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李嘉图的积累理论
。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从资本的基本形式得出危机
[（1）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不变资本的错误。不变资本各部分的再生产]
[（2）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
[（3）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固定资本的折旧及其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
[（4）积累过程中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是农业和机器制造业中积累的特点]
[（5）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6）危机问题（引言）。发生危机时资本的破坏]
[（7）在承认资本过剩的同时荒谬地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
[（8）李嘉图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在商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
[（9）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错误观点]
[（10）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
[（11）危机的形式问题]
[（12）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转化为普遍生产过剩]
[（13）生产扩大和市场扩大的不一致。李嘉图关于消费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有无限可能性的见解]
[（14）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关于普遍生产过剩不可能的理论的辩护论实质]
[（15）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各种方式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
[（1）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不变资本的错误。不变资本各部分的再生产]
我们先把李嘉图分散在全书中的论点搜集在一起。
“……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李嘉图这里所说的区别，也是亚·斯密所说的区别。〉认为资本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仍然是非生产地消费的。”（第163页注）
可见，这里全部问题只归结为，产品是由工人消费还是不由工人消费。这和亚当·斯密等人的看法一样。而实际上，这里必定也涉及这样一些商品的生产消费，这些商品构成不变资本并作为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被消费，或者说，这些商品通过消费转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认为资本积累是收入转化为工资，就是可变资本的积累，这种见解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就是片面的。这样，对整个积累问题就得出了错误的解释。
首先，必须弄清不变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在这里就考察年再生产，也就是把一年作为再生产过程的时间尺度。
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固定资本——加入年劳动过程，但不[全部]加入年价值形成过程。[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这部分]固定资本不会被消费。所以这部分固定资本不需要再生产。由于它一般加入生产过程并同活劳动接触，它就被保存下来，而且它的交换价值也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被保存下来。一个国家当年的这部分资本愈大，下一年这部分资本的纯粹形式上的再生产（保存）相对地也就愈大；假定生产过程即使只以原来的规模更新、继续、前进，情况就是如此。修理和为保存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其他一切，我们算在原来花费在固定资本上的劳动费用中。这与上述意义上的保存毫无共同之处。
不变资本的第二部分每年在商品生产中会被消费掉，因此必须再生产出来。这里包括每年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的全部，还包括由流动资本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全部，即原料和辅助材料。
至于不变资本的这第二部分，还应当进一步加以区分。
[695]在一个生产领域内表现为不变资本——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同时就是某个并行的生产领域的产品。例如，棉纱是织布业者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棉纱又是纺纱业者的产品，也许前一天它还在制造过程中。这里所说的同时，是指在同一年内进行生产。在同一年内，同一些商品在其不同阶段通过不同的生产领域。它们作为产品从一个领域出来，又作为形成不变资本的商品进入另一个领域。而且它们全都作为不变资本在这一年内被消费掉：或者是作为固定资本只以它们的价值加入商品，或者是作为流动资本连它们的使用价值也加入商品。当一个生产领域生产出来的商品加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在这里作为不变资本被消费的时候，在有这一种商品加入的生产领域的序列之外，又有这种商品的不同要素或它的不同阶段同时并行地被生产出来。在同一年内，它不断在一个领域作为不变资本被消费掉，又不断在另一个并行的领域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这样作为不变资本在一年内被消费的同一些商品，又同样不断在同一年内被生产出来。机器在A领域被磨损，同时会在B领域被生产出来。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域在一年内所消费的不变资本，会同时在另一些生产领域被生产出来，因而会在一年内或在年终以实物形式重新得到补偿。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这部分不变资本，两者都是新的劳动、在一年内发挥作用的劳动的产品。
我在前面曾经说明[注：见本卷第1册第111—126和238—248页。——编者注]，生产生活资料的那些生产领域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即补偿这些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是怎样形成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收入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变资本，它每年都被消费掉，却不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生产生活资料（供[个人]消费的商品）的那些生产领域。因此，这一部分也不能从这些领域中得到补偿。我们指的是不变资本——劳动工具、原料、辅助材料——的一部分，就是在不变资本——机器、原料和辅助材料——本身的形成过程即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消费的那部分。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1册第126—140、182—195和248—258页。——编者注]，这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或者直接由这些生产领域本身的产品（例如种子、牲畜、一部分煤炭）来补偿，或者通过不同生产领域的那些形成不变资本的产品的一部分[在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来补偿。这里就发生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由于这部分不变资本的存在和消费，不仅产品量增加了，而且年产品的价值也增大了。和这部分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年产品价值，会把必须以实物形式补偿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以实物形式从年产品中买回或者抽回。例如，播种时由种子构成的那部分价值，决定着收获时必须作为不变资本归还给土地即归还给生产的那部分价值（同时也决定着谷物量）。没有一年内新加的劳动，这部分就不能再生产出来；但在事实上，这部分是由去年的劳动或[一般说来]过去的劳动生产的，而且——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由这部分加在年产品中的价值，并不是当年劳动的结果，而是去年劳动的结果。一国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比例愈大，生产不变资本所消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就愈大，这部分不变资本不仅表现为较大的产品量，而且使这个产品量的价值提高。可见，这部分价值不仅是现在劳动、当年劳动的结果，而且同样是去年劳动、过去劳动的结果，虽然没有当年的直接劳动，它就不能重新出现，正如它所加入的产品不能出现一样。如果这部分不变资本增加了，那末不仅年产品量会增加，而且年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即使年劳动量保持不变。这种增加就是资本积累的形式，理解这种形式非常重要。可是李嘉图的下述论点简直和这种理解相差太远了：
“工业中100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同的财富。”（同上，第320页）
假定工作日是既定的，这100万人不仅会因劳动生产率不同而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商品量，而且这个商品量也会由于生产它时花费的不变资本的大小不同，从而由于加到它上面的，由去年劳动、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大小不同，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
[（2）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
在这里，凡是谈到不变资本的再生产的地方，为简单起见，我们总是先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因而生产方式也保持不变。在生产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应当作为不变资本来补偿的是一定量的实物形式的产品。如果生产率不变，这个量的价值[696]也就保持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动，因而把同量产品再生产出来，可能付出较贵或较廉的代价，花费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那末，不变资本的价值也就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会影响产品在扣除不变资本以后剩下的余额的大小。
例如，假定播种需要20夸特[小麦]，每夸特3镑，共计60镑。如果再生产一夸特所花费的劳动减少1/3，每夸特就只值2镑。应当作为播种费用从产品中扣除的仍然是20夸特，但它们在全部产品的价值中所占的部分现在只等于40镑。这样，为补偿同量不变资本就只需要总产品的一个较小的价值部分和总产品的一个较小的实物部分，虽然作为种子归还给土地的仍然应当是20夸特[116]。
如果每年消费的不变资本在一个国家是1000万镑，在另一个国家只是100万镑，而100万人一年内新加的劳动表现为1亿镑，那末产品价值在前一个国家就是11000万镑，在后一个国家就只是10100万镑。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国家的单位商品不但可能而且毫无疑问会比第二个国家便宜，因为第二个国家花费同量的[直接]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少得多，比10与1之差少得多。当然，和第二个国家相比，第一个国家要拿出产品的更大一部分价值，因而要拿出总产品的更大一部分，用于补偿资本。但是第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也多得多。
就工业品来说，大家知道，拿英国比如说同俄国相比，100万人生产的产品，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产品价值也大得多，虽然英国的单位商品便宜得多。但就农业来说，看来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落后国家的产品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产品便宜。这是就货币价格来说的。然而，看来发达国家的产品比起落后国家的产品来，则是劳动量（一年内花费的劳动量）少得多的产品。例如，在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在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却有五分之四，在英国是5/15，在俄国则是12/15。这些数字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例如在英国，在机器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等非农业经济部门，有大批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各要素的制造和输送，而在俄国就没有。可见，从事农业的相对人数，不能简单地由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来决定。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有许多人间接地参加这种农业生产，而在不发达的国家，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属于农业的。因此，表现出来的差别要比实际的差别大。但是对于一国文明的总的水平来说，这个差别极为重要，那怕这个差别只在于，有相当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
首先，我们不谈这一点。其次，我们也不谈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大多数农业民族不得不低于自己产品的价值出卖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农产品的价格却提高到它的价值的水平。无论如何，有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加入英国土地耕种者的产品的价值，却没有这样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加入俄国土地耕种者的产品的价值。
假定这部分价值等于10个人的日劳动。再假定这个不变资本由1个英国工人推动。我所说的是农产品中不是用花费[土地耕种者的]新劳动来补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如农具。如果1个英国人用[等于10工作日的]不变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5个俄国工人才能生产出来，如果俄国人使用的不变资本等于1工作日，那末，英国人的产品就等于10＋1＝11工作日，俄国人的产品就等于1＋5＝6工作日。如果俄国的土地比英国肥沃，以致不使用不变资本或只使用十分之一的不变资本生产出来的谷物，就和英国人使用十倍资本生产出来的一样多，那末，同量的英国谷物的价值和同量的俄国谷物的价值之比将是11∶6。如果俄国谷物每夸特卖2镑，那末英国谷物每夸特就要卖3＋（2/3）镑，因为2∶[3＋（2/3）]＝6∶11。可见，英国谷物的货币价格和价值比俄国谷物的货币价格和价值高得多，然而英国谷物是花费较少量的[直接]劳动生产出来的，因为过去劳动无论是在产品量中，还是在产品价值中再现出来，都无须花费任何追加的新劳动。只要英国人比俄国人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而使用较多的不变资本，并且，只要这种不变资本——它无须英国人花费什么[在花费新劳动的意义上说]，虽然它曾经花费过[一定的费用]，并且必须得到支付，——没有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足以抵销俄国土壤的自然肥力的程度，英国谷物的价格和价值较高的情况就会始终存在。因此，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农产品的货币价格可能比[697]不发达的国家高，虽然实际上这种产品花费的劳动量较少。这种产品包含较多的总劳动——直接劳动加过去劳动，但再现在这种产品中的过去劳动不需要任何[新]花费。如果不是自然肥力的差别发生影响，产品就会比较便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资的较高的货币价格也可以用这种情况来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的只是现有资本的再生产。工人补偿自己的工资，同时提供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工人补偿重新用作他的工资的那一部分年产品。资本家已在一年内把利润吃光，但是工人又生产了可以重新作为利润被吃掉的这部分产品。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消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由一年内新劳动生产的不变资本来补偿。生产这部分新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在一部分生活资料上实现自己的收入（利润和工资），这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同生产生活资料时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最后，在生产不变资本即生产机器、原料和辅助材料时消费的不变资本，由生产不变资本的各个生产领域的总产品以实物形式或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来补偿。
[（3）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固定资本的折旧及其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
资本增殖，即与再生产不同的资本积累，即收入转化为资本，情况又怎样呢？
为使问题简单起见，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生产方式没有任何变化，因此，生产同量商品需要同量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增殖花费的劳动量，和去年生产同量资本花费的劳动量一样。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转化为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被消费。它必须一部分转化为不变资本，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它分成资本的这两个不同部分的比例，取决于资本已有的有机构成，因为生产方式不变，两部分之间的价值比例也不变。生产愈发展，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相比，就愈大。
首先，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及与这一部分相应的由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必须转化为可变资本，即必须用来购买新劳动。这只有在工人人数增加或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后一种情况例如在一部分工人人口只是半就业或三分之二就业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绝对延长工作日但必须对此支付报酬时，都会发生。但是不能把这看作是积累的经常的手段。如果原来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劳动者，或者原来不劳动的那部分人口如妇女、儿童、贫民被吸收到生产过程中来，工人人口就可能增加。这里我们把后一点撇开不谈。最后，由于工人人口随着整个人口的增加而绝对增加，[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可能增加。]只有在人口这样绝对增加（虽然和使用的资本相比，人口相对减少了）的条件下，积累才能成为经常的不断的过程。人口增加表现为积累这个经常过程的基础。但是这就需要有一种不仅能够再生产工人人口，而且能够使工人人口不断增加的平均工资。为了应付突然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已作了准备：它迫使一部分工人人口进行过度劳动，又使另一部分工人人口陷于赤贫或半赤贫状态，作为后备军储备起来。
然而，另一部分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情况又怎样呢？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撇开对外贸易，考察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国家。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定一个麻织厂主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1万镑，他想把半数即5000镑转化为资本。根据机器织布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个金额的五分之一要花费在工资上。这里我们把资本周转撇开不谈，如果考虑到资本周转，工厂主也许只要有够五周用的金额就行了，五周之后，他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就可以从流通领域中把用于工资的资本收回来。我们假定，他必须把1000镑存在银行家那里，以支付（20个工人的）工资，并在一年内作为工资逐渐花完。然后，4000镑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第一，工厂主必须购买够20个工人在一年内加工织成麻布的纱。（我们始终把资本的流动部分的周转撇开。）其次，工厂主必须增加自己工厂中的织机，也许还要添置新的蒸汽机，或者加大旧机器的功率等等。但是要买到所有这些东西，他必须在市场上找到现成的纱、织机等等。他必须把他的4000镑变成纱、织机、煤炭等等，[698]即购买所有这些东西。但要能买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必须已经存在着。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旧资本的再生产是在原有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为了提供织布业者上一年所需要的那么多的纱，纺纱业者必定已经支出他的全部资本。那末，他怎样才能供给更多的纱来满足追加的需求呢？
提供织机等等的机器制造厂主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他生产的新织机数量，只够织布业补偿机器的平均损耗。但是，满怀积累欲的织布厂主拿3000镑去定购纱，拿1000镑去定购织机、煤炭（因为煤炭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等等。或者说，他给纺纱厂主3000镑，给机器制造业者和煤炭业者等等1000镑，让他们替他把这些货币变成纱、织机和煤炭。因此，他必须等到这个过程结束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积累，开始自己新麻布的生产。这是第一个中断。
然而，得到3000镑的纺纱厂主现在的处境，也和拥有4000镑的织布厂主一样，区别只在于他会马上从得到的3000镑中扣下自己的利润。他可能会找到追加数量的纺纱工人，但是他需要亚麻、纱锭、煤炭等等。煤炭业者也一样，他除需要新工人以外，还需要新的机器或工具。而那个必须提供新的织机、纱锭等等的机器制造厂主，除需要追加的工人以外，还需要铁等等。亚麻生产者的情况最糟，他只有在下一年才能把追加量的亚麻提供出来，如此等等。
可见，织布厂主为了能够不拖延地、不间断地每年把他的一部分利润转化为不变资本，——并且为了使积累成为不断的过程，——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现成追加量的纱、织机等等。如果他以及纺纱厂主、煤炭业者等等在市场上能找到现成的亚麻、纱锭和机器，那他们就只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了。
每年算作损耗并作为损耗加入产品价值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事实上并没有消耗掉。我们举一台机器为例，这台机器能用12年，价值12000镑；这台机器每年应当计算的平均损耗等于1000镑。既然每年有1000镑加入产品，那末到12年结束时就会再生产出12000镑的价值，并且能够用这个价格购买一台同一类型的新机器。这12年中必要的修理和日常维修，我们算入机器的生产费用，这些同我们的问题毫无关系。然而在事实上，实际的情况和这种平均的计算是不同的。机器在第二年可能比第一年好用。不过12年后它毕竟不能再使用了。这里的情况和家畜一样，一头家畜平均寿命为10年，但它并不因此每年死去十分之一，虽然10年后必须换一头新的。当然，在同一年中，总有一定数量的机器等等会达到确实必须换新机器的阶段。因此，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旧机器等等确实需要在实物形式上用新机器来替换。机器等等每年的平均生产就是与此相适应的。用来支付这些机器的那些价值按照它们（机器）再生产的时间从商品的卖款取得。但事实仍然是：虽然年产品价值（每年用来支付年产品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在12年后必须用来购买新机器以替换旧机器，但实际上决不需要每年都在实物形式上换掉旧机器的十二分之一，而且事实上也办不到。这个基金的一部分，在商品卖出或被支付以前可以用来发放工资或购买原料，因为商品不断地投入流通领域，但并不是立即从流通领域中回来。不过每一次使用这个基金都不可能延续一整年，因为一年周转一次的商品必须完全实现其价值，即必须支付，实现它所包含的工资、原料、机器损耗和剩余价值。
可见，凡是使用许多不变资本，因而也使用许多固定资本的地方，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这部分产品价值就是积累基金，这个基金可以被使用它的人用来作为新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投资，而且这部分积累根本不是从剩余价值中扣除的。（见麦克库洛赫的著作。）[117]这种积累基金在那些没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阶段和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是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不断用于改良、扩大等方面的基金。
[（4）积累过程中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是农业和机器制造业中积累的特点]
但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样的。即使投在机器制造业的全部资本仅够补偿机器每年的损耗，它所生产的机器也会比每年所需要的机器多得多，因为损耗有一部分只是在观念上存在，而在现实中只是过若干年之后才要以实物形式补偿。可见，这样使用的资本每年会提供大量的机器，这些机器可以用于新的投资，并且使这种新的投资提前实现。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主在本年内开始他的生产。假定他在这一年内提供12000镑的机器。这样，如果要把他所生产的机器简单再生产出来，在以后11年中，他每年只须生产1000镑的机器就行了，而且连这个年产量也不是每年都被消费掉。如果他使用的是他的全部资本，那末他的产品中被消费掉的部分就更小了。为了使他的资本保持运动，并且每年只实现[699]资本的简单再生产，那些需要这种机器的部门就必须继续不断地扩大生产。（如果这个机器制造厂主自己也进行积累，那就更是如此了。）
因此，即使在这个生产领域中投入的资本只是进行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就必须不断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机器制造业进行简单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的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自己的要素之一。这里，即使一个生产领域本身进行的只是现有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个生产领域也经常有商品储备，供其他各生产领域用于积累，用于新的追加的生产消费。
至于被资本家比如说织布厂主转化为资本的那5000镑利润或剩余价值，可能有两种情况。我们始终假定，他在市场上找得到劳动，而他必须从这5000镑中拿出1000镑购买劳动，以便按照他这个生产领域的条件把这5000镑转化为资本。这部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花费在工资上。但是为了使用这种劳动，工厂主就需要有纱、追加的机器和追加的辅助材料。｛只有在工作日不延长的情况下，才需要追加的机器。在工作日延长的情况下，机器只是磨损得快些，机器再生产的时间会缩短，但同时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虽然机器的价值必须分摊到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上，然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多得多；所以虽然磨损得快些，可是加入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那部分机器价值却小些。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把新资本直接花费在机器本身。只要补偿机器的价值稍快些就行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辅助材料需要预付追加的资本。｝或者织布厂主能够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他的这些生产条件。这时，购买这些商品和购买其他商品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购买商品是为了生产消费，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或者他在市场上找不到这些现成的东西。这时，他就得定购这些东西（例如要买新结构的机器），就象他不得不定购市场上不能现成找到的那些个人消费品一样。如果原料（亚麻）只是根据定购进行生产｛如靛蓝、黄麻等等，印度农民就是根据英国商人的定购和预付来生产的｝，那末织布厂主当年要在他自己的企业中进行积累就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假定纺纱厂主把他的5000镑变成资本，而织布厂主不进行积累，那末，虽然市场上存在着生产纱的一切条件，但纱将卖不出去，这5000镑固然已转化为纱，但是没有转化为资本。
（关于信用，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详谈。信用使积累资本可以不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的地方。但是，每个资本家都宁愿把他积累的资本尽量投在自己的部门。如果他把资本投在别的部门，他就成了货币资本家，得不到利润，只得到利息；或者他不得不去进行投机。但我们这里是谈平均积累，并且只是为了举例才假定积累资本投入这个或那个特殊部门。）
另一方面，如果亚麻种植业者扩大了生产，即进行了积累，而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等却没有进行积累，那末亚麻种植业者的仓库里就会有过剩的亚麻，下一年也许就会减少生产。
｛这里我们暂时把个人消费完全撇开，只考察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存在这种联系，那末首先，对于生产者必须互相补偿的那些资本来说，他们会互相成为市场；新就业的或就业情况较好的工人会成为一部分生活资料的市场；因为剩余价值在下一年会增长，所以资本家能够消费自己收入中增长的部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互相成为市场。可是本年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仍然不能实现。｝
现在问题应该这样来表述：假定普遍进行积累，即假定在所有部门中都进行或多或少的资本积累，——而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来说强烈追求这一点，正象货币贮藏者强烈追求货币积累一样（不过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向前发展所必需的），——那末这种普遍积累的条件是什么，普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因为可以把织布厂主看作全体资本家的代表，那末为了使他能顺利地把5000镑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并且逐年不断地把积累过程继续下去，需要些什么条件呢？积累5000镑，无非是把这些货币，把这个数额的价值，转化为资本。可见，资本积累的条件同原来生产或再生产资本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
而这些条件就是：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货币购买能由这种劳动进行生产消费的商品（原料、机器等等）。｛某些商品，例如机器、原料、半成品等等，只能供生产消费。其他一些商品，例如房屋、马匹、小麦、黑麦（可以用来造酒或制淀粉等）等等，既可供生产消费，也可供个人消费。｝为了能够买到这些商品，它们就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于[700]市场上，即存在于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尚未开始的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存在于卖者手中，存在于流通阶段；或者根据定购可以得到供应（例如建造新工厂等等，就用定购的办法）。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劳动和资本在各个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由于生产、再生产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情况也就是如此，这是进行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这是市场的条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资本愈多，劳动生产率愈高，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愈大，存在于从生产到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过渡阶段，存在于流通中，存在于市场上的商品量就愈多，每一笔资本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自己再生产条件的把握也就愈大。情况之所以必然是这样，还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第一，每一笔资本活动的规模，并不决定于个人需求（定购等等，私人需要），而是决定于力求实现尽可能多的劳动，因而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并用现有的资本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的欲望；第二，每一笔资本都力求在市场上占据尽可能大的地盘，并竭力排挤、排除自己的竞争者。资本竞争。
｛交通工具愈发达，市场上的存货就愈能减少。
“凡是生产和消费比较大的地方，在任何时候自然都会有比较多的剩余存在于中间阶段，存在于市场上，存在于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道路上，除非物品卖出的速度大大加快，消除了生产的增加本来会引起的这些后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6—7页）｝
可见，新资本的积累只能在和已有资本再生产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谈这样一种情况：积累的资本大于能够投入生产的数量，例如资本以货币形式存放在银行家手里而不使用。由此会产生向国外贷款等等，一句话，产生投资的投机。我们也不考察有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卖出，出现危机等情况。这属于论述竞争的那一部分。这里我们要研究的只是资本在它运动的各个阶段上所采取的形式，而且总是假定商品会按其价值出卖。｝
如果织布厂主除了用1000镑购买劳动外，还能在市场上找到现成的纱等等，或者能够定购到这些东西，他就能把5000镑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为了能买到这些东西，就必须有追加的产品生产出来，这种追加的产品包括加入他的不变资本的商品，特别是包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生产出来而产量不能迅速增加或根本不能在当年增加的商品；原料，例如亚麻，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商人资本就出现了，商人资本为日益增长的消费——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把现成的商品贮存在仓库中；但这只是中介形式之一，因而不是这里所要谈的，而是考察资本竞争时所要谈的。｝
正如一个领域中现有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其他领域中并行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前提，一个部门中的积累，或者说，追加资本的形成，也以其他部门中同时或并行地进行的追加生产为前提。因此，在所有提供不变资本的领域中，生产规模必须同时扩大（按照由需求决定的、每个特殊领域在整个生产增长中应承担的平均份额来扩大）；所有不为个人消费提供成品的领域，都提供不变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器（工具）、原料、辅助材料的增加，因为当这些条件具备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加入的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不论是提供半成品还是提供成品，就只须推动更多的劳动了。
因此，为了能进行积累，看来所有领域都必须不断追加生产。
这一点还要稍为详细地加以说明。
其次，第二个重大问题：
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或者说，——因为这里谈的是利润，——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利润（包括地租；如果土地所有者想进行积累，想把地租转化为资本，那末剩余价值就总是落到产业资本家手中；甚至在工人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时，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由前一年的[701]新加劳动构成。现在要问，这笔新资本是否全部花费在工资上，是否只和新劳动交换？
赞成的说：一切价值最初都由劳动产生。一切不变资本最初都完全象可变资本一样是劳动的产品。看来，在这里我们又成了资本直接由劳动产生的见证人。
反对的说：难道追加资本的形成必须在比旧资本的再生产更坏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吗？难道追加资本的形成必须回到生产方式的更低阶段吗？可是，如果新价值只花费在直接劳动上，因而这种直接劳动在没有固定资本等等条件下，必须先把这种资本生产出来，正象劳动最初不得不先把自己的不变资本创造出来那样，那末，情况就一定是这样。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但是，这是李嘉图等人的前提。这一点要较详细地谈谈。
这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资本家不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卖掉，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把代表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卖掉，而是把它直接当作资本使用，这一部分剩余价值能够由此转化成资本吗？如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那就包含着这样的结论：应当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全都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花费在工资上。
就谷物和牲畜构成的那部分农产品来说，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收成中代表租地农场主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谷物（一部分牲畜也是一样），可以不拿去卖，而立即作为种子或役畜再当作生产条件来使用。土地本身所生产的一部分肥料也是如此，这种肥料同时也可以作为商品在商业中流通，即可以出卖。租地农场主可以把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得到的这部分[未进入流通的]剩余产品，立即在他自己的生产领域内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即直接转化为资本。这部分并不花费在工资上，并不转化为可变资本。这部分从个人消费中抽出来，而又不是在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生产地消费掉。这部分用于生产消费，然而是作为原料来消费的，不是作为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来消费的。谷物不仅可以用作生产工人等等的生活资料，而且可以用作牲畜的饲料，用作酿酒、制淀粉等等的原料。牲畜（肉用牲畜或役畜）也不仅可以用作生活资料，而且可以为许多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即毛皮、皮革、油脂、骨、角等等，同时还可以部分地为农业本身，部分地为运输业提供动力。
有一些生产部门，再生产时间超过一年（如大部分畜牧业，林业等等），但是这些部门的产品同时必须不断再生产，即不断要求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在所有这些部门中，因为不仅代表有酬劳动，而且代表无酬劳动的新加劳动必须以实物形式积累到产品能够出卖时为止，所以积累和再生产是一致的。
（这里所谈的不是每年按照一般利润率归并[到资本中]的利润的积累；这不是实际的积累，而只是一种计算方法。这里所谈的是在若干年内反复进行的总劳动的积累，因而，在这种积累中，不仅有酬劳动，而且无酬劳动也以实物形式积累起来，并且立即再转化为资本。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积累，它反而不[直接]取决于这里新加的劳动量。）
经济作物（不论它们是提供原料，还是提供辅助材料）的情况也是这样。经济作物的种子，以及能够再作为肥料等等使用的那部分经济作物，都代表总产品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拿去出卖，那丝毫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它们一旦作为生产条件重新加入生产，就形成[新产品的]总价值的一部分，并以[702]这样的一部分构成新的生产中的不变资本。
这样就已经说明了一个主要问题——关于作为本来意义的农产品的原料和生活资料（食物）的问题。可见，这里积累是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直接一致的，因此，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直接在本生产领域内再用作生产资料，而不用经过同工资或其他商品相交换。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机器。这里指的并不是生产商品的机器，而是生产机器的机器，是机器制造业的不变资本。如果已经有了这种机器，那就只需要花费在采掘工业中为各种容器和机器提供原料（铁等等）的劳动了。有了机器制造机，也就有了对原料本身加工的机器。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是不陷入前提的循环论证中。这种循环论证就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机器，就必须有更多的材料（铁等等，煤炭等等），而为了生产这种追加的材料，又必须有更多的机器。无论我们是否假定，生产机器制造机的工业家和生产机器（用机器制造机来生产）的工业家是属于同一个资本家集团，都不会使问题本身发生任何改变。有一点是明显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表现为机器制造机（剩余产品表现为这种形式，至少取决于机器制造厂主）。这种机器制造机不一定非卖不可，它们能够以实物形式作为不变资本再加入新的生产。因此，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第二类作为不变资本直接（或通过同一生产领域内的交换）加入新的生产（积累），而不用经过先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过程的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能否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问题，首先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否直接作为生产条件再加入本生产领域，而无须先让渡出去。
一般的规律是：
只要产品的一部分，从而剩余产品（即代表剩余价值的使用价值）的一部分，能够直接地，不通过中介，作为生产条件，作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材料再加入它从中出来的那个生产领域，那末，这个生产领域中的积累就可能并且必定采取这种形式：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不拿去出卖，而是直接（或通过与同一生产领域内以同样方式进行积累的其他部门的资本家相交换）作为再生产的条件重新加入生产过程，所以在这里，积累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直接一致。它们两者必然到处都是一致的，但是不一定采取这种直接的方式。
一部分辅助材料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一年内生产出来的煤炭就是这样，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够被用来重新生产煤炭，因而，能够被煤炭业者直接地，不通过任何中介，作为不变资本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
在工业界，有一种为工厂主建造整座工厂的机器制造业者。假定[他们的产品的]1/10是剩余产品，或者说，无酬劳动。显然，这1/10即剩余产品，究竟是表现为替第三者建造并卖给第三者的工厂建筑物，还是表现为机器制造业者替自己建造并卖给自己的工厂建筑物，都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改变。这里，问题只在于代表剩余劳动的那种使用价值的性质，只在于这种使用价值能不能作为生产条件再加入拥有这个剩余产品的[703]资本家的生产领域。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例子，表明使用价值这个范畴对于决定经济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样，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产品（因而也就是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并且必须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以便作为资本被积累起来，没有这部分剩余产品，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积累。
第二，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因而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因而不变资本很大，特别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很大的地方，一切领域的固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以及与此并行的生产固定资本的现有资本的再生产，就会形成一个积累基金，也就是为更大规模的生产提供机器，提供不变资本。
第三，剩下还有一个问题：
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不能通过比如说机器、工具等等的生产者和原料即铁、煤炭、金属、木材等等的生产者之间的（间接）交换，即通过不变资本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再转化为资本（不变资本）？例如，如果生产铁、煤炭、木材等等的工厂主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或工具，而机器制造业者向这些原料生产者购买金属、木材、煤炭等等，那末他们就是通过这种交换来互相补偿各自不变资本中相互有关的组成部分，或形成新的不变资本。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剩余产品。
[（5）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我们在前面[注：见本卷第1册第126—140、182—195和248—258页。——编者注]已经看到，在现有资本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在不变资本的再生产中所使用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或者直接以实物形式补偿，或者通过不变资本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来补偿；这是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不是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或收入同资本的交换。其次，在消费品（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中所使用的，或者说，用于生产消费的不变资本，则由作为新加劳动的结果因而归结为收入（工资和利润）的同类新产品来补偿。与此相适应，在生产消费品的那些领域中，其价值用于补偿这些领域中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代表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相反，在生产不变资本的那些领域中，代表新加劳动，因而形成这种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则代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用于补偿[在生活资料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这就要求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用他们的剩余产品（在这里，是他们产品中超过同他们的不变资本相等的那部分产品的余额）去交换生活资料，把这种剩余产品的价值用于个人消费。同时，这种剩余产品包括：
（1）工资（或再生产出来的工资基金），这一部分必须（由资本家）仍旧用在工资上，即用于个人消费（如果假定是最低限度的工资，那末工人就只能把他得到的工资实现在生活资料上）；
（2）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这一部分如果很大，那就可以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而在用于生产消费的情况下，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之间就会进行产品交换；但这里已经不是代表他们应当互相补偿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交换，而是一部分剩余产品，即收入（新加劳动）的交换，这部分剩余产品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由于这种转化，不变资本的量就增加，再生产的规模就扩大。
因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一部分现有的剩余产品，即一部分一年内新加的劳动，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不用先转化为可变资本。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出，剩余产品用于生产消费，或者说，积累，绝不等于全部剩余产品都花费在生产工人的工资上。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机器制造业者把自己的商品（一部分）卖给比如说布匹生产者；布匹生产者付给他货币；机器制造业者用这些货币购买铁、煤炭等等，而不是购买生活资料。但是把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就会明白，如果用于补偿不变资本的各要素的生产者不向生活资料生产者购买他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因而，如果这个流通过程实质上不是生活资料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那末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就不能购买机器或原料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由于买和卖的行为的分离，当然在这些结算过程中可能发生极大的紊乱和麻烦。
[704]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量的生活资料（用于工资）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在这里，一旦有国际贸易参与，那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国家的剩余产品——如果它用于积累，——有一部分并不转化为工资，而是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但是那时仍然会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国外为此而预付的货币会全部花费在工资上。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把对外贸易撇开，情况也不是这样，而且不可能是这样。
剩余产品究竟以怎样的比例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取决于资本的平均构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愈发达，直接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相对地也就愈小。有人认为，剩余产品既然只是一年内新加劳动的产品，它[在积累的情况下]也就只转化为可变资本，只花费在工资上，这种看法总的说来同那种认为因为产品只不过是劳动的结果或劳动的化身，所以产品的价值全部都归结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错误观念是一致的，而斯密和李嘉图就是这样错误地认为的。
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即固定资本，可能由这样一些东西组成：有的直接加入生活资料、原料等等的生产过程；有的或者用来缩短流通过程，如铁路、公路、通航的运河、电报等等，或者用来保存和储备商品，如货栈、仓库等等；还有的只是在经过较长的再生产时期后才能增加土地的肥力，如土地平整、泄水渠等等。剩余产品究竟是较大一部分还是较小一部分花费在这几种固定资本中的某一种上，这对于生活资料等等的再生产所产生的直接的、最近的后果是极不相同的。
[（6）危机问题（引言）。发生危机时资本的破坏]
如果有不变资本的追加生产——比补偿旧资本所必需的、因而也就是生产原有数量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大的生产——作为前提，那末，在使用机器、原料等[来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领域进行追加生产，或者说，进行积累，就再也没有任何困难了。如果有必要的追加劳动，上述领域的资本家就会在市场上找到形成新资本，即把他们的代表剩余价值的货币转化为新资本的一切资料。
但是，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它一方面适应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内在基础。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决不是消费。消费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一方面，人口的最大部分，即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相对地说却在减少。此外还有一点：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
我们这里要考察的，只是资本在它向前发展的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形式。因此，不准备对实际生产过程在其中进行的现实关系加以分析。这里总是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不考察资本的竞争，不考察信用，同样不考察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因此，在社会中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是等同的：第一个范畴即消费者范畴（消费者的收入有一部分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是从利润和工资派生的）比第二个范畴[即生产者范畴]广得多，因而，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会使经济生活过程，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我们在考察货币时[118]已经看到，就货币一般是一种与商品的实物形式不同的形式来说，就它作为支付手段的形式来说，货币本身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用不着对成为实际生产过程的一切前提的进一步的现实关系加以说明，就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705]大卫·李嘉图接受了庸俗的萨伊的（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我们谈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时，还要讲到这种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是以产品同产品交换[119]这一论点为基础的，或者，正如穆勒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120]为基础的，由此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说，需求仅仅决定于生产本身，或者说，需求和供给完全一致。这种论点也采取李嘉图所特别喜爱的形式，即认为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任何国家都能够生产地加以使用。
李嘉图在第二十一章（《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中说：“萨伊先生曾经非常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家都不会得不到使用。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不能设想，他会长期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获得别的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这里根本不是说永远〉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第339—340页）
到处都力求做到前后一贯的李嘉图，发现他的权威萨伊在这里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在上述引文的注释中说：
“萨伊先生说：‘和资本的使用范围相比，闲置资本越多，资本借贷的利率就越下降。’（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4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08页）萨伊先生的这句话同他的上述论点完全一致吗？如果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家都能够得到使用，怎么能说，和资本的使用范围相比资本会过多呢？”（第340页注）
因为李嘉图引证萨伊的话，我们在后面考察萨伊这个骗子本人的观点时将批判萨伊的论点。
这里暂时只指出：
在进行资本的再生产时，同在进行资本积累时完全一样，问题不仅在于以原有的规模或者（在积累的时候）以扩大的规模补偿构成资本的同量使用价值，而且在于要补偿预付资本的价值，并且实现普通利润率（普通剩余价值）。因此，如果由于某种情况或某些情况的结合，商品（是全部还是大部都毫无关系）的市场价格大大降到它的费用价格之下，那末，一方面，资本的再生产就会尽量缩小。但是积累将更加停滞。以货币形式（金或银行券）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如果转化为资本就只会带来损失。因此，这些剩余价值就以贮藏货币或者信用货币的形式闲置在银行里，而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如果缺少再生产的现实前提（例如在谷物涨价的时候，或者由于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数量），相反的原因也可能引起同样的停滞。再生产会发生停滞，因此流通过程也会发生停滞。买和卖互相对立起来，不使用的资本就以闲置货币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这大都出现在危机之前）也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时候：追加资本的生产进行得非常快，由于追加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就大大增加了对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需求，以致实际生产赶不上，因而加入资本形成过程的一切商品涨价。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利润怎样增长，利率都要大大降低，而这种利率的降低就引起最冒险的投机活动。由于再生产停滞，可变资本就减少，工资就下降，使用的劳动量就减少。这些又反过来重新影响价格，使价格继续下跌。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为了通过论证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就撇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把这种生产说成是以满足生产者的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这倒是一种绝妙的见解。
其次：因为资本流通过程不是一天就完了，相反，在资本流回[生产领域]以前，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同市场价格[706]平均化为费用价格的时期是一致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内市场上发生重大的变革和变化，劳动生产率发生重大的变动，因而商品的实际价值也发生重大的变动，所以，很明显，从起点——最初的资本——到它经过一个这样的时期以后回来，必然会发生一些大灾难，危机的要素必然会积累和发展，这些决不是用产品同产品交换这一句毫无价值的空话就可以排除得了的。相反，一批商品在一个时期的价值和同一批商品在较后一个时期的价值的比较（贝利先生认为这是经院式的虚构[121]）倒是资本流通过程的基本原则。
说到危机引起的资本的破坏，要区别两种情况。
只要再生产过程停滞，劳动过程缩短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顿，实际资本就会被消灭。不使用的机器不是资本。不被剥削的劳动等于失去了的生产。闲置不用的原料不是资本。建好不用的建筑物（以及新制造的机器）或半途停建的建筑物，堆在仓库中正在变质的商品，这一切都是资本的破坏。这一切无非是表示再生产过程的停滞，表示现有的生产条件实际上没有起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发挥生产条件的效能。这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它们的交换价值都化为乌有。
第二，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贬低，这种贬低妨碍价值量以后按同一规模作为资本更新自己的再生产过程。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毁灭性的下降。这时，使用价值没有被破坏。一个人亏损了的东西，被另一个人赚了去。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价值量不能在同一个人手里作为资本更新。原来的资本家遭到破产。如果某个资本家靠出卖自己的商品把他的资本再生产出来，而他的商品的价值本来等于12000镑，其中比如说2000镑是利润，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现在降到6000镑，那末，这个资本家就不能支付他的契约债务，即使他没有债务，用这6000镑也不能按以前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营业，因为商品价格又会回升到它的费用价格的水平。这样一来，6000镑资本被消灭了，虽然购买这些商品的人因为照商品的费用价格的半价购买，在营业再活跃时可以大有所为甚至因而发财。社会的名义资本，也就是现存资本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永远消灭了，虽然由于不殃及使用价值，这种消灭正好可以大大促进新的再生产。这同时也是货币所有者靠牺牲产业家而发财致富的时期。至于纯粹的虚拟资本（公债券、股票等）的跌价，只要它不导致国家和股份公司的破产，不因此而动摇持有这类证券的产业资本家的信用，从而不阻碍再生产，那末这种跌价就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总的来说对再生产起着有利的影响，因为那些用廉价把这些股票或证券弄到手的暴发户大多数比原来的所有者更有事业心。
[（7）在承认资本过剩的同时荒谬地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
李嘉图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些论点上总是前后一贯的。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关于（商品的）生产过剩不可能的论点，同关于资本过多或资本过剩不可能的论点，是一回事。[注：这里必须区分：当斯密用资本过剩、资本积累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时，说的是永久的影响问题，而这是错误的；相反，暂时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
“因此，在一个国家中，除非必需品的涨价使工资大大提高，因而剩下的资本利润极少，以致积累的动机消失，否则积累的资本不论多少，都不可能不生产地加以使用。”（第340页）“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无论资本怎样多，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其他充分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唯一充分而经常的原因，就是[707]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第347—348页）
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对于他的门徒们的愚蠢该怎么说呢？他们对于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市场商品普遍充斥）加以否认，同时，对于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即资本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多、资本过剩，却不仅加以承认，而且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基本点。
李嘉图以后时期的理智健全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否认资本过多。相反，他们都用资本过多来说明危机（只要不是用信用现象来说明）。因此，他们都承认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但是否认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所以，剩下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生产过剩的两种形式彼此之间的关系，即被否认的形式和被确认的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嘉图自己对于危机，对于普遍的、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世界市场危机，确实一无所知。对于1800—1815年的危机，他可以用歉收引起谷物涨价，用纸币贬值、殖民地商品跌价等等来解释，因为，大陆封锁使市场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被迫缩小。对于1815年以后的危机，他也可以解释为部分由于荒年造成谷物缺乏，部分由于谷物价格下降，——因为，根据李嘉图自己的理论，在战争以及英国同大陆切断联系的时候必然引起谷物价格上涨的那些原因不再起作用，——部分由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见他的《原理》第十九章《论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
后来的历史现象，特别是世界市场危机几乎有规律的周期性，不容许李嘉图的门徒们再否认事实或者把事实解释成偶然现象。他们——更不必说那些拿信用来说明一切，以便后来宣称他们自己也将不得不以资本过剩为前提的人了，——不这样做了，却臆造出了一个资本过多和生产过剩之间的美妙的差别。他们搬出他们手中的李嘉图与斯密的词句和论据来反对生产过剩，同时他们企图用资本过多解释他们否则就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威尔逊用固定资本过多来解释某几次危机，用流动资本过多来解释另外几次危机。资本过多本身，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例如富拉顿）所承认，而且已经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偏见，以致这个说法在博学的罗雪尔先生的概论[122]中竟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出现了。
因此就要问：资本过多是什么？它同生产过剩有什么区别？
（不过，为了公正起见，需要指出，其他经济学家，如尤尔、柯贝特等，则认为生产过剩——只要考察的是国内市场——是大工业的正常状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生产过剩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当国外市场也缩小时，才会引起危机。）
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资本等于货币或者商品。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就等于货币或商品的生产过剩。可是，据说这两种现象彼此毫无共同之点。这些经济学家甚至不可能谈到货币的生产过剩，因为货币在他们看来就是商品，所以整个现象都归结为他们在一个名称下加以承认而在另一个名称下则加以否认的商品的生产过剩。如果进一步说到存在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那末，这种说法的基础就是：商品已经不是在这个简单的规定上被考察，而是在它作为资本的规定上被考察。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也承认，在资本主义[708]生产及其种种现象中——例如在生产过剩中，问题不仅在于使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并具有商品的规定的那种简单关系；而且在于产品的这样一些社会规定，由于这些规定，产品不止是商品，并且不同于简单的商品。
总之，可以认为，用“资本过多”的说法代替“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不仅仅是一种遁辞，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昧着良心的轻率——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因而实际上怀疑和考虑的只是现象的名称，而不是现象本身；或者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回避说明现象的困难：在现象采取某种形式（名称）而同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发生矛盾时就加以否认，只有在现象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加以承认。如果撇开这一切不谈，那末，从“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转到“资本过多”的说法，实际上是个进步。进步表现在哪里？在于承认商品生产者不是作为单纯的商品所有者，而是作为资本家彼此相互对立。
[（8）李嘉图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
在商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
再引李嘉图的几个论点：
“……会使人认为，亚当·斯密断定：我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其实情况就是如此〉生产出过剩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似乎用来生产这些商品的资本不能移作别用。但是，一笔资本的使用方式总是可以随便选择的，因此，任何商品都决不可能长期有剩余；因为如果有剩余，商品价格将跌到它的自然价格之下，资本就会转移到某些更有利的行业中去。”（第341—342页注）“产品总是用产品或服务购买的；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
（这就是说，货币只是流通手段，而交换价值本身只是产品同产品交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这是错误的。）
“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是这种情况。”（第341—342页）“生产的这种增长和由此引起的需求的增加是否会使利润降低，这完全取决于工资是否增加；而工资是否增加，除了短期的增加以外，又取决于为工人生产食品和必需品的容易程度。”（第343页）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些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第344页）
至于危机，所有描写价格的实际运动的著作家或所有在危机的一定时候进行写作的实践家，都有理由藐视那些貌似理论的空谈，有理由满足于说：认为市场商品充斥等等不可能的学说，在抽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被抛弃的空话。 [709]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
如果比如说买和卖，或者说，商品的形态变化运动，代表着两个过程的统一，或者确切些说，代表着一个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过程，因而，如果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末，这个运动同样本质上也是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独立。但因为它们毕竟有内在联系，所以，有内在联系的因素的独立只能强制地作为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的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但是，辩护论经济学家说：不对。因为有统一，所以就不会有危机。而这种说法又无非是说，各个对立因素的统一排除它们的对立。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
李嘉图跟着萨伊说：“产品总是用产品或服务购买的；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
因此，这里，第一，包含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的商品变成了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交换变成了单纯的产品的物物交换，仅仅是使用价值的物物交换。这就不仅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前去了；并且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即产品必须是商品，因而必须表现为货币并完成形态变化过程，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最复杂的现象——世界市场危机。不说雇佣劳动，却说“服务”，在“服务”这个词里，雇佣劳动及其使用的特殊规定性——就是增大它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创造剩余价值，——又被抛弃了，因而货币和商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那种特殊关系也被抛弃了。“服务”是一种仅仅作为使用价值来理解的劳动（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次要的事情），完全象“产品”这个词掩盖了商品的本质和商品中包含的矛盾一样。于是货币也就前后一贯地被看作仅仅是产品交换的媒介，而不是被看作必然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商品的本质的、必然的存在形式。因为这样把商品变为单纯的使用价值（产品）会抹杀交换价值的本质，[710]所以，货币作为商品的本质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独立于商品最初形式的形态，也就同样轻而易举地可能被否定，确切地说，必然被否定。
因此，这里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由此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的分离因素，最后，货币或商品对雇佣劳动的关系。
此外，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约·斯·穆勒）想用这种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明危机，他们的情况并不更妙些。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买和卖的分离在危机中也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这个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也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
李嘉图说[注：见本册第563面。——编者注]：“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goods〉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不能设想，他会长期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获得别的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continuYally〉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
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之口是不相称的。首先，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而进行生产的。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即使有人把他的产品的某些部分再用于生产消费，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但是，李嘉图说的是私人消费。以前，李嘉图忘记了产品就是商品。现在，他连社会分工也忘记了。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别生产者遭到破产。在二者择一的说法[“为了消费或出卖”]中，前一部分是荒谬的。后一部分也是荒谬的。一个人已经进行了生产，是出卖还是不出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是非出卖不可。在危机中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他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于费用价格出卖，甚至不得不干脆亏本出卖。因此，说他把产品生产出来是为了出卖，这对他、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问题正是在于：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他这个善良愿望的实现。
其次：
“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
把资产阶级关系描绘得多么美好呵！李嘉图甚至忘记了，有人可能是为了支付而出卖，忘记了这种被迫的出卖在危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家在出卖时的直接目的是把他的商品，确切些说，是把他的商品资本，再转化成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他的利润。消费——收入——决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对于仅仅为了把商品变成生活资料而出卖商品的人来说，消费确实是主导因素。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收入[消费]是作为结果，而不是作为起决定作用的目的出现的。每一个人出卖，首先是为了出卖，就是说，为了把商品变成货币。
[711]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人只要把商品卖出去，他就会感到很满意了，至于买进，他暂时不会去考虑。当然，要使实现了的价值能再作为资本发生作用，这个价值就必须通过再生产过程，也就是必须再同劳动和商品进行交换。但是，危机恰恰就是再生产过程破坏和中断的时刻。而这种破坏是不能用在不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并不存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毫无疑问，谁也不会“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第339—340页），但是谁都没有作过这种荒谬的假设。并且，这样的假设同问题也毫无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
这里成为李嘉图的论断的基础的，还是我在前面考察过的[120]詹姆斯·穆勒关于“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的论点，这个论点在买和卖的过程中只看见统一而看不见分离。李嘉图下面这个主张（追随詹姆斯·穆勒）也是从这里来的：
“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是这种情况。”（第341—342页）
货币不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第341页），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但是，前面所说的李嘉图对货币的错误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alienation）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 [注：[718]（李嘉图把货币仅仅看成流通手段，同他把交换价值仅仅看成转瞬即逝的形式，看成对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是一回事；因此，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唯一的生产方式。）[718]]
不是所有种类的商品，而只是个别种类的商品，才能“在市场上过剩”，因此生产过剩始终只能是局部的，这种论点是一种可怜的遁辞。首先，如果谈的只是商品的性质，那末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所有商品在市场上都过剩，因而妨碍它们都降到自己的价格之下[123]。这里说的恰恰只是危机的因素。就是说，除了货币以外的所有商品。说这种商品必然表现为货币，这只是说：所有商品都有这种必然性。完成这个形态变化，个别商品有多少困难，所有商品同样有多少困难。商品形态变化（它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又包括两者的统一）的一般性质，不仅不排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可能性，相反，它本身就是这种普遍充斥的可能性。
其次，李嘉图的和其他类似的论断，当然不仅是从买和卖的关系出发，而且是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出发，这等我们考察资本的竞争时再谈。照穆勒的说法，买就是卖，如此等等，那末，这样一来，需求就是供给，供给就是需求。但是，供给与需求同样是彼此分离并且可以彼此独立的。在一定的时刻，由于对一般商品即货币亦即交换价值的需求大于对所有特殊商品的需求，换句话说，由于商品表现为货币、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因素居优势，商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因素居劣势，所有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对所有商品的需求。
如果从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就要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在内。这里仍然必须看到，这两个因素的潜在的、恰好在危机中强制地显示出来的统一，是与同样存在的、甚至表现为资产阶级生产特征的这两个因素的分离和对立相对的。
至于局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对立，既然问题在于承认第一种生产过剩是为了逃避承认第二种生产过剩，那末，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指出：
第一，在危机之前，所有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品往往普遍涨价。因此，所有这些商品都卷进接着而来的崩溃之中；在按照它们在崩溃之前的价格出卖的情况下，它们就造成市场负担过重。这种按照以前的市场价格市场吸收不了的商品量，按照下降了的、已经降到商品费用价格之下的价格，市场却能够吸收。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使商品能被吸收的那种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是引起破产的价格。
[712]第二，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主要交易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
[（9）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错误观点]
我们就更仔细地看一看，李嘉图是怎样试图论证不可能有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
“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是这种情况。对谷物的需求受食用者人数的限制，对鞋子和衣服的需求受穿着者人数的限制。但是即使一个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可能有它能够消费或愿意消费的那样多的谷物和鞋帽，但不能说每一种自然或人工生产的商品都是这样。有些人如果可能的话会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另一些人有了足够的葡萄酒，又会想添置家具或改进家具的质量。还有一些人可能想装饰自己的庭园或扩建自己的住宅。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怀有做这一切或做其中一部分的愿望；所需要的只是钱，但是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提供钱。”（第341—342页）
还能有比这个更幼稚的论证吗？它的意思就是：个别商品已生产出来的数量可能比能够消费的要多。但不可能所有的商品同时都这样。因为用商品来满足的需要是无限的，而所有这些需要不能同时得到满足。相反，满足一种需要的过程会使另一种需要转入可以说是潜在状态。因此，除了满足这些需要的钱以外什么都不需要，而这种钱又只有用增加生产的办法才能获得。这就是说，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能说明什么呢？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如果，比如说鞋子、棉布、葡萄酒或者殖民地产品充斥市场，难道这就是说，国民，哪怕只是三分之二的国民，对于鞋子、棉布等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而有余了吗？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的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在这种意义上，既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
但是，李嘉图会说，如果有一批人需要鞋子和棉布，他们为什么不去设法弄到购买这些东西的钱呢？他们为什么不生产一些可以用来购买鞋子和棉布的东西呢？干脆说为什么他们不自己生产鞋子和棉布，不是更简单吗？而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品没有需要。因此，既然甚至不能用充斥市场的商品的数量超过了对这些商品的需要这一点来说明局部的生产过剩，那末，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市场上的许多商品还有需要，还有未能满足的需要，就否定普遍的生产过剩。
我们仍然以棉织厂主为例 [注：见本册第545页及以下各页（那里不用“棉织厂主”，而用“麻织厂主”，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编者注]。只要再生产不断进行，——因而，这一再生产中作为商品，作为待出卖的商品而存在的产品即棉布按其价值再转化为货币的阶段也不断进行，——可以说，生产棉布的工人也就消费掉棉布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再生产的扩大，也就是随着积累，他们消费的棉布也就相应地增多，或者说，也就有更多的工人来从事棉布生产，而他们同时也就是一部分棉布的消费者。
[（10）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
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们要指出：
在考察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时[124]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713]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
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危机的可能性表现为：
首先，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在观念上以价格形式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W—G。如果这个困难——出卖——已经解决，那末，购买，G—W，就再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货币可以同一切东西直接交换。必要的前提就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是有用的，否则它就根本不是商品。其次，假定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等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互相独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只是在商品的形式上商品必须克服这里所遇到的困难。一旦它具有货币形式，这种困难就算度过了。但是，往前走，这又是卖和买的分离。如果商品不能以货币形式退出流通领域，或者换句话说，不能推迟自己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如果——就象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一样——买和卖彼此一致，那末，在上述假定下的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因为已经假定商品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是使用价值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中，商品只有当它不是使用价值，或者在对方没有别的使用价值可以同它交换的时候，才不能进行交换。因此，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不可能进行交换：或者是一方生产了无用之物，或者是对方没有有用之物可以作为等价物同前者的使用价值交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交换。然而只要发生交换，它的因素就不是彼此分离的。买者就是卖者，卖者就是买者。所以，既然交换就是流通，从交换形式产生的危机因素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说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那只不过是说，在这种形式本身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
但是，这也涉及到内容。在进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时候，从生产者方面来说，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或者，到分工有了一些发展以后，是为了满足他所知道的他的协作生产者的需要。作为商品拿来交换的是剩余品，而这个剩余品是否进行交换，却是不重要的。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产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直接生产已成为过去。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货币，即转化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的困难，在于货币不是作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出现，在于已经卖掉了商品而现在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的人并不是非要立刻重新买进、重新把货币转化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不可。在物物交换中不存在这种对立。在那里不是买者就不能是卖者，不是卖者就不能是买者。卖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困难仅仅是由于买者可以轻易地推迟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而产生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而产生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714]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
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总是危机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而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
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
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
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
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资本从它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然后重新以商品形式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时候起所经历的运动。如果我们这里把所有对内容的进一步的规定撇开不谈，那末，总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都要经历W—G—W过程，都要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此外，鉴于不同商品的形态变化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一种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另一种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因此，买和卖的分离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为：一笔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一笔资本发生第一形态变化，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发生第二形态变化，一笔资本离开生产过程，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回到生产过程。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连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对危机的内容的规定已经扩大了。
但是，第二，至于由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产生的危机的可能性，那末，在考察资本时，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更现实得多的基础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织布厂主必须支付全部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的要素是纺纱厂主、亚麻种植业者、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等提供的。只要后面这些人生产的不变资本，只加入不变资本的生产而不加入最后商品——布，他们就是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互相补偿各自的生产条件。现在假定[715]织布厂主把布卖给商人，作价1000镑，但用的是一张汇票，所以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这个织布厂主又把这张汇票卖给银行家，他在银行家那里用它偿付了一笔什么债务，或者银行家给他办理了汇票贴现。同样，亚麻种植业者凭汇票卖给纺纱厂主，而纺纱厂主又凭汇票卖给织布厂主，同样，机器制造厂主凭汇票卖给织布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凭汇票卖给机器制造厂主，煤炭业者凭汇票卖给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此外，制铁厂主、煤炭业者、木材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之间也用汇票互相支付。现在，如果商人支付不出，织布厂主就不能向银行家支付自己的汇票。
亚麻种植业者开出了由纺纱厂主支付的汇票，机器制造厂主开出了由织布厂主和纺纱厂主支付的汇票。由于织布厂主不能支付，纺纱厂主也就不能支付，他们两人都不能向机器制造厂主支付，而机器制造厂主则不能向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支付。他们由于都没有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就全都不能使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得到补偿。这样就要发生普遍的危机。这不过是在考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展现的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危机可能性可能发展成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
在所有情况下：
如果买和卖彼此不发生梗阻，因而没有必要强制地加以平衡，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互相抵销，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只要买和卖不彼此脱离，不发生矛盾，或者只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不出现，因而，只要危机不是同时以其简单的形式——买和卖矛盾的形式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矛盾的形式——出现，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这终究只不过是危机的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只不过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出现就是以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出现，也是以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出现，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有了根据的内容。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转向其危机的方面，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在上述形式中既定的[只]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不发生危机是偶然的，发生危机本身也不过是偶然的事。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716]单单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这一过程的条件是既定的。因此，在论资本的第一篇——在论直接生产过程的那一篇，并未增加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这里潜在地包含着危机的要素，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里不仅谈不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
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初次显露出来。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了的资本——资本和利润——之前叙述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己开始并以自己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对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125]中加以补充。
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也就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己的不同阶段来通过的过程。这里包含着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说，包含着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因此，否认危机的经济学家们只坚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如果这两个阶段只是彼此分离而不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那就不可能强制地恢复它们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危机。如果它们只是统一的而彼此不会分离，那就不可能强制地把它们分离，而这种分离还是危机。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
[716]
[（11）危机的形式问题]
[770a]对第716页的补充。
因此：
（1）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
这就是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一般地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因此，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的形式，是完全多余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学家们乐于举出这个显而易见的形式作为危机的原因。（既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是同信用和信用过剩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末当然应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里还不是这样说明的地方。）
（2）只要危机是由同商品的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和价格革命引起的，它当然就不能在考察一般资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为在考察一般资本时假定价格是同商品的价值一致的。
（3）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末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4）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动（不论这种波动同信用有无关系），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770a]
[716]（危机可能发生在：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时候；第二，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的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因而它的价值增加。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价值。）
[716]
[770a]第一个因素。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假定这是生产或再生产的一定阶段。这里，可以把固定资本看成既定的、不变的，它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既然原料的再生产不仅取决于花费在其中的劳动，而且取决于这一劳动的同自然条件有关的生产率，那末，产品量——甚至[ⅩⅣ—771a]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量——就可能减少（在歉收时）。于是原料的价值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按一定比例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个比例被破坏了。用于原料的部分必须增加，剩下用于劳动的部分就减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劳动量。第一是物质上不可能，因为原料的量减少了；第二是因为产品价值中必须有比原来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原料，因而只能有较小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利润率会下降，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了，使用的可变资本减少了。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固定提成——利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因此，这就是由于靠产品价值补偿的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其次，虽然利润率下降，产品却会涨价。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其他生产领域，那末这种产品的涨价会使其他领域的再生产遭到同样的破坏。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加入一般消费，那末，它或者也加入工人的消费，或者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是前者，它的后果同后面要讲的可变资本遭到破坏时产生的后果一样。但是，在这种产品加入一般消费的情况下，由于这种产品涨价（如果这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而其他产品就不能再转化为相当于其价值的货币额，这样，其他产品的再生产的另一方面——不是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是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就会遭到破坏。无论如何，我们所考察的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量和工资量会减少，从而其他生产部门出卖商品所得的一部分必要收入也会减少。
但是，即使不受收成的影响，或者说，即使不受提供这种原料的劳动的受自然因素制约的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原料不足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就是说，如果某个生产部门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部分追加资本过多，那末，虽然按原来的生产规模原料是够的，但按新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因此，这种情况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资本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这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
[861a][…………………………………………………………………] [注：在手稿中，这一页的左上角撕掉了。结果原文前九行只留下六行的右半截，全文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是可以猜测，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而产生的危机。由比如说歉收引起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对其他一切商品、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费的商品”的需求“减少”。因此“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就成为不可能，“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就遭到破坏。于是，生活资料的涨价“导致其他生产部门发生危机”。
这一页撕坏的部分的最后两行中包含着总结这全段议论的思想：“不论这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由于原料涨价都可能发生危机。——编者注]
或者，它们[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不足为基础的。
因为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都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那些否认商品生产过剩而同时又承认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是最可笑不过的了。
（5）由于再生产的第一阶段遭到破坏，也就是由于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发生障碍，或者说出卖发生障碍而产生的危机。在发生第一种[由于原料涨价而引起的]危机的情况下，危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的回流发生障碍而产生的。[ⅩⅣ－861a]
[（12）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转化为普遍生产过剩]
[ⅩⅢ—716]在开始考察危机的新形式[126]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著作和前面举过的例子 [注：见本册第545页及以下各页（那里不用“棉织厂主”，而用“麻织厂主”，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并见第579页。——编者注]。
[716]只要棉织厂主进行再生产和积累，他的工人也就是他的一部分产品的买者，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花费在棉布上。正因为工厂主进行生产，所以，工人们就有购买他的一部分产品的钱，就是说，工人们部分地给他提供了出卖产品的可能性。工人作为需求的代表所能购买的，只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为他不是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因而也不是自己占有实现自己劳动的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一点已经把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就是工人本身）排除在消费者、买者之外了。他们不购买原料和劳动资料，他们只购买生活资料（直接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此，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观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观条件。
[717]可是有人会说，雇用工人的企业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但是，企业主代表工人——指的是在市场上代表——与假定说工人自己代表自己，条件是不一样的。企业主必须出卖包含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资的价值形式出现——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因此，资本家需要的市场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企业主是否认为市场条件对于开始再生产已充分有利，这取决于企业主而不是工人。
因此，对于一切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者）等同起来，从而否定危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只是对3000个生产者之中的一个，即对资本家，才可以说是等同的。反过来，说消费者就是生产者，也同样是错误的。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所有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况。
否认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它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以说：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个证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
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或者他们的劳动会停止，或者他们的劳动会缩减，或者，无论如何，他们的工资会降低。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生产水平不变——他们就不是消费他们生产的等价物。但是，这时他们之所以缺少钱，不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太少。
因此，如果把这里所考察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这里又是用把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对立撇开的办法来否定对立。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
（1）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
（2）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其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718]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
[127]
因此，就这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
如果李嘉图说，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生产本身，而生产只受资本的限制，[128]那末，如果剥去错误假定的外衣，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资本作为自己的尺度，同时这里所说的资本也包括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之一并入资本（为资本所购买）的劳动能力。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本身是否也是消费的界限。无论如何从消极意义上说它是消费的界限，就是说，消费的东西不可能多于生产的东西。但问题是，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不是消费的界限，是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多少，就能够或者必须消费多少。如果对李嘉图的论点作正确的分析，那末，这个论点所说的恰恰同李嘉图想说的相反，——就是说，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
因此，根据假定，市场上比如说棉织品充斥，以致一部分或者全部都卖不出去，或者要大大低于它的价格才卖得出去。（我们暂且说价值，因为在考察流通或再生产过程时，涉及的还是价值，而不是费用价格，更不是市场价格。）
此外，在整个这一分析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之一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 [注：[720]（当发明了纺机的时候，同织布业比较，曾经出现纱的生产过剩。一旦织布业采用机器织机，这种比例失调就消除了。）[720]]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这个特殊领域所花费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领域花费多了，即使每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位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
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前面已经说过 [注：见本册第229—234页。——编者注]，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129]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而在生产扩大的时候，生产方式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保持不变的。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了资本。但是单单资本的量的增加[719]同时也就包含资本的生产力的增加。如果说资本的量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末反过来说，一个更广阔的、扩大了的资本主义基础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的再生产即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较大的效率。因此，产品量增加的比例要大于在扩大再生产即积累中资本增长的比例。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那个棉布的例子。
由于棉布充斥而造成的市场停滞，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到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影响到他的工人。于是，工人对于他的商品棉布和原来加入他们消费的其他商品来说，现在只在较小的程度上是消费者，或者根本不再是消费者了。他们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李嘉图的劝告，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130]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他们现在代表着暂时的人口过剩的一部分，代表着工人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就是棉布生产者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因为市场上出现的是棉布的生产过剩。
但是，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有这些生产部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不是把自己的收入（工资和利润，只要利润是作为收入来消费，而不是用于积累）用在它们自己的产品上，而是用在那些生产消费品，其中包括棉布的生产领域的产品上。这样，正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对于棉布的消费和需求就会减少。但是，对于用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的收入购买的作为消费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的需求也会减少。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用来购买棉布和其他消费品的钱所以会受到限制和减少，就是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这也影响到其他商品（消费品）。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它们的钱减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部门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末不难理解，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就会在整个市场上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再生产的一切条件出现过剩，各种各样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是资本家遭到破产，工人群众忍饥挨饿，一贫如洗。
可是，这一论证是两面的。如果说，一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必然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生产过剩，是容易理解的，那末决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究竟怎样发生的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普遍生产过剩的现象是从这些工业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和为这些部门的产品生产各种先行要素（即生产这些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不同阶段）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工人相互依存中得出来的。就后面这些部门来说，生产过剩是结果。但是，在前面那些部门中，生产过剩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为，只要前面那些部门扩大生产，后面这些部门也就会扩大生产，而随着生产的这种扩大，收入的普遍增长，从而这些部门本身的消费的普遍增长似乎也就有了保证。[131]
[719]
[（13）生产扩大和市场扩大的不一致。
李嘉图关于消费增长和国内市场扩大有无限可能性的见解]
[720]如果我们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日积月累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末，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扩大了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
但是，只要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一个国内市场同一个既是国内又是国外的市场相比是有限的，而后者和世界市场相比也是有限的，世界市场在每个一定的时刻也是有限的，但是潜在地是能扩大的。因此，如果承认为了不发生生产过剩，市场必须扩大，那也就是承认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既然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那末，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范围对于生产来说可能扩大得不够快，新的市场——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
因此，李嘉图否定关于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增长市场也必定会扩大的观点，他是前后一贯的。照李嘉图看来，一个国家现有的全部资本，在这个国家可以有利地加以使用。因此李嘉图反驳亚·斯密，因为亚·斯密一方面提出过同他（李嘉图）一样的观点，另一方面以自己惯有的理性本能也反对过这个观点。斯密还不知道生产过剩以及从生产过剩产生危机的现象。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实际上，他把资本积累看做普遍的国民财富和福利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他认为，单单从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外市场、殖民地市场和世界市场本身，就是国内市场上存在所谓相对的（潜在的）生产过剩的证明。
值得把李嘉图反驳斯密的话引在这里：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些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亚当·斯密曾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
｛亚·斯密这里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把农业中生产的奢侈品包括在食物内｝，
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或确定的界限的。’”李嘉图继续说：“因此，自然界对于一定时间内可以有利地用在农业上的资本的量，必然作了限制
｛不是因此而有出口农产品的民族吗？好象人们就不能违反自然，把一切可能的资本投于农业，以便例如在英国生产甜瓜、无花果、葡萄之类，栽培花卉之类，繁殖飞禽走兽之类？（请看例如罗马人单单在人工养鱼业上投下的资本。）难道工业的原料不是农业资本生产的吗？｝，
但是，自然界对于能用来生产生活上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资本的量却没有规定什么界限〈好象自然界真是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似的！〉。人们所考虑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得到这些物品。只是由于对外贸易或海运业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才宁愿从事对外贸易或海运业，而不愿自己在国内生产所需要的商品或其代用品。但是，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投资于对外贸易或海运业，那末，虽然获利较少，我们也会投资于国内；既然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721]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那末除了使我们维持生产这些物品的工人生活的能力受到限制的界限以外，用来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本是不可能有任何界限的。但是，亚当·斯密却说成好象从事海运业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是迫不得已；好象资本不投入这一部门就会闲置起来；好象国内贸易中的资本不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就会过剩。他说：‘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到已经无法全部用来供应本国的消费并维持本国的生产劳动时｛这一段话的着重号是李嘉图自己加的｝，资本的剩余部分就自然流入海运业，被用来为其他国家执行同样的职能’……但是，大不列颠的这部分生产劳动难道不能用来生产其他种类的商品并用以购买国内有更大需求的物品吗？如果不能这样，那末，虽然获利较少，难道我们不能用这种生产劳动在国内生产这些有需求的商品或者至少生产其代用品吗？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难道我们不能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们需要的某种其他物品吗？
我们生产工业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没有质量的差别！｝。如果我们进行这种贸易的可能性被剥夺，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为自己制造这些商品。但是，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和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一般论点是矛盾的。‘如果某个外国｛李嘉图引用斯密的话｝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越性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国家的劳动总量由于总是与使用它的资本成比例｛极不成比例！｝〈这句话的着重号也是李嘉图自己加的〉，它就不会因此而减少，只不过需要找到能够最有利地使用它的部门而已。’
他又说：‘所以，那些拥有的食物多于其消费量的人，总是愿意拿这部分多余的食物，或者可以说，这部分食物的价格，去交换其他物品。在满足了这种有限的欲望以后剩下的一切，就被用来满足那些永远不能完全满足并且看来根本没有止境的欲望。穷人为了获得食物，就尽力满足富人的嗜好，为了更有把握获得食物，他们就互相在自己报酬的低廉和工作的熟练方面竞争。工人人数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或者随着农业的改良和耕地的扩大而增加。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实行极细的分工，他们能够加工的材料数量比他们的人数增加得快得多。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材料，凡是人类的发明能够把它用来改善或装饰住宅、衣服、车马或家具的，都产生了需求；对于地下蕴藏的化石和矿物，对于贵金属和宝石，也都产生了需求。’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无论资本怎样多，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其他充分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唯一充分而经常的原因，就是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同上，第344—348页）
[（14）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
生产过剩的基础。关于普遍生产过剩不可能的理论的辩护论实质]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规定都只是某种形式上的东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
[722]李嘉图从他引用、赞同并因而复述的斯密论点中看到，追求各种各样使用价值的无限“欲望”，总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基础上得到满足，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只限于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
当然，后一种情况在古代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也是存在的，并且更加如此。但是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即使这样做过，至少规模也极有限。（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的基础上。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因此，他们为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这少数人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多了。如果说因此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发生生产过剩，那末，那时有富人的消费过度，这种消费过度，到罗马和希腊的末期就成为疯狂的浪费。古代人中间的少数商业民族，部分地就是靠所有这些实质上贫穷的民族养活的。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象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这种虚构，一般说来，是由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形式而产生的，而所以不懂又是由于一种成见，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就是一般生产。正象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样。
相反，倒是应该问一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劳动，而特殊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不断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一点在谈到通过竞争达到平衡时就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
因此，李嘉图也承认个别商品有可能充斥市场。不可能的只是同时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因此，不否认任何特殊生产领域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他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和由此而来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在一切生产领域同时发生。“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这个词总是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因为在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时候，有些领域的生产过剩始终只是主要交易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后果，始终只是相对的，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存在着生产过剩才成为生产过剩。
辩护论恰好把这一点颠倒过来了。照这些辩护论者的说法，只出现主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主要交易品（一般说这是只能大规模地和用工厂方式进行生产的物品，在农业上也一样），它们的生产过剩之所以成为生产过剩，仅仅因为会出现相对的，或者说，被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物品存在着生产过剩。按照这种看法，生产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就会保持同样的比例；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等于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生产过剩的。据说，这是反对普遍生产过剩的论据。[723]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消除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其实，只是因为现实的生产过剩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所以它是存在的。
这种可怜的诡辩如果更详细地加以考察，可以归结如下：
假定铁、棉布、麻布、丝绸、呢绒等等发生生产过剩，那末不能说，例如煤生产得太少，因而造成了上述生产过剩；因为铁等等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煤的生产过剩，正如棉布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棉纱的生产过剩一样。｛和棉布相比，棉纱可能生产过剩，和机器等相比，铁可能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总是不变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因此，如果有某些物品作为组成要素即原料、辅助材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些物品（加入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 [注：见本册第570、575、577页，那些地方引用了李嘉图这段话的全文。——编者注]），而另一些物品的绝对生产过剩正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事实，从而某些物品的生产过剩是不言而喻的，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某些物品的生产过剩。因此，说得上生产不足的是其他一些物品，它们直接归属的生产领域，既不属于根据假定要发生生产过剩的主要交易品的生产领域，也不属于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为主要交易品进行中间生产，其生产规模必须至少同产品最后阶段的规模一样，——不过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些领域的生产达到更大的规模，因此在生产过剩内部又可能发生生产过剩。例如，虽然煤生产的数量必须使一切以煤作为必要生产条件的工业部门都能进行生产，因而铁、棉纱等等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了煤的生产过剩（即使煤生产的数量只与铁和棉纱的生产成比例），但是，生产出来的煤也可能比铁、棉纱等的生产过剩所要求的还多。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煤和棉纱的生产，以及其他所有仅仅为那些必须在别的领域完成的产品提供条件或充当准备阶段的领域的生产，都不是依据直接的需求，不是依据直接的生产或再生产，而是依据它们自身不断扩大的程度、限度、比例来进行的。而在这种考虑的支配下可能超过目标，那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生产不足的[不是上述那些产品，而]是其他物品，例如钢琴、宝石等，生产不足是发生在这些其他物品的部门中。｛当然，也会发生这样的生产过剩，在那里，非主要物品的生产过剩不是后果，相反，生产不足倒是生产过剩的原因，例如在谷物歉收或棉花歉收等的情况下。｝
当这种[关于生产不足的]说法被应用到国际范围——就象萨伊[132]和继萨伊之后的其他经济学家所作的那样，——的时候，就更加暴露其荒谬了。例如，他们断言，不应说英国生产过剩，而应说意大利生产不足。如果第一，意大利有足够的资本来补偿以商品形式输出到意大利的英国资本；第二，意大利用自己这笔资本生产出了英国资本部分地为补偿它自己和部分地为补偿它所带来的收入所需要的特殊物品，那就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因此，实际地——对意大利的实际生产来说——存在着的英国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想象的意大利的生产不足这个事实；其所以说是想象的，是因为它以意大利存在着那里并不存在的[724]资本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其次，是因为这里还作了同样空想的假定，就是这笔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的资本用得恰好符合需要，使英国的供给和意大利的需求、英国的生产和意大利的生产能互相补充。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意味着：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如果资本按这样的比例在一切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以致一种物品的生产就包含着另一种物品的消费，因而也就包含着它自己的消费，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不发生生产过剩，那生产过剩就不会发生。但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绝对的]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
总之，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分工、机器、向遥远的市场输出、大规模生产等等，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更抽象地说：如果到处都均匀地发生生产过剩，那就不会在一处发生生产过剩。但是，现在资本没有大到足以使生产过剩带有这样普遍的性质，因此就只会发生局部的生产过剩。
如果更仔细地进行考察，这个幻想可归结如下：
承认每一单个的生产部门都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根据前面的解释，唯一能够防止在一切部门同时发生生产过剩的情况，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就是说，抱这种观点的人求助于假定存在的是物物交换的条件。但是通向这种遁辞的道路恰好被切断了：商品流通不是物物交换，因此一种商品的卖者完全不必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可见，这整个遁辞的基础是撇开货币，撇开这里的问题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流通这一点，而对于商品流通来说，买和卖的彼此分离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流通本身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例如，在货币再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条件时，问题不仅在于货币重新转化为同样的（按种类来说）使用价值，而且，为了使再生产过程重复进行，十分重要的是能够按原来的价值（或者按更低的价值，那当然更好）得到这些使用价值。但是，这些再生产要素有很大一部分，即由原料组成的部分，可能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涨价：第一，如果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得比那段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来的原料数量快。第二，由于收成的不稳定。因此，正如图克正确地指出过的[133]，气候在现代工业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与工资有关的食物。）因此，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完全同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样，也可能遇到困难，也可能造成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考察的是简单流通而不是资本流通，那就不会发生这些困难。｝（危机还有许多因素、条件、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
[725]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资本本身就是由商品组成的，或者说，如果资本由货币组成，它就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用来为它的所有者提供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提供更大的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这是一方的说法。（李嘉图否认这一点。 [注：见本册第567页。——编者注]）而另一方用什么来解释商品的生产过剩呢？就用生产不够多种多样，某些消费品生产得不够大量来解释。很清楚，这里不可能涉及生产消费的问题；因为工厂主生产过多的麻布，他对纱、机器和劳动等的需求必然因而增加。因此，这里涉及的是私人消费的问题。麻布生产得太多了，但是橙子也许就生产得太少了。起初否定货币，是为了说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并不存在]。现在否定资本，是为了把资本家说成是完成W—G—W这个简单动作并且为了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人，而不是把他看作以发财为目的、以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但是，资本太多这句话无非是说，作为收入被消费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可能被消费的产品太少。（西斯蒙第[134]。）那末，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要求谷物生产者消费更多的麻布，为什么谷物生产者要求麻布生产者消费更多的谷物呢？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剩余价值）实现在麻布上，而租地农场主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实现在谷物上呢？就每一个人单独来说，人们承认，他们的资本化的需要妨碍这样作（且不说每种需要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就全体总起来说，人们就不承认这一点了。
（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了由于商品的再生产比商品的生产便宜而产生的危机因素。而市场上的现有商品的贬值就是由此而来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
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726]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
[（15）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各种方式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
李嘉图在第八章（《论赋税》）中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生产能补偿它的年消费而有余，人们就说，这个国家的资本增加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年消费甚至不能由它的年生产来补偿，人们就说，这个国家的资本减少了。因此，资本可能由于增加生产或由于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第162—163页）
李嘉图这里所说的“非生产消费”，和他在这段话的注释（第163页）中所说的一样，是指非生产劳动者即“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的消费。因此，年生产的增加是指年生产消费的增加。年生产消费在非生产消费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有所增加时可以通过它自身的直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通过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
同一个注释中说：“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
我已经指出 [注：见本册第537—561页。——编者注]，收入转化为资本决不等于收入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收入用于工资。可是，李嘉图的想法却正是这样。
李嘉图在同一个注释中说：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仍然是非生产地消费的。”
因此，不是单单收入由生产工人消费就使这种消费成为“生产的”消费，而是收入由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消费才使这种消费成为“生产的”消费。按照这种看法，资本只有在支配[比原来]更多的劳动的时候才会增加。
李嘉图在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中写道：
“积累资本有两条道路：或者增加收入，或者减少消费，都可以积蓄资本。如果我的利润从1000镑增加到1200镑，而我的支出保持不变，我每年就比以前多积累200镑。如果我从我的支出中节约200镑，而我的利润仍旧不变，结果也是一样：我的资本每年将增加200镑。”（第135页）“如果由于采用机器，用收入购买的一切商品的价值下降20％，我就能够象我的收入增加20％那样有效地进行节约；但是在一种场合是利润率保持不变，在另一种场合是利润率提高了20％。如果从国外输入廉价商品使我能够从我的支出中节约20％，其结果将同机器降低了这些商品的生产费用完全一样，但是利润不会提高。”（第136页）
（就是说，如果比较便宜的商品既不加入可变资本，又不加入不变资本，利润就不会提高。）
因此，如果收入的支出情况不变，积累就是利润率提高的结果｛但是积累不仅取决于利润的高低，而且取决于利润的量｝；如果利润率不变，积累就是支出减少的结果，而李嘉图在这里认为，支出的减少是“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或者由于采用机器，或者由于对外贸易）的结果。
在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中说：
“一个国家的财富〈李嘉图指的是使用价值〉可以用两种方法增加：它可能通过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维持生产劳动来增加，这不仅能增加商品总量的数量，而且能增加其价值；或者它也可能不通过使用追加的劳动量，而通过提高原来劳动量的生产率的方法来增加，这能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会增加，而且财富的价值也会增加。国家变富是由于节约，由于减少奢侈品和享乐品方面的支出，并且把这种节约所得用在再生产上。
[727]在第二种情况下，不必减少奢侈品和享乐品方面的支出，也不必增加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但是用同量劳动将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财富将增长，但其价值不增加。在这两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中，第二种方法应该是更可取的，因为它可以避免第一种方法必然带来的享乐品的缺乏和减少，而得到同样的结果。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财富，它可以用增加财富的同样方法来增加。追加资本无论是由于技艺和机器的改进而得到的，还是由于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再生产而得到的，在生产未来财富时都有同样的效力；因为财富总是取决于生产出来的商品量，而与制造生产中所使用的工具的容易程度无关。一定量的衣服和食物将维持并雇用同样的人数，因而将保障同样工作量的完成，无论这些食物和衣服是由100人的劳动还是由200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但是在生产它们时如果用了200人，它们就会有加倍的价值。”（第327—328页）
李嘉图对问题的第一个提法是：
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利润率提高，积累就会增加，或者说，在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支出（按价值）由于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而减少，积累就会增加。
现在，李嘉图提出了另一个对立的提法：
如果有更大一部分收入从个人消费领域抽出，转入生产消费，如果用这样节约下来的那部分收入去推动更多的生产劳动，积累就会增加，资本按量和价值来说都能进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是靠节约来积累。
或者说，[用于个人消费的]支出保持不变，也不使用任何追加的生产劳动量，但是同样的劳动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花费同样的劳动会生产出更大量、更好、因而也更便宜的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即原料、机器等｛李嘉图在前面说是用收入购买的商品，现在却说是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积累既不取决于利润率有所提高，又不取决于由于节约有更大一部分收入变成资本，也不取决于由于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而用于非生产目的的那部分收入减少。在这里，积累取决于提供资本本身要素的生产领域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是说，取决于作为原料、工具等加入生产过程的商品降价。
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由于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资本的生产有所增加，那末，不仅再生产的量，而且再生产的价值都会增加，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有一部分是加入当年再生产的。这可能同人口的增加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时发生，虽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这些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地说在不断减少。因此，不仅财富会增加，价值也会增加，并且，虽然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虽然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相比，劳动量减少了，被推动起来的活劳动量却大了。最后，即使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也可能和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一起以同一程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仅按量而且按价值，都能进行积累。最后这几点李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
李嘉图在同一章里说：
“工业中100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同的财富。
（这是完全错误的，100万人的产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而且取决于他们借以进行劳动的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价值将根据他们借以进行劳动的过去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大不相同。）
机器的发明，技艺的提高，分工的改进，或者能够进行更有利的交换的新市场的发现，——这一切使100万人在一种社会状态下能够生产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等财富的量，比他们在另一种社会状态下所能生产的量大一倍或两倍。但是他们不能因此就使价值有所增加
（肯定有所增加，因为他们过去的[728]劳动以大得多的规模加入新的再生产），
因为每一种物品的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都取决于生产这种物品的容易程度，换句话说，都取决于生产这种物品所花费的劳动量。
（每一单位商品可能会跌价，但是增长了的商品总量的价值却会增加。）
我们假定，一定数量的人的劳动用一定的资本生产出1000双袜子，由于发明了机器，同样数量的人能生产2000双，或者他们除了继续生产1000双袜子以外，还能生产500顶帽子。那末，2000双袜子的价值，或者1000双袜子和500顶帽子的价值将不多不少恰好等于采用机器前1000双袜子的价值，因为它们将是同量劳动的产品。
（注意：如果新采用的机器毫无所值的话。）
不过商品总量的价值还是会减少；因为，由于技术改良而增加了的产品量的价值，虽然将恰恰等于技术改良前生产的较小量产品的价值，但是这种变动对于在技术改良前已经制造出来而还没有消费掉的那部分商品也会发生影响。这些商品的价值将减少，因为它们必须全部降到在技术改良后的各种优越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水平，而且，虽然商品量增加了，财富增加了，享乐品的量增加了，但是社会所拥有的价值量将会减少。由于不断提高生产的容易程度，我们就不断减少某些以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虽然我们用这同一方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富，而且还增加了未来生产的能力。”（第320—322页）
李嘉图这里谈的是，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会使在比较不利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贬值，不论这些商品是仍然停留在市场上，还是作为资本正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从这里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商品总量的价值会减少”，尽管这个总量的某一部分的价值会减少。这种结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第一，如果由于技术进步而新增加的机器和商品的价值，小于原有同类商品的价值已经贬值的部分；第二，如果我们不考虑下面这一点，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领域也不断增加，因而为投资开辟了以前根本没有的新部门。生产在发展进程中不仅会变得更便宜，而且会变得更加多样化。
李嘉图在第九章（《原产品税》）中写道：
“反对原产品税的第三种意见是，认为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妨碍积累，其作用同土壤自然贫瘠一样；关于这种意见，我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已试图证明：在支出上和在生产上，通过减少商品价值和通过提高利润率，都能够同样有效地进行节约。当我的利润从1000镑增加到1200镑，而价格不变的时候，我通过节约来增加资本的能力会增大，如果我的利润不变，而商品大大跌价，使我用800镑能够买到以前用1000镑才能买到的东西，我通过节约来增加资本的能力也会增大，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增大的程度比不上后一种情况大。”（第183—184页）
即使纯收入按其价值量来说并不减少，产品（或者确切些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部分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可能减少。（按所占的比例来说，纯收入还可能增加。）关于这一点，在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中说：
“但是，马尔萨斯先生的全部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上：它假定，既然国家的总收入减少，纯收入也一定按同一比例减少。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必需品的实际价值每有降低，工资也就降低，而资本利润则提高；换句话说，在任何一定的年价值中，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份额会减少，而归用基金使用这个阶级的人所得的份额会增加。假定某工厂生产的商品价值为1000镑，这一价值在老板和他的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得800镑，老板得200镑。[729]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降到900镑，同时由于必需品降价在工资上节省了100镑，那末，老板的纯收入丝毫不会减少，因而，他支付同额税款将同价格下降前一样容易。”（第511—512页）
在第五章（《论工资》）中说：
“虽然工资有符合于它的自然率的趋势，但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里，工资的市场率却可能在一个不定的时期内经常高于它的自然率，因为资本的增加给对劳动的新需求造成的刺激还没有发挥完它的作用，资本的再一次增加却又开始发挥同样的作用了。所以，如果资本的增加是逐渐的和经常的，对劳动的需求就会不断地刺激人口的增加。”（第88页）
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一切都是颠倒着表现出来的。工人人口量和劳动生产率程度既决定资本的再生产，又决定人口的再生产。这里却颠倒过来，表现为资本决定人口。
李嘉图在第九章（《原产品税》）中说：
“资本的积累自然在劳动的雇主之间引起日益加剧的竞争，因而引起劳动价格的提高。”（第178页）
这取决于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积累时以什么样的比例增加。资本可能进行积累，而对劳动的需求却可能绝对地或相对地减少。
既然，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的增加，由于必需品价值提高或者说农业生产率下降，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那末，积累就有阻碍积累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率越来越降低——就象恶运一样降临到资产阶级生产的头上。相反，亚·斯密却欣赏利润率下降。在他看来，荷兰是一个模范的国家。亚·斯密指出，利润率下降，迫使除了最大的资本家以外的大多数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用到生产上去，而不是靠利息过活，因而对生产是一种刺激。在李嘉图的门徒的著作中，对这种致命趋势的恐惧具有悲喜剧的形式。
现在我们把李嘉图有关这个问题的几段话引在这里。
第五章（《论工资》）：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资金的积累，速度有快有慢，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存在着大量肥沃土地时，劳动生产力最大：在这种时期，积累往往进行得很快，以致工人的供给赶不上资本增加的速度。据计算，在有利条件下，人口在25年内可能增加一倍；但是在同样有利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在整个时期内都会有上涨的趋势，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将比劳动的供给增加得更快。
在从先进得多的国家引进技艺和知识的新殖民地，资本可能有比人口增加得更快的趋势；如果工人的不足不能从人口更多的国家得到补充，这种趋势就会大大提高劳动的价格。随着这些国家的人口增多、质量较坏的土地投入耕种，资本增加的趋势就会减弱；因为现有人口的需要满足之后剩下来的剩余产品，必然同生产的容易程度成比例，也就是说，从事生产的人数越少，剩余产品就越多。因此，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力虽然仍然有可能增长得比人口快，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不同，只要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有所增加，就会使所得产品的比率下降，而人口繁殖力却始终不变。”（第92—93页）
（最后这句话是牧师的发明。人口繁殖力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减退而减退。）
这里，首先要指出，李嘉图承认“资本的积累……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因此，第一性的是劳动，而不是资本。
其次，根据李嘉图的论断可以认为，早就有人居住的工业发达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比殖民地多，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了生产同量的产品，[730]例如，英国使用的农业工人就比其他任何国家——不论新国家还是老国家——都少。固然，这里有较大一部分非农业人口间接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即使这部分人口较多，其程度也远远赶不上比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农业人口超过比较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那种程度。即使我们假定，英国的谷物较贵，生产费用较大。使用的资本较多。加入农业生产的过去劳动较多，不过活劳动较少。但是，由于已有的生产基础，农业资本的再生产所花费的劳动量较少，虽然这笔资本的价值也是在产品中得到补偿。
第六章（《论利润》）。
首先还要说几句。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而取决于可变资本量。
积累也不是直接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额之比，即决定于利润率；并且，与其说决定于利润率，不如说决定于利润总量；我们已经看到，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利润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是相同的，但对不同部门所使用的单个资本来说，利润总量却可能和各个不同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大不相同。如果把资本积累全部加以考察，那末，利润就等于剩余价值，利润率就等于剩余价值/资本，或者更确切地说，等于按每100单位的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
如果利润率（百分率）既定，利润总量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因此，既然积累决定于利润，积累也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
如果资本总额既定，利润总量就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
因此，利润率高的小资本可能比利润率低的较大资本提供的利润量大。
举例来说：
1
资 本 利 润 率 利 润 量
100 10% 10
（100×2），即200 10/2，或5％ 10
（100×3），即300 10/2，或5％ 15
{100×1 1/2}，即150 5％ 7 1/2
2
资 本 利 润 率 利 润 量
100 10% 10
（2×100），即200 10/2 1/2＝4％ 8
{2 1/2×100}，即250 4％ 10
（3×100），即300 4％ 12
3
资 本 利 润 率 利 润 量
500 10％ 50
5000 1％ 50
3000 1％ 30
10000 1％ 100
如果资本的乘数和利润率的除数相等，就是说，如果资本量增加的比例和利润率下降的比例相同，利润量总额不变。100的10％得10，2×100的（10/2）%或5％同样得10。换句话说：如果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和资本积累（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不变。 如果利润率下降快于资本增加，利润量总额就减少。500的10％得利润量50。但是，六倍资本额即6×500或3000的（10/10）％或1％只得30。
最后，如果资本增加快于利润率下降，那末，尽管利润率下降，利润量还会增加。例如，100在利润为10％时得利润量10。但是300（3×100）的4％（即利润率降了60％）得利润量12。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论点。
李嘉图在第六章（《论利润》）中写道：
“因此，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了生产必需的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种可以说是重力作用，幸而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农业科学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我们能够减少一部分以前所需要的劳动量，[731]因而能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可是，必需品价格和工资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因为……一旦工资达到720镑，即等于租地农场主的全部收入，积累就一定停止，因为那时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提供利润，对追加劳动也不可能有任何需求，因此，人口也将达到最高点。事实上，在这以前很久，很低的利润率就会使一切积累停止，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在支付了工人的工资以后，几乎都将属于土地所有者以及什一税和其他税的所得者。”（第120—121页）
这是李嘉图观念中的资产阶级的“神的毁灭”，是世界的末日。
“远在这种价格水平成为持久的状况以前，积累的一切动机就会消失，因为任何人从事积累，都只是为了把他的积累生产地加以使用……因此，这种价格水平是决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不能生活。他们的积累动机将随利润的每次减少而减少，当他们的利润低到不能对他们的辛劳和他们在把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时必然遇到的风险提供足够的补偿的时候，积累的动机将完全消失。我必须再次指出，利润率的降低……要迅速得多；因为如果产品的价值象我在前面假定的情况下说过的那样高，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然是由许多价值已经增加的商品组成的。在谷物价格可能从4镑上涨到12镑以前，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交换价值也许就已经增加一倍，等于6000镑而不是3000镑了。因此，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原来是180镑，或者说，是他原有资本的6％，那末现在实际利润率不会高于3％，因为6000镑的3％是180镑，而且一个持有6000镑的新租地农场主要经营农业，就只有接受这种条件。”（第123—124页）
“我们也可以预计到，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10万镑，而利润率从20％降到19％，18％，17％，就是说，不断下降，那末，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2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1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3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20万镑的19％大于10万镑的20％，30万镑的18％又大于20万镑的19％；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率又下降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总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100万镑，利润率为7％，利润总额就是7万镑。如果现在100万镑再加上10万镑资本，而利润率降到6％，那末，虽然资本总额从10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66000镑，或者说，少了4000镑。
然而，只要资本多少能提供一些利润，就不会有既不增加产品，又不增加价值的资本积累。在使用10万镑追加资本时，原有资本的任何一部分的生产率都不会降低。国内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一定会增加，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这不仅是由于加上了除原有产量外新增产品的价值，而且是由于生产最后一部分产品的困难加大使全部土地产品得到了新的价值。不过，当资本积累已经很大时，尽管产品的价值增加了，产品进行分配的结果将是，归利润的部分比以前减少，而归地租和工资的部分则增加。”（第124—126页）
“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而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着利润的大小。在土地获得丰收时，工资可能暂时提高，生产者的消费可能超过他们通常的份额；但是因此而产生的对人口增加的刺激，很快就会使工人的消费回到通常的水平。但是当较坏土地投入耕种时，或者当花费在老地上的资本和劳动增加而收益减少时，上述影响将是持久的。”（第127页）
[732]“因此，积累的效果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并且主要取决于土地的肥力。一个国家无论多么辽阔，如果土地贫瘠并禁止粮食输入，那末，即使是较少量的资本积累也将引起利润率的大大降低和地租的迅速提高；相反，一个小的但是土地肥沃的国家，特别是如果它允许自由输入粮食，却能够积累很大的资本，而又不引起利润率的大大降低或地租的大量增加。”（第128—129页）
税收（第十二章《土地税》中说）也可能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以致“剩下的剩余产品不够用来鼓励那些通常以自己的节约来增加国家的资本的人的努力”。（第206页）
“只有一种情况｛第二十一章《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中说｝可能引起利润率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而利润率却低；但这种情况也只具有暂时的性质。如果每个人都不使用奢侈品而专心致志于积累，那末生产出来的必需品就会有一定数量无法立即被消费。这为数有限的几种商品无疑会发生普遍过剩现象，因而对这些商品的追加量不会有需求，使用追加资本也不会提供利润。如果人们停止消费，他们就会停止生产。”（第343页）
李嘉图关于积累和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思想就是这样。
[116]这个例子是根据这样的假定，即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从20夸特小麦的种子得到的收成比以前增加50％。例如，以前收成是100夸特，现在花费同量劳动，收成是150夸特，但是这150夸特和以前100夸特的价值一样，即300镑。以前种子占收成的20％（无论就夸特数来说，还是就价值来说都是这样），现在只占[13＋（1/3）]％。——第541页。
[117]括号中的话“见麦克库洛赫的著作”是马克思后来（用铅笔）加的。马克思在1862年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关于折旧基金用于积累的思想，他在1867年8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前封信时告诉恩格斯，他后来在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暗示。马克思指的是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81—182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在手稿第777页和第781页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第548页。
[118]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7—88、131—132和135—137页。——第562页。
[119]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4年巴黎第二版第二卷第382页：“产品只是用产品购买的”。萨伊的这个公式几乎被李嘉图一字不改地重述了，见下面（第570页）从李嘉图的《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41页）中引用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后面正文中对这个公式进行了批判（见本册第570—572页和第3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马克思手稿第811页）。——第563页。
[120]马克思指詹姆斯·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篇第4章第186—19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关于商品的形态变化一节中，对詹姆斯·穆勒的这个观点（他最早是在1808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7—88页）。——第563、575页。
[121][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71—93页。——第565页。
[122]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一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3版第368—370页。——第568页。
[123]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解释如下：“低于它的价格——就是说，低于代表它[商品]的价值的货币额”（见本卷第1册第336页）。——第575页。
[124]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的形态变化》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7—88页，特别是第86—88页。）——第579页。
[125]马克思指他的研究中后来发展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第586页。
[126]在这之后不久，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Ⅲ本封面（手稿第770a页）和手稿第ⅩⅣ本封面（手稿第771a和861a页）上写了关于危机形式的短评。根据马克思的注解：“对第716页的补充”，把这几页的正文放在前面（第11节：《危机的形式问题》）。——第591页。
[127]手稿中接着有一小段关于李嘉图对货币和交换价值的观点的插话。马克思把这段插话放在括号中，并注明：这段话对叙述的直接联系有妨碍，应该移到别处去。本版以脚注形式把它移到前面第575页。——第594页。
[128]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第339页：“……需求只受生产限制”（马克思在前面第563页连同较长的上下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以及第347页：“需求是无限的……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马克思在前面第567页连同较长的上下文一起引证过这段话）。——第594页。
[129]马克思指他的1861—1863年手稿中直接在《剩余价值理论》前面的第Ⅰ—Ⅴ本手稿，特别是指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两节。——第596页。
[130]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第342页：“……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提供钱”（马克思在前面第577页连同较长的上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以及第339—340页：“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马克思在前面第563页和573页连同较长的上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第597页。
[131]手稿中这里接着有一段放在括号里的插话，其中举了由于使用纺机而引起纱生产过剩的局部危机的例子。本版以脚注形式把这段插话移到前面第595页。——第598页。
[132]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0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Ⅻ本札记本第12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并参看马克思在本卷第一册第276页分析的萨伊的这一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第607页。
[133]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57年伦敦版第1—6卷。图克在这部六卷著作中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1848年出版的第四卷开头，谈到气候条件对价格的影响。——第609页。
[134]西斯蒙第用“生产和消费之间日益不成比例”来解释危机（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371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11页），而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从西斯蒙第《新原理》中引了下面一段作为西斯蒙第观点的例证：“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3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又回过头来谈到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观点，既指出西斯蒙第的概念中有价值的因素，又指出它所固有的根本缺点（特别是见论马尔萨斯的一章，马克思手稿第775页）。——第610页。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