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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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 约瑟夫·魏德迈 ［注：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军事长官职务。］，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一篇coup　d’état〔政变〕史。根据这个请求，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论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但他在1852年春季却开始出版名为“ 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 [287]这一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 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 维克多·雨果著的“ 小拿破仑”和 蒲鲁东著的“ 政变” [288]。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城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 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 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勘误，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289]——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1815年远征的著作 [290]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 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 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 [291]。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