绝脱衣服。于是就来了五个狱卒，他们残暴地殴打我并扯掉我的衣服。
有一次我给狱外发出一封信；结果是两位警官（治安法官）诺克斯先生和波洛克先生光顾了我。
派两名政府官员来调查英国监狱的真相——这简直是讽刺！这两位先生拒绝记下我想告诉他们的重要的东西。当我一接触到他们所不喜欢的话题时，他们就阻止我发言，并说狱中纪律与他们无关。请问波洛克先生和诺克斯先生，不是这样吗？我曾经被迫在已经有半打英国犯人用过的水中洗澡，当我把这情形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不是拒绝记下我的申诉吗？
在查塔姆的时候，曾经给了我一些麻絮，要我扯松，并且告诉我，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不给我饭吃。
我提高声音说：‘也许，我把活干完，你们也会同样处罚我吧？在米耳班克时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狱吏不同意说：‘这怎么可能？’
于是我就告诉他，7月4日我比规定时间早十分钟就干完活，拿起一本书来。一位官员看到了，就指责我偷懒，把我关在黑暗的单人牢房中，两天两夜只给一点面包和水。
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爱德华·达菲。他脸色非常苍白。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我听说达菲病得很厉害而且他希望能看到我（我们在爱尔兰时就是好朋友）。我请求典狱长准许我去探望他。典狱长断然拒绝了我的要求。那是在1867年圣诞节前后。几个星期以后，一个犯人隔着我的牢房的铁栅轻轻地告诉我：‘达菲死了！’
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俄国，英国人会编出一套多动人的故事呵！
要是格莱斯顿先生在那不勒斯看到这样的死亡，他又该描述得多么生动！这些甜言蜜语的法利赛人，这些伪君子，嘴上挂的是圣经的词句，心里藏的是魔鬼！
我还有几句话来悼念约翰·林奇。1866年3月，我放风时在院子里遇到他。我们受着严密的监视，他只能低声地对我说：‘要冻死我了。’这些英国人干了些什么呢？在圣诞节前一天，他们把我们带到伦敦。当我们进了监狱以后，他们就剥掉我们身上御寒的内衣，让我们一连几个月在单人牢房里冻得发抖。是的，他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他们就是杀死约翰·林奇的凶手；但是在进行调查时，他们却安排好作证的官员，说林奇和达菲受到非常温和的待遇。
我们的奴役者英国人的爱好撒谎已经到了超乎任何人的想像的程度。
如果我死在狱中，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请千万别相信这些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也不要以为我对用谎言陷害过我的人有私人的怨恨！我控诉的只是必然会采取这种手段的暴政。
我的境遇使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马基雅弗利的话：‘暴君们对传播圣经特别感到兴趣，其目的是让人民群众接受其中的诫令，听任强盗们掠夺他们而不加抵抗。’
只要被奴役的人民恪守教士们所传播的道德准则和服从准则，暴君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如果我的同胞们能读到这封信的话，我有权要求他们大声疾呼，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弟兄们主持正义。让这些话促使凝结在他们血管中的血液流动起来吧！
我被脖子上套着绳子拉车。绳子的一端结在长长的车辕上，两个被拘禁的英国人受到嘱咐不得让车子失去平衡，但是他们撒了手，车辕一下子翘了起来，绳结散了。如果绳结拉紧的话，我就没命了。
我坚决认为他们无权使我处于这种情况，使我的生命取决于别人的一举一动。
一线阳光穿过栅栏和门闩射进我的牢房。——这是我对在纽敦纳德斯度过的一天的回忆，在那里我遇见过忘却了伪善的橙带党人和绿带会员。
政治苦役犯 奥顿诺凡-罗萨”
[534]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5日
载于1870年3月9日“马赛曲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三
1870年3月16日于伦敦
我在上一篇通讯中转引的奥顿诺凡-罗萨的那封信，成了上星期最突出的事件。
“泰晤士报”不加评论地转载了那封信，“每日新闻”发表了评论但没有登载原信。
这家报纸说：“奥顿诺凡-罗萨先生选择了他暂时（for a while）应服从的监狱规则作为信的主题，那是很自然的。”
对一个已在监狱中关了5年而且被处 终身苦役的人，这“ 暂时”未免太残酷了！
奥顿诺凡-罗萨先生所控诉的除了别的，还有这样一点：“被脖子上套着绳子拉车”，使他的生命取决于他的难友英国苦役犯的行动。
“每日新闻”嚷嚷说：“难道使一个人的生命处于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的情况下就是不公平吗？在火车或轮船上，人的生命难道不也是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吗？”
虔诚的诡辩家在找到这样的巧妙论据之后，又责备奥顿诺凡-罗萨不爱 圣经而爱“ 爱尔兰人民”。这样把bible〔圣经〕和People〔人民〕对比是能使他的读者大为高兴的。
“每日新闻”接着说：“显然，奥顿诺凡-罗萨先生设想，应该供给因写煽动文章而判罪的犯人雪茄烟和每天的报纸，首先还得让他有权和他的朋友们自由地通信。”
好一个道德高尚的法利赛人！这样，你最后总算承认了，奥顿诺凡-罗萨被判终身苦役是由于写 煽动文章，而不是像你第一次对法国报刊的呼吁中阴险地暗示的那样是由于企图暗杀维多利亚女王。
这家无耻的报纸最后说：“总而言之，奥顿诺凡-罗萨所受到的是他应受到的待遇，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苦役犯应受到的待遇。”
在纯粹属于格莱斯顿的报纸的后面，又来了另一种色彩的玩弄自由主义词句的报纸“每日电讯”，它一向是以极端狂妄粗鲁闻名的。
这家报纸宣称：“如果我们理睬奥顿诺凡-罗萨的文件，那并不是为了无可救药的芬尼亚社社员，而纯粹是为了法国的福祉。”
它说：“你们将会知道，几天以前，格莱斯顿先生刚刚在下院中正式驳斥过这一切无耻的谎言。当然，不会有一个思想健全的法国人，不论他属于哪一个党派或阶级，敢怀疑英国绅士的这一声明。”
万一法国有些政党或个人已经堕落到不相信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一位英国绅士的话，那末法国也还是会经不住勒维先生的善意劝告的。此人决非英国绅士，他对你们是这样说的：
“奉劝我们的巴黎邻居们，把在英国虐待政治犯的一切传闻都当作无耻的谎言。”
如果勒维先生允许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另外举个例子，以便说明格莱斯顿内阁的绅士们的话值多少钱。
你们还记得，我的第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 理查·伯克上校，他已被英国政府的人道措施弄到发疯的地步。“爱尔兰人报”首先发表了这个消息。接着，安德伍德先生写信给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要求调查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
普鲁斯先生写信回答了他，这封信公布在英国各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现在在沃金监狱的理查·伯克，你寄来的‘爱尔兰人报’的那几段话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奇怪的诽谤，普鲁斯先生不得不拒绝对此进行调查。”
普鲁斯先生的这一声明的日期是1870年1月11日。紧接着，不久前的一期“爱尔兰人报”发表了这位大臣答复理查·伯克的姐姐巴里夫人的一封信；巴里夫人曾请求普鲁斯先生告诉她有关伯克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在2月24日大臣所作的答复中还附有1月11日的正式证明书，监狱医生和专门看管伯克的狱吏在证明书中都宣称伯克已经发狂。[535]这就是说，就在普鲁斯先生公开把“爱尔兰人报”的话称做毫无根据的谎言的同一天，他的口袋中却藏着说明这些话确实可靠的无可怀疑的官方证明书。顺便还提一下，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将就伯克上校受虐待一事向大臣提出质问。
不久前创刊的“回声报”[536]采用了比它的同行更为鲜明的自由主义的调子。它有它自己的指导原则。问题就在于这家报纸的价格是1苏，而别的报纸却卖2苏、4苏或6苏。1苏的价格使它一方面不得不发些假民主的宣言，以求不失去它的无产者订户，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所保留，力图从竞争者那里夺得那些体面的订户。
“回声报”在关于奥顿诺凡-罗萨的信的连篇空话中，居然得出了如此出色的假定：“也许被赦免的芬尼亚社社员们自己也会不相信他们同胞的夸大之词”。似乎基卡姆先生、科斯特洛先生等并没有发表过声明，说他们在狱中也受到罗萨信中所说的完全相同的折磨！但是，“回声报”在各种支吾搪塞和毫无意思的推托之后，触及到了一个难题。
它宣称：“‘马赛曲报’的发表将造成一件全世界都知道的丑事。一个大陆上的人的理解力也许太狭窄，以致不能正确地看到某个‘炮弹’[注：指炮弹国王，即斐迪南二世。——编者注]的暴行和格莱斯顿的严格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那倒不如进行一次调查的好”等等。
格莱斯顿的玩弄自由主义词句的周刊“旁观者”所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原则：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风格都是坏的[537]。因此，它在伦敦被称为七贤者的报纸。先是简单地叙述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事，痛骂他一顿对圣经不敬，然后七贤者的报纸就作出了以下的判决：
“芬尼亚社社员奥顿诺凡-罗萨看来只是遭受了通常苦役犯所应受的苦；不过我们承认，这种制度最好改变一下。枪决叛乱者是非常公正的，而且还常常是非常明智的。由于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种罪犯，剥夺他们的自由，那也是公正的。不过，侮辱他们是不公正也不明智的。”
说得真好，贤明的所罗门！
最后，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的主要机关报“旗帜报”也发了言。你们知道，英国的寡头是由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这两个部分组成的。在他们的家庭纠纷中站在金融寡头一边反对贵族的，被称为自由派，甚至激进派。反之，站在贵族一边反对金融寡头的就被称为托利党。
“旗帜报”说奥顿诺凡-罗萨的信颇像大仲马写的一篇内容不可靠的小说。
这家报纸问道：“‘马赛曲报’为什么不加上一句，说格莱斯顿先生、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市长每天早晨都参加对奥顿诺凡-罗萨的拷问？”
在下院，一位议员曾经说托利党是一个《stupid party》（愚蠢的政党）。的确，“旗帜报”完全够得上称为愚蠢的政党的主要机关报！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要预先告诉法国人，别把报上的叫嚣和英国无产阶级的呼声混淆起来；这一呼声在英国的报刊上没有得到反应，这对爱尔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幸的。
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英国工人阶级已有20万以上的男女老幼在海德公园发出响亮的抗议，要求释放他们的爱尔兰弟兄；伦敦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它的一些委员是英国工人阶级公认的领导人）也尖锐地斥责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反对英国政府并捍卫爱尔兰人民的权利。
[538]
又：由于“马赛曲报”发表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信件，格莱斯顿就担心舆论会强迫他对于对政治犯实行的制度作一次议会的公开调查。为了再一次逃避调查（我们知道，他那败坏的良心已经多少次反对过这样做），这位外交家刚刚对罗萨所说的事实发表了正式的、但是匿名的否认。
[539]
法国人想必明白，这一否认只是狱吏以及警官诺克斯、波洛克等等所提供的证词的翻版。这些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反正罗萨不能回答他们。对罗萨的监视将比过去更为严密，但是我要回答他们，我要在下一封信中举出那些不取决于狱吏们的善良意愿的确定不移的 事实。
燕妮·马克思和卡·马克思合写于1870年3月16日
载于1870年3月19日“马赛曲报”第89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四
1870年3月18日于伦敦
正如我在前一封信中所提到的，下院的爱尔兰代表穆尔先生昨天就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他援引了就理查·伯克以及关在蒙特乔伊监狱（在都柏林）中的其他四个犯人提出的质问，并质问政府是否认为把人逼疯之后还继续把他们关在狱中并不有碍于政府的声誉。最后，穆尔先生要求进行“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调查”。
这样，格莱斯顿先生就陷入了窘境。1868年，他曾经十分轻蔑地坚决拒绝了也是这位穆尔先生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从那时起，他对每隔一定时期就重新提出的进行调查的要求，总是同样加以拒绝。
现在为什么要让步呢？承认害怕拉芒什海峡彼岸的喧嚣吗？哪有的事！至于对“我们的”监狱行政人员提出的控诉，“我们”已要他们对此作出解释。他们一致答复我们：这一切全是捏造。如此这般以后，我们的大臣的良心自然也就安宁了。但从穆尔先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下面是逐字转述——“这里还不能说有完全的安宁”。
要使“政府的良心感到安宁”（the satisfaction of the minds of the government），那它必须信任自己的部下；“因此”（therefore），调查一下狱吏们的声明是否可靠，那将是明智而公正的。
[540]
“此人：朝三暮四，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注：布瓦洛“讽刺诗集”第八篇。——编者注]。
最后，他对要求作了让步，但并不是无条件地这样做的。
穆尔先生要求“全面的、自由的、公开的调查”。格莱斯顿先生的回答是他对调查的“方式”负责，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不会是“议会的调查”，而只会是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换句话说，在这个格莱斯顿先生作为主要被告的轰动一时的案件中，侦讯人员要由格莱斯顿先生本人挑选和任命。
至于理查·伯克，格莱斯顿先生解释说，政府在1月9日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疯癫。这就是说，格莱斯顿先生的可尊敬的同行、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在1月11日发表的信中说这一事实出于捏造，那是在无耻地撒谎。但格莱斯顿先生接着说，伯克先生精神上的疾病还没有严重到需要把他从苦役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地步。不应忘记，此人曾参与了克勒肯威尔监狱爆炸案[541]。是怎么参加的呢？当别人突然想到要炸掉克勒肯威尔监狱把理查·伯克救出来的时候，他被关在这个监狱中。因此，他就参与了人们怀疑是由英国警方策划的这次不明智的阴谋，参与了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把他自己埋葬在监狱的瓦砾堆中的阴谋。格莱斯顿先生在结束时说，其实我们已经释放了在我们英国苦役监狱中的两名发疯的芬尼亚社社员。穆尔先生打断他道，但是我说的是都柏林蒙特乔伊监狱中的四个精神失常的人。格莱斯顿先生答道，那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监狱中已经少了两个疯子！
格莱斯顿先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蒙特乔伊监狱呢？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一次，提供事实的不是犯人的来信，而是按议会指示于1868年出版的蓝皮书[542]。
在芬尼亚社社员进行武装袭击[543]以后，英国政府就在爱尔兰全境实施了戒严法。于是，一切有关人身自由的保证都被废弃了。因此，凡是“有芬尼亚社嫌疑的”，都可以投入监狱，并由当局随心所欲地不经侦察和审询把他们一直关在狱中。都柏林的蒙特乔伊苦役监狱就是关满了“嫌疑犯”的监狱中的一个，狱监是约瑟夫·默里，医生是麦克唐奈先生。从按议会命令于1868年出版的 蓝皮书中我们读到什么呢？
在几个月中，麦克唐奈先生曾屡次写信抗议虐待嫌疑犯，这些信他最初是寄给狱监默里的。由于狱监不作答复，麦克唐奈先生就向典狱长打了三四次报告。在有一封信中，他指出：
（以下我逐字地引述）“有几个人已经毫无疑义地有疯癫的迹象。”他还补充说：“我毫不怀疑，他们是由于狱中制度而疯癫的。如果这些未经法庭判决而只因嫌疑就被关进监狱的犯人中有人自杀，即使不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也会成为一件极端严重的事件。”
麦克唐奈先生寄给典狱长的所有这些信件都被约瑟夫·默里所截获。最后，麦克唐奈先生就直接写信给爱尔兰总督大臣美奥勋爵。其中有这样一段：
“关于在长时期中加之于嫌疑犯的那种严酷的制度，关于那种比对待苦役犯的制度更为严酷的单人监禁制度，阁下，你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为清楚。”
按议会的命令公布的这些揭露材料的结果又如何呢？麦克唐奈医生被撤职！！！默里保留原职。
这一切都是在托利党内阁执政的时候发生的。格莱斯顿先生在靠他那些要英国政府为芬尼亚运动负责的慷慨激昂的宣言，终于推翻了得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之后，他不仅批准残暴的默里官居原职，而且为了证明他特别感到满意，除狱监的职位以外，还给了默里另一个肥缺——《Registar of habitual criminals》〔“惯犯登记官”〕！
我在上一封信里曾经谈到，伦敦各报刊登的对罗萨信件的匿名回答直接出自内阁。
现在已经肯定，原来这信出于内务大臣普鲁斯先生之手。这就是他的“大臣的良心”的一个例证！
普鲁斯先生说：“关于罗萨申诉他被迫在其他苦役犯用过的水中洗澡一事，诺克斯和波洛克两委员宣称，在他们仔细调查之后，对这种胡说可以置之不理。”
幸亏警官诺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是按议会的命令发表的[544]。他们在这报告的第23页上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按狱中的制度，若干苦役犯是依次在一个浴盆中洗澡的，“狱吏如果让奥顿诺凡-罗萨第一个洗，就会侮辱其他的人”。不过，“对这种胡说可以置之不理”。
因此，根据警官诺克斯和波洛克的报告，奥顿诺凡-罗萨说他被迫在一些苦役犯用过的脏水中洗澡，这并非什么胡说——像普鲁斯先生所肯定的那样。相反，这些先生们只是认为奥顿诺凡-罗萨对这种恶劣的事情提出申诉是胡说。
格莱斯顿先生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准备对虐待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进行调查，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他也给爱尔兰提出了一种新的Coercion Bill〔高压法案〕，即关于取消宪法自由及宣布非常状态的法案。
根据理论上的假定，宪法自由是常规，而暂时取消宪法自由是例外；但根据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实践，非常状态法是常规，宪法倒是例外。格莱斯顿以土地暴乱为借口，在爱尔兰重新宣布戒严状态。他的真正动机是企图扼杀独立的都柏林报纸。今后任何一种爱尔兰报纸的生死都得取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裁夺。而且，这一Coercion Bill是不久前格莱斯顿先生制订的Land Bill（土地法案）的必然补充，后一种法律以帮助农民为借口巩固了爱尔兰的大地主统治。[545]只须指出内阁成员、爱尔兰大地主达费林勋爵曾经参与此事，这一法律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一年以前，这位桑格拉都医生刚出版过一部洋洋巨著[546]，用来证明爱尔兰居民的血还放得不够，应该再把他们减少三分之一，这样爱尔兰才能完成它的光荣使命——给地主老爷们创造尽可能多的地租并给英国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肉类和羊毛。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18日
载于1870年3月21日“马赛曲报”第91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五
3月22日于伦敦
伦敦有一家在人民中销路极广的周报——“雷诺新闻”。它对爱尔兰问题是这样写的：
“现在，别的国家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伪善的人。我们大言不惭地替自己吹嘘，夸大地宣扬我们的各种制度的优越，这样，当我们的谎言被一一揭穿的时候，别国人嘲笑我们并问怎么会是这样，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情况并不是英国人民造成的，他们自己也受到迷惑和欺骗；一切罪责都在于统治阶级和出卖灵魂的寄生的报刊。”
[547]
星期四晚上提出的、对付爱尔兰的Coercion Bill是一种卑鄙龌龊、令人憎恨的措施。这一法案扑灭了爱尔兰民族自由的一点最后的余烬，封闭了这个不幸的国家的报刊的口，使它们不能抗议那种使我们的时代蒙受耻辱的政策。政府仇视所有那些不对它的可鄙的Land Bill表示高兴的报纸，并且实行报复。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将事实上停止生效，因为今后如果有人不能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使当局满意，他就可能被处六个月监禁甚至终身监禁。
爱尔兰已被操纵在一帮受过良好训练的奸细的手里，这些人为了好听被叫做“侦探”。
俄罗斯的尼古拉对不幸的波兰人颁布的命令，从来没有比格莱斯顿先生对爱尔兰人的法案更为残酷的。这一措施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博得有名的达荷美国王的青睐[548]。但是，格莱斯顿竟厚颜无耻到敢于在议会和全国人面前为他的政府特意对爱尔兰实施的宽大政策吹嘘。格莱斯顿在他那星期四的发言的结尾部分，甚至以一种假仁假义的声泪俱下的沉痛语调表示惋惜，这种做作使他足能和圣斯蒂金斯先生相媲美。不过，他硬挤出来的泪水是白费了——爱尔兰人民并不会因此而受骗。
我们要重复地说，这项法律是一项可耻的措施，比起 卡斯尔里来决不逊色，这一措施将使所有自由的民族诅咒那些策划它、批准它和支持它的人。最后，这一措施将使格莱斯顿内阁遭到应有的耻辱，并且使它很快垮台（这是我们所真诚希望的）。而蛊惑者大臣布莱特先生怎么能一连两昼夜保持缄默呢？
我们毫不怀疑地说，格莱斯顿已表明自己是在卑鄙的卡斯尔里之后压迫爱尔兰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最残酷的统治者。
好像内阁的可耻行为尚未达到极限似的，在星期四晚上，即提出Coercion Bill那个晚上，在下院中有人宣布，伯克和其他几个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已在英国苦役监狱中因不堪折磨而发疯了；但是，即使在这种可怕的事实面前，格莱斯顿和他的帮凶普鲁斯还出来大声地肯定说，对待政治犯已经关怀备至。当穆尔先生在下院宣布这一不祥的事实时，他的每一句话都被粗暴的哄笑声所打断。如果这样可恶和令人气愤的场面出现在美国国会，我们这里不知道会发出多么激昂的愤怒的呼声呢！
直至目前为止，“雷诺新闻”、“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派尔-麦尔”、“电讯报”以及诸如此类的报纸还在疯狂地为Coercion Bill欢呼，特别是为那些用来消灭爱尔兰报刊的措施欢呼。而这样的事居然发生于众所公认的出版界圣地英国！不过，归根到底，对所有这些初露头角的作家是不能要求过高的。应该承认，这些比妮萝布们看到在一星期的六天内辛辛苦苦地编造出来的谎言和诬蔑每到星期六都被“爱尔兰人报”所粉碎，决不是愉快的；因此，他们对刚把他们的死敌加上镣铐的警察报以狂热的掌声，那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好汉们至少还不乏自知之明。
普鲁斯和麦卡锡·唐宁关于理查·伯克上校曾经进行了一番值得注意的通信[549]。在请你读这些信件之前，我得顺便提一下，唐宁先生是下院的爱尔兰议员。这位醉心功名的律师加入大臣的行列是抱着谋取高官厚禄的高尚目的的。因此，我们这位证人并不是什么可疑的人物。
1870年2月22日
阁下：
如果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话，原先被囚禁在查塔姆监狱的芬尼亚社社员之一理查·伯克已在他疯癫的状况下被移到沃金。1869年3月，我曾经不揣冒昧地请你注意他明显的病状，同年7月，前任瓦特福德议员布莱克先生和我曾奉达我们的意见，即加之于他的制度如不改变，将有引起极严重后果的危险。但我并未获得对该信的答复。我之所以向你上书，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希望伯克能获得释放，以便他的家人能安心地照顾他，减轻他的痛苦。我手头就有该犯人于12月3日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他写道，经常有人要毒死他；我以为，这就是他患病的一个表现。诚恳地希望，你固有的善心将使你满足这一请求。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麦卡锡·唐宁
内务部
1870年2月25日
阁下：
理查·伯克被移离查塔姆是由于他产生错觉，以为监狱中的医务人员要毒害他或虐待他。同时，他虽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但健康状况却日益恶化了。因此我命令将他移至沃金并指派广泽精神病院的迈尔斯医生替他检查；迈尔斯医生认为他的疯癫将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消失。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快有了好转，一般的观察者已看不出他有痴呆的现象。我非常愿意能告诉你，说他有不久就获得释放的希望，但我做不到这一点。伯克的罪行及试图释放他所引起的后果是极严重的，我不能令人作这样的期望。但愿科学和良好的待遇能恢复他智力和体力的健康。
亨·奥·普鲁斯
1870年2月28日
阁下：
我曾经请求你将伯克交给他的兄弟去照管，你2月25日给我的回信已收悉，我曾希望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和你在下院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你都很忙，根本无法和你见面。我收到了伯克的朋友们的来信。他们焦急地等待我请求的结果。我还没有通知他们说我的请求没有成功。在使他们失望以前，我认为可以就这一问题再一次向你上书。我想，像我这样一个不避对个人的危害而一直谴责芬尼亚运动的人，可以对政府提出无私的友好的忠告。
我毫不怀疑地说，释放发了疯的政治犯不会招致舆论的批评，更不会遭到谴责。爱尔兰人会说：“看，政府完全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残酷。”另一方面，如果伯克留在狱中，就会给民族的报刊提供攻击政府的新材料；人们会把政府说得比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在其最糟的时代更为残酷。我承认，无法设想信仰温和的人如何去为这样的拒绝行为辩护……
麦卡锡·唐宁
阁下：
很遗憾，我不能请求释放伯克。
的确，他已经有疯癫的征候，而如果是寻常的案件，我认为我“可以”向英王请求赦免。但他的案情非同寻常，因为他不仅是怙恶不悛的密谋者，而且还参加了克勒肯威尔的爆炸案（这次爆炸如果成功，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使他已成为“不宜于赦免的人”（improper recipient of pardon）。
亨·奥·普鲁斯
真是无耻之尤！普鲁斯知道得很清楚，在克勒肯威尔案件的审讯过程中，伯克上校哪怕只有一点点嫌疑，也会和巴雷特一起被绞死；巴雷特被叛处死刑，定罪是根据一个已经妄指过三个人为本案罪犯的伪证人的证词，而特地从格拉斯哥赶来作证的八位公民的证词却没有受到注意，他们曾经证明，当爆炸发生时巴雷特是在格拉斯哥。当问题在于绞死人、特别是绞死芬尼亚社社员的时候，英国人是绝不感到难为情的（普鲁斯先生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所有这许多暴行并不能摧毁爱尔兰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刚刚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都柏林举行了纪念圣帕特里克的民族节日。许多房屋上装饰着旗帜，上面写着引人注目的大字：“爱尔兰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自由！”“政治犯万岁！”，空中则到处飘荡着民族歌曲和 马赛曲。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22日
载于1870年3月29日“马赛曲报”第99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六
爱尔兰的土地暴乱
1870年4月2日于伦敦
在爱尔兰，大地主对农民及其家庭的掠夺和歼灭称为财产权，而绝望的农民为反抗残酷的迫害者而举行的起义则叫做土地暴乱。这些土地暴乱（agrarian outrages）虽然为数不多，但经过形形色色按命令行事的英国报刊的无限的夸张和渲染，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已成为在爱尔兰恢复白色恐怖制度的一种借口。另一方面，这种恐怖制度使得土地所有者能够不受惩罚地加强压迫。
如上所述，Land Bill〔土地法案〕是以帮助农民之名，行巩固大地主统治之实。然而，格莱斯顿为了迷惑人心和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不得不在必须履行某些法律手续的条件下才批准重新延长农业中现存的专制秩序。只须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只要大地主能将无法偿付的荒诞的地租强加于随时都可以使之退佃的佃农（tenants at will）身上，或者在根据契约出租土地时强使农民签订自愿被奴役的条约，那末在将来，大地主的专横仍会像过去一样具有法律的效力！
大地主们多么兴高采烈！都柏林的“自由人报”刊载了“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一书作者帕·拉弗耳教士的书信，他这样写道：
“我看到了成堆的信件，这是一位大地主、威武的上尉、住在英格兰的‘在外地主’写给他的佃户的；在这些信中，他通知他的佃户，以后他们的地租将提高25％。这不管是强迫迁移的警告！而这却是出于一个除了年复一年地消耗掉土地所生产的果实以外、别无贡献的人之手！”
[550]
另一方面，“爱尔兰人报”公布了格莱斯顿内阁成员之一、达费林勋爵授意拟订的新租约[551]，Land Bill就是在他的唆使下搞出来的，Coercion Bill〔高压法案〕也是他在上院提出的。封建主的厚颜无耻，老练的高利贷者的贪婪盘算，恶讼师的卑鄙阴险，将这三者加起来，才能对这位高贵的达费林所发明的新租约有一个近似的概念！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正是为了实施Land Bill的制度，恐怖制度才应运而生。举个例说，我们假定，在爱尔兰的某一个郡中，农民或者拒绝提高地租25％，或者不愿在 达费林租约上签字。于是这个郡的大地主们就会（事实上已经时常在这样做了）设法从他们的奴仆或某个警探手中接到几封匿名的恐吓信。这当然就会构成“土地暴乱”了。大地主们就把这一事实报告总督斯宾塞勋爵。斯宾塞勋爵就宣布在这一地区实施Coercion Act〔高压法〕，于是还是这些大地主，就以当局的正式代表的资格来对他们的农民执行这一法律！而那些偶一不慎提出抗议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将因叛乱罪名而受迫害，而且他们印刷所的动产也会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没收！
这样，为什么你们当局的首脑[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要祝贺格莱斯顿在爱尔兰进行的改革，为什么格莱斯顿要答礼祝贺你们当局在立宪上的让步，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了。你们读者中的莎士比亚专家会这样说：“罗兰为奥利维耶尔！”[552]而另一些不熟悉莎士比亚、但是曾经熟读“总汇通报”的人却会想起你们当局的首脑给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件；在那封信里有这样的话：“我们决不像小偷那样做！”
现在我再重新来谈谈政治犯的问题，而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
“马赛曲报”发表的罗萨的第一封信已经在英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果就进行了调查。
在合众国，所有报纸都发表了以下的报道：
“‘马赛曲报’说，奥顿诺凡-罗萨每天都被剥得精光进行搜查，他挨着饿，被关在单人黑牢中，还被套在马车上拉车子；他的难友们被冻死了。”
“爱尔兰人报”的 纽约通讯员这样报道：
“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的苦难。我们对‘马赛曲报’深为感激，希望它将得到热心的报答”。
[553]
德国的报纸也转载了罗萨的信。
今后英国政府已不能在各方面都缄默的情况下干卑鄙的勾当了。格莱斯顿先生想封住爱尔兰报刊的口，那是枉费心机，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一个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被投入监狱，千百个新闻工作者会在法国、德国、美国出现。
面对着十九世纪所特具的国际主义精神，格莱斯顿先生那种狭隘而落后的政策能有什么作为呢？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2日
载于1870年4月12日“马赛曲报”第113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七
约翰·林奇的死
编辑公民： 兹寄上从一位爱尔兰政治犯的书信中抄下的一段话，这封信是他在澳大利亚流放地写给“爱尔兰人报”的（现在他已获自由）。
我所译的只是有关约翰·林奇的一节。
约翰·凯西的信
“我现在简略地公正地谈谈我们——我的流放难友（共24人）和我——被监禁于这所充满恐怖的监牢，这名叫波特兰监狱的活人坟墓期间所受到的待遇。
首先，我认为应该对我的朋友约翰·林奇表示尊敬而公正的悼念。他于1865年12月经特别法庭判决，1866年4月死于沃金监狱。
不论陪审员对他的死亡作如何解释，我可以肯定地说（并能提出证据），他的死亡是由于狱吏的残酷所促成的。
在寒冷的冬天，24小时中有23小时他被关在冰冷的单人牢房中；穿不暖；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木柴当枕头，两条共有大约十磅重的破被就是唯一用来抵御严寒的东西；由于狱吏的不可名状的刻毒，我们甚至被迫把自己的衣服挂在单人牢房的门上面不能用来遮盖一下冻僵的身体；吃的是有害健康的东西，而且只有一点点；我们被关在长约20英尺宽6英尺的关流氓恶棍的囚笼中，每昼夜只有一次三刻钟放风时间；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被这种折磨和痛苦毁掉。像林奇这样柔弱的身体立刻就垮掉，更不足为奇了。
林奇到监狱时曾请求让他留下他的御寒内衣。他的这一请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他当时就说：‘如果你们拒绝我的要求，我活不上三个月就会死的。’啊，我当时真没有料到一语成谶；我没有想到爱尔兰会这样快地丧失一个最忠诚、最热情、最高贵的儿子：我自己会丧失一位久经考验的朋友。
3月初，我就注意到我的朋友身患重病；有一次，乘狱吏离开一会的时候，我问他身体怎样。他回答我说，他快死了，他好几次告诉过医生，但是医生对他的申诉根本不加注意。他咳嗽得很厉害，虽然我被关在一间离他极远的单人牢房中，还是白天黑夜都听到空洞洞的走廊中传来他咳嗽的回声。甚至一个狱吏也这样告诉过我：‘7号牢房中的犯人快完了，一个月以前就该把他送进医院。我在那里很多次看到比他要健康一百倍的普通犯人。’
4月里，我有一次从单人牢房中望出去，看到一个面色惨白、两眼无神、双颊深陷的像幽灵一样的人，他在吃力地慢慢向前挪动，一面抓住铁栅以免跌倒。这就是林奇。我起先没有认出来是他，后来他看我一眼，对我笑笑并指指地下，似乎是要说：‘我快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林奇。”
罗萨关于林奇的报道也完全一样，这证明凯西的证词是确实的。不要忘了，罗萨的信发自英国监狱，凯西的信则写于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地；因此，他们两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联系的。可是不久以前，政府仍然肯定说罗萨的话是谎言。普鲁斯、波洛克和诺克斯甚至说：“林奇自己还没有提出要求，就已经发给他御寒的内衣了”。
另一方面，正像普鲁斯先生坚决否认那样，凯西先生却同样地坚决证明，林奇曾经申诉过：“甚至在他已经不能走动而不得不单独留在牢房内的可怕时刻，他的请求还是遭到拒绝。”
不过，正如洛里埃先生在他那出色的发言中所说的：
“让我们丢开人的证词，让不说谎的证人、不会说话的证人来作证吧。”
[554]
事实是这样：林奇在进入彭顿维耳监狱时年纪轻轻，充满生命力和希望，可是三个月之后，这个年轻人就成了一具死尸。
除非格莱斯顿先生、普鲁斯先生和他的那一伙警探能证明林奇并没有死，否则，他们发誓赌咒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17日左右
载于1870年4月17日“马赛曲报”第118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八
英国来信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不让神甫参加政治！”这是目前在爱尔兰到处都可以听到的呼声。
一个伟大的政党，它从新教教会disestablishment〔同国家分离〕以来，竭尽全力在反抗天主教教会的专制，现在正在一天比一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并且刚刚击溃了教会。
在郎弗德的选举中，教会的候选人格雷维耳-纽金特先生胜过了人民的候选人约翰·马丁；但是民族主义者对他的当选提出异议，因为它是靠非法的手段取得的，结果，民族主义者战胜了对手。菲兹吉拉德法官取消了纽金特的当选资格，宣称纽金特的代理人即神甫们有罪，因为他们对选民行贿，使这个国家不是充满神圣的精神，而是充满犯罪的精神。据报道，仅仅在12月1日至1月1日这一个月中，可敬的神甫们花在烧酒上的钱就有3500英镑之多！
“旗帜报”却就郎弗德的选举发表了相当奇特的见解：
《Stupid party》〔“愚蠢的政党”〕的机关报说：“民族主义者蔑视神甫们的恫吓，这值得赞扬……他们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将促使他们提出新的候选人，以对抗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同盟军、教皇至上主义者。”
“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教会势力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从来自永恒的城市的教皇训谕起直至农村神甫的阴谋，都被用来对付芬尼亚运动和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这种狂热并不同时具备理智，其结果将导致第二个郎弗德战役。”
[555]
“泰晤士报”说得对。郎弗德战役将会重演，接着而来的将是瓦特福德、马洛和梯培雷里的战役，因为这三个郡的民族主义者也提出请愿，要求取消官方代表的当选资格。在梯培雷里，最初当选的是奥顿诺凡-罗萨，但是由于议会宣称他在法律上没有能力代表梯培雷里，民族主义者只好推选刚从英国苦役监狱获得释放的芬尼亚爱国志士基卡姆来代替他。现在，投基卡姆票的选民们坚持他们的候选人已通过应有的手续当选，虽然候选人赫伦比他多得四票。
大家应该知道，投赫伦票的四人中有一个是不幸的 精神病患者，他是被可敬的神甫拖到票箱前来的；你们知道，神甫们对智力缺乏的人有所偏爱，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个选民是一具 死尸！的的确确是死尸。可敬而温和的政党竟然玷污了一位选举前两星期已经过世的人的名字，强使他也投票赞成格莱斯顿的候选人。此外，爱国的选民们还宣称他们有十一张选票由于基卡姆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写得不清楚而被作废，他们的电报被销毁，当局到处行贿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恐吓手段。
在梯培雷里所施加的压力甚至在爱尔兰的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的。法警和警探们，这些强迫迁居执行令的化身，包围佃农的小屋，恐吓他们的老婆和孩子。用来举行选举的小棚子，被警察、士兵、官吏、地主和神甫团团包围。
他们用石头痛击那些替基卡姆张贴竞选招贴的人。此外，在选举棚中，高利贷者还坐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可怜的债务人投票。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什么好处。1668个小佃农在投票不保密的情况下，一无所惧，公开地投了基卡姆的票！
这一豪迈的举动使人想起波兰人的英勇斗争。
在郎弗德、马洛、瓦特福德和梯培雷里等地的激战以后，看谁还敢再说爱尔兰人是宗教迷信的可怜的奴隶吧！
燕妮·马克思写于1870年4月19日
载于1870年4月24日“马赛曲报”第125号
署名：燕·威廉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马赛曲报”
[532]这几篇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文章是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于1870年2月27日至4月19日为“马赛曲报”（见注368）写的。在内容上，这几篇文章是同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见本卷第456—462页）相联系的。
马克思认为燕妮为“马赛曲报”写的这几篇文章有很大意义，第三篇文章是他们父女二人合写的。这几篇文章（除第二篇外）在报上发表时署名为燕·威廉斯。马克思为保密起见，曾用阿·威廉斯为笔名写过几封信，燕·威廉斯就是这一笔名的变体。——第670页。
[533]格莱斯顿的演说载于1870年3月4日“泰晤士报”。——第673页。
[534]奥顿诺凡-罗萨的信载于1870年2月5日“爱尔兰人报”第32号。奥顿诺凡-罗萨在他的信的结尾中提到的橙带党人是大地主和新教教士所组织的反动团体的成员，绿带会员是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秘密组织的成员。——第676页。
[535]有关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理查·伯克上校的报道见于1870年1月1日“爱尔兰人报”第27号。1870年1月1日安德伍德致内务大臣普鲁斯的信载于1870年1月8日“爱尔兰人报”第28号。以普鲁斯的名义给安德伍德的复信载于1870年1月22日“爱尔兰人报”第30号，给伯克的姐姐巴里的复信载于1870年3月12日该报第37号。——第679页。
[536]“回声报”（《The Echo》）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8年至1907年在伦敦出版。——第679页。
[537]这是伏尔泰的一句名言的改写，伏尔泰的原话是：“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一切风格都是好的”。——第680页。
[538]指1869年10月24日伦敦工人举行的示威游行。关于总委员会在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中的作用，见注326。——第681页。
[539]匿名文章的作者普鲁斯企图否认奥顿诺凡-罗萨所引述的事实，这篇匿名文章发表于1870年3月16日“泰晤士报”。——第681页。
[540]穆尔在下院的发言和1870年3月17日格莱斯顿的答辩发表于1870年3月18日“泰晤士报”。——第682页。
[541]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爆炸是一些芬尼亚社社员为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于1867年12月进行的。——第683页。
[542]燕·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爱尔兰人报”关于1868年出版的蓝皮书的报道，该蓝皮书为：“应爱尔兰政府请求解来英国监狱的某些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Report of Commis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English Prison，who have been transferred thereto at the request of the Irish Government》，1867）。——第684页。
[543]指1867年2—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的起义尝试。——第684页。
[544]指“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London，1867）。——第685页。
[545]Coercion Bill（高压法）是1870年3月17日格莱斯顿向下院提出并经下院通过的；它规定在爱尔兰停止实施宪法保障，在爱尔兰实行特别戒严并授予英国当局特别全权以镇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Land Bill——见注358。——第686页。
[546]指弗·坦·汉·布莱克伍德的著作“密耳先生的爱尔兰绥靖计划探讨”1868年伦敦版（F.T.H.Blackwood.《Mr.Mill’s Pla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Ireland Examined》.London，1868）。——第686页。
[547]引自1870年3月20日“雷诺新闻”上署名为“格拉古”的一篇文章。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是英国激进派的报纸，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687页。
[548]非洲的专制国家达荷美以靠特务密探制度维持严酷的国内秩序著称。——第688页。
[549]内务大臣普鲁斯和麦卡锡·唐宁关于理查·伯克的通信发表于1870年3月19日“爱尔兰人报”第38号。——第689页。
[550]拉弗耳的信发表于1870年3月29日“自由人报”。
“自由人报”（《Freeman’s Journal》）是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日报，1763年至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
指帕·拉弗耳的著作“革命以来的爱尔兰大地主”1870年都柏林版（P.Lavelle.《The Irish Landlord since the Revolution》.Dublin，1870）。——第693页。
[551]租约的新条款发表于1870年3月12日“爱尔兰人报”第37号。——第693页。
[552]这是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幕第二场中一句话的改写。——第694页。
[553]美国报上的话以及纽约通讯员的报道引自1870年4月2日“爱尔兰人报”第40号。——第694页。
[554]指洛里埃律师于1870年3月25日在亲王比埃尔·波拿巴杀害新闻记者维克多·努瓦尔一案审讯时的发言，这次发言载于1870年3月27日法国报纸“马赛曲报”第97号。——第696页。
[555]引自1870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