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852]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它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但是，依照我们的计划，这里要考察的只是本身从政治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的反对派。
从我们在下面引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从李嘉图的形式出发的。
（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ａ）把利润、地租和利息看成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的积累和所谓“劳动基金”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匿名）。
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约40页），是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87]麦克库洛赫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李嘉图常常也把它叫作“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能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 [注：见本卷第1册第57—64页和第2册第461页。——编者注]，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李嘉图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
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说成是生产的绝对形式，而我们所考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要在这里考察的其他这一类著作，则是要掌握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以便从工业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
[小册子的作者说：]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上述著作，第23页）
这些必要的生活条件，工人能够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这种最低限度，从而能够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量，的确都是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88]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能够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不管这种情况看起来多么可怕和多么令人讨厌，资本家最后还是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只须花费极少量劳动就能生产出来的那些食物上，并且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大麦面更便宜；你不应当吃肉，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同上，第23—24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同上，第26页）
这里利润等等直接被归结为对工人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的那部分劳动时间的占有。
“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同上，第23页）
由此可见，地租、借贷利息和企业利润都只是“资本利息”的不同形式，这种资本利息又归结为“工人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体现在剩余产品中。资本家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剩余产品就是资本。
“假定……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同上，第4页）
他马上接着说：
“剩余产品的所有者，或者说，资本的所有者……”（同上）
作者用与伤感的李嘉图学派截然不同的口气说：
“资本增加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是资本价值的减少。”（第22页）
关于李嘉图，他说：
“既然已经发现，如果人口不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工资就会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衡而提高，如果人口增加，工资就会由于得到食物的困难而提高，那末，为什么要竭力向我们证明，说因为只有工资的提高才能使利润降低，所以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不会使利润降低呢？”（第23页）
[853]如果“资本价值”，即“资本利息”，也就是资本所支配、占有的剩余劳动，不随资本量的增加而减少，那末复利就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这个级数用货币计算（见普莱斯），就要以不可能有的积累（不可能有的积累率）为前提，同样，如果把这个级数归结为它的真正要素，即归结为劳动，它就不仅会把剩余劳动，而且会把必要劳动作为资本“得到的份额”一齐吸收。（关于普莱斯的幻想，还要回过头来在收入及其源泉一节[89]中谈到。）
“如果能使资本不断增加，并使资本价值保持不变（其标志是借贷利息率不变），那末，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利息很快就会超过全部劳动产品……资本有快于算术级数增加资本的趋势。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因此，如果资本继续积累，在利息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劳动必然越来越增多，直到社会上全体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被资本家吸收为止。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23页）
但是“资本的价值”怎样减少，小册子的作者是不清楚的。他自己说，照李嘉图的看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或者是由于资本积累比人口增加快时工资提高了，或者是由于人口增加比资本积累快时（或甚至两者[同样地]同时增加时），工资的价值（但不是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工资的量）因农业生产率降低而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匿名作者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后一种说法他没有接受；照他的看法，工资会越来越降低，直至降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他说，[资本“利息”降低]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虽然工人被剥削得更厉害，或者仍旧那样厉害，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却相对减少。
不管怎样，匿名作者把利息按几何级数增长这句毫无意义的话还原为它的真正意义，即还原为毫无意义，这是他的功绩。 [注：[ⅩⅤ—862ａ]由于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性，资本积累就有了质的界限，这种界限是由整个工作日的长度（24小时内劳动能力能起作用的时间）、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能够限制同时遭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人口数目决定的。相反，如果在不可理解的利息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也就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通过一种神秘的魔术而使自身增长的比例，那末，资本积累的界限就仅仅是量的，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不天天早上把利息作为新的资本一次又一次地并入自身，从而创造出复利的无穷级数。[ⅩⅤ—862ａ]]
此外，匿名作者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止资本在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增加时把它掠夺来的赃物的越来越大的部分交还给工人。
第一种办法是把剩余产品转化为固定资本，这就可以阻止“劳动基金”，或者说，工人消费的那一部分产品必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增长。
第二种办法是对外贸易，它使资本家能够拿剩余产品去交换外国的奢侈品，从而自己把它消费掉。因此，即使是由必需品构成的那部分产品，也完全可以增加，而不必以工资的形式按其增加的某种比例流回给工人。
必须指出，第一种办法只是定期发生作用，而随后又失去作用（至少在固定资本由加入必需品生产的机器等等构成的情况下是这样），它以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为条件，而第二种办法则以资本家消费剩余产品的部分越来越大，资本家的消费不断增加为条件，而不以剩余产品再转化为资本为条件。如果这种剩余产品以它直接存在的形式保留下来，那末其中就会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作为可变资本同工人相交换，其结果就会提高工资和降低绝对或相对剩余价值。马尔萨斯宣扬“富人”必须增加消费，以便使那部分用来同劳动交换、转化为资本的产品具有很高的价值，带来很多的利润，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其真正的秘密也就在此。不过马尔萨斯不是让工业资本家本身增加消费，而是把这一职能给了土地所有者、领干薪者等等，因为积累的欲望和消费的欲望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便会互相干扰。这里也暴露出巴顿、李嘉图等人观点中的错误。工资不是由产品总量中可能作为可变资本被消费，或者说，可能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决定，而是由产品总量中实际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决定。这些产品中有一部分甚至可能以实物形式被各种食客吃掉，另外一部分则可能通过对外贸易等等作为奢侈品消费掉。
我们这位小册子的作者忽略了以下两件事：
由于采用机器，大批工人经常失业，这就造成过剩人口；于是剩余产品找到了可以同它交换的现成的新劳动，而人口不必增加，绝对劳动时间无须延长。假定以前雇用500个工人，现在雇用300个工人，这300个工人提供相对来说更多的剩余劳动。只要剩余产品有足够的增加，其余的200个工人便可以用剩余产品来雇用。原有[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用来雇用较少量的工人，但是同他们的人数相比，却从他们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特别是榨取了奥多的剩余产品。其余的200个工人就是为了使新的剩余产品资本化而创造出来的材料。
[853ａ]正如这个小册子所说的，必需品通过对外贸易变成奢侈品，本身是很重要的：
（1）因为这种情况结束了这样一种谬论：似乎工资取决于所生产的必需品的量，似乎这些必需品必然以这种形式由它们的生产者或者甚至由从事生产的全体民众所消费，也就是说，必然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象巴顿和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再转化为“流动资本”；
（2）因为这种情况决定了某些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世界市场有联系的落后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奴隶占有制各州（见凯尔恩斯[90]）或波兰等等——的整个社会形式（老毕希已经理解到了这一点，如果他不是从斯图亚特那里剽窃来的话）。无论这些国家从它们的奴隶的剩余劳动中榨取的简单形式即子棉或谷物形式的剩余产品量有多大，它们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简单的、没有等级差别的劳动，因为对外贸易使它们能够把这种简单的产品变成任何形式的使用价值。
说年产品中必须以工资形式花费的部分取决于“流动资本”量，这就等于说，当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由“建筑物”构成时，当与工人人口相比建筑了大量的工人住宅时，由于住宅的供给比对住宅的需求增加得快，工人一定会得到良好的和便宜的住宅。
相反，以下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剩余产品很多，资本家又打算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作资本，那末（假定这么多剩余产品本身不是通过把大批工人抛向街头的办法取得的），对劳动的需求一定会增长，因而剩余产品中作为工资来交换的部分也必然会增长。无论如何，不是剩余产品（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存在，甚至以必需品的形式存在）的绝对量迫使人们把剩余产品用作可变资本，因而使工资增加。而是除非机器经常造成过剩人口，除非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特别是也通过对外贸易）和资本交换而不是和劳动交换，资本化的欲望就会迫使人们把剩余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作可变资本，因而随着资本的积累，引起工资的增长。剩余产品中以只能用作资本的形式直接生产出来的部分，以及其中由于同外国交换而取得这种形式的部分，比其中必须和直接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增长得快。
工资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因而资本的迅速积累是引起工资提高的唯一手段，这一句话可归结如下：
一方面，如果把劳动条件表现为资本的形式撇开不谈，那就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在工人生活条件不降低的情况下工人人数能够增加多快，取决于一定数量的工人所实现的劳动生产率。他们生产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越多，他们就会有越多的钱，不仅用来抚养自己还不能工作的子女，而且用来实现新的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劳动，从而使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增长相一致，甚至使生产的发展超过人口的增长，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人的技能会提高，分工会增多，采用机器的可能性会增大，不变资本会增加，一句话，劳动生产率会提高。
如果人口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那末劳动生产率便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这里是互相发生作用。但是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说，工人人口的生活资料取决于资本的生产率，取决于工人的产品中尽可能大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劳动的支配者同他们相对立。李嘉图本人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我指的是同义反复），他认为工资取决于资本的生产率，而资本的生产率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注：见本卷第2册第618页和本册第121—123页。——编者注]
劳动取决于资本的增长这一点，一方面只不过是意味着如下的同义反复，[854]即工人人口的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的增长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劳动生产率，第二，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劳动取决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自己的产品作为别人的财产和他们相对立，因此，他们自己的生产率作为他们所创造的物的生产率和他们相对立。
这一点实际上意味着，工人在自己产品中占有的部分必须尽可能小，以便使他们的产品中作为资本和他们相对立的部分尽可能大；工人无偿地让给资本家的东西必须尽可能多，以便使资本家用来再购买工人劳动的资金（无偿地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增加。在这种场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资本家让工人无代价地劳动得太多了，现在，为了换取这些没有付给等价物而得到的东西，他就可能让工人无代价地劳动得略微少一些。但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正好妨碍资本家所追求的目的，即尽可能快地积累资本，所以工人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以至于工人无酬劳动的减少又会因工人人口的增加（无论是由于采用机器而造成的相对增加，还是由于早婚而造成的绝对增加）而停止。（这也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来宣扬，而为李嘉图学派所嘲笑的那样一种关系。）工人必须把自己产品中尽可能大的一部分无代价地交给资本，以便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用自己的新劳动买回这样让出的一部分产品。但是，由于这种有利的转变会同时消灭有利转变的条件，所以它只能是暂时的，它一定会再转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
（3）适用于必需品通过对外贸易转化为奢侈品的，一般也适用于奢侈品的生产，但是，要使奢侈品花样繁多和增加，对外贸易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虽然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为他们的雇主生产资本，但是他们的产品不能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资本，既不能再转化为不变资本，也不能再转化为可变资本。
如果把运往国外交换必需品（这些必需品全部或部分加入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奢侈品除外，那末，奢侈品所代表的只是一种剩余劳动，并且是直接以富人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剩余产品形式出现的剩余劳动。诚然，奢侈品不只是代表生产它们的那些工人的剩余劳动。相反，这些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平均来说同其他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完成的一样多。但是，正象可以把包含1/3剩余劳动的1/3产品看作这些剩余劳动的体现，而把产品的其余2/3看作预付资本的再生产一样，构成奢侈品生产者的工资的必需品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也可以体现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整个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体现在：（1）资本家及其仆从所消费的那一部分必需品上；（2）全部奢侈品上。对单个资本家或单个生产部门来说，这就表现得不同了。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生产的奢侈品的一部分只是预付资本的等价物。
如果剩余劳动中直接表现为奢侈品形式的部分过大，那末，很明显，它一定会妨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因为剩余产品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太小。如果剩余劳动中表现为奢侈品形式的部分过小，那末，资本（即剩余产品中能够以实物形式再用作资本的部分）的积累将快于人口的增加，利润率将会下降，除非有必需品的国外市场存在。
[（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和资本积累条件下资本和收入的交换问题]
我在解释资本和收入的交换时 [注：见本卷第1册第233—258页。——编者注]把工资也看作收入，并且一般说来只考察了不变资本和收入的关系。工人的收入同时表现为可变资本，这一情况只有在如下的条件下才是重要的，那就是，在积累过程中（在新资本形成过程中），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由生活资料（必需品）构成的余额，能够同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由原料或工具构成的余额直接交换。在这里，一种形式的收入同另一种形式的收入交换，[855]这种交换一经完成，资本家Ａ的收入就转化为资本家Ｂ的不变资本，而资本家Ｂ的收入就转化为资本家Ａ的可变资本。
在考察资本的这种流通、再生产和相互补偿方式等等的时候，首先必须把对外贸易撇开不谈。
其次，必须区别以下两种现象：
（1）既定规模的再生产，
（2）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或者说，积累——收入转化为资本。
关于（1）。
我曾经指出：
生活资料生产者必须补偿（1）他们的不变资本，（2）他们的可变资本。他们的产品中代表超过这两部分的余额的那一部分价值，构成剩余产品，构成剩余价值的物质存在，这种剩余价值又不过是剩余劳动的代表。
可变资本——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可变资本的部分——构成工资，构成工人的收入。这一部分在这里已经以实物形式存在，它以这种实物形式重新用作可变资本。这一部分，即工人再生产出来的等价物，被用来重新购买工人的劳动。这是资本和直接劳动之间的交换。工人以货币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他用这些货币买回他自己的产品或同一部类的其他产品。这是在工人以货币形式得到他应得的那一份产品的凭证以后可变资本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交换。这是同一部类（生活资料）内部新加劳动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的交换。
剩余产品（新加劳动）中由（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的部分，或者是被他们以实物形式消费，或者是在他们之间用一种可消费形式的剩余产品同另一种相交换。这是收入同收入的交换，同时这两种收入都归结为新加劳动。
上述交易其实不能说是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资本（必需品）是同劳动（劳动能力）交换。因此，这里不是收入和资本相交换。当然，工人一得到工资，就会把它消费掉。但是他用来同资本交换的不是他的收入，而是他的劳动。
[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产品中的]第三部分[代表他们的]不变资本，它同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产品的一部分相交换，也就是同他们的产品中代表新加劳动的那一部分相交换。不变资本生产者的产品的这一部分，是由工资的等价物（也就是由[这些生产者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即以只能用于生产消费而不能用于个人消费的形式存在的资本家的收入组成。所以，一方面，这是这些生产者的可变资本同生活资料中代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部分相交换。实际上是不变资本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他们的可变资本而以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同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而以可变资本形式存在的部分相交换。这里是新加劳动同不变资本的交换。
另一方面，不变资本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而以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同生活资料中代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部分相交换。这里是收入同资本的交换。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收入，同生活资料相交换，并补偿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最后，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产品中本身代表不变资本的部分，部分地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部分地通过不变资本生产者之间的（被货币掩盖了的）实物交换得到补偿。
这一切都是在假定再生产规模和原有生产规模相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我们现在要问，全部年产品中哪一部分代表新加劳动，那末，计算是非常简单的：
（Ａ）[个人]消费品。分为三部分。[第一，]资本家的收入，等于一年内加进的剩余劳动。
第二，工资，即可变资本，等于工人用以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的新加劳动。
最后，第三部分是原料、机器等等。这是不变资本，即产品价值中只被保存而不被生产的部分。因此，这不是一年内的新加劳动。
[856]如果我们用ｃ′表示[这一部类的]不变资本，用ｖ′表示可变资本，用ｒ′表示剩余产品，表示收入，那末，这一部类就是由ｃ′和ｖ′十ｒ′组成。
ｃ′只是保存的价值，而不是新加劳动（这个ｃ′代表产品的一部分）；相反，ｖ′十ｒ′是一年内加进的劳动。
[Ａ部类的]总产品（或它的价值）Ｐa扣除ｃ′，就代表新加劳动。
因此，如果从Ａ部类的产品中，即从Ｐa中扣除ｃ′，我们便得出一年内的新加劳动。
（Ｂ）生产消费品。
ｖ″＋ｒ″在这里也是代表新加劳动。在这一领域里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ｃ″不代表新加劳动。
但是，ｖ″＋ｒ″＝它们所交换的ｃ′。ｃ′转化为Ｂ部类的可变资本和收入。另一方面，ｖ″和ｒ″转化为ｃ′，转化为Ａ部类的不变资本。
如果从Ｂ部类的产品中，即从Ｐb中扣除ｃ″，我们便得出一年内的新加劳动。
但是，Ｐb－ｃ″＝ｃ′。因为全部产品Ｐb扣除ｃ″即Ｂ部类使用的不变资本后，同ｃ′相交换。
在ｖ″＋ｒ″同ｃ′交换后，情况可以表述如下：
Ｐa只由新加劳动构成，新加劳动的产品分解为利润和工资，分解为必要劳动的等价物和剩余劳动的等价物。因为现在代替ｃ′的ｖ″＋ｒ″等于Ｂ部类的新加劳动。
因此，全部产品Ｐa，不论是它的剩余产品，还是它的可变资本和它的不变资本，都由一年内新加劳动的产品组成。
相反，全部产品Ｐb可以这样来看：它不代表新加劳动的任何部分，而只代表被保存的过去劳动。因为它的ｃ″部分不代表任何新加劳动。同样，它的用ｖ″＋ｒ″换得的ｃ′部分也不代表新加劳动，因为这个ｃ′在Ａ部类代表预付不变资本，不代表新加劳动。
由此可见，年产品中所有作为可变资本构成工人收入，作为剩余产品构成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部分都归结为新加劳动，而产品中其余所有代表不变资本的部分只归结为被保存的过去劳动，仅仅补偿不变资本。
因此，那种把年产品中所有作为收入，作为工资和利润（包括利润的分枝——地租和利息等，也包括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消费的部分都归结为新加劳动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把全部年产品都归结为收入，归结为工资和利润，即只归结为新加劳动中某些部分的总和的看法却是错误的。年产品中有一部分归结为不变资本，它按价值来说不代表新加劳动，而作为使用价值，既不加入工资，也不加入利润。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代表真正意义上的积累劳动，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这种积累的过去劳动的消费。
另一方面，认为产品中归结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不能全部代表一年内加进的劳动，这种看法同样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工资和利润可以用来购买服务，即购买不加入代表工资和利润的产品的劳动。这种服务，这种劳动，是人们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使用的，它们不加入产品的直接生产。
[857]关于（2）。
关于积累，关于收入转化为资本，关于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就这种再生产的发生不单单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原有资本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全部新资本是由新加劳动构成的，而且是由利润等等形式的剩余劳动构成的。不过，说这里新生产的全部要素都是由新加劳动——工人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构成和产生，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象政治经济学家们又一次假定的那样，认为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时只归结为可变资本或工资，却是错误的。例如，假定租地农场主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同机器厂主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使机器厂主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把小麦转化为可变资本，雇用更多的工人。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交换，租地农场主就把他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不变资本，由于这种转化，他可能不是雇用新的工人而是解雇一部分原有的工人。其次，租地农场主可能耕种更多的土地。那样一来，一部分小麦就将不转化为工资，而转化为不变资本，等等。
只有在进行这种积累时才能看出，所有的一切，不论是收入还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都是被占有的别人劳动，不论是工人赖以工作的劳动条件还是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得的等价物，都是资本家不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工人劳动。
甚至在原始积累的条件下也是这样。假定我从工资中节约500镑。那末，这500镑实际上所代表的不是单纯的积累劳动，而是和资本家的“积累劳动”不同的、我自己的、由我自己和为我积累的劳动。我把它转化为资本，购买原料等等和雇用工人。假定利润是20％即每年100镑。在五年中（如果始终没有新的积累，并且每年得到的100镑都被吃掉），我以收入的形式把我的资本“吃掉”。到第六年我的这500镑资本本身就代表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了。如果我总是把我的利润的一半积累起来，那末[把我的原有资本吃掉的]过程就会慢一些，因为我不吃掉那么多，并且[占有别人劳动的过程]会快一些。
资本 利润 被吃掉的第一年………………………500 100 50
第二年………………………550 110 55
第三年………………………605 121 60
第四年………………………665 133 66
第五年………………………731 146 73
第六年………………………804 160 80
第七年………………………884 176 88
第八年………………………972 194 97
569
到第八年，虽然我吃掉的比原有资本多，我的资本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在972镑资本中，已经没有丝毫有酬劳动，或者说，我曾为之支付过等价物的劳动了。我以收入的形式把我的全部原有资本消费掉了。就是说，我得到了原有资本的等价物，我又把这个等价物消费掉了。新资本仅仅是由被占有的别人劳动所构成。 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的时候，产品的实物形式，从而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在考察实际再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为了理解产品形式本身，另一方面是为了弄清楚奢侈品等等的生产对再生产过程的影响。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说明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经济意义的例子。
[（ｃ）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及其观点在理论上的混乱。他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及“自由时间”是真正的财富等问题的意义]
[858]现在再回过头来谈我们的小册子。
[小册子的作者写道：]
“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恰好足够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一年中所生产的足够维持该国人口两年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或者是足够维持全部人口生活一年的消费资料必须毁掉，或者是人们必须停止一年的生产劳动。但是，剩余产品——或者说资本——的所有者在下一年中既不会让人们无事可做，也不会让这些产品毁掉；他们会把人们的劳动用于某种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作，例如用来安装机器等等。但是到第三年，全部人口会重新从事直接生产劳动，并且，由于上一年安装的机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所以很明显，这一年的产品将比第一年多，因为还要加上机器的产品。因此，这种剩余产品就更加要或者毁掉，或者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被使用；而这种使用会重新增加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直到人们必须停止一段时间生产劳动，否则他们的劳动产品就要毁掉。这便是最简单的社会状态下[资本积累]的明显后果。”（第4—5页）“其他国家的需求不仅受我们的生产能力的限制，而且受他们的生产能力的限制。”
｛这是对萨伊的论断的回答，萨伊认为，不是我们生产得太多，而是其他国家生产得太少[91]。他们的生产能力不一定和我们的生产能力相等。｝
“因为，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在若干年内整个世界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未必会比我们从世界取得的多，所以我们备受赞扬的整个对外贸易从来没有、从来不能、也决不可能为我国的财富增加一先令或一文钱，因为每有一包丝绸、一箱茶叶、一桶酒进口，就有价值相等的某种东西出口，甚至我们的商人从他们的对外贸易中取得的利润，也由这里用出口换得的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付。”（第17—18页）“对外贸易只是为了资本家舒适和享乐而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资本家没有一百个躯体和一百双脚，他不能以衣服和袜子的形式把国内生产的全部呢绒和棉针织品都消费掉，因此它们被用来交换酒和丝绸。但是这些酒和丝绸象那些呢绒和袜子一样代表我们本国人的剩余劳动；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的破坏力无限度地增大了：由于对外贸易，资本家得以巧胜自然，突破自然对他们的剥削要求和剥削愿望设置的成千的自然限制；现在无论对于他们的实力或者对于他们的愿望，都没有什么限制了。”（第18页）
我们看到，小册子的作者接受了李嘉图的对外贸易学说。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这一学说只是用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或者说明这一学说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在小册子里则着重指出，体现在对外贸易结果上的不仅是国民的劳动，而且是国民的剩余劳动。
如果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只表现在国民的剩余产品中，那末，为了价值而增加价值，从而榨取剩余劳动，就会受到[国民]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局限性或狭隘范围的限制。但是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因为对外贸易使剩余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发展起来，这种劳动表现在无限系列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上，并且在实际上使抽象财富有了意义。
“只有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商品种类的无限多样性｛因而还有生产这些不同种类的商品的具体劳动的无限多样性｝，才使对财富的贪欲｛从而占有他人劳动的贪欲｝成为无止境的和永远无法满足的。”（威克菲尔德在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64页上所加的注）
但是，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
[859]这本小册子不是理论性论著。它是对政治经济学家们为当时的贫困和“国民困难”所找到的虚假原因的抗议。因此，它在这里并没有奢望，而且也不能对它提出要求：把剩余价值理解为剩余劳动，就要对经济范畴的整个体系进行总的批判。相反，作者以李嘉图体系为依据，只是前后一贯地作出了这一体系本身中所包含的结论，并且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提出这一结论来反对资本。
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
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作资本利息，同时又着重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即地租、借贷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
“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应当说：形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第23页）
可见，小册子的作者把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有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
“在一个巩固地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资本的不断增长会由借贷利息的下降表现出来，或者同样可以说，会由为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他人的劳动量的减少表现出来。”（第6页）
这有点象凯里的话。但是小册子的作者认为，不是工人使用资本，而是资本使用工人。既然他把利息理解为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那末全部问题（即“解决我们的国民困难”）就归结为提高工资，因为利息的减少也就是剩余劳动的减少。但他的意思是：在劳动同资本交换的时候，对别人劳动的占有必须减少，或者说，工人从他自己的劳动中占有的必须多些，而资本占有的必须少些。
要求减少剩余劳动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
（1）工人除了再生产劳动能力、创造工资的等价物所必需的时间以外，从事的劳动必须少些；
（2）在劳动总量中采取剩余劳动（即工人无代价地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的形式的部分必须少些；从而，在体现劳动的产品中采取剩余产品形式的部分必须少些；也就是说，工人从他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必须比以前多些，而资本家从这一产品中得到的必须比以前少些。
作者自己对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一段话——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他的著作中的结论性东西——看出来：
“一个国家只有在使用资本而不支付任何利息的时候，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第6页）
因为这里“利息”被理解为利润、地租、借贷利息，一句话，被理解为任何形式的剩余价值，因为在小册子的作者本人看来，资本只不过是劳动产品，是积累的劳动，用它来交换，不仅能够得到等量劳动，而且能够得到剩余劳动，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不提供利息”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860]资本存在。产品不转化为资本。既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剩余劳动。只有到那时国家才真正富裕。
但是，这一点的意思可能是：除了工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动以外，既没有产品，也没有劳动。或者是：工人自己占有这个余额，无论是产品的余额，还是劳动的余额。
不过作者所指的不只是后面一点，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出：他把“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这两个论点和“使用资本而不支付任何利息”这一论点结合起来了。
这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消灭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利的结果，——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末，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大家知道，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认为雇佣工人的奴隶劳动是合理的，说这种奴隶劳动为其他人，为社会的另一部分，从而也为[整个]雇佣工人的社会创造余暇，创造自由时间。
或者这一点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工人现在除了自己的再生产（现在）所需要的以外劳动6小时。（不过这大概不会是小册子作者的观点，因为他把工人现在所需要的说成是非人道的最低限度。）如果资本不再存在，那末工人将只劳动6小时，有闲者也必须劳动同样多的时间。这样，所有的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
显然，小册子的作者本人对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不过下面这段话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
“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李嘉图在《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一章中也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这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对别人劳动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享受，都表现为真正的财富，但是正象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切东西一样，因而正象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者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以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财富和价值的对立后来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为这样的形式，即纯产品在总产品中占的比例应当尽量的大，而这（又是在这种对立的形式上）意味着，社会上那些虽然享受物质生产成果、但是其时间只有一部分被物质生产吸收或者完全不被物质生产吸收的阶级，与时间全部被物质生产吸收、因而其消费仅仅构成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仅仅构成一种使其充当上层阶级的驮畜的条件的那些阶级比较起来，人数应当尽可能地多。这一点总是意味着期望社会上注定陷入劳动奴隶制即从事强制劳动的部分尽可能地小。这就是那些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小册子的作者批驳了这一点。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
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
[87]“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this incredible cobbler》）——《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麦克库洛赫的称呼。见前面正文第203页。——第260、294页。
[88]从马克思下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把“资本的价值”（“the value of capital”）理解为“资本利息”率，即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和他所使用的资本量之比（小册子的作者把“资本利息”理解为马克思叫作剩余价值的东西，但是小册子的作者在这里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混淆起来了：他把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直接和整个预付资本相比）。——第261页。
[89]《收入及其源泉》一节，马克思在1863年1月就已计划放在《资本论》第三部分（见本卷第1册第447页）。但是在1862年10月写的手稿第ⅪⅤ本封面上，这一节附在《剩余价值理论》最后一章的《补充部分》（见本卷第1册第5页）。而实际上，在1862年10月和11月写成的手稿第ⅩⅤ本中，有一大节是探讨与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收入及其源泉问题。但是那里根本没有谈到“普莱斯的幻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四章对这一幻想作了批判分析。——第263页。
[90]马克思指的是当时刚出版的凯尔恩斯的著作《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这本书他不止一次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引证过。——第266页。
[91]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ⅩⅡ本札记本第12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参看本卷第1册第237页，第2册第607页和本册第131页。——第277页。
(III)
（2）莱文斯顿[把资本看成工人的剩余产品。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 ]
[861]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
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著作。
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是就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即剩余劳动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所以劳动时间的长短成了他的主要着眼点。他主要是就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缩减必要劳动的形式，来考察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
缩减这种必要劳动是李嘉图的主要着眼点，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缩减必要劳动是延长属于资本所有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小册子的作者却把缩短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和停止为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劳动宣布为最终目的。
莱文斯顿似乎以工作日既定为前提。因此，他论述的主要对象——在这些论述中，也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只是附带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是相对剩余价值，或者说，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产品。就象抱这种观点的人一般所做的那样，这里多半是就剩余产品的形式来考察剩余劳动，而小册子的作者则多半是就剩余劳动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产品。
“教导人们说一国的富强取决于它的资本，就是要使劳动从属于财富，使人变成财产的奴仆。”（第7页）
李嘉图的理论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础上产生的对立面具有如下的特点：
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得最突出，——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特别是李嘉图的著作，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但是，正象劳动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一样，“资本”也被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在他以后，托伦斯、马尔萨斯、贝利等人更是这样）看作是生产的调节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而在他们的著作里，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和实际工具必然是赤贫者（而且这里还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他们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每当工人对资本来说成为“多余的”时候，还不得不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以下。在这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但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92]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很明显，既然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作了这种毫不留情的表述的那同一种现实的发展，又发展了现实本身所包含的实际矛盾，特别是发展了英国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和日益增长的工人贫困之间的对立，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那末，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ⅩⅤ—862]抓住了在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的积极的创造者。你们这样说。另一方面，你们说，资本就是一切，而工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工人仅仅是资本的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资本不过是对工人的诈骗。劳动才是一切。
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这些著作的作者也不懂得他们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如霍吉斯金，也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经济前提看作是永恒的形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消灭资本——这些前提的基础，同时也是必然结果。
莱文斯顿的主要思想是：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资本，或者说，财产，即为“有闲者”——游手好闲者、非劳动者——创造剩余产品，同时劳动还生出了它的寄生赘瘤；劳动生产力越发展，这个寄生赘瘤就越把劳动的骨髓吸尽。非劳动者获得占有这种剩余产品的权利，或者说，获得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权力，是由于他已经拥有财富，还是由于他有土地、土地所有权，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两者都是资本，即都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财产——property——在莱文斯顿看来，只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而这一点只有在生产劳动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只可能是与生产劳动发展的程度相适应。莱文斯顿把生产劳动理解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消费劳动”[93]是资本或财产发展的结果之一。莱文斯顿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表现为一个禁欲主义者。在这里，他本身又是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没有资本，没有财产，工人消费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奢侈品的生产。或者也可以说，既然在小册子的作者看来，资本生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并且引起机器（小册子的作者称为“固定资本”）的制造以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部分是为了利用从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产品去增进生产力，部分是为了使这种剩余产品成为必需品以外的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既然如此，那末莱文斯顿同小册子的作者一样，是理解，或者至少是在实际上承认资本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样，在莱文斯顿看来，没有资本和财产，就既不会有“舒适品”、机器或奢侈品生产出来，也不会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会有靠余暇或靠富人从非劳动者那里取得自己“剩余产品”的等价物的欲望才能存在的精神产品。
小册子的作者和莱文斯顿说这些话并不是为资本辩护，而是以此作为攻击资本的出发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违背工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工人。但是他们这样实际上也就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因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形式，尽管这种历史形式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这就使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不同于同一时期的欧文等人，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为了摆脱尖锐形式的对立而想回到古老的对立形式的西斯蒙第。
[莱文斯顿写道：]
“穷人的贫困创造了他的〈富人的〉财富……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末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会有余，而奢侈品将会绝迹。”（第10页）“生产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父亲，帮助别人消费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孩子。”（第12页）
“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称为资本的东西。”（第13页）
“因为财产的使命就是花费，因为没有花费，财产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就完全是无用的东西，所以财产的存在是和消费劳动的存在[863]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同上）
“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也就不会有任何一部分人民的劳动用来满足想象的需要了。”（第14—15页）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随满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技术设备的改良而提高，劳动的人数会逐渐减少……财产由于生产资料的改良而增加；财产的唯一使命就是鼓励懒散。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有财产，所以不会有有闲者。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末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消费掉……社会的目标就是牺牲勤劳者来抬高有闲者，从富裕中创造出实力。”（第11页）
｛莱文斯顿关于地租所说的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正是在这里须要说明为什么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不落到租地农场主，产业资本家手里）适用于因劳动生产力增长而发展的一般剩余价值：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还没有人造的辅助手段来促进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他们的收益中可以作为地租支出的部分是极小的；因为土地没有自然价值，它的全部产品都靠劳动。但是劳动技能每有提高，都会增加可以用来支付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在维持十个人的生活需要九个人的劳动的地方，总产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够维持五个人的生活的地方，就会有4/5的产品用作地租或用于国家的只能由劳动的剩余产品来满足的其他需要。前者似乎是英国被征服时期的情况，后者就象英国的现状，现在只有1/5的人口从事农业。”（第45—46页）“社会把每一种改良都只用来增加懒散，这种情况是千真万确的。”（第48页）｝
注。莱文斯顿的著作是独特的。它的直接的题目，正如书名写的，是现代的公债制度。其中莱文斯顿谈到：
“反对法国革命[后来反对拿破仑]的全部战争，除了把一些犹太人变成绅士和把一些笨蛋变成政治经济学家以外，没有作出任何高尚的事情。”（第66—67页）“公债制度也有一个好的结果：尽管它从国内老贵族那里夺取其一大部分财产，以便把这些财产转交给新出现的西班牙式绅士，作为对他们的欺骗和盗窃国库的高超手段的奖励……既然它鼓励欺骗和卑鄙行为，给招摇撞骗和自命不凡披上智慧的外衣，把全体人民变成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既然它破坏了关于等级和门第的一切偏见，使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标志……它也就破坏了财产的永恒性。”（第51—52页）
[92]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引用和分析了李嘉图著作中包含这一说法的引文（见本卷第2册第200、202和456页）。——第285页。
[93]莱文斯顿所说的“消费劳动”（“industry of consumption”），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为财产所有者进行的各种服务。——第286页。
(III)
（3）霍吉斯金
《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1825年伦敦版。
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
第一部匿名的著作也是霍吉斯金写的。如果说前面谈到的那些小册子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小册子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那末霍吉斯金的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第一部著作，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至今仍然可算是（参看约翰·莱勒《货币和道德》1852年伦敦版[第ⅩⅩⅠⅤ页和第319—322页]）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里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两部著作。
[（ａ）资本的非生产性的论点是从李嘉图理论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在《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这本小册子中，作者正象书名所表明的那样，想证明“资本的非生产性”。
李嘉图从来没有断言资本就生产价值的意义来说是生产的。李嘉图认为，资本加到产品上的只是它自己的价值，而它自己的价值则取决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只是作为“积累劳动”（更确切地说，作为[864]物化劳动）才具有价值，它只是把它的这一价值加到它所加入的产品中去。的确，李嘉图在一般利润率问题上犯了前后矛盾的错误。而这也正是他的反对者们用来抓住他的一个矛盾。
至于谈到生产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资本的生产性，那末，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看来，一般说，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不过是指过去的有用劳动的产品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象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这个词完全是多余的，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小麦可以食用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本，而是因为它是小麦。羊毛的使用价值是它作为羊毛所固有的，而不是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同样，蒸汽机的作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蒸汽机不是“资本”，不属于工厂主而属于工人，它会提供同样的服务。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所有这些物之所以能提供服务，是因为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更不是作为资本，同加到它们身上的劳动发生关系。它们在这里是生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劳动生产率实现在作为自己的物质的它们身上，原因在于它们作为实际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属性，而不在于它们作为独立地同工人相对立、同工人相异化的条件、作为体现在资本家身上的活劳动支配者的那种社会存在。按照霍普金斯（不是我们的霍吉斯金）的正确说法[94]，它们在这里是作为财富，而不是作为“纯”财富，是作为产品，而不是作为“纯”产品被消费和被使用的。固然，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也和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一样，这些物在同劳动的关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和它们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的实际特性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它们仍然是劳动产品，仍然不过是劳动自由支配的对象。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劳动把它本身所创造的，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上所创造的物的世界占为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动必须和它的材料相适应外，它们决不表示这些物对劳动的任何其他支配权，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劳动了。
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末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相反，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受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霍吉斯金本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战中是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狭隘的观念出发的。既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描述成永恒的生产关系，他们就把资本归结为劳动对它的物质条件的一般关系，这种一般关系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并不包含资本的特殊性质。在他们认为资本创造“价值”时，他们中间一些最优秀的人——[特别是]李嘉图——都承认，它除了创造它从劳动中过去得到以及现在不断得到的价值以外，并没有创造别的价值，因为一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是由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由产品作为活的现在劳动的结果而不是过去劳动的结果这样一种关系决定的。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正象李嘉图着重指出的那样，恰好表现在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不断贬值上。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谈。作为“劳动的使用者”[95]的资本所含的奥妙，他们却没有说明，他们只是不断无意识地把这种奥妙说成是某种同资本的物的性质不可分离的东西。
[867][96]第一本小册子 [注：指匿名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编者注]从李嘉图的理论中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这一点同李嘉图的反对者和追随者所做的相反，因为他们死抱住李嘉图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不放。
第二本小册子 [注：指莱文斯顿的小册子《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编者注]也和李嘉图的反对者和追随者相反，更准确地规定了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相对剩余价值。李嘉图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避开了莱文斯顿所作的结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增加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
最后，第三本小册子 [注：指霍吉斯金的匿名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编者注]把作为李嘉图论述问题的必然结果的总的论点表达出来了：资本是非生产的。这一点是针对托伦斯、马尔萨斯等人的，因为这些人继续发展李嘉图学说的一个方面，把他的“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这个论点变成了“资本是价值的创造者”这样一个相反的论点。同时，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反驳了劳动绝对取决于作为劳动存在条件的现有资本量这个论点，这个论点贯穿在从斯密到马尔萨斯的著作中，特别是被马尔萨斯（也被詹姆斯·穆勒）奉为绝对教条。
第一本小册子是以这样的命题结束的：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注：见本册第279—282页。——编者注]
[（ｂ）反驳李嘉图的资本是积累劳动的定义。关于并存劳动的见解。对物化的过去劳动的意义估计不足。现存财富同生产运动的关系]
霍吉斯金认为“流动资本”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社会劳动的并存（“并存劳动”），而积累只不过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积累，所以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
“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是一个东西……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意思。”[《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33页]
这一切都只是加利阿尼的命题的进一步发展：
“真正的财富是……人”（《货币论》，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3卷第229页）。
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87]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有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
霍吉斯金的错误在于：在研究资本的生产性时，他没有区别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交换价值的生产。
其次（但是从历史上说这是有它的理由的），他所考察的资本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发现的资本。一方面，资本（在它加入实际劳动过程的情况下）被说成是劳动的单纯的物的条件，或者说只具有劳动的物质要素的意义；而且（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不过是用时间来计算的一定的劳动量，也就是和这一劳动量本身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尽管资本在它出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情况下，实际上不过是劳动本身的名称，是劳动的别名，它却被说成是支配劳动和决定劳动的力量，是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是同劳动无关的财富。而这是没有任何中介过程的。这就是霍吉斯金在他的前辈那里发现的东西。他针对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发展的欺人之谈，阐述了这一发展的真实情况。
“资本是一种神秘的词，就象教会或者国家，或者由宰割其他人的人为了掩盖拿刀的手而发明的普通术语中的其他任何词一样。”（《保护劳动》第17页）
其次，霍吉斯金按照他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发现的传统，区分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而且他所理解的流动资本，主要是指流动资本中由工人的生活资料构成的或用作这种生活资料的部分。
“政治经济学家们断言，没有过去的资本积累，分工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产生的结果，是由并存劳动引起的”。（第8—9页）
面对着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粗陋的理解，霍吉斯金有权说“流动资本”只是特殊“商品”的“储备”的“名称”。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说明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只能从物质上去理解“流动”资本。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资本的一切[868]区别，——其实是资本流通过程本身，——事实上都不过是作为再生产过程因素的（由于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而取得资本性质的）商品的形态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在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分工就是生产某种商品的特殊劳动分为一定数量的简单的、在不同工人之间分配而又相互联系的工序，它以行业划分这种社会内部即作坊外部的分工为前提。另一方面，作坊内部的分工又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产品本身越片面，它所交换的商品越多样化，表现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系列越大，它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它的交换价值就越不取决于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直接存在，或者说，它的生产就越不取决于它的生产者对它的消费，越不取决于它作为它的生产者的使用价值的存在。情况越是这样，产品就越能作为商品来生产，因而也就越能大量地进行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产品生产者无关紧要这一事实，会在产品生产的总量中在量上表现出来，即使该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他自己产品的消费者，这个总量同该产品生产者的消费需要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作坊内部的分工是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之一，因而也是[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生产方法之一。因此，作坊内部的分工是以社会内部的行业划分为基础的。
市场的大小有两层意思：第一，消费者的数量，他们的人数；第二，也包括彼此独立的行业的数量。即使前者的数量不增加，后者的数量也可能增加。例如，当纺纱和织布从家庭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时，所有土地耕种者就都成了纺纱者和织布者的市场。同样，后两者由于他们的行业划分现在也互为市场。社会内部分工的前提首先是不同种类劳动的相互独立，即它们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相互对立，并且通过交换，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作为商品相互发生关系。（因此，在中世纪城市禁止农村从事尽可能多的职业。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排除竞争，——亚·斯密在这里只看到这一点，——而且是为了给自己开辟市场。）另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分工要得到适当的发展，就必须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前提。作坊内部分工的发展更是以这种人口密度为前提。以前一种分工的一定发展程度为前提的这后一种分工，又从自己这方面同前一种分工相互发生作用，并增进前一种分工，因为它把从前相互有联系的行业分为彼此独立的行业，增加和分化它们所间接需要的准备工作，同时，由于生产和人口的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它还创造出新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新的方法。
因此，霍吉斯金说“分工”不是被称为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的结果，而是“并存劳动”的结果，如果这里他所说的分工是指行业划分，那就是同义反复。这只是意味着分工是分工的原因或结果。因此，霍吉斯金所指的只能是：作坊内部的分工是以行业划分、社会分工为条件，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不是“商品储备”造成这种行业划分，从而造成作坊内部的分工，而是上述行业划分（和分工）表现在商品的储备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在产品的储备变为商品的储备这一点上。｛但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
[869]但是，如果在经济意义上（见杜尔哥、斯密等的著作）说“过去的资本积累”就是分工的条件，那末，这是指作为资本的商品储备事先在劳动的买者手里的积聚，因为作为分工的一个特点的这种协作形式，是以工人的集结，因而以他们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活资料的积累为前提，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以劳动不断进行所必需的原料、工具和辅助材料数量的增加为前提（因为劳动不断需要大量这些东西），一句话，以大规模生产的客观条件为前提。
在这里，资本积累不可能指“作为分工条件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劳动工具数量的增加”，因为，如果把资本积累理解为这种资料的积累，那它就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前提。
在这里，资本积累也不可能意味着在新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以前，工人的生活资料一般就必须具备，或者说，工人已经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必须用作新的生产的原料和劳动资料。因为这是一般的劳动条件，在分工发展以前也同样是如此。
一方面，从物质要素的观点来看，积累在这里无非是指：分工使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积聚成为必要，而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在以前，当劳动者在各个行业中（在这种假定下，行业不可能是很多的）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去完成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所需要的所有不同工序的时候，是零星分散的。这里的前提不是绝对的增加，而是积聚：把较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集结在一点，而且比集结在一起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多。例如，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所需要的亚麻（与其人数相比）就比一切以副业方式纺麻的农民和农妇所需要的多。因此就有工人的集结以及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的积聚。
另一方面：在产生这一过程的历史基础上（工场手工业，即以分工为特点的工业生产方式，就是从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积聚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即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作为被迫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集结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别人的力量独立地同他们相对立，而这一点包括：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也就是上述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或者同样可以说，依靠货币而拥有的对它们的支配权，掌握在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里，他们因此变成了资本家。劳动者丧失劳动条件表现为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离开劳动者而获得独立，或者说，表现为资本家支配这些劳动条件。
所以，象我指出的那样[97]，原始积累无非是那些作为同劳动和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
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的不是对货币的占有。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上述分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因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存在，是既定的；这是生产本身的不断再生产出来和不断扩大的基础。
积累现在通过把利润，或者说剩余产品，再转化为资本而成为经常的过程，因此，数量已经增加了的、同时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再生产条件的劳动产品，经常作为资本，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但是这样一来，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产品再转化为劳动条件，就成了资本家的特殊职能。愚蠢的政治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事情如果不在这种对抗的特殊形式上进行，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他的脑子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是和这种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积累——分不开的。
[870]积累只是把原始积累中作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产生的过程，作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出现的东西表现为连续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家们为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所束缚，陷入了双重的、但是互为条件的概念的混淆。
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从一种关系变成一种物，变成“商品储备”（这时他们已经忘掉商品本身不单纯是物），这些商品由于被用作新劳动的生产条件而被称为资本，并按其再生产方式被称为流动资本。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物变成资本，即把表现在物上并通过物表现的社会关系，看成物本身只要作为要素加入劳动过程或工艺过程就具有的属性。
因此，[一方面，]作为支配劳动的力量，作为分工的先决条件的原料和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在不劳动者手里的积聚（后来，分工不仅使积聚增多，而且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使被积聚的总量增多），就是说，作为分工条件的资本的预先积累，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意味着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量的增加或积聚（他们没有区别这两者）。
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末，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
如果劳动条件属于联合起来的工人，如果这些工人同劳动条件的关系，就象同自然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同他们自己的产品和他们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的关系一样，那末，分工似乎就不是同样可能的（虽然分工在历史上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以它只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出现）。
其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因为资本已经占有的那些劳动产品现在因此而以资本的形式同工人相对立，所以很明显，剩余产品转化为劳动条件，只能从资本家那里开始，并且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资本家把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劳动产品变成获取新的不付等价物的劳动的生产资料。因此，扩大再生产就表现为利润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资本家的节约，资本家不是把他无代价地得到的剩余产品吃光，而是把它重新变为剥削劳动的手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把它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其中也包括把剩余产品转化为劳动资料。因此，政治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如果剩余产品事先不从工人的产品转化为他的雇主的财产，以便以后重新用作资本并重复过去的剥削过程，剩余产品就不能充当新的生产的要素。一些蹩脚的政治经济学家把贮藏和货币贮藏的观念也归入这一点。甚至一些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李嘉图，也把关于禁欲的观念从货币贮藏者那里移到资本家身上。
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霍吉斯金本人也没有这样来理解资本。只要这样的理解是为资本辩护的话，它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资本的辩护进行辩护，而是相反地否定他们的辩护。因此，霍吉斯金同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关系。
就霍吉斯金和政治经济学家们之间存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论战的性质看来是预先确定了的并且是很简单的。霍吉斯金本来只是应该借助政治经济学家们“科学地”发展了的一个方面，来反对他们不加考虑地、无意识地和天真地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接受来的拜物教观念，并且大致这样说：
如果工人想利用自己的产品来进行新的生产，那就必须把过去劳动的产品（一般说，劳动产品）当作材料、工具和生活资料来使用。他的产品的这种一定的消费方式是生产性的。但是，对工人的产品的这种使用，工人消费自己产品的这种方式，同这种产品对工人本身的支配，同这种产品作为资本的存在，同原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掌握[870ａ]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以及同工人被剥夺了对他们产品的所有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同工人首先必须白白地把自己的产品交给第三者，以便后来用自己的劳动再从第三者那里把它赎回来，为此他不得不付给第三者比产品里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来交换这一产品，并且这样来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剩余产品，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过去劳动表现在两种形式上。第一，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生产过程要求工人把这一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消费，而把另一部分用作原料和劳动工具。这一点属于工艺过程，它只是表明，工人为了把他们的产品变成生产资料，他们在工业生产中应当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产品。
第二，过去劳动表现为价值。这一点只是表明工人的新产品的价值不只是代表他们的现在劳动，而且代表他们的过去劳动，表明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扩大旧价值，同时正因为他们扩大了旧价值，于是就保存了旧价值。
资本家的要求同这一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既然资本家占有劳动产品，占有过去劳动的产品，他就因此拥有占有新产品和活劳动的手段。但这正好是引起抗议的行动方式。“分工”所必需的预先的积聚和积累恰恰不一定表现为资本的积累。从它们是必需的这一点出发，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家必须支配那些由昨天的劳动为今天的劳动创造的条件。如果资本的积累[根据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意见]无非就是劳动的积累，那末这决不包含它必须是别人劳动的积累这样一种意思。
但是霍吉斯金没有走这条简单的道路，初看起来这是很奇怪的。在反对资本的生产性（首先反对流动资本的生产性，但是更反对固定资本的生产性）的论战中，他好象是在反对或者否定过去劳动本身或它的产品作为新劳动的条件对再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是反对或者否定过去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对于作为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的劳动的重要性。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引起的呢？
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把过去劳动同资本等同起来——过去劳动在这里既从具体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的意义上来理解，也从社会劳动，即物化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所以很明显，他们作为资本的品得 [注：歌颂者、赞美者（品得是古希腊诗人）。——编者注]，当然会把生产的物的要素提到首位，并且同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物的要素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劳动成为资本，当它和自身相对立，当它的被动的一面和它的能动的一面相对立的时候，它才是适合的。因此，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等等。在所有这些见解当中，过去劳动不是仅仅表现为活劳动的物的因素，从属于活劳动的物的因素，而是相反；不是表现为活劳动的权力要素，而是表现为支配这种劳动的权力。为了也从工艺上为特殊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和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以致不是工人使用这些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辩护，政治经济学家们赋予劳动的物的因素以一种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虚假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霍吉斯金才相反地坚持认为，这种物的因素——从而一切物化财富——同活的生产过程比较起来，是极不重要的，它实际上只是作为活的生产过程的因素才具有价值，而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里，霍吉斯金有点低估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的意义，不过这一点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拜物教时是很自然的。
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而在它的理论表现上，即在政治经济学上，过去劳动只表现为劳动本身给劳动创造的基础等等，那末这种争论便不可能发生。争论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生活中，以及在它的理论中，物化劳动表现为同劳动本身的对立，同活劳动的对立。正象在受宗教束缚的思维过程中，思维的产品不仅要求支配思维本身，而且实现了这种支配一样。
[865]因此，霍吉斯金的命题
“那些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产生的结果，是由并存劳动引起的”（第9页）
其意思首先是说：
活劳动的同时并存，引起了大部分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过去劳动产品产生的结果。
例如，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是由生活资料的储备构成的，资本家积累这些生活资料，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是为了在工人劳动时维持工人的生活。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都最大，所以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商品量也最大，虽然如此，储备的形成却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资本家积累生活资料的储备这一见解中，仍然流露出对货币贮藏者所实现的积累即贮藏的回忆。
这里首先应当把消费基金撇开，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和工业生产。一切属于个人消费范围的东西，无论它消费得较快还是较慢，都不再成为资本｛虽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再转化为资本，例如房屋、停车场、容器等等｝。
“当时，欧洲所有的资本家是否都拥有供给他们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一个礼拜的食物和衣服呢？让我们首先来考察食物问题。人民的一部分食物是面包，它经常只是在食用以前几小时才烤出来……面包业主的产品不能贮藏。做面包的原料，无论是小麦还是面粉，没有不断的劳动就根本不能保存……纺纱工人确信在需要面包的时候就能得到面包，他的雇主确信他付给工人的钱能使工人买到面包，这些都不过是由以下事实产生的：在需要面包的时候，总是可以得到面包。”（第10页）“工人的另一种食物是牛奶，而牛奶的生产……一天两次。如果说乳牛已经有了，那末对于这一点应当这样来回答：它需要经常的照料和经常的劳动，它的饲料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饲料作物每天生长的结果。它放牧的田野需要人手……肉类的情况也是一样。肉类不能贮藏，因为肉类刚一上市，就已经开始要坏。”（第10页）
甚至拿衣服来说，由于怕虫蛀，“衣服的储备，同衣服的总消费比较起来，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第11页）
“穆勒说得对：‘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年内就被消费掉’，所以实际上不能积累起使人们能够完成持续一年以上的全部工作所需的商品储备。因此，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应当指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应当指望由其他人劳动和生产出他们在完成自己产品的劳动期间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即使工人同意，为了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必须积累一些流动资本……那末很明显，在进行持续一年以上的全部工作的过程中，工人不指望也不可能指望积累的资本。”（第12页）
“如果我们适当地注意到那些创造财富的、不能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的数量和重要性，也注意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无数的、每天劳动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生产出来以后又立即被消费掉，那末，我们就会懂得，每一项不同种类劳动的成效和生产力取决于其他人的并存生产劳动的程度，总是比取决于流动资本的任何积累的程度大。”（第13页）
“资本家能够养活，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商品储备，而是由于他有支配一些人的劳动的权力。”（第14页）
“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第12页）
“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由于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流动资本也可以完成。”（第13页）
“工人人数总是必须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或者，照我的说法，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第20页）
[866]“流动资本……只是为了消费才创造出来；固定资本……不是为了消费，却是为了帮助工人生产消费的物品而生产出来。”（第19页）
所以，我们首先指出：
“每一项不同种类劳动的成效和生产力取决于其他人的并存生产劳动的程度，总是比取决于流动资本的任何积累（即“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程度大。”这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和“并存劳动的产品”对立的。
｛在每一单个的生产部门内部，资本中归结为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的部分总是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成为前提。不能纺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棉花，不能使尚待制造的纱锭转动，不能烧还未从矿井里开采出来的煤。因此，它们总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存在形式加入[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存的劳动取决于以前的劳动，而不只是取决于并存劳动，尽管这种以前的劳动，无论以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的形式出现，总是只有作为活劳动的物的因素（仅仅作为生产消费即劳动消费的因素）同活劳动相接触，才具有某种用处（生产上的用处）。
但是在考察流通和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同时还看到，商品被制造出来并转化为货币以后，它之所以能再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的一切要素被“并存劳动”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98]。
在生产中有两种运动。我们拿棉花作为例子。它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最初它作为子棉生产出来，然后经过许多道工序，直到适合出口，或者，如果是在本国进一步加工，它就要直接转到纺纱者手里。然后，它从纺纱者手里转到织布者手里，从织布者手里转到漂白者、染色者、整理者手里，从他们手里又转到各种各样为了专门目的而把它加工为衣服、床单等等的工厂。最后，如果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不是材料）进入生产消费，它便从最后的生产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即转为个人消费。但是这样一来，无论是为了生产消费还是个人消费，棉花都取得了它的使用价值的最终形式。在这里作为产品从一个生产领域出来的东西，又作为生产条件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样经过连续的阶段，直到最后制成为使用价值。在这里过去劳动不断表现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劳动的条件。
但是在产品这样地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在它完成这一现实的形态变化的同时，它又在每一个阶段上被生产出来。当织布者在加工纱，纺纱者在纺棉花的时候，新的子棉又处在自己的生产过程当中。
因为不断的、重新开始的生产过程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它同样是由并存劳动决定的，当产品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并存劳动就同时生产出产品的不同阶段。棉花、棉纱和布——所有这一切不只是一个在一个之后，一个由另一个生产出来，而且也是同时并行地生产出来和再生产出来。当我在考察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时，表现为以前的劳动的结果的东西，在我考察该商品的再生产过程时，也就是说，当我从该商品的不断进行的生产过程，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条件的总和，而不只是从一个孤立的行为或有限的空间来考察该商品的生产过程时，就同时表现为并存劳动的结果。这不只是经过不同阶段的循环，而且是商品在其属于特殊生产领域和形成不同劳动部门的一切阶段上的并行生产。如果同一个农民先种亚麻，然后把它纺成纱，再把它织成布，那末这些工序就有连续性，但是没有同时性，而同时性则以建立在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
如果从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来考察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那末以前的劳动，固然，只是由于它为之提供生产条件的活劳动才具有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生产条件（没有它们，活劳动就不能实现）总是作为以前的劳动的已完成的结果加入这一过程。因此，提供生产条件的那些劳动部门的协作劳动总是表现为被动的，并且作为这种被动的因素而成为前提。政治经济学家们都强调这一方面。相反，在再生产和流通中，每一个特殊领域的商品生产过程所依靠的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社会中介劳动，则表现为现在的、并存的、同时的劳动。商品以它的最初形式和它的已完成形式或连续形式同时生产出来。没有这一点，商品在完成了它的现实的形态变化以后，就不能从货币再转化为它的生存条件。[870ｂ]因此，商品只有同时表现为同时的活劳动的产品，它才是以前的劳动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所认定的全部物质财富只是包括流通过程在内的总生产源流中的一种迅速消逝的因素。｝
[（ｃ）]所谓积累不过是一种流通现象（储备等是流通的蓄水池）
霍吉斯金只是从流动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流动资本。但是一部分流动资本会不断转化为固定资本和辅助材料，只有另一部分才转化为消费品。而且，即使那部分最终转化为供个人消费的商品的流动资本，除了它作为从终结阶段出来的最终产品所具有的最后形式外，在它较早的各个生产阶段，也一直同时以还不能进入消费的最初形式存在，也就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别于产品最终形式的原料或半成品的形式存在。
霍吉斯金所谈的问题是，工人现在给资本家提供的劳动与由工资转化成的物品（这些物品实际上就是构成可变资本的使用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间有什么关系。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供消费的物品，工人就无法劳动。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说，流动资本——过去劳动，资本家积累的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劳动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分工的条件。
谈到生产条件，特别是谈到霍吉斯金所说的流动资本，通常是说，在工人生产出新的商品之前，也就是在工人劳动期间，在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还处在形成状态的时候，资本家就应当积累起工人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这里透露出一种看法，即认为资本家就象货币贮藏者那样从事积累，或者说，他就象蜜蜂采蜜那样收集生活资料的储备。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首先，我们这里谈的不是做生活资料买卖的零售商。他们当然经常要有充足的商品储备。他们的栈房、店铺等只不过是蓄水池，商品在可以进入流通之后就分配在这里。这种积累不过是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之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存在。其实，它作为商品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存在。至于它是不是已经不在第一个卖者（生产者）手里，而是在第三个或第四个卖者手里，它是不是最终转入把它卖给真正消费者的卖者手里，这对问题毫无影响。这只关系到：在中间阶段商品代表着资本（其实是资本加利润，因为生产者在商品中出卖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他的资本所赚得的利润）同资本的交换，在最后阶段商品代表着资本同收入的交换（就是说，如果商品象在这里假设的那样预定不转入生产消费，而转入个人消费）。
已经最后成为使用价值并已进入可以出卖状态的商品，作为商品处于市场，处于流通阶段；一切商品，当它们必须完成它们的第一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时，都处于这个阶段。如果这叫作“积累”，那末积累就无非是商品作为商品的“流通”或存在。因此，这种“积累”就会同货币贮藏正好相反，因为货币贮藏是要使商品永远保持在这种可以流通的状态，而这也只有以货币的形式把商品从流通中抽出来才能办到。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都是多种多样和大规模的，那末就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处于这种停顿状态，即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一句话，处于流通中，或者说，处于市场上。所以，如果从量的方面来考察，那末，大量的积累在这里无非是指大量的生产和大量的消费。
商品的停顿——商品停留在过程的这一时刻，它存在于市场而不存在于工厂或私人家里（作为消费品），即存在于商人的店铺、栈房中——只是[871]它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短暂的时刻。这种“财物世界”，“实物世界”的静止的、独立的存在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驿站始终客满，但始终都是新的旅客。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不断地在生产领域中重新生产出来，出现在市场上并被消费掉。它们，不是同一些商品，而是同一种商品，始终同时存在于这三个阶段上。如果中间阶段延长，以致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末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所以，流通的中间阶段在什么地方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不只是向前运动的源流中一个短暂的停留，以及商品在流通阶段的存在在什么地方表现为积累[Aufhaufung]，这绝不是生产者的一种自由行动，绝不是生产的目的或者生产的内在的生命因素，正如血液涌向头部引起中风并不是血液循环的内在因素一样。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在市场上，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应该停滞不动，而应该只是在运动进程中作短暂的停留。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整个机构就会紊乱。所以，这种在个别点上以集中形式出现的物质财富同生产和消费的持续不断的源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斯密也认为，财富是“年度的”再生产。所以，它所注明的日期不是什么遥远的过去，而只不过是昨天。另一方面，如果再生产由于受到某些干扰而停顿下来，那末仓库等等就会空起来，就会出现匮乏，就立刻会显示出：现存财富看起来所具有的那种经常性不过是它的更替、它的再生产的经常性，是社会劳动的不断的物化。
在商人那里也存在着Ｗ—Ｇ—Ｗ的过程。商人从中获取“利润”这一点，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他出卖商品，又购买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他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又从生产者那里把商品买进来。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在这里不断地转化为货币，货币又不断地再转化为同样的商品。但是这种运动只不过是不断的再生产，即不断的生产和消费；因为再生产包含着消费。（为了能够进行商品的再生产，商品就必须卖掉，必须加入消费。）商品必须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对于卖者来说是Ｗ—Ｇ，对于买者来说就是Ｇ—Ｗ，也就是货币转化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再生产过程既然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它就包含着本身是流通因素的消费。消费本身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因素和条件。如果就整个过程来考察，商人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实际上是消费者向商人购买商品所用的货币。对于生产者来说，商人代表消费者，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商人就代表生产者；他是同一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他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纯粹从形式上看，实际上就是消费者的商品的终结形态变化。消费者把他的货币转化 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以，货币转入商人之手就意味着商品的消费，或者从形式上看，意味着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只要商人再用这些货币向生产者购买，这就是生产者的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示商品转入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作为商品停留在流通中。只要Ｗ—Ｇ—Ｗ这个过程是商品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并且是现在为商人所有的货币再转化为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那末这一过程就无非表示商品不断地转入消费，因为进入消费的商品所空出的位置为此就必须由从生产过程出来现在进入这一中间阶段的商品所填补。
[872]商品在流通中停留以及它被新商品所取代，当然还要取决于商品处在生产领域的时间的长度，因而取决于商品再生产时间的长度，随着这种时间长度的不同，商品停留的时间也不同。例如，谷物的再生产需要一年时间。例如，今年（1862年）秋季收获的谷物，只要不再用作种子，就必须足够供来年全年——直到1863年秋——的消费。它立即被投入流通（即使在农场主的粮仓里，它也是已经处于流通中了），在这里它被流通的各种蓄水池——仓库、谷物商、磨坊主等等——所吸收。这些蓄水池既是生产的排水渠，又是消费的引水渠。只要商品处于蓄水池中，它就是商品，因而就处于市场上，处于流通中。它只是点点滴滴地被年消费从流通中抽出。把它排挤出去的新商品所进行的补充，新商品的源流，只有在一年以后才会到来。因此，这些蓄水池也只是随着对已消费的商品的补充的到来而逐渐地变空。如果还有剩余，如果新的收成超过平均收成，那末就会发生阻塞。这种一定的商品在市场上占有的空间就会显得充斥。为了都能在市场上给自己找到位置，商品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价格，这样就会使它们重新运动起来。如果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量太大，那末它们就会通过降低自己的价格的办法来适应它们应占的空间。如果这个量太小，那末它们就会用提高自己的价格的办法来扩大自己。
另一方面，作为使用价值会迅速坏掉的那些商品，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也只有瞬息间的停留。它们必须转化为货币和必须被再生产出来的时间，是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所规定的，这种使用价值如果不是每天或几乎每天被消费掉，就会坏掉，因而也就不再是商品。因为如果使用价值的消失本身不是生产行为，交换价值就会和它的承担者即使用价值一起消失。
一般说来很清楚，虽然聚集在流通蓄水池中的商品的绝对量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但是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个量同年生产和年消费的总量相比，还是会减少。商品从流通到消费的转移会加速，而且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再生产的速度在下列场合会加快：
（1）商品迅速地通过它的各个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在每个生产阶段缩短；这取决于商品在它的每一种形式上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缩短；所以，这是和分工、机器、化学过程的应用等等的发展同时发生的。｛随着化学的发展，人为地加速了商品从一种聚集状态到另一种聚集状态的转变，加速了它和其他物体的结合，例如染色；加速了它和其他物质的分离，例如漂白，——一句话，无论是同一些物质的形式（它们的聚集状态）的变化，还是必然产生的物质变换，都人为地加速了；至于会给植物和动物提供较便宜的物质，即花费很少劳动时间的物质，以进行植物性的和有机的再生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2）部分地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联合，即由于形成了把一定生产部门联合起来的生产中心，[部分地]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商品迅速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换句话说，缩短了间歇期间，减少了商品在一个生产阶段和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的中间阶段的停留时间，或者说，缩短了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转移。
（3）所有这些发展——各个不同生产阶段的缩短以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的加快——都是以大规模生产，大量生产为前提，同时也以大量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因而也以生产的不断进行为前提，所谓不断，不是指我们刚才考察这种不断进行时所说的不断，即不是指通过各个生产阶段的彼此接近和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不断，而是指在生产中不会发生有意的中断。这种中断在为订货而生产的情况下总是会发生的，就象在[873]手工业者那里出现的那样，在本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中（只要工场手工业本身尚未被大工业改造）也还是那样。而现在生产是按资本所容许的规模进行的。这个过程并不等待需求，而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资本不断以同样的规模（且不说积累或扩大）进行工作，同时生产力不断发展和提高。因此，生产不仅进行得很快，使得商品很快就获得适合于流通的形式，而且是不断地进行。生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不断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大量的生产。
因此，如果商品长期滞留在流通的蓄水池中，如果商品积存在这里，那末，由于生产浪潮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涌来，由于它们不断注入流通蓄水池大量材料，这些蓄水池很快就会充斥。例如，柯贝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总是商品充斥。”[99]可是造成再生产这样迅速、这样大量的这些情况，也会减少商品在这些蓄水池中聚集的必要性。就生产消费来说，这种情况已部分地包含在商品本身或其组成部分所必须通过的各个生产阶段的彼此接近中。如果煤炭每天大量生产，并且经由铁路、轮船等运送到工厂主的大门口，那末工厂主就不需要储备煤，或者只需要储备少量的煤，或者，如果有一个商人介入其中，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商人除了每天卖出和每天得到补给的以外，也只需要有很少的储备。纱、铁等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把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领域中，商品储备，即商品各组成部分的储备，必然会这样减少）撇开不谈，[经营个人消费品的]商人也同样有：第一，迅速的交通工具，第二，可靠的、不断的、迅速的更新和供给。因此，虽然他的商品储备在数量上可能增加，但是这种储备的每一个要素存在于他的蓄水池，即存在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间会缩短。同他出卖的全部商品量相比，也就是同生产量和消费量相比，他的仓库在每个一定时刻所保存的、聚集的商品储备是不大的。在生产比较不发达的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些阶段再生产进行缓慢，——因而必然有较多的商品滞留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交通工具缓慢，联络困难，因此储备的更新往往发生中断，从蓄水池变空到它重新装满，即商品储备的更新，这中间要经过很长的间歇期间。这时就会发生和下述产品类似的情况：这些产品由于其使用价值的性质，它们的再生产要经过一年或半年，总之，要经过比较长的期间才能实现。
｛交通工具对于蓄水池变空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棉花为例来说明。由于利物浦和美国之间经常有船舶来往，——交通的迅速是一个因素，经常性是另一个因素，——所以用不着把全部棉花一下子运出去。棉花可以逐渐上市。（生产者也不希望商品一下子充斥市场。）棉花存在利物浦货栈内，诚然已经是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但是其数量——同这种商品的总消费量相比——已不象在船舶要经半年的航程、一年只从美国开来一两次时所需要的那样多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等可以大致根据他直接消费的多少来充实他的仓库，因为有了电报和铁路，就有可能随时把棉花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
流通蓄水池的特殊的充满现象（不是由于市场负担过重造成的充满，市场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要比在宗法式的生产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只是投机性的，只有在与价格的实际涨落或预料中的涨落有关的例外场合才会发生。
关于储备的这种相对减少，即处在流通中的商品量同生产和消费的总量相比而言的相对减少，见莱勒的著作、《经济学家》[100]、柯贝特的著作（有关的引文放在霍吉斯金之后）。[874]西斯蒙第错误地认为这是值得遗憾的事（也请参阅他的著作）[101]。
（诚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商品在市场停留的间歇期间的缩短，空间的范围相应扩大，或者说，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
“挣多少吃多少”的消费者，改变衣着就象改变意见一样迅速，而不是一件上衣等等一穿就是十年，这种情况和再生产的速度有关，或者说，不过是再生产速度的另一种表现。甚至那些不受使用价值的性质制约的物品的消费，也越来越在时间上和生产趋于一致，因而也越来越依附于现在劳动，并存劳动（因为实际上这里是并存劳动的交换），这一切都是同过去劳动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重要因素的程度相适应的，虽然这种过去本身总是很近的，而且只是相对的。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储备的建立同生产的不发展是多么紧密相联。在牲畜很难过冬的时候，冬天就没有鲜肉。一旦畜牧业克服了这一困难，由于必须以腌肉或熏肉代替鲜肉而产生的储备也就会自行停止。）
产品只有在它进入流通的场合，才成为商品。产品作为商品的生产，因而还有流通，会由于以下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异常扩大：
（1）大规模的生产，量，大批，也就是同生产者[对他自己的产品]的需要在数量上丝毫没有关系的生产；事实上，他是不是哪怕在最小的程度上消费自己的产品，这纯粹是偶然的。生产者只有在他生产自己资本的一部分构成要素时，才会大量地消费自己的产品。相反，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只是——或者主要是——超过自己需要的多余的产品才成为商品。
（2）同需要的日益增加的多样性成反比的产品的质的单一性。这一点会引起以前彼此联系着的生产部门较大程度的分离和独立，一句话，会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多，此外还会引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建立和商品种类的多样性的增加。（最后，在论述霍吉斯金之后，还要列举威克菲尔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商品的这种多样化即分化，有两类。第一，同一产品的不同阶段，以及加在产品上的中间劳动（也就是生产它的构成要素等的劳动）分化为不同的彼此独立的劳动部门；换句话说，同一产品在它的不同阶段转化为不同种类的商品。第二，由于有劳动和资本（或者说，劳动和剩余产品）游离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发现利用同一使用价值的新方法[从而出现新的种类的商品]。由于第一点中所谈到的那些变化，于是产生新的需要（例如，随着蒸气在工业中的利用，就出现对迅速和全面的交通工具的需要），因而也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方法，——或者是发现利用同一使用价值的新方法，或者是发现新原料，或者是发现对旧原料进行不同处理的新加工方法（如电铸术），等等。
这一切归结为一个产品在其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或者说状态中转化为不同的商品，或者归结为创造作为商品的新产品或者说新的使用价值。
（3）以前以实物形式消费 [注：这里指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消费。——编者注]大量产品的人口中的大多数转化为雇佣工人。
（4）租地农民转化为产业资本家｛地租随之转化为货币地租，总之，所有的实物交纳（赋税等，地租）转化为货币支付｝。总之：土地以工业方式经营，因而它的化学和机械的生产条件，甚至种子等等，牲畜等等，肥料等等都要新陈代谢，而不象从前那样只限于使用自己的粪肥。
（5）大量以前“不可让渡的”财物的变卖使它们转化为商品，仅仅由流通券构成的财产形式被创造出来。一方面是地产的让渡（在广大群众变得连任何财产都没有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他们例如把自己的住房当作商品的现象）。另一方面是铁路股票，简言之，各种各样的股票。
[（ｄ）霍吉斯金对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的见解的驳斥。霍吉斯金不了解资本拜物教化的真正原因]
[875]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霍吉斯金。
所谓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当然不是指商品从生产转入消费时存在于流通蓄水池中，存在于流通中，存在于市场上这种情况。如果这样来解释这种“积累”，那就等于说，产品是为了工人而流通，为了工人而成为商品，总之，产品作为商品的生产是为了工人而进行的。
同其他任何人[商品所有者]一样，工人必须首先把他实际上（虽然不是在形式上）出卖的商品即他的劳动转化为货币，然后才能把这些货币再转化为供消费的商品。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那末，分工（既然它以商品生产为基础），雇佣劳动，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商品流通，没有商品停留在流通蓄水池中，这种生产就不可能进行。因为真正说来，产品只有在流通中才是商品。工人必须在商品形式上取得他的生活资料，这对他来说，就象对其他任何人一样。
此外，工人与经营生活资料的商人相对立不是作为工人与资本家相对立，而是作为货币与商品，作为买者与卖者相对立。这里不存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除非是涉及商人自己的工人。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工人，只要他们是向商人购买，他们就不是作为工人与商人相对立。只有在商人向他们购买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流通的当事人撇开。
至于工业资本家，那末构成他的储备，即他的“积累”的是：
第一，他的固定资本——建筑物、机器等等，这些东西工人是不消费的，或者，他如果消费，那是在劳动过程中为资本家生产地消费；这些东西虽然是工人的劳动资料，但绝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
第二，他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不直接加入生产的那部分原料和辅助材料的储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减少的趋势。这些东西也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资本家为工人进行这种“积累”，不过是表示资本家为工人效劳，从工人那里夺走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并把他的这些劳动资料（这些东西本身不过是他的劳动的转化了的产品）变为剥削劳动的手段。当工人把机器和原料当作劳动资料使用时，他无论如何不是靠它们生活的。
第三，他的进入流通以前存在于仓库、货栈中的商品。这些商品是劳动的产品，而不是在生产期间为维持劳动自身而积累的生活资料。
因此，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不过是表示资本家必须拥有足以支付工资的货币，工人用这些货币从流通蓄水池中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如果就整个阶级来考察，就是买回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但是这些货币不过是工人所出卖和提供的那种商品的转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资料是为工人“积累”，如同生活资料是为他的资本家积累一样，因为资本家也用货币（同一商品的转化形式）购买消费资料等等。这些货币可以是单纯的价值符号；所以它们根本不一定是“过去劳动”的代表，而只是在每个人手中表示他所实现的价格——不是过去劳动（或以前的商品）的价格，而是这个人所出卖的同时劳动或商品的价格。是单纯的形式存在[102]。或者说，因为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工人也必须吃饭，而且不管他的产品的生产时间有多长，在生产时他总得消费生活资料，所以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就是指工人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资本家的产品，转化为资本，然后才能以货币的形式再拿回一部分这样的产品作为报酬。
[876]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这一过程本身说来，工人得到的是同时劳动的产品还是过去劳动的产品，是并行劳动的产品还是自己以前的产品，实际上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使霍吉斯金感兴趣的是下面一点：
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不管他自己的产品是否已经制成，他都必须消费）的一大部分以至绝大部分决不是以前的积累劳动。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在他生产自己的商品的同一天、同一周所生产的劳动产品。面包、肉、啤酒、牛奶、报纸等等就是这样。霍吉斯金也许还会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来劳动的产品，因为工人要用六个月内积攒的工资来购买只是在这六个月的末尾才制成的上衣等等。（我们已经看到，全部生产都以加入其中的各组成部分和表现为原料、半成品等不同形式的产品的同时再生产为前提。一切固定资本则以未来劳动作为其再生产的前提，它也要以未来劳动作为再生产自己等价物的前提，没有这个等价物，它就不能进行再生产。）霍吉斯金说，在一年之内，工人（由于谷物的再生产的性质，由于植物性原料等的生产的性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指靠”过去劳动。｛例如关于住房就不能这样说。有的使用价值，因其性质，只是逐渐磨损，它不是一下子被消费掉，而只是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劳动的这种产品存在于“市场”，决不是为工人而想出的某一特别行动的结果。工人在资本家为他“积累了”脏得要命的贫民窟之前，就早已“有了住房”。（关于这一点见兰格的著作[103]。）｝（且不说特别对工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量日常需要，而工人是几乎只能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的，——我们已经看到，生产和消费一般说来在时间上越来越趋于一致，所以，如果就整个社会来考察，社会全体成员的消费就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同时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依赖于同时生产的产品。）但是如果劳动操作延续若干年，工人就只得“指靠”自己的生产，“指靠”生产其他商品的工人的同时劳动和未来劳动。
工人总是必须在市场上取得作为商品的生活资料（因而他所购买的这些“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因此，这些生活资料相对地说是以前的劳动（即在它们作为产品存在之前就存在的劳动，但决不是在工人自己的劳动——即工人用其价格购买这些产品的劳动——之前存在的劳动）的产品。这些生活资料可能是与这种劳动在时间上一致的产品，对于“挣多少吃多少”的人来说，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正是这样的产品。
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末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商品生产的前提是，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取得他们自己所不生产的作为商品的消费品，或者说，商品一般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
（2）工人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在其作为商品同工人相对立的最后形式上，实际上是同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它们根本不是由资本家积累的）。
（3）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自己生产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同工人相对立的，前者作为不变资本，后者作为可变资本同他相对立；他的所有这些生产条件都表现为资本家的财产；而这些生产条件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以及工人的产品或其产品的价值部分地流回到工人手里，就叫作为工人“积累”流动资本。工人在他的产品完成之前总是必须消费的这些生活资料所以成为“流动资本”，是因为工人不是以自己过去的产品的价值或未来的[877]产品来直接购买生活资料或者进行支付，而是必须先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领取生活资料的凭证，即货币；资本家只是由于工人过去生产的、将来生产的或现在生产的产品才能够发给这种凭证。
霍吉斯金在这里力图证明工人是依靠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而不是依靠过去劳动，
（1）以便消除“积累这个用语”，
（2）因为“现在劳动”是同资本相对立的，而“过去劳动”则一直被政治经济学家们看作就是资本，是一种异化的、同劳动本身敌对的、独立的劳动形式。
但是对同时劳动，普遍地从它与过去劳动相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所以，霍吉斯金得出如下的结论：
资本或者仅仅是一种名称和托词，或者它表现的不是物，而是关系：一个人的劳动同其他人的并存劳动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后果，结果，被认为是由构成所谓流动资本的物造成的。商品在作为货币的一切存在上能否实现为使用价值，取决于同时劳动。（全年的[劳动]本身就是同时的[劳动]。）只有一小部分加入直接消费的商品是一年以上的产品，即使它们是这样的产品（例如牲畜等等），它们每年也需要新的劳动。所有需要一年以上时间的劳动操作都是建立在继续不断的年生产的基础上。
“资本家能够养活，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商品储备，而是由于他有支配一些人的劳动的权力。”（第14页）
然而是货币给每个人以“权力”，去支配“一些人的劳动”，支配已经物化在他们的商品中的劳动，以及支配这种劳动的再生产——在这个限度内也就是支配劳动本身。
在霍吉斯金看来，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诚然（霍吉斯金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粗陋见解相反，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到与物相对立的主体上，也可以说放到主体中的主观方面），每一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仅以工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形式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这种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并且每天都在更新的物质工具之中。｝这是形成出发点的真正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积累在这里就是把已承受下来的、被实现了的东西加以同化、继续保存并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把通过一切有机体即植物和动物的遗传而进行的“积累”看作促使有机体形成的动因；这样，不同的有机体本身就是通过“积累”而形成，并且只是活的主体的“发明”，是活的主体的逐渐积累起来的发明。但是对生产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前提。对动物和植物来说，这种前提就是它们外部的自然界，——因而既包括无机的自然界，也包括它们同其他动植物的关系。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也同样遇到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界（特别是已经转化为他自己活动的工具的自然要素）以及生产者彼此间的一定关系。这种积累一部分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一部分就单个工人来说是技能的代代相传。霍吉斯金说，在这种积累的情况下，任何流动资本都不会对大多数工人有什么帮助。
霍吉斯金指出，“商品〈生活资料〉储备”同总消费和生产比较起来单是不大的。而现有人口的熟练程度却始终都是总生产的前提，因而是财富的主要积累，是以前劳动的被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结果，不过这种结果是存在于活劳动本身中的。
[878]“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由于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流动资本也可以完成。”（第13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工人人数（从而现有工人人口的幸福或贫困）取决于现有的流动资本量，对于这种说法霍吉斯金正确地作了如下的评论：
“工人人数总是必须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或者，照我的说法，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第20页）
被认为由“流动资本”、由某种“商品储备”造成的东西，是“并存劳动”的结果。
所以，霍吉斯金用另外的话说：劳动的一定社会形式的作用被认为是由物，由这一劳动的产品造成的；关系本身被幻想为物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以商品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所固有的特点，这种混淆表现在商品上和货币上（霍吉斯金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资本上。[104]物作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由这些物在资本中造成的，就象这些物在自己的人格化中，在和劳动对立的自己的独立性中所具有的作用一样。假如它们不再以这种异化的形式和劳动相对立，它们[在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就不再能够产生这种作用。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是具有自己的意志、个性并与劳动敌对的劳动产物。霍吉斯金认为这纯粹是主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后面隐藏着剥削阶级的欺诈和利益。他没有看到这种表述方法是怎样从现实关系本身中产生的，没有看到后者不是前者的表现，而是相反。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105]但是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条件丧失了资本性质。
※ ※ ※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他人指出 [注：见本册第138—139和176页。——编者注]，“value，valeur” [注：价值。——编者注]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事实上，“value，valeur，Wert” [注：价值。——编者注]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梵文Wer的意思是‘掩盖、保护’，由此有‘尊敬、敬仰’和‘喜爱、珍爱’的意思。从这个词派生的形容词Wertas是‘优秀的，可敬的’意思；哥特文wairth，古德文wert，盎格鲁撒克逊文weorth，vordh，wurth，英文worth，worthy，荷兰文waard，waardig，德文wert，立陶宛文wertas（“可敬的，有价值的，贵重的，受器重的”）。梵文Wertis，拉丁文virtus [注：力量，优点，优秀的品质。——编者注]，哥特文wairthi，德文Wert。”[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第176页]
物的Wert [注：价值。——编者注]事实上是它自己的virtus [注：力量，优点，优秀的品质。——编者注]，而它的交换价值却和它的物的属性完全无关。
“梵文Wal的意思是‘掩盖，加固’；[拉丁文]vallo [注：用堤围住，加固，保护。——编者注]，valeo [注：成为有力的，坚固的，健康的。——编者注]；val-lus [注：堤。——编者注]——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东西；valor——是力量本身。”由此有[法文]valeur，[英文]value；“请把Wal同德文walle，walte [注：我支配，我照料，我管理。——编者注] ，英文wall[注：墙。--编者注]，wield[注：掌握，拥有。--编者注]作一比较。”[106][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第70页]｝
※ ※ ※
接着霍吉斯金转到固定资本。这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是在大工业里，在这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由社会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工具。
下面是关于固定资本的一段话：
“所有的工具和机器都是劳动产品……当它们只是过去劳动的结果而不由工人加以适当使用时，它们就不能补偿制造它们的费用……如果它们闲置不用，其中大部分就会失去价值……固定资本之所以有用不是由于过去劳动，而是由于现在劳动，它给自己的所有者提供利润不是因为它被积累，而是因为它是获得对劳动的支配权的手段。”（第14—15页）
这里终于正确地抓住了资本的性质。
[879]“各种工具制成以后，它们本身能生产什么呢？什么也不生产。相反，如果它们不由劳动利用或使用，它们就会开始生锈和毁坏……是否应当把某一工具看成是生产资本，这完全要看它是否被某个生产工人所使用。”（第15—16页）“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道路修建者应当得到一部分只有道路使用者才能从道路得到的利益；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这些利益都应当属于道路本身，并且由那些既不修建道路也不使用道路的人以他们的资本的利润为名据为己有。”（第16页）
“蒸汽机的巨大效用并不是取决于铁和木料的积累，而是取决于对自然力的实际的活的知识，这种知识使一些人能够制造机器，使另一些人能够操纵机器。”（第17页）
“没有知识，它们〈机器〉就不可能发明，没有机器制造工人的灵巧和技能，它们就不可能制造出来，而没有技能和劳动，它们就不能在生产上使用。但是知识、技能和劳动却是资本家能够据以要求获得产品的一个份额的唯一因素。”（第18页）
“当人们把若干代人的知识继承下来并且大群地生活在一起时，他们就有可能用他们的智力来完成自然界所做的事情。”（第18页）
“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量，而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质。”（第19页）
“作为供养和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的固定资本，在其效率方面完全取决于工人的熟练程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就固定资本来说，是和人民的知识和技能成比例的。”（第20页）
[（ｅ）]复利；根据复利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只要略微看一看，任何人都会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简单利润不会减少，只会增加，也就是说，同量劳动，前一时期生产100夸特小麦和100台蒸汽机，现在会生产更多一些……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内现在靠利润过富裕生活的人比过去多得多。然而很清楚，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发明才能，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也就是从“简单利润”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107]”（第23页）
例如，如果利润不断重新积累起来，资本100，按10％计算，过20年后就是约673，因为小的差数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700。这样一来，资本在20年内就增加了六倍。照这样的规模，如果仅仅是单利，资本每年应该提供的就不是10％，而是30％，也就是说提供大两倍的利润，我们把年数增加得越多，在计算每年的单利的时候利息率或利润率就提高得越多，资本越大，这种提高也就总是越快。
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积累无非是利息再转化为资本（因为这里对于我们的目的，即对于这种计算的目的来说，利息和利润被看作是等同的），——因而是复利。今天资本是100；它产生利润（或利息）10。把它加到资本上，得110，这就是现在的资本。因此，它提供的利息就不只是资本100的利息，而是（100Ｋ＋10Ｚ）的利息，即复利。这样，在第二年末就是（100Ｋ＋10Ｚ）＋10Ｚ＋1Ｚ＝（100Ｋ＋10Ｚ）＋11Ｚ＝121。现在这就是第三年开始时的资本。在第三年是：
（100Ｋ＋10Ｚ）＋11Ｚ＋12．1Ｚ，于是资本在第三年末便是133.1。
[880]我们在复利上加上一撇，就得出下表：
资本 利息 总额第一年100 10 110
第二年100＋10＝110 10＋1′ 121
第三年100＋20＋1＝121 10＋2′＋0.1′ 133.1
第四年100＋30＋3.1＝133.1 10＋3.31′ 146.41
第五年100＋40＋6.41＝146.41 10＋4.641′ 161.051
如此等等。
在第二年资本包含的利息（单利）额是10。
在第三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21。
在第四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33．1。
在第五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46．41。
在第六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61．051。
在第七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77．1561。
在第八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94．87171。
在第九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114．358881。
换句话说，在第九年就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资本[这时资本等于214．358881]是由利息构成的，可见资本中由利息构成的部分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 我们看到，二十年后资本就会增加六倍，然而即使按照马尔萨斯的“最极端的”假定，人口也只能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一倍。但是我们且假定，人口在二十年中增加一倍，因而工人人口也增加一倍。如果算出每年的平均结果，那末利息应当是30％，比它原来大两倍。但是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在二十年中已增加一倍的人口（在这二十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中，新的一代还不能劳动；尽管有儿童参加劳动，这新的一代在这个期间也几乎有一半时间不能劳动）只能比以前完成多一倍的劳动，因而也只能完成多一倍而不是多两倍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因而还有利息率）是这样决定的：
（1）假定剥削率不变，利润率决定于在业工人人数，决定于所使用的工人的绝对量，因而决定于人口的增长。虽然所使用的工人的绝对量增加了，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发展，它对所使用的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却降低了（因此，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会下降）。同样，整个人口也绝对不会象复利那样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明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的增加，但同时又可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2）利润率决定于正常工作日的绝对量，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因此，利润率能够由于劳动时间超出正常工作日以外的延长而提高。但是这有它的身体界限和——不久以后——它的社会界限。随着工人推动更多的资本，同一资本会支配更大量的绝对劳动时间，——[881]这是没有疑问的。
（3）如果正常工作日不变，剩余劳动能够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加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跌价而相对增加。但是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使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比方说用两个人代替20个人，不管绝对剩余劳动时间或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要使这两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等于20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即使这20个人每天只完成两小时的剩余劳动，他们提供的剩余劳动就有40小时，而两个人一天生活的全部时间只有48小时。
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按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高的比例降低的。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也会在一切不（直接或者间接）生产必需品的部门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不引起劳动价值的任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的特点是，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这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加以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此外，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农产品比其他商品贵，因为农产品是按其价值支付的，而不会降低到费用价格的水平。但是，农产品是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还有一点：由于竞争的规律，如果有1/10的土地在耕种时花费较贵，其余9/10的耕地也会“人为地”受到这种相对不肥沃的严重影响。
为了在资本积累时利润率保持不变，利润率实际上就必须提高。如果资本总是提供10％的剩余劳动，那末，在按照复利进行积累以及所使用的资本因而增加的情况下，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按照复利增长的级数多提供两倍、三倍、四倍的剩余劳动，——这是荒谬的。
工人推动的、其价值通过工人的劳动保存和再生产的资本量，是和工人追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如果资本量＝1000，追加劳动＝100，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便是1100。如果资本量＝100，追加劳动＝20，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便是120。利润率在前一场合＝10％，在后一场合＝20％。然而从100中可以比从20中积累得更多。因此，资本的源流｛撇开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贬值的情况不谈｝——或者说资本的“积累”——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于利润率的高度滚滚向前。这一点可以说明，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按量来说）还是增加，至于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利润率即使降低的情况下，可能比在生产率低而利润率高的情况下积累更大一部分收入，那就更不用说了。高利润率（只要它以高剩余价值率为基础）在劳动生产率虽然不高但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是可能的。高利润率之所以可能，[还]因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因而工资的最低额也很小。与工资最低额的微小相适应的是劳动精力的缺乏。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利润率高，资本的积累却很慢。人口停滞，而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很多，虽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少。
[882]虽然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提高，利润率也会下降，对于这一点我曾这样解释过：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也就是说，活的现在劳动同所使用的和再生产出的过去劳动相比减少了。 [注：见本卷第2册第498页和676页。——编者注]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小册子的作者则用工人不可能满足“复利”的要求，即不可能满足资本积累的要求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
“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发明才能，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也就是从“简单利润”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注：见本册第329页。——编者注]（同上，第23页）
从总的意思来说这是一样的。我说，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因为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会增加，这就是说，如果撇开资本各部分的一定形式不谈，所使用的资本同所使用的劳动相比会增加。利润下降并不是因为工人被剥削得少了，而是因为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所使用的劳动总的来说是少了。
例如，假定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1∶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资本＝1000，那末，ｃ＝500，ｖ＝500；如果剩余价值率＝50％，那末，500的50％＝50×5，即250。因此，利润率将是1000分之250，即250/1000，或1/4，即25％。
如果总资本＝1000，ｃ＝750，而ｖ＝250，那末，在剩余价值率为50％的情况下，250提供125。而利润率将是125/1000，即1/8，或12+（1/2）%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使用的活劳动比第一种情况下[少]。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工人的工资一年等于25镑，那末在第一种情况下，工资为500镑时就雇用20个工人，在第二种情况下，工资为250镑时就雇用10个工人。同一笔资本1000镑在一种情况下雇用20个工人，在另一种情况下只雇用10个工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总量和工作日数之比是1000∶20；在第二种情况下是1000∶10。在第一种情况下，20个工人中每个工人摊到所使用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50镑（因为20×50＝500×2＝1000）。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工人摊到所使用的资本100镑（因为100×10＝1000）。与此相应，资本中用于一个工人的工资部分，在两种情况下却是一样的。
我提出的公式包含一个新的论据，它说明为什么在进行积累时，较少的工人会摊到同量的资本上，或者同样可以说，为什么较大量的资本会摊到同一劳动上。无论我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1个工人摊到的所使用的资本等于50，在另一种情况下，1个工人摊到100单位的资本，也就是只要1/2个工人就摊到50单位的资本；因此，无论我是说，在一种情况下1个工人摊到50单位的资本，在另一种情况下，1/2个工人摊到50单位的资本，还是说，在一种情况下50单位的资本摊到1个工人身上，而在另一种情况下，50×2单位资本摊到1个工人身上，这都是一回事。
霍吉斯金等人正是运用了这后一个公式。在他们看来，积累一般来说就是要求复利，就是说，有更多的资本摊到同一个工人身上，这个工人现在应当按照摊到他身上的资本量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因为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按复利增加了，而他的劳动时间却相反地具有十分明确的界限，“任何生产力”也不能把他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符合这些复利所要求的程度，所以这里“经常会遇到一种平衡”。这时“简单利润”则保持不变或者甚至会增加（这种“简单利润”实际上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在单利形式的背后开始隐藏着复利。
[883]其次，很明显：如果复利＝积累，那末，撇开积累的绝对界限不谈，利息的这种形成取决于积累过程本身的规模和强度等等，即取决于生产方式。要不然，复利就无非是以利息形式占有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就象过去在罗马以及在一般放高利贷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样。
霍吉斯金的看法是：原来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比方说是50镑，同时假定工人要为50镑资本提供25镑利润。过了几年，由于一部分利息转化为资本，并且年年这样重复，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已经是200镑了。如果每年的利息是50％，而且总是全部变成资本，那末这个过程不到四年就可以完成。工人象过去要为50镑资本提供25镑利润一样，现在应当为200镑资本提供100镑利润，即比过去提供的多三倍。但这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必须多劳动三倍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以前他一天劳动12小时，现在就要劳动48小时，或者劳动价值必须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四分之三。
如果工作日等于12小时，年工资是25镑，工人一年提供25镑利润，那末，他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必须同为他自己劳动的时间相等，即6小时，或者说，半个工作日。如果工人必须提供100镑利润，那他就要在12小时当中为资本家劳动4×6小时，而这是荒谬的。假定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不能在15小时劳动当中提供24小时。他更不能在15小时的工作日中提供30小时，而这30小时是必需的，因为他要为资本家劳动24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如果他们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用来为资本家劳动，他也只能提供50镑，即只能使“利息”增加一倍——为200镑资本提供50镑利润，而他以前为50镑提供了25镑利润。以前利润率是50％，现在是25％。但是在资本为200镑的情况下，要得到25％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还须生活。不论生产力怎样增长，如果12小时所创造的价值仍然如上例那样等于75镑，那末24小时所创造的价值等于2×75，即150镑。因为工人必须生活，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150镑利润，更不用说提供200了。他的剩余劳动始终不过是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象洛贝尔图斯先生那样 [注：见本卷第2册第89—90页。——编者注]，认为利润永远不可能等于100％。如果利润按整个工作日计算，利润便永远不能等于100％（因为在整个工作日中利润本身已计算在内），但是就工作日中被支付的部分来说，利润完全可能等于100％。
例如在上例中，利润是50％：
资本：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25 25 25 100％ 50％
这里占工作日一半的利润等于全部产品的1/3。 [884]如果工人把3/4的工作日给资本家，那就是：
资本：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25 12+（1/2）
总资本
37+（1/2） 37+（1/2） 300% 100%
折算成100便得出：
资本：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66+（2/3） 33+（1/3） 总资本
100 100 300％ 100％
现在我们更详细地来考察一下，在这种见解的背后会隐藏着什么东西，根据这种见解，利润下降是因为在积累进程中利润不是“简单利润”（因此，对工人的剥削率不会降低，却象霍吉斯金所说的会提高），而是“复合利润”，但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赶不上复利的要求。 首先应当指出，这一点需要有进一步的规定才能一般具有意义。当作积累（即占有剩余劳动）的产物来看——这种看法就整个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一切资本都是由利润构成（由“利息”构成，如果这个词被看作和利润等同而不是和“借贷利息”等同）。因此，如果利润率＝10％，那末这就是“复利”，利润的利润。完全不能理解的是，在经济上10/100和11/110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样就会得出结论：“简单利润”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简单利润也应当下降，因为这种简单利润实际上同复合利润一样是复合的。如果把问题看得狭窄些，即仅仅指生息资本，那末，复利会吞没利润而且吞没的比利润还多；生产者（资本家或非资本家）必须付给放债人复利，这意味着他除利润外不得不逐渐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也付给放债人。
所以，首先必须指出，霍吉斯金的见解只有在假定资本比人口，即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就是后一种增长也是相对的。资本的本性就是使一部分工人过度劳动，把他们弄得疲惫不堪，把另一部分变为赤贫者。）如果人口和资本增加的程度相同，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能用100镑从ｘ个工人身上取得的剩余劳动，就不能用800镑从8ｘ个工人身上取得。[885]8×100Ｋ对8ｘ个工人提出的要求，不会比100Ｋ对ｘ个工人提出的要求更多。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即使人口和资本增加的程度相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不变资本靠减少可变资本而发展的结果，也会使一部分人口成为过剩人口。）
｛“你分配它们〈商品〉是为了促使劳动的供给更多还是更少，你是在它们将成为劳动条件的地方分配它们，还是在它们将鼓励游手好闲的地方分配它们，这一点对劳动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7页）“不断增加的人口的数目会促进这种劳动供给的增加。”（同上，第58页）
“如果商品不能支配它以前所支配的那样多的劳动量，那末这只有在这一劳动生产的产品不比过去多的地方才有意义。如果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那末尽管现有的商品量现在支配的劳动量比过去少，生产也不会缩减。”（同上，第60页）
这一点是针对马尔萨斯的。的确，生产不会缩减，但利润率会减低。“商品量支配劳动”这样一些厚颜无耻的说法包含了马尔萨斯的价值规定 [注：见本册第8—10页和第24页。——编者注]中所具有的同样的厚颜无耻。“商品支配劳动”这种说法对资本的性质是极好的和充分的说明。
就是这个作者，对威斯特作了正确的评论：
“《论资本用于土地》的作者说，如果资本大量增加，劳动将获得较高的报酬，而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利润很高的时候才会发生。他补充说：‘资本利润越多，劳动工资就越高。’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这里漏掉了几个字：‘已经得到的资本利润越多……劳动工资就越高’……高利润和高工资不会同时发生；它们不会在同一桩交易里发生；一个妨碍另一个，并降低其水平。同样可以这样来论述：‘商品的价格最高时，商品的供给也增加得最快，因此大量的供给和高的价格是一起前进的。’这是把因果混为一谈。”（同上，第100—101页）｝
因此，只有当（由于积累过程）同一个工人必须推动更多的资本，或者说，当资本同劳动相比增加了的时候，也就是当例如原来是100的资本由于积累变为110，而原来提供剩余价值10的同一个工人必须适应于资本的增长提供剩余价值11，即提供复利的时候，霍吉斯金的论点才有意义。所以，不仅工人过去推动的同一资本在它被再生产出来以后必须提供相同的利润（“简单利润”），而且这个资本已经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增大起来，工人现在必须第一，为原有资本（或资本的价值）提供剩余劳动，第二，还要为他自己的已被积累起来的即资本化了的剩余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既然这一笔资本每年都在增长，同一个工人就必须不断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动。
但是一般说来，要在同一工人身上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第一种情况。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要在同一个工人身上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就只有使工人延长他的绝对劳动时间，例如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劳动15小时，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即在12劳动小时内完成15小时的劳动，在4小时内完成5小时的劳动，或者说，在4/5小时内完成5/5小时的劳动。因为工人在一定的时数里把自己的生活资料再生产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得到3小时，就象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样，而实际上这里是劳动增加了，而不是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如果劳动的这种强化推广到一切劳动部门，那末商品的价值就必然按照它所化费的劳动时间的减少而下降。这种强度就会成为劳动的平均强度，成为劳动的自然性质。如果劳动的这种强度[886]只是发生在某些部门，这就等于复杂劳动，即自乘的简单劳动。于是较紧张的一小时劳动的某一部分就会等于较松弛的一小时劳动，它们创造同样的价值。例如，在上述情况下，4/5小时的较紧张劳动，就和5/5即1小时的较松弛劳动创造一样多的价值。
延长劳动时间和通过更大的劳动强度，即通过所谓的压缩劳动空隙来增加劳动，这两者都有其界限（尽管例如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都是劳动17小时，有时还更多），有十分明确的身体界限，而当达到界限的时候，复利，“复合利润”就会停止。
在这些界限内会出现下列情况：
如果资本家对劳动的延长或强化不予支付，他的剩余价值（利润也一样，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变的话，因为我们假定生产方式不变）——（在上述情况下）他的利润——将比他的资本增长得快。他则不为增长的资本支付任何必要劳动。
如果他按照与过去相同的比例支付追加劳动，剩余价值就会和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长。利润就会增长得更快。因为这里固定资本的周转更快；同时机器的磨损加快的程度不会象它的使用加快的程度一样。固定资本的支出会减少，因为同时劳动的200个工人比延长工作日的100个工人需要更多的机器、建筑物等等。同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所需的监工等等也较少。（这种情况给资本家造成了一种极其惬意的机会：他可以不再经过任何困难就能根据市场的情况扩大或缩减他的生产。此外，这种情况会增加他的权力，因为一部分工人劳动负担过重，相应地就会有失业的和半失业的后备军，因而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加剧。）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纯粹的算术比例没有被破坏，而且这里的唯一情况是它们两者都能以相同的程度增加，但是对劳动的剥削却增加了，——在工作日延长的情况下是这样，在工作日强化（紧张化）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只要在这种强化的同时工作日不缩短（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缩短了他的劳动能力的存在期限，在比他的工资的增加大得多的程度上消耗了他的劳动能力，而且更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但是这后一种情况且撇开不说，如果工人在正常工作日的情况下，假定能活20年，而在工作日延长或强化的情况下只能活15年，那末，在一种情况下他是在15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是在20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能力的价值必须在15年内被补偿，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20年内被补偿。
如果每年支付5％，价值100经过20年将得到补偿，因为5×20＝100。如果每年支付6+（2/3）%，价值100经过15年将得到补偿。但是在上面所考察的情况下，工人从追加的3小时中得到的只是相当于按20年计算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一天的价值。假定他的劳动是8小时必要劳动和4小时剩余劳动，那末他从每1小时中得到2/3小时，因为12×2/3＝8。与此相应，他从3小时的额外时间中得到2小时，或者说，从每1小时额外时间中得到2/3小时。但是只有在假定他的劳动能力存在20年的情况下，这才是他1小时劳动能力的价值。如果工人出卖劳动能力的时间只有15年，那末每小时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还要相应提高。
对未来的预支——真正的预支——一般说来在财富生产上只有对工人和对土地来说才有可能。由于过早的过度紧张和消耗，由于收支平衡的破坏，工人和土地的未来实际上可能被预支和被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两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至于所谓的预支，例如公债，那末关于对未来的这样一种预支，莱文斯顿正确地指出：
[887]“他们[公债制度的维护者们]宣称，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开支转嫁到未来，并且坚决主张为了满足现在这一代人的需要可以加重后一代人的负担，这在实际上等于荒谬地认为，可以消费尚未存在的东西，可以在种子播入土地以前就吃粮食。”（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第8页）“我们的政治家们的全部智慧就是大规模地把一批人的财产转到另一批人的手里，就是建立巨额基金以奖励投机和盗窃国库。”（同上，第9页）
工人和土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被支出的东西是作为力量而存在的，由于这种力量的加速支出，它的寿命就缩短了。
最后，如果资本家对额外时间，比对正常劳动时间不得不支付更多的报酬，那末照上面所说的，这绝不是工资的提高，而只是对额外时间的提高了的价值的补偿，而且追加的工资很少能达到为此所必需的高度。实际上，在工人进行额外劳动的时候，不仅额外时间应当有较好的报酬，而且每一个劳动小时都应当有较好的报酬，以便劳动能力的较快消耗也能多少得到点报酬。
因此，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劳动的更大剥削。同时在所有情况下，剩余价值都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相对]减少，而且利润率也会下降，只要这一点不被不变资本的节约抵销的话。[887]
[887]因此，这就是随着资本积累——随着“复合利润”的出现——利润率必然下降的一种情况。如果资本300（第一笔）的利润率等于10％（因而利润是30），而追加资本100的利润率等于6％，那末资本400的全部利润便是36。因此总的来说，100的利润是9。利润率从10％降到9％。
但是，已经说过，在这个基础上（即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点以后，追加资本的利润不仅一定会减少，而且会完全消失，于是以这种“复合利润”为基础的一切积累一定会停止。在这种场合，利润的减少是和对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联系在一起的，利润在一定点上的消失，不是因为工人或其他什么人得到了自己的全部产品，而是因为在体力上劳动不可能超过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也不可能把劳动强度增加到超过一定的程度。
第二种情况。在工人数量不变时，每个工人可以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因而追加资本可以被用于、被花费于加强对同一数量工人的剥削的唯一的另外一种情况，[888]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生产方式。这种情况决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有机比例的改变。换句话说，这里资本同劳动相比的增加，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以及一般来说同可变资本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的增加，是等同的。
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见解可以归结为我所阐述的一般规律。
剩余价值即对工人的剥削增加了，但是同时利润率下降了，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活劳动量同推动它的资本相比，一般来说相对地减少了。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会在资本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一个较小的部分会在利润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
｛这样就产生了查默斯牧师的幻想：年产品中资本家用作资本的量越小，他们吞掉的利润就越大；[108]于是，“法定教会”[23]就来帮助他们，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消费，而不要把它资本化。这个该死的牧师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而且利润量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花费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这一较小百分比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了。但是，这同时需要资本的集中，因为现在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需要由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使小资本家“丧失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在另一种形式上的分离（因为小资本家还有较多的自己的劳动。总的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如果没有抵销这种向心力的离心倾向同向心力一起在经常起作用，那末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告终；对于这种离心倾向，这里我们不去考察，因为这是属于论资本的竞争那一章），——这种分离，形成资本和原始积累的概念，然后在资本的积累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在这里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补偿劳动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剩余劳动和所花费的资本的比例不是按照所使用的劳动的相对量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这种情况之所以造成，部分地是由于：只有当一定的投资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发展，劳动价值，或者说，必要劳动量才会减少，即使在这些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并且还会有各种抵销因素发生作用；例如，工人本身虽然不能阻止工资下降（就价值来说），但是他们不会容许工资绝对降到最低限度，反而会努力争取在量上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富。
但是剩余劳动的这种增加也是相对的，并且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有可能。要使它适应复利的要求，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等于零，就象在前面所考察的那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时间]必须无止境地延长那样。
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由[劳动的]供求的变化，或者由必需品价格（同奢侈品相比）暂时的提高或降低（这种暂时的提高或降低又是由供求的这种变化和由此造成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的）造成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所决定的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的一般规律[889]没有任何关系，正象商品市场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同商品价值的规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这一点应当放在工资的现实运动那一章来考察。如果供求关系对工人有利，工人的工资提高，那末某些必需品的价格，特别是食品的价格就可能（但决不是必然）随之暂时提高。关于这一点，《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一书的匿名作者正确地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对必需品的需求同对非必需品的需求相比会增加，以致这两种需求之间的比例，同他行使这种权力〈即资本家支配商品的权力〉以获得物品供自己消费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必需品将因此同数量更多的一般物品交换……这些必需品至少有一部分会是食物”。（第21—22页）
接着，匿名作者正确地发挥了李嘉图的见解：
“于是，不管怎样，谷物价格的提高并不是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使利润降低）的最初的原因，而是相反，首先工资的提高是谷物价格提高的原因，其次，土地的性质（由于这种性质，耕作加强时收成相对地越来越少）使一部分这种价格的提高成为永久性的，并阻止人口规律对已有的工资增加产生充分的反作用。”（第23页）
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一小册子的作者都是用活劳动不可能满足“复利”的要求来解释利润的下降，他们对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比起斯密和李嘉图来，还是大大接近于真理，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是用工资上涨来解释利润下降的：一个是用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的上涨来解释，另一个是用名义工资的上涨，其实不如说是实际工资的降低来解释。霍吉斯金和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都以健全的理智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资本的发展，靠利润过活的人数相对地增加了。
[（ｆ）霍吉斯金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现在还要从霍吉斯金的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中举几个结论性的论点。
对产品的交换价值，即对包含在商品里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论述：
“几乎每一个艺术和技能的产品都是联合劳动和结合劳动的结果。”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人是依赖于人的，这种依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以致任何个人的任何劳动如果不构成大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就未必……会有丝毫价值。”
｛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下面这一论点：商品生产，或者说，作为商品的产品生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
“……在实行分工的地方，在工人能够实现他的收入以前，已有别人对这种或那种劳动的评价参加进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从某种联合操作例如制造呢绒的操作开始，直到在共同努力制造这一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人之间分配其产品为止，这中间不止一次地有人对这种或那种劳动的评价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在这个共同产品之中有多少应当归于用联合劳动来生产它的每一个个人。[890]除了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人自己去自由评价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第25页）
“我必须补充一点，未必有一种劳动会比别的劳动更有价值。毫无疑问，一切劳动都是同样必需的。”（第26页）
最后，霍吉斯金谈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
“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第27页）“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第30页）
“资本家是在各种工人之间从事压迫的中介人。”如果排除了资本家，那末“非常清楚，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能力，和并存劳动就是一个东西；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也是一个东西。因此，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意思。在自然界的体系中，口是同手和智慧结合在一起的”。（第33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社会劳动的不同因素在相互关系中所具有的并以资本为代表的异化形式一起消失。这便是霍吉斯金的结论。
※ ※ ※
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劳动条件的集中。它是劳动条件对工人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化。它的历史活动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活动——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这样就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它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分离和独立。
资本的积聚。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吸引力。资本和劳动的中间结合体的丧失资本。这不过是下述过程的最后一级和最后形式：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生产在取得这种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的同时，转化为社会生产，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这就是社会劳动以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公共使用。资本家作为上述过程，即同时加速这一社会生产，从而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的职能执行者，就依照他们以社会名义为自己刮取收入以及作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社会劳动的指挥者而飞扬跋扈的程度日益成为多余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和封建主一样，封建主的要求连同他们的服务，就曾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变成了纯粹是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ⅩⅤ—890]
[（ｇ）霍吉斯金的基本论点在其《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表达]
[ⅩⅧ—1084]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
“容易的劳动只是留传下来的技能。”（第48页）“因为由分工产生的一切利益自然集中在工人那里并属于工人，如果工人被剥夺了这些利益，如果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工人的技能不断提高而发财致富的只是那些从来都不劳动的人，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定是非正义的占有，是发财致富的人的篡夺和抢劫，是陷于贫困的人的同意俯首听命。”（第108—109页）
[1085]“如果把工人的繁殖仅仅同资本家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相比较，那末工人确实是繁殖得太快了。”（第120页）
“马尔萨斯指出，工人人数的增加对每个工人从年产品中得到的份额的减少有影响，其假定是：这一产品在工人中间进行分配的那一部分是一定的和固定的量，决不是由工人一年中所生产的东西调节的。”（第126页）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尺度；但是劳动，这个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第186页）
关于货币对财富增加的影响，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
“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小量的容易毁坏的产品来换取某种不易毁坏的东西，那末他就不会被诱惑去抛弃那些容易毁坏的产品了。这样，货币的使用就会防止浪费，从而增加财富。”（第197页）“零售商业的主要好处是由这种情况决定的：商品最适于生产的量并不是商品最适于分配的量[对个人消费来说]。”（第146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看来，都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第238页）
关于资本积累，霍吉斯金所说的同他在前一部著作中所说的几乎一样。但是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是把那些主要段落引证如下：
“我们现在仅仅来考察一下例如固定资本——这是对那些断定资本有助于生产的人最有利的题目。必须区别资本积累的结果极不相同的下列三种情况：（1）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是同一个人。非常明显，他生产和使用的工具在他手里的任何积累都会减轻他的劳动。工人生产和使用这种工具的能力就是这种积累的界限。
（2）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是按公平的比例分配共同劳动产品的不同的人。资本可以由一个工人生产，而由另一个工人使用；他们按照每一个人在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比例分配商品……但是这一事实我宁可这样来说明：社会的一部分生产工具，而另一部分却使用工具，这样便形成能够提高生产力和增长公共财富的一定的分工部门。只要这两类工人的产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他们生产和使用的工具的积累和增加，就会象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是同一个人时一样地有益。
（3）资本是既不生产它也不使用它的那一类人的财产……资本家只是工具的所有者，他本身不是劳动者。他无论怎样也不能促进生产。”
｛换句话说，促进生产的是工具，而不是某个Ａ对这种工具所具有的所有者的头衔，不是工具属于非劳动者这种情况。｝
“资本家占据一个工人的产品并把它转交给另一个工人——或者象多数种类的固定资本那样转交一个时期，或者象工资那样永远转交出去，——只要资本家认为这一产品的利用或消费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就转交。资本家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他绝不容许落到他手里的一个工人的产品被另一个工人利用或消费。他使用或出借自己的财产，为的是在工人的产品或者说自然收入中得到一份；这种财产在他手里的任何积累，都不过是他支配劳动产品的权力的扩大，并且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发展。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资本家，整个产品的所有者，只要他除了维持工人生活的费用以外得不到利润，他就既不会允许工人生产工具，也不会允许工人使用工具，所以很明显，这里对生产劳动设置的界限比自然界规定的界限要狭窄得多。随着资本在第三者手里的积累，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利润额增加了，从而给生产和人口的增加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在工人从来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当前社会状况下，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会使要求于工人的利润额增加，并且使仅能保证工人过舒适生活的一切劳动成为不可能……既然承认劳动生产一切，甚至生产资本，那末把生产力说成是由劳动所生产和使用的工具造成的，便是荒谬的了。”（第243—247页）“工资不会象工具那样使生产变得容易……劳动，而不是资本，支付一切工资。”（第247页）
[1086]“资本家的大部分预付是由支付的诺言构成的……
纸币的发明和使用显示了资本决不是积蓄的某种东西。只要资本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财富或支配他人的劳动而不得不拥有真正积累起来的贵金属或商品，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真正积蓄的结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资本的积累。但是，当发明了纸币和印在羊皮纸上的有价证券，当只有这么一张羊皮纸的人就能得到纸片形式的年收入，并且由于有了这些小纸片，他就可以得到供他使用或消费的一切所需的东西，而如果他不把所有这些小纸片都花光，他在年终就比年初更富，或者说，就有权在第二年得到更大量的纸片，于是他就有更大的支配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时就非常明显，资本不是积蓄的结果，单个资本家发财致富不是由于真正的物质的积蓄，而是由于他做了一件使他能够……从他人的劳动产品中得到更多东西的事情……
呢绒厂主有用以支付工资的铸币或纸币。他的工人用这种工资去交换别的工人的产品，这种工资不论是铸币还是纸币，后者都不会保存起来；它又回到厂主那里，厂主又拿出他自己的工人制造好的呢绒来和工资交换。他又用返回来的铸币或纸币支付工资，这些铸币或纸币又进行同样的循环……
把体现在机器上的知识和技能给予劳动的一切巨大帮助都只归功于他的〈资本家的〉财产，而不管这种财产是用来支付工资还是表现为有用的工具……矿工、熔炼工、锻工、机械工、司炉和无数其他的人的联合劳动，而不是死的机器，完成着蒸汽机所做的一切……按照通常的说法，工人的这种技能的生产力被认为是由它的有形产品即劳动工具造成的，既不生产工具，也不使用工具，而只是工具的所有者的人，却自认为是最生产的人。”（第248—251页）
霍吉斯金对于“资本流往国外的危险”的议论的反驳，对于把资本利息看作发展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观点的反驳，或者说对于积蓄理论的反驳，见第Ⅸ本札记本第47页[109]，要在论庸俗经济学家一章中谈这一点。
“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和消费两者也都增长，国民财富的积累或增长的概念无非就是这样。”（第257页）[ⅩⅧ—1086]
[（ｈ）霍吉斯金论资本的权力以及论财产权利的变革]
[ⅩⅢ—670ａ][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甚至大部分土地也被资本家买去。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第98页）“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由于复利的增长而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第98页注）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第99页）[ⅩⅢ—670ａ]
[23]“法定教会”（《Established Church》）是指英国国教会。——第56、344页。
[87]“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this incredible cobbler》）——《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麦克库洛赫的称呼。见前面正文第203页。——第260、294页。
[94]霍普金斯的著作《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影响》（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中有关的段落，马克思在《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一章中引用过（见本卷第2册第151页）。——第291页。
[95]马克思指英国的流行的说法“capital employs labour”（“资本使用劳动”），这种说法反映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实质本身。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Ⅺ本上在揭示“资本的生产性”的含义时写道“……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见本卷第1册第419页；并参看第1册第73页、第2册第479页和本册第122—123页）。——第292页。
[96]手稿这个地方的页码弄乱了：在第864页之后，正文转入第867页，接着是第868、869、870、870ａ页，然后是第865、866页，最后是第870ｂ、871、872页等等。从不衔接的一页转到另一页，是马克思自己指出的。——第292页。
[97]马克思引用他在当时（1862年10月）还没有写成的关于原始积累的一节，按照马克思的计划（见本卷第1册第446页），这一节应当放在《剩余价值理论》一节之前。这一节的初稿包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年莫斯科版第363—374页）。——第299页。
[98]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前几章批判地分析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时谈到了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特别提到某种商品的一切要素必须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见本卷第1册第96—98和136—137页以及第2册第538—539、552和553页）。——第307页。
[99]柯贝特关于市场总是商品充斥和关于供给总是超过需求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15—117页上作了说明。——第315页。
[100]《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316页。
[101]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一卷第4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随着贸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现有商品储备减少的问题。——第316页。
[102]这里马克思把货币描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blosses Formdasein》）是在如下的意义上：货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实际存在的，但在[交换]过程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用价值才得到实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页）。——第321页。
[103]马克思指（小）赛米尔·兰格的著作《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第149—154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注115中引了这本书里描写资本主义大城市中工人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的一段话。——第322页。
[104]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25、37—39和144—146页）中谈到过。——第326页。
[105]大约在这些关于霍吉斯金的论述以前半年，马克思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布雷的一节中顺便引用了布雷这样几句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见本册第356页）。——第326页。
[106]马克思在1864年6月16的信里告诉恩格斯说，这些不同的印欧语词的对照，是从“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那里引来的，而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自己不相信这些对照都有充分根据。“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就是《试论哲学词源学》（1844年布鲁塞尔版）一书的作者奥诺莱·约瑟夫·夏韦。在引自夏韦著作的第二段引文中法文“valeur”和英文“value”是马克思自己加上去的。——第327页。
[107]在霍吉斯金的小册子里，紧接这段话的一个句子说明，霍吉斯金在这里说的“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指的是：“资本家允许工人有生存资料，因为他们没有工人的劳动不行，而且他们宽宏大量地满足于占有产品中不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即保证体力的最低工资）“所必需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第329页。
[108]指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2版第88—89页及其他各页。——第344页。
[109]马克思引的是他1851年的第Ⅸ本札记本。在这个札记本的第47页摘录了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第252—256页上的话。——第352页。
(III)
[ （4）]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
[110]
[Ｘ—441]约·弗·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涂办法》1839年里子版。
因为人的存在以劳动为条件，而劳动又以劳动资料为前提，所以“土地这个一切活动的巨大场所和一切财富的原料，必须是它的所有居民的共同财产”。（第28页）“生活有赖于食物，而食物有赖于劳动。这种依赖性是绝对的。因此，一个人要回避劳动，只有在其他大批人的劳动增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第31页）
“人们所加予别人的或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和痛苦，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某些个人和阶级篡夺了土地的权利并剥夺了其他个人和其他阶级的这种权利……人们占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后，下一步便是占有对人本身的所有权。”（第34页）
布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基础上并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为了证明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贫困都必然是工人的命运〉。政治经济学家们要推翻用这种方法作出的结论，就必须先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些已确立的真理和原则。”（第41页）“根据政治经济学家们本身的意见，为了生产财富，必须有：（1）劳动，（2）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者说资本，（3）交换……”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般生产条件。“这些生产条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效的，它们的性质是：任何个人或任何阶级都不能不受它们的影响。”（第42页）
“金科玉律：必须劳动！——对一切创造物来说是同样有约束力的……只有人能够回避这一规律；这一规律的性质是：一个人只有靠牺牲别人才能回避这一规律。”（第43页）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真正性质来说，严格的公正态度要求｛布雷在这里引用了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定义｝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相等的……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应该总是换得相等的价值……直到今天，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劳动的价值，现在在我们周围存在着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交换的不平等（按一种价格买进，按另一种价格卖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续是工人，一个是暴君阶级，另一个是奴隶阶级。”（第47—49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交换不仅没有象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断定的那样给交换双方的每一方提供相互的利益，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的大多数交易中根本没有进行交换……工厂主或土地所有者用什么来支付工人的劳动呢？用劳动？不是，因为资本家不劳动。用资本？不是，因为他的财富的储备不断增长……因此，资本家不能用属于他自己的任何东西来交换。因此，整个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做的只是：他们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分；而这一点正好说明他们同工人以无易有……资本家好象用来和工人的劳动相交换的财富既不是资本家的劳动创造的，也不是他的财富创造的，它最初由工人的劳动得来，并且通过欺骗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每天又从工人那里被夺走。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是明显的欺骗，纯粹是一幕滑稽剧。”（第49—50页）
“宣称‘必须积累！’的法律只有一半得到执行，它的提出有利于一个特殊阶级而有损于整个其余社会。”（第50页）
“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资本家或雇主；而在一个阶级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它在生活资料方面也同样依赖那个阶级。而这种状况同社会的目的本身是如此矛盾，并且是如此违背理性……因此一分钟也不能为它辩解，为它辩护。它赋予个别的人以任何一个凡人所不应有的权力。”（第52页）
“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个面包上切下一块，这一块就不能再长大。一个面包只是若干块的总和，我们吃掉的块数越多，留下来吃的就越少。工人的面包的情况就是这样，[442]但是资本家的面包却不遵循这种规则。他的面包不是变小，而是不断增大；资本家不断地切，但面包总是在增大……如果交换是平等的，现在的资本家的财富就会逐渐地由他们那里转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富人花掉的每一个先令都会使他的富有少一个先令。”（第54—55页）
布雷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
“一个资本家要从自己的属于工人阶级的祖先真正积累起来的劳动中继承哪怕是一千镑，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第55页）“从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学说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交换，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积累。”（第55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每个工人至少给予雇主六日劳动以换取一个只值四日或五日劳动的等价物，雇主的利益必然是工人的损失。”（第56页）
“因此，不论怎样试图用赠予、个人积累、交换或继承来论证财富的起源，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证据，说明在富人的所有权的这种论证方面有一个缺陷，这个缺陷使论证一下子便失去任何公正的外貌和任何意义……所有一切财富都是好多世纪以来在工人阶级的骨肉上生长起来的，并且是通过欺骗性的和奴役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从工人那里夺走的。”（第56—57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如果工人想成为富人，他就必须成为资本家，或者说，成为交换他人劳动的人，而不是交换自己的劳动，那时，他就会用别人掠夺他自己的办法，即通过不平等交换的办法来掠夺别人，从而有可能从别人的不大的损失中获得大量的利益。”（第57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和资本家们写了并出版了很多书，目的是给工人灌输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生产者的损失’。他们对我们说，劳动离了资本寸步难行，资本就象挖土工人手里的铁铲一样，资本对于生产就象劳动本身对于生产一样必要……资本和劳动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毫无共同之处，并不证明前者必须靠后者生活……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第59页）
“从资本和劳动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国家的资本越多，或者说，积累的产品越多，生产就越容易，为达到某一（一定的）结果所需要的劳动就越少。例如，不列颠人民利用他们现在的巨大的资本积累（他们的建筑物、机器、船舶、运河和铁路），在一个星期内所能生产的工业财富，比一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在半个世纪里所能生产的还多。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不是我们的体力的优越，而是我们的资本。因为凡是资本缺乏的地方，生产就发展得缓慢而吃力，反过来也是一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的一切利益同样是劳动的利益，资本的任何增加都会减轻劳动的繁重程度，因此资本的一切损失必然也是劳动的损失。虽然这一真理早被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作过公正的阐述。”
｛事实上，这些家伙是这样议论的：
积累的劳动产品——即未消费的产品——减轻劳动，并使劳动更有成效。因此，这种减轻等等的成果应当不是对劳动本身有利，而是对积累有利。因此，积累不应当是劳动的财产，而劳动却应当是积累的财产——劳动自己的产品的财产。因此，工人不应当为自己积累，而应当为别人积累，积累应当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资本的物质要素和它的作为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即和它的作为支配劳动的劳动产品的对抗性质）是如此地生长在一起，以致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都不能不自相矛盾。｝
“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资本和社会的一个阶级等同起来，把劳动和另一个阶级等同起来，虽然这两种力量都没有这种自然的联系，同样也不应当有这种人为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人的幸福，甚至工人的生存本身，只有在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资本家的奢侈和懒散生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们不愿让工人吃饭，直到工人生产出两份饭——一份为自身，一份为他的老板，后者则是间接地即通过不平等交换得到自己的一份。”（第59—60页）“当工人生产出某种物品的时候，它已经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的无形魔术，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第61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资本和劳动，铁铲和挖土工人，是两种分离的和对抗的力量。”（第60页）
[443]“但是，即使所有的土地、房屋和机器都属于资本家，而不存在工人阶级，资本家也不能回避伟大的条件‘必须劳动！’。尽管他们有一切财富，他们也只能在劳动和饿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能吃土地或房屋；没有人的劳动加进去，土地就不会长出食物，机器也不会做出衣服。因此，如果资本家和私有者说，工人阶级应该养活他们，那末他们实际上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象土地和房屋一样属于他们，工人只是为了有钱人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第68页）
“生产者用他所给予资本家的东西进行交换时，得到的不是资本家的劳动，也不是资本家的劳动产品，而是工作。在货币的帮助下，工人阶级不仅不得不完成为活命自然要完成的劳动，而且还得为其他阶级负担劳动。生产者从非生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是金银还是其他商品，那是无关紧要的；全部实质在于，工人阶级完成他自己的劳动并养活他自己，此外还要完成资本家的劳动和养活资本家。不论生产者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名义报酬是什么，他们的实际报酬却是：本来应当由资本家完成的劳动现在转到了他们身上。”（第153—154页）
“我们假定联合王国的人口是2500万。假定他们的生活费平均每人每年至少15镑。联合王国全部人口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额是37500万镑。但是我们生产的不只是生活资料，因为我们的劳动也创造出许多不供个人消费的物品。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房屋、船舶、工具、机器、道路和其他供未来的生产使用的设备，此外还修复了一切磨损了的东西，因此我们每年都在增加我们的积累储备，或者说资本。所以，虽然我们的生活费的价值象上面所说的每年只有37500万镑，但是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总的年价值却不少于5亿镑……
只有1/4的人口即大约600万从14岁至50岁的男人可以算作真正的生产者。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数字中参加生产的恐怕还不到500万人〈布雷接着说，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只有400万人〉；因为成千上万有劳动能力的男人被迫坐着无事可做，而本应由他们去做的工作却由妇女和儿童去做；在爱尔兰就有几十万男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样一来，不到500万男人连同几千名儿童和妇女却必须为2500万人进行生产……
现有的工人人数如果不使用机器，便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现有的游惰者以及非生产劳动者。现在在农业和工业上使用的各种机器，据统计可以完成近1亿有劳动能力的男人的劳动……这些机器及其在现在的制度下的使用，产生了几十万现在压迫工人的游惰者和食利润者……
机器使现在的社会制度富有成效，机器也将使它遭到破坏……机器本身是好的，没有机器不行；但是机器的使用，它们为个别人占有而不为整个国家占有这种情况却不好……
现在参加生产的500万男人中，有些人一天只劳动5小时，而另一些人却劳动15小时；如果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生意萧条时期大量工人被迫无事可做而造成的时间损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年产品是由社会上不到五分之一的每天平均劳动10小时的人创造和分配的……
假定各种有钱的非生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奴仆只有200万人，他们的生活费平均和工人的生活费一样多，即每人15镑，那末这200万人每年就将花掉工人阶级3000万镑……但是按照最低的估计，他们的生活费每人至少50镑。这样，作为社会上完全非生产的纯粹不劳而食者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额就是1亿镑……
此外，还有各种小私有者阶级、产业家阶级和商人阶级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444]获得的加倍的和四倍的收入。根据最低的估计，社会上这个人数众多的部分所消费的那部分财富一年不少于14000万镑，超过了相同人数的报酬最高的工人的平均消费量。这样，游惰者和食利润者这两个阶级（他们可能占总人口的1/4）连同他们的政府一起，每年就要吞食近3亿镑，即超过生产出来的全部财富的半数。这一点使帝国的每个工人平均一年损失50镑以上……剩下在国家其余3/4的人口中分配的大约平均每人每年至多11镑。根据1815年的统计，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年收入约为43000万镑，其中工人阶级得到99742547镑，而靠地租、年金和利润生活的阶级得到330778825镑。当时国内全部财产的价值约计30亿镑。”（第81—85页）
参看金的图表[111]等等。
1844年英国的人口是：大小贵族——1181000人，商人、工业家、农场主等——4221000人（以上两类共5402000人），工人、贫民等——9567000人。（托·查·班菲尔德《产业组织》1848年伦敦第2版[第22—23页]）[Ｘ—444]
[110]关于布雷的一节马克思没有写完。实际上马克思只是收集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的布雷的一些最重要的见解。布雷关于“平等交换”是消除使工人阶级成为牺牲品的那种不公正现象的手段的空想学说，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第一章题为《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的第二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88—117页）作了批判分析。关于布雷对货币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见马克思的1847年手稿《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41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年莫斯科版）第55、690、754页；1858年4月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6页）。——第353页。
[111]马克思指英国最初的统计学家之一格雷哥里·金所编的《1688年英格兰不同家庭的收支表》，这个图表被查理·戴韦南特收进他的著作《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1699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见本卷第1册第171—172页）谈到这个图表。——第359页。
(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