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14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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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 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 恢复波兰表达出来。整个宪章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法国工人在1848年前很久，以及在值得缅怀的1848年是如此，他们在1848年5月15日走向制宪议会的时候曾经高呼《Vive la Pologne！》——波兰万岁！[141]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1848年和1849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都曾要求对俄作战以恢复波兰。[142]就是现在，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谈到的一个仅有的例外，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诚然，资产阶级也曾“同情过”，而且现在也还“同情”波兰人，但是，这种同情并不妨碍他们在1831年、1846年和1863年让波兰人陷于灾难，甚至也不妨碍他们一面在口头上维护波兰的利益，一面却放纵波兰最凶恶的敌人如帕麦斯顿勋爵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是俄国的帮凶）去为非作歹。工人阶级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们要过问，而不是不过问；他们要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干涉波兰的事务；而且每当波兰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不久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更充分地表达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这种共同的本能的感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
[143]
西欧工人和中欧工人对外政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这个纲领被提给的那个阶级的一致承认，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在法国工人中间，有一小部分是已故的比·约·蒲鲁东的学派的追随者。这一学派in toto〔完全〕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它把他们称之为愚笨的大老粗，在大多数问题上都与他们持完全对立的意见。它对他们的对外政策也是抱这种态度。蒲鲁东主义者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像斯泰里布雷芝的陪审员一样，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他们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像美国那样微不足道的国家甚至不值得和它并提。他们责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说它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 ［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了nation（нация）、nationality（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和people（народ）三个词。这三个词一般都译“民族”，我们在这里同样也译“民族”。但在本文中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为了不致混淆起见，凡原文用nationality和people的地方，我们都附上原文；凡不附原文的地方，则原文都是用nation。——译者注］，宣布慷慨的俄国民族（people）不在文明欧洲范围以内，而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这就是他们的责难。[144]如果把他们的民主辞句丢在一边，那就立刻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怎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各国极端保守派关于波兰和俄国的言论。诸如此类的责难是不值一驳的；但是，既然这些话是出自工人阶级一部分人之口（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人），那就应当再一次考察一下俄波问题，论证一下今后我们可以称作已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的对外政策的那种东西。
可是，为什么在谈到波兰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提一个俄国呢？难道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强国不也是参加了对波兰的掠夺吗？难道它们不也是奴役着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同俄国一起镇压波兰的任何民族运动吗？
大家很清楚，奥地利如何持续不变地力求站在波兰事务之外，如何长期地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策划的瓜分计划。波兰曾是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自从俄国成为威胁力量的那一刻起，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莫过于在奥地利和一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之间保持一个不受侵犯的波兰。奥地利只是在看到波兰的命运已经决定，不管有没有它参加，另外两个强国都决心要消灭波兰的时候，才出于自卫感而加入它们一伙，以便也能拿到一份领土。但是，早在1815年它就主张恢复独立的波兰；1831年和1863年，它曾准备在英法同意支持它时为此而战，并放弃自己占据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克里木战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谈论这一切，并不是为奥地利政府的总的政策进行辩护。奥地利经常都在证明：压迫更弱小的民族，是奥地利统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在波兰问题上，自卫的本能比对新的领土的贪婪和统治者的习惯都更加强烈罢了。这就是目前不必谈奥地利的原因所在。
至于谈到普鲁士，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很小，没有多大意义。它的朋友和盟国俄国居然把它在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弄走了十分之九。而留在它手上的这一点点东西，却像梦魔一样缠得它透不过气来。这就把它拴在俄国的凯旋车上，使得它的政府竟然在1863年和1864年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普属波兰，以后更进而在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破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就完全弄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资产阶级由于担心在东方边界上失去若干平方英里的领土，曾允许政府把波兰人置于法律保障之外。不仅是普鲁士的工人，而且整个德国的工人，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关心波兰的恢复，而且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们都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恢复波兰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因此，我们觉得：普鲁士也不是罪魁。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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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要求波兰独立似乎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则”，而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所搞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发明。这个“民族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1815年的条约划定的欧洲各国的疆界，只符合于外交的要求，主要是符合于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的要求。无论是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于是，波兰被瓜分了，德国被分裂了，意大利被分裂了，至于居住在东南欧的当时还很少为人知道的许多更小的民族（nationalities），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当1821—1823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以及又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一种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145]1848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民族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当德国还在帮助奥地利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去奴役意大利的时候，它能不能达到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王朝的彻底摧毁是德国统一的最首要的条件！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的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路易-拿破仑，这个“上奉天命、下承民意”的皇帝，于1851年coup d’état〔政变〕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而是Nationalities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 民族原则”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 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peoples）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146]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不管这种发明多么空洞，但是要把它想出来，却需要比路易-拿破仑的头脑更加聪明的头脑。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 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则的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有一百多年了，而现在，俄国正在经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147]、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peoples）的残余吗？甚至就在现在，俄国政府还有许多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伯兰人中间，为的是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nationality）”的思想，说在欧洲的极北地区应当恢复大芬兰民族，当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被压迫的拉伯兰人的“绝望的哭声”在俄国报刊上响得很厉害，但这哭声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游牧人自身，而是出自俄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只有在东欧，民族原则才能够真正被发明出来，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现在民族学家也只能勉勉强强把它们区分开来；在那里，十分混乱地杂居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斯拉夫部落。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而俄国是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波兰的例子。
三
民族理论（Doctrine of nationality）之运用于波兰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的人。波兰的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无疑是操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1390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148]，后者在1794年最后一次瓜分以前曾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 立陶宛人自己管辖，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people）；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所征服，而日耳曼移民反过来又吃力地防预着立陶宛的大公。其次，在现今的波兰王国的南部和东部，住着 白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介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之间，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语；最后，在南部地区还住着所谓的 小俄罗斯人，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现在的语言与我们通常称之为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语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组成的国家。
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时，它还处在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而在这以前一百五十年，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就已经共同努力把蒙古征服者赶回东方，赶过德涅泊河去了。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添进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他们未来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的吞并欲望；可是，波兰人从来就是骁勇的，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强大的民族（people），他们不仅善于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能进攻别的国家；十七世纪初，他们甚至把莫斯科占领了好几年[149]。
当政的贵族的逐渐腐化，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力量不足，以及耗尽国家元气的连年战争，终于摧毁了波兰的威力。一个顽固地保持着封建社会制度不受侵犯的国家，当它的所有邻邦都在进步，形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发展了贸易和工业，建立了许多大城市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注定要衰落。贵族确实使波兰衰落了，完完全全衰落了。而在把它弄到这步田地之后，贵族又互相责难，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人。1700年至1772年的波兰历史，不过是俄国人在波兰篡夺政权的编年史，而这种篡夺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贵族的出卖。俄国兵差不多不断地占领着这个国家，波兰国王即使自己并不想做卖国贼，但也愈来愈成为俄国大使手中的玩物。这种把戏耍得那样成功，继续得那样长久，以至于到波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没有提出一声抗议，而大家感到惊奇的只是：为什么俄国那样慷慨地把那么大一块领土让给了奥地利和普鲁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次瓜分的方式。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150]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 ［注：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据希腊历史家说，她在巴比伦建筑了一座被称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译者注］”，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
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波兰在宗教问题上从来就是非常自由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当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遭到迫害时，他们在这里却找到了避难所。东部各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正教，而波兰人则是天主教徒。这些正教徒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十六世纪时被迫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因而被叫作东方礼天主教徒，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各方面仍然保持原先的正教信仰。这主要是农奴，而他们的高贵主人差不多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些农奴按民族（nationality）来说都是小俄罗斯人。可是俄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家里，除正教而外，不容忍其他任何宗教，它把叛教当作罪行严加惩罚，它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同时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农奴的束缚，——就是这个俄国政府，却很快对波兰大肆攻击起来，它借口信教自由，说什么因为波兰压迫正教徒；借口要维护民族原则，因为东部地区的居民是 小俄罗斯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 大俄罗斯里去；并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一种非常革命的东西；但是，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样品，当时，俄国的士兵和小俄罗斯的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奴拖回他们主人的枷锁之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民族原则当时在西欧还不是时髦的东西。不过，那时已有人在小俄罗斯农民面前摆弄这一原则了，而从那时起，它在波兰事务中就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俄国首先的和主要的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统一到沙皇的政权之下，沙皇自称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Samodergetz vseckh Rossyiskikh）。为了证明它的贪求仅止于此，它在三次瓜分的时候都竭力表示自己只关心白俄罗斯地区和小俄罗斯地区合并于俄罗斯的问题，而把居住着波兰人的地方，甚至把小俄罗斯的一部分（东加里西亚）留给自己的同谋者。可是，现在的情形怎样呢？1793年和1794年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的大部地区，现在却以波兰王国这个名称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波兰人中间逐渐唤起一种希望：好像只要他们服从俄国的最高权威，放弃对昔日立陶宛地区的一切要求，他们就可以期望把所有其余的波兰地区统一起来，在以俄国沙皇为国王的条件下恢复波兰。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打起来，那末非常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归根到底将不是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归并于普鲁士或威尼斯归并于意大利，而是把奥地利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和至少是把普鲁士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归并于俄国。
这就是民族原则运用于波兰事务的情形。
弗·恩格斯写于1866年1月底—4月6日
载于1866年3月24、31日和5月5日“共和国”周报第159、160和165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共和国”周报
[140]这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是弗·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之间写成的；因为当时在总委员会里围绕着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即关于把波兰独立的问题列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决议，展开了一场斗争。为了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必须一方面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特有的虚无主义，一方面揭露波拿巴集团为蛊惑人心而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的反动本质。
这组文章没有写完。文章曾载于1866年3月24日、31日和5月5日“共和国”周报第159、160和165号。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70页。
[141]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示威者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对争取独立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由于这些要求遭到拒绝，示威者曾企图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革命政府，然而他们被用武力驱散了。——第170页。
[142]这里谈的是德国民主派报刊和工人报刊，首先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出版的、由马克思编辑的日报“新莱茵报”。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坚决维护波兰的独立，把波兰的解放和推翻俄国的反动沙皇制度联系起来，后者在当时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第170页。
[143]指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议程第九项（见本卷第583页）。
伦敦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总委员会委员和各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71页。
[144]这里谈的是1864年3—7月在“人民论坛报”上连续刊载的、蒲鲁东主义者艾·德尼的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中的意见，以及1865年12月载于“佛尔维耶回声报”上的对总委员会的责难（见本卷第586—596页）。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e Peuple》）是比利时的民主派报纸；是工人团体“人民协会”的机关报，1861年至186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从1866年1月起为国际比利时各支部的机关报；德·巴普参加过该报的编辑部。——第171页。
[145]指“青年欧洲”，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34年在瑞士成立。“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织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等等，它们的宗旨是为民族统一、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而斗争。——第174页。
[146]恩格斯对于小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些观点，以及他的下述判断是不确切的，他认为：小民族通常缺乏独立的民族生存的能力，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更大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吞并。恩格斯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集中化和建立大国的趋向，却没有足够地注意到另一趋向——小民族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进行斗争，它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小民族，首先是那些从前包括在奥地利帝国内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不仅显示出有独立的民族发展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者（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8、11卷的说明）。——第177页。
[147]卢西人是资产阶级民族学家和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居民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他们被用暴力同乌克兰人民的主要部分分割开来；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乌克兰人民才最终重新统一了。——第177页。
[148]1385年的波兰立陶宛合并，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合并于波兰，这为波兰与立陶宛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第179页。
[149]指1605年6月波兰干涉者占领莫斯科；由于人民起义，干涉者的政权于1606年5月被推翻。1610年9月波兰人再次进入莫斯科，夺取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王位。全体俄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干涉者的解放斗争。1612年10月莫斯科为米宁和波札尔斯基率领的人民自卫团所解放。——第180页。
[150]“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第18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