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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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 ［注：“自由之声”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演说词，前面有这样一句话：“德国人马克思博士首先提出了一项简短有力的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编者注］

三十多年前在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是刚同查理十世签订了一项改善欧洲行政管理和地理安排的密约的圣彼得堡没有料到的事件。接到这个破坏了全部计划的消息之后，沙皇尼古拉召集了近卫军军官，对他们作了简短的杀气腾腾的演说，最后一句话是：“先生们，备马吧！”这并不是空洞的威吓。帕斯凯维奇被派到柏林，为的是在那里准备入侵法国的计划。几个月功夫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普鲁士人应当在莱茵河集结，波兰军队应当进驻普鲁士，而俄国佬 ［注：马克思用“俄国佬”一词指沙皇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的卫道者（并见本卷第594页）。——编者注］则应跟在他们后面。然而那时，正如拉斐德在法国众议院所说的，“前卫军把武器调转来对准了主力部队”[174]。华沙的起义把欧洲从再一次的反雅各宾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过了十八年，又有一座新的革命火山爆发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又发生了一次震撼整个大陆的地震。甚至连德国也显得不安宁了，虽然自从所谓的争取独立的战争以来俄国就一直把它当做幼儿一样地看管起来。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维也纳在所有的德国城市中第一个尝试筑起街垒，并且顺利地筑成了。这一次——看来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俄国失去了自制。沙皇尼古拉不再向近卫军发表演说，而向他的人民颁布诏书，诏书中说道：法国的瘟疫甚至传染上德国了，它已逼近了帝国的边界，疯狂的革命把自己狂热的视线转向了神圣的罗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喊道。要知道就是这个德国许多年来都是无神论的策源地。亵渎神明的哲学的溃疡已经损伤了这个表面上看来如此仪表堂堂的民族的生命中枢。最后他用对德国人的号召结束了他的诏书：

“上帝和我们同在！放明白些吧，异教徒，降服吧，因为上帝和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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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他立即通过自己的忠实奴仆涅谢尔罗迭交给德国人另外一封对这个异教民族充满温情的照会[176]。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事情是这样的：柏林人不仅完成了革命，而且扬言要恢复波兰，而普属波兰人则被人民的热情引入迷途，也开始在波兹南修建兵营。沙皇因此才摆出了这副殷勤的姿态。又是波兰人民、这个欧洲的不死的勇士迫使蒙古人退却了。只是当波兰人被德国人、尤其是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出卖之后，俄国才惊魂初定，并准备了足够的兵力，以便对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掩蔽部——匈牙利进行打击，然而，就是在这里，同俄国人战斗的最后一个勇士仍然是波兰人贝姆将军。

现在还有一些十分天真的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像一位法国作家说的，波兰已不再是“必要的民族”，它只是感伤的回忆而已。可是，你们知道，无论是感情还是回忆，在交易所里都没有行情。当俄国的关于废除波兰王国的最后几道命令在英国传开了的时候，大财主们的机关报[177]就规劝波兰人当俄国佬。即使是为了让英国资本家刚刚借给沙皇的600万英镑的利息更有保证，它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泰晤士报”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就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好了，只要它答应英国占领埃及，并保证英国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就行！换句话说，如果俄国宽宏大量地答应英国把埃及从法国手里夺过来，那就让英国把君士坦丁堡给俄国吧。“泰晤士报”说，俄国佬喜欢向英国借钱，同时也很好地偿还。他喜欢英国钱。实实在在喜欢。然而他怎样喜欢英国人呢——关于这一点，1851年12月的“莫斯科新闻”[178]对你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最后一定轮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注：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过些时候我们只会在加尔各答同这个民族签订条约。”

我要问你们，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弱了吗？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理智昏瞆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79]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只有统治着一群野蛮人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政府才能在目前想出类似的计划来。正如近代最大的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关于这一点所谈到的那样：波兰是实现俄国对世界霸权的贪欲的最重要的工具，然而当受尽欧洲不断变节的折磨的波兰人还没有变成俄国佬手中可怕的鞭子之前，它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撇开波兰人民的情绪不谈，请问，是否出现了什么东西妨碍俄国实现它的计划或遏止它的行动呢？

我不必提醒你们：俄国的侵略政策在亚洲正获得接二连三的成功。我不必提醒你们：所谓的英法对俄战争把高加索的山地要塞、黑海的统治权，以及叶卡特林娜二世、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枉费心机地想从英国手里夺去的海上权利交给了俄国。铁路正在把俄国分布很广的兵力连接起来和集中起来。俄国在会议桌上的波兰[180]（它构成俄国在欧洲的强固营垒）的物质资源不可思议地增长了。华沙、莫德林、伊万城——拿破仑第一选定的各个据点——的工事控制着整个维斯拉河，并且是向北、向西和向南进攻的有威胁性的桥头堡。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随着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衰落而一步跟一步地前进。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可以从1848—1849年的经验中弄清楚，当时曾在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麾下作战的斯拉夫人，侵入了匈牙利，破坏了维也纳，摧毁了意大利。除了这一切以外，英国对爱尔兰的罪行也给了俄国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新的强大的同盟者。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 ［注：在“社会主义报”上刊登的马克思的演说词中，这句话是这样的：“俄国政策的着眼点并没有改变；从1848年起实现它的手段大大增多了，不过，只是有一点对它说来到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彼得一世也曾经提到这个弱点，他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编者注］俄国所需要的旺盛士气只有在吞噬波兰人之后才能进入它的躯体。那时你们把什么东西投到天秤的另一端呢？人们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民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而某些更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 ［注：在“社会主义报”上，这一段的末尾是这样的：“从大陆来的欧洲人可能回答我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奴，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最后，西欧的社会革命将消除‘国际冲突’的危险。只看‘泰晤士报’的英国人可能反驳我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英国就会占领埃及，并从而保证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编者注］

那末，谈到第一种意见，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只要提醒你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惩罚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力图把俄国佬从费尔巴哈称之为俄国佬的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即伏特加酒中拯救出来。农民的解放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知道，不过它增加了沙皇现有的实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来谈谈普鲁士。这个波兰从前的附庸只是在俄国的庇护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普鲁士明天失去了它在波兰猎获的东西，它就会溶合在德国里面，而不是把它吞并。它要作为德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强国而存在，就一定要依靠俄国佬。不久前它的统治的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变得如胶似漆，并加强了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同时俄国是霍亨索伦王朝及其封建诸侯建立它们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它们用来对付人民的不满的盾牌。因此，普鲁士并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法国和征服德国的工具。

至于谈到社会革命，它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不那样残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愿能够如此。可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尽管能加强西欧各国人民的力量，还是会和任何的内部冲突一样，将同时引起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扮演过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阶级召募到它的队伍里。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个蒙塔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哥萨克的马蹄声是否动地而来。[181]已经有不止一批忠实的普鲁士仆从在德国的代表会议上对沙皇称“父”称“君”。在所有的欧洲交易所里，俄国人的每一次胜利，都使证券的行情上涨，而每一次失败又会使它下跌。

总之，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月22日左右

载于1867年2月10日“自由之声”报第130号和1908年3月15日“社会主义报”第1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波兰文“自由之声”报，并根据“社会主义报”校对过

[173]这是马克思于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的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的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这次会议是国际总委员会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共同组织的。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次大会和大会的筹备工作。3月12日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向总委员会、向马克思和其他演讲人致谢，感谢它组织这次大会，感谢他们的发言。

包括马克思的演说词在内的会议的详细报道，载于1867年1月31日和2月10日波兰文“自由之声”报第129号和第130号，编辑部还作了按语，说“本报一字不易地刊登了这篇以观察精湛缜密、结论合乎逻辑而见称的演说”。

马克思演说词英文手稿的译文在1908年3月15日还刊登在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主义报”第18号上，手稿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寄给编辑部的。我们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这份手稿，据“社会主义报”编辑部说，手稿带有草稿的性质，没有注明日期；其中某些段落被马克思亲自划掉了。核对“社会主义报”刊出的法文演说词和“自由之声”报刊出的波兰文演说词表明，马克思在手稿上划掉的段落并非他在发表演说时省略的，只是次序有变动。已发表的两份演说词除了某些挪动外，几乎每个字都一样。本卷所收入的马克思的演说词是根据马克思生前发表在“自由之声”报上的文字。

“自由之声”（《Glos　Wolny》）是波兰文报纸，1863年1月在伦敦创刊，每月出3号；是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该报编辑是安·扎比茨基。——第224页。

[174]摘自拉斐德于1831年1月16日在法国众议院会议上的发言，发言发表在1831年1月17日的“总汇通报”上。——第224页。

[175]尼古拉一世的“诏书”载于1848年3月15日“北方蜜蜂”报第59号。——第225页。

[176]指1848年7月6日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大使们的通告。马克思在“俄国的照会”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42—349页）。——第225页。

[177]马克思指的是1867年1月7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第226页。

[178]指“莫斯科新闻”（《M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它是最老的俄国报纸之一，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带有反动倾向。——第226页。

[179]见尼·米·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第226页。

[180]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227页。

[181]暗指1851年7月17日维·雨果在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言中的话；该发言发表在1851年7月18日“总汇通报”上。——第22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