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275]
在英国，难得有一个星期没有罢工，而且是规模很大的罢工。如果政府在这种场合唆使它的士兵去屠杀工人阶级，这个罢工之国就会变成屠杀之国；但是不会很长久。因为这个政府在经过几次这样的采用暴力之后，就不会再继续存在了。在美国，最近几年罢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罢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伴随着骚乱。但是并没有流血。在欧洲大陆的几个武力强盛的国家里，罢工的纪元可以说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开始的。可是在这里也没有流血。在文明世界里只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次罢工都马上被人迫不及待地变成公开屠杀工人阶级的借口。这一片乐土就是比利时——这个大陆上的典范的立宪国家，这个与世严密隔绝的地主、资本家和神甫的舒适小天堂。比利时政府每年都要制造屠杀工人的惨案，其准确性并不比地球每年都要环绕太阳公转一次的准确性逊色。今年的屠杀不同于去年[276]的地方只在于：受害者的人数更加骇人听闻，在其他方面令人发笑的军队的残忍更加令人发指，教权派和资本家的报刊更加拍手叫好，官方屠夫们提出的借口更加荒谬无耻。
现在，连资本家的报刊无意中透露的证据也证明了：塞兰考克利尔铁工厂的搅铁工人所举行的完全合法的罢工之所以转为骚动，只是因为大队的骑兵和宪兵突然被派到出事地点，激怒了人民。从4月9日到12日，这批勇气十足的军人不仅勇猛地用马刀和刺刀攻击手无寸铁的工人，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打伤和平的行人，强行闯入私人住宅，甚至一再对旅客构筑了防栅的塞兰车站大楼发起疯狂的突袭，以此来互相取乐。当这些恐怖的日子过去以后，传开一种流言，说塞兰市长 康普先生是考克利尔股份公司的代理人，说比利时内务大臣、一个叫做 皮尔美先生的，同时又是邻近一家矿场的大股东，而那个矿场也发生了罢工，还说弗兰德亲王殿下在考克利尔的企业里投资了150万法郎。[277]由此人们就做出了一个欠考虑的、十分奇怪的结论，仿佛塞兰屠杀是股份公司的某种coup d’état〔政变〕，而考克利尔公司和比利时内务大臣秘密安排的这一政变仅仅是为了吓唬一下它的心怀不满的臣民。但是，这种谣传很快就被接着在博里纳日煤矿区发生的事件轻而易举地驳倒了，比利时的内务大臣，即上面提到的皮尔美先生，看来并不是这里的一个大资本家。当这一矿区所有的矿工几乎都卷入了罢工的时候，那里集中了人数很多的军队，他们在弗腊默里以火枪射击开始了军事行动，结果9名矿工被打死，20名矿工受重伤； 在这段短短的开场白 之后就宣布了骚乱治罪法，——法文十分独特地叫做《les sommations préalables》[278]——然后又开始了屠杀。
有一些政治家用高尚的爱国主义的动机来解释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勋。他们说，正当同自己的邻邦法国就若干微妙的问题进行谈判[279]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应当显示它的军队的英雄气概。于是完全按照科学的规则配置了武装力量：起初是在塞兰显示比利时骑兵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后来又在弗腊默里显示比利时步兵的不可摧毁的威力。为了使外国人害怕起见，还能找到比这种无需耽心吃败仗的轻而易举的战斗更可靠的办法吗？还能找到比本国的战场更妥当的地方吗？在那里，成百个被打死、打伤和被捕的工人使那些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无敌军人得到了多么辉煌的荣誉呵！
另一些政治家正相反，他们怀疑，比利时的内阁大臣全被土伊勒里宫收买了，说他们周期地演出这种可怕的内战丑剧为的是使路易·波拿巴得到一个借口，好使他成为比利时的社会救主，正如他是法国的社会救主一样。但是，难道有谁在什么时候谴责过在牙买加岛屠杀黑人的前任总督埃尔，说他图谋使这个岛脱离英国而把它转到美国手里去吗？[280]无可争辩，比利时的内阁大臣们是同埃尔一样的杰出的爱国者。正如埃尔是西印度种植场主的恬不知耻的工具一样，他们是比利时资本家的恬不知耻的工具。
比利时的资本家由于对他所谓的 劳动自由（la liberté du travail）的偏爱而名扬全球。他是那样热爱赋予他的工人（不论其性别和年龄）的为他工作一辈子的自由，因而总是忿懑地把一切工厂法都当作破坏这种自由的东西给顶了回去。当他想到一个普通工人是如此缺乏道德，竟然要追求比使自己主人、天然的支配者发财致富的天职更崇高的天职时，他是不寒而栗的。他不仅要他的工人仍然是一个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资而过度工作的可怜的奴隶，他也同所有的奴隶主一样，要进一步把他的工人变成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服服贴贴、老老实实、恭恭敬敬俯首听命的奴隶。他对罢工的疯狂仇恨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他看来，罢工是渎神的行为，是奴隶的暴动，是社会浩劫的预兆。如果像在比利时那样，把政权交给那些由于胆小如鼠而凶残狠毒的人们去掌握，完全听任他们独断独行而毫不加以监督，那你们就不要奇怪：在这样的国家里，马刀、刺刀和火枪都会用来作为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的合法的、正常的工具。说实在的，比利时的军队还能为什么别的目的服务呢？当按照正统欧洲的命令宣布比利时为 中立国[281]的时候，不言而喻，应该禁止它拥有像军队那样造成沉重负担的奢侈品，也许为了补充宫廷警卫和为国王举行娱乐式的阅兵典礼，可以保留少数的士兵。但是，领土只有536平方里约 ［注：一里约等于四公里半。——译者注］的比利时却拥有一支比联合王国或合众国的军队人数更多的军队。于是这支中立化的军队的战绩就注定要以它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 强盗式的袭击的次数来衡量了。
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不是受欢迎的客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它受神甫们咒骂，被可敬的报刊恣意诽谤，很快就同政府展开了斗争。政府想尽办法要赶走协会，把1867—1868年沙勒罗瓦煤矿工人罢工的责任加到协会的头上，而这次罢工按照比利时的一成不变的惯例，又是以公开的屠杀告终，接着就是对受害者进行法律上的迫害。这个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由于协会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使得沙勒罗瓦的矿工被宣告 无罪，被宣告 有罪的倒是政府本身。被这次失败惹得老羞成怒的比利时内阁大臣们，在下院讲坛上暴跳如雷地非难 国际工人协会以解其心中之恨，他们神气十足地宣称，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协会在布鲁塞尔召开 代表大会。尽管他们这样恫吓，代表大会还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可是现在， 国际最后还是注定要败于这个有536平方里约的万能的比利时。它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的同谋罪行被认为证据确凿。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的特使和某些地方委员会的委员被揭发参与多起严重犯罪事件。首先，他们极力使激动的罢工工人冷静下来，并警告他们不要中了政府的圈套。在若干地区，他们确实防止了流血。最后的（当然不是按重要性来说）一次流血，这些图谋不轨的特使竟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通过目击者的供述核实了、仔细记录了，并且公开揭露了秩序的维护者们的血腥暴行。于是，靠监禁这个简单的办法，他们马上由原告被变成了被告。接着，布鲁塞尔委员会委员们的住宅遭到粗暴的袭击，他们的文件全部被没收，有些委员被逮捕，罪名是：他们属于“ 目的在于侵犯私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协会。换句话说，他们被控属于某个名叫 国际工人协会的 萨格[282] 帮会。为教权派报刊的荒谬谰言和资本家报刊的疯狂号叫所怂恿，这个厚颜无耻的侏儒政府刚从血海中沐浴出来，就又不顾一切地钻进嘲笑的泥潭中了。
布鲁塞尔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已经声明打算对塞兰屠杀和博里纳日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我们也打算把这些揭发传播到全世界，好让大家睁开眼睛看看比利时资本家的骄傲自大，他们惯用的格言是：La liberté，pour faire le tour du monde，n’a pas besoin de passer par ici（la Belgique）——如果自由想走遍全世界，它用不着经过比利时[283]。
也许比利时政府以为，假如它现在卖力地扮演资本反对劳动的宪兵这一角色，它就能再次逃脱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如它曾由于充当欧洲大陆一切反动政府的警探而使自己在1848—1849年革命之后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一样。但是，这一次却大错特错了。比利时政府不但不能把灾难推迟，反而只能加速它的到来。它既然已经把比利时的名字变成一个普通名词和全世界人民群众的笑柄，那它就会消除掉那仍然阻碍着暴君们从欧洲地图上抹去这个国家的名称的最后一道障碍。
因此，为了减轻比利时受难者的妻儿的痛苦，为了补偿在法庭上为被捕工人进行辩护以及布鲁塞尔委员会着手进行的调查方面的开支，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工人发起募捐。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执行主席 罗·阿普耳加思；美国书记 罗·肖；比利时书记 贝尔纳；法国书记 欧仁·杜邦；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意大利 书记茹尔·若昂纳尔；波兰书记 安·扎比茨基；瑞士书记 海·荣克；财务委员 考威尔·斯特普尼；
总委员会书记 约·格·埃卡留斯
1869年5月4日于伦敦
捐给比利时历次屠杀的受难者的所有捐款应寄总委员会，地址如下：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
1869年5月印成传单“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
并载于1869年5月15日“国际报”第18号和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译的
[275]在1869年4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金斯的详细报告，他曾被派到出事地点去查明1869年4月在塞兰和弗腊默里（比利时）对罢工者的血腥屠杀的详细情形。马克思受委托代表总委员会起草抗议比利时当局兽行的文告。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写成的告欧洲和美国工人书于1869年5月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总委员会并通过了印发呼吁书的决定。英文呼吁书印成传单《The Belgian Massacres…》，法文呼吁书刊载在许多报纸上：1869年5月15日“国际报”第18号、1869年5月16日“自由报”第99号和1869年5月22日“平等报”第18号。埃卡留斯翻译的德文呼吁书刊载在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和1869年6月“先驱”杂志第6期。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第395页。
[276]指1868年3月的沙勒罗瓦（比利时）事件。见本卷第362—363页。——第395页。
[277]1869年5月31日德·巴普写给马克思的信里谈到，当法文呼吁书在比利时报刊上发表的时候，为了能够通过检查，康普、皮尔美和弗兰德亲王的名字都被删去，而代之以“在比利时身居高位的人士”。——第396页。
[278]《Les sommations préalables》（事先下令解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规定：在当局向集结的人群三次下令解散之后，就可以使用武力。——第396页。
[279]指从1869年2月延续到7月的法国同比利时关于铁路租让的谈判，谈判的起因，是比利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租让权只有经过政府批准才能转让；这项法律是按紧急程序通过的，矛头针对法国的经济扩张，因为后者企图把比利时的铁路抓到自己手里。——第396页。
[280]马克思指的是1865年10月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牙买加岛总督埃尔对黑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埃尔的行动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极大愤慨，英国政府被迫撤销他的总督职务。——第397页。
[281]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同荷兰分离之后不久，1831年1月伦敦五强会议（英、法、俄、奥、普）议定书宣布比利时为中立国。——第398页。
[282]“萨格”一词是对印度的勒杀教派的称呼，该教派的信徒经常进行宗教仪式的杀人勾当，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这个名词成为形容职业强盗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语。——第399页。
[283]引自比利时议员德尔福斯于1848年3月1日在议会上的发言，他的话是针对这样一种意见，即1848年法国革命的思想将传遍全世界。——第39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