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载于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7月汉堡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69年版本译的
[286] 卡·马克思于1852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二版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
资产阶级报刊对新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竭力保持沉默，而“人民国家报”只是在1870年3月16日才发表了该书第二版出版的消息，同时刊登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后来又收入恩格斯编的于1885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1891年1月，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上发表了序言的法译文；同年，在利尔出版的该书单行本中也载有这篇序言。1894年，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俄文第一版上。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同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评价很高，同时经常帮助编辑部，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并用自己的批评来纠正报纸的路线。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404页。
[287] “革命”（《Die Revolution》）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共产主义周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定期为杂志撰稿。魏德迈只在1852年1月出版了两期周刊，此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刊物不得不停办。1852年5月，魏德迈以“不定期刊物”“革命”（《Revolution》）第1期的形式用单行本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404页。
[288] V.Hugo.《Napoléon le Petit》.2éd.，Londres，1852.
关于蒲鲁东的“政变”一书见注47。——第405页。
[28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7页。——第405页。
[290] 让·巴·阿·沙尔腊斯“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J.B.A.Charras.《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Waterloo》.Bruxelles，1857）。——第405页。
[291]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页（J.C.L.Simonde de 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T.I，Paris，1837，p.35）。——第406页。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292]
在德国，人们曾经习惯于把斐迪南·拉萨尔看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可是，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如果说六七年前，在所有工厂区，在所有大城市和工人居民中心，无产阶级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他的身边，如果说他的旅行往往成为连君主们也会羡慕不已的凯旋游行，——那末，这难道不是由于早先已经不声不响地准备好了使果实能够如此迅速地成熟的土壤吗？如果说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所讲的话，那末，这是因为他的话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呢，还是因为这些话是觉悟的工人们早已多少听到过的呢？
现在的这一代人，生活忙碌而且健忘。在1848年革命中达到顶点、又随着1849—1852年的反动而宣告结束的四十年代的运动，已经连同它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起被遗忘了。因此就有必要提醒一下：在1848年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期间，在工人当中，特别是在德国西部，曾经有过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293]，它虽然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之后已经瓦解，可是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准备着那后来为拉萨尔所利用的土壤。此外，还有必要提醒一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把组织这个政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把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还在1860年以前就已经发表了自己重要的研究成果[294]。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Versatilität］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他在这里读完了中学。他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不过在柏林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研究法学转向了研究哲学。在这个“理性之都”住了五年之后，他于1841年回到波恩，打算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当时，普鲁士正处于第一个“新纪元”[295]。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声明，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张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试图组织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伦就创办了“莱茵报”。在这个报纸上，马克思以当时罕见的胆量著文批评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296]。1842年年底，马克思负责编辑“莱茵报”；他使书报检查机关大为苦恼，因而不得不给他以特殊的荣幸——从柏林给“莱茵报”派来一个专门的检查官。当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又给该报规定了双重的检查，即它每出一号，除普通检查之外，还要呈交科伦行政区长官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办法也还是丝毫无助于制止“莱茵报”的“根深蒂固的恶念”，于是内阁就在1843年初勒令“莱茵报”于第一季度末停刊。当时，报纸的股东们曾经试图谋求和解，因此马克思立即辞去了编辑职务，但这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报纸最后还是停刊了。
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 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
马克思在同特利尔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后来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之后，于1843年夏迁居巴黎。在巴黎，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同时，他和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杂志[297]，但该杂志只出版一期即告停刊。1845年，马克思被基佐驱逐出法国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他继续研究上述的问题，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即使是在形式上力求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也极不赞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蒲鲁东的长篇著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即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发表的“哲学的贫困”[298]一书得到证明。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在目前得到详尽发挥的理论的许多重要原理。二月革命前写成并由在伦敦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基本上也是他的著作[299]。
接着，马克思又被对二月革命深感恐慌的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在这之后，马克思应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重新回到巴黎。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在最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马克思同一批要在法国组织德国工人志愿队以便把德国变成共和国的鼓动家的荒谬企图进行了斗争，然后，他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出发到科伦去，并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300]；该报一直存在到1849年6月，在莱茵省，人们现在还深深地铭记着它。也许，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像这家在普鲁士的一个堡垒的中心出版的报纸这样成功地利用了1848年的出版自由。政府企图通过向法院起诉的办法迫使“新莱茵报”停刊而未能得逞——马克思曾经两次被控违反出版法和煽动抗税而被陪审法庭传讯，但他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此后，“新莱茵报”在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终于被迫停刊了，政府这次采取的手段是借口马克思已经丧失了普鲁士的国籍而将他驱逐出德国，并且用类似的借口把其余的编辑也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只得再次回到巴黎，但在那里他又遭到驱逐，而于1849年夏迁到了他现在的住处伦敦。
当时大陆各国流亡者的所有fine fleur〔精华〕都聚集在伦敦。在这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联合会、in partibus infidelium〔非现实的，在异国的〕 ［注：直译是：“不信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临时政府，发生了种种的争执和纠纷。当时曾参与其事的各位先生们，现在回想起这个时期，想必会把它看做是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而马克思却始终没有参与所有这些阴谋倾轧。他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以评论性月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1850年在汉堡出版）[301]，此后，他就独自埋头于英国博物馆，着手对收藏在它那庞大的、大部分藏书尚未为人所知的图书馆中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同时，他还定期向“纽约论坛报”[302]投寄通讯稿；一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之前，马克思可以说是这个最好的英美报纸的欧洲政治问题方面的编辑。
十二月二日政变促使马克思写成一本小册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现在该书刚好出版了新的版本（在汉堡，由迈斯纳发行），它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波拿巴现在所处的摇摇欲坠的地位。正是在这本书里，这位政变英雄被不加修饰地按他的本来面目加以描绘，而没有带上他那瞬间的成功使他享有的虚荣。有一种庸人把自己的拿破仑第三看成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不能理解为何这位非凡的天才竟会出人意外地连遭失败，屡犯政治错误，——这种庸人读一读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就会明白了。
虽然在居住伦敦的整个期间马克思都不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然而卡尔·福格特却迫使他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后投入一场论战，为此他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在伦敦出版）[303]，从而结束了这场论战。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这一分册仅包含货币理论，但是马克思用完全新的观点作了论述；续篇之所以暂时未能出版，是因为作者当时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最后，1867年终于在汉堡出版了“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部著作是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 ［注：手稿中“涉及的”之后还有“不是政治宣传”。——编者注］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现在谁还要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他就必须对付马克思；而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然也就无需再提到dii minorum gentium ［注：直译是：“小神”；转意是：“二流人物”。——编者注］了。
马克思这本书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是第一部全面而透彻地描绘了以在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古典形式存在于劳资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著作。议会的调查对此提供了有关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有关夜班工作等等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时间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而且即使在英国也很少有人知道[304]；这一切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为读者所了解。其次，该书叙述了英国工厂法的历史，——从1802年的第一个法令这一微小的开端起，到现在几乎在工厂工业和家庭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对工作时间作了限制：女工及未满18岁的少年工人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未满13岁的童工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39小时。从这方面来看，马克思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所有与工业有关的人的极大兴趣。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当然，马克思还从事工人运动。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最近时期，国际工人协会已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它已经在欧洲许多地方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我们是可以这样说的：在这个无论如何是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的组织里，德国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功劳，也占有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弗·恩格斯写于1869年7月28日左右
载于1869年8月2日“未来报”第18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未来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292]恩格斯曾于1868年7月底为德国一家文艺性报纸“凉亭”（《Die Gartenlaube》
）写过一篇马克思的传记，但该报编辑部没有加以发表。这篇“卡尔·马克思”传略就是在那篇初稿的基础上写成的。1869年7月，恩格斯对那篇初稿进行了加工，寄给“未来报”，发表于该报1866年8月2日第185号。这篇恩格斯所写的第一篇马克思传记，以后又被威·李卜克内西刊登于1869年8月21日“民主周报”第34号附刊，但是李卜克内西当时删去了传记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谈到拉萨尔不是一个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许多著作的内容都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来的，并且把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第407页。
[293]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407页。
[294]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408页。
[295]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之初的一段时期（1840—1857）；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曾对这位国王寄于莫大的希望。但是这个极其短促的“新纪元”只是给了自由资产阶级一些微不足道的让步。——第408页。
[296]指马克思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为题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页和第135—181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立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黑格尔左派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该报上。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封闭了它。——第408页。
[297]“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两期合刊）。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2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409页。
[298]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关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见注36。——第409页。
[2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409页。
[300]“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该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新莱茵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它出版了最后一号。——第410页。
[301]“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刊、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
杂志的任务是根据对已经过去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总结1848—1849年革命，阐明新的历史环境的性质，进一步制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在杂志上曾经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的其他一些著作。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10页。
[302]“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欧洲各国国际和国内政策、工人运动、经济发展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已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411页。
[3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第411页。
[304]指发表于所谓蓝皮书中的、议会英国各工业部门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412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