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李嘉图的其他方面
。约翰·巴顿
[A．]总收入和纯收入
[B．]机器[李嘉图和巴顿论机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
[（1）李嘉图的观点]
[（a）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部分工人的最初猜测]
[（b）李嘉图论生产的改进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关于工资基金游离出来用于被解雇的工人的错误论点]
[（c）李嘉图改正他对机器问题的看法表现了他在科学上的诚实。李嘉图对问题的新提法中仍保留了以前的错误前提]
[（d）李嘉图对采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某些后果的正确判断。在李嘉图对问题的说明中存在的辩护论观点]
[（2）巴顿的见解]
[（a）巴顿关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的论点。巴顿和李嘉图不懂得这种现象同资本统治劳动有内在的联系]
[（b）巴顿对工资变动和工人人口增长的见解]
[A．]总收入和纯收入
纯收入，与总收入（它等于总产品或总产品价值）相对立，是重农学派最初用来表达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他们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因为他们把工业利润仅仅理解为一种工资；重农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必然会找到支持者，这就是后来那些把利润说成是对劳动进行监督而得的工资，从而把利润掩盖起来的经济学家。
这样，纯收入实际上就是产品（或产品价值）超过它补偿预付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的余额。因此，纯收入只不过是由利润和地租构成，而地租本身又只是从利润中分割出来、落入一个不同于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手中的一部分利润。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有一种节约的趋势，这种趋势教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金来达到生产的目的。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象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
纯收入不决定于总产品价值，而决定于总产品价值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或者说，决定于与总产品相比的剩余产品量。尽管[733]产品价值减少，或者甚至产品总量也随同价值一起减少，只要这个余额增加，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嘉图彻底地、无情地道破了这种趋势。由此引起庸俗的慈善家们对他的一片叫骂。
李嘉图在考察纯收入时又犯了一个错误，即把总产品归结为收入，也就是归结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把应得到补偿的不变资本撇开不谈。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详细谈这一点。
李嘉图在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中写道：
“明确地区别总收入和纯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赋税都必须从社会纯收入中支付。假定一个国家在一年中能够向市场提供的全部商品即全部谷物、原产品、工业品等等价值为2000万，为取得这个价值需要一定人数的劳动，而这些工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要花费1000万。那我就会说，这个社会的总收入是2000万，纯收入是1000万。根据这一假定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工人得到的劳动报酬只能是1000万；他们可能得到1200万、1400万或1500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从纯收入中得到200万、400万或500万。余下的就会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但是全部纯收入不会超过1000万。假定这个社会纳税200万，它的纯收入就会减到800万。”（第512—513页）
[而在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中我们读到：]
“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量，它的纯地租和纯利润加在一起始终是那么多，那末，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每一个国家的全部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都要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是利润，另一部分是地租。”
｛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里忘记了用于补偿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工资除外）的那一部分。｝
“赋税或积蓄只能出自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如果它是适中的，就始终是必要的生产费用。”
｛李嘉图本人在给这句话加的注释中指出：
“这种说法可能过分，因为在工资的名义下归工人所得的部分通常高于绝对必要的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得到国家纯产品的一部分，他可以把这一部分积蓄起来或者消费掉；或者可以捐献出来供国防之用。”｝“对于一个拥有2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万镑还是卖2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必须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000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末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假如生产同量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也就是说，要用700万人来生产足够1200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纯收入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陆海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第416—417页）
为了更好地弄清李嘉图的观点，我们还要引证下面几段作补充：
“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好处，也就是说，根据这种价格，现有产品的分配更可能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因为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的部分将更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的部分将减少。”（第317页）
这里的生产阶级只是指产业资本家。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如果谷物的价格由于一部分谷物生产困难而从每夸特4镑提高到5镑，那末100万夸特的价值就不是400万镑而是500万镑……整个社会将拥有更大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是这种价值是名义上的，因为它丝毫不增加社会的财富，也就是说，不增加社会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我们所拥有的商品量同以前一样，而不是更多，谷物也仍然和以前一样是100万夸特；但是每夸特价格从4镑提高到5镑的结果，却使谷物和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者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因此，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它丝毫不增加国家的资源。”（第485—486页）
[734]假定由于[生产较为容易或者由于]谷物的进口，谷物价格下跌，使地租减少100万。李嘉图说，资本家的货币收入就会因此增加，接着又说：
“但是人们也许会说，资本家的收入不会增加；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中扣下来的100万将作为追加工资支付给工人。即使这样……社会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人们将能够比以前容易负担同样的税款。这只是证明了一件更合乎愿望的事，即由于新的分配而使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是另一个阶级，而且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所能得到的900万[即由必要生存资料决定的工资]以外的全部数额，构成国家纯收入的一部分，要把它花费掉，就一定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福利或力量。所以这笔纯收入你可以任意分配。你可以给一个阶级多一些，给另一个阶级少一些，但是你不会因此减少纯收入的总额；现在用同量劳动仍将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虽然这些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将会减少。但是，国家的纯货币收入，即交纳赋税和取得享乐品的基金，将比以前能够更好地维持现有居民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奢侈品和享乐品，使他们能够负担任何一定数量的赋税。”（第515—516页）
[B．]机器[李嘉图和巴顿论机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
[（1）李嘉图的观点]
[（a）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部分工人的最初猜测]
李嘉图在第一章（《论价值》）第五节中写道：
“假定……有一台机器在某一工业部门中使用，一年能做100个工人的工作，而且只能持续使用一年。再假定，这台机器值5000镑，每年支付给100个工人的工资也是5000镑。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机器还是雇用工人，对工厂主来说都一样。但是，假定劳动价值提高了，结果10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为5500镑。显然，这时工厂主就不会再犹豫：用5000镑购买机器来为他完成同量工作对他是有利的。但是，机器的价格会不会也提高呢？它会不会由于劳动价值提高也值5500镑呢？如果制造机器时没有使用资本，也无须对机器制造业者支付利润，那末机器价格就会提高。例如，如果一台机器是工资均为50镑的100个工人劳动一年的产品，因而它的价格是5000镑，那末，在工资提高到55镑的情况下，机器价格就是5500镑。但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假定雇用的工人不到100人，否则机器就不可能卖5000镑，因为从这5000镑中必须给雇用工人的资本支付利润。因此，假定只雇用85个工人，每人工资50镑，即一年支出4250镑，机器售价中除支付工人工资以外的750镑，就是机器制造业者的资本的利润。当工资提高10％时，机器制造业者就不得不使用425镑追加资本，因此支出的资本就不是4250镑，而是4675镑；如果他仍然把机器卖5000镑，他用这笔资本就只能得到325镑利润。但是一切工厂主和资本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影响。因此，如果机器制造业者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机器价格，那就会有异常大量的资本被用来制造这种机器，直到机器价格只能提供普通利润率为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价格并不会因工资提高而提高。但是，那个在工资普遍提高时能够使用机器而又不增加自己商品的生产费用的工厂主，如果仍然可以按照过去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的情况就特别有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他将不得不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资本就会流入他的生产部门，直到他的利润降到一般水平为止。因此，从采用机器中得到好处的是公众：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第38—40页）
[135]
这一点完全正确。这也是对那些认为受机器排挤的工人能在机器制造业本身找到工作的人的回答；其实，这些人的看法不过是属于制造机器的工场还完全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并且还没有使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那个时代的看法。
假定一个工人的年工资是50镑，100个工人的工资就等于5000镑。如果这100个工人为机器所代替，而机器同样值5000镑，那末这台机器就必然是不到100个工人的劳动产品。因为机器中除包含有酬劳动外，还包含无酬劳动，这种无酬劳动恰好构成机器制造厂主的利润。如果值5000镑的机器是100个工人的劳动产品，那末它就只包含有酬劳动了。如果利润率为10％，那末在这5000镑中，预付资本就约占4545镑，利润约占455镑。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为50镑，那末4545镑就只代表90＋（9/10）个工人。
[735]但是4545镑资本决不只代表可变资本（直接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它还代表机器制造业者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和原料。因此，一台值5000镑、代替100个工人（这些工人的工资为5000镑）的机器不是90工人的产品，而是数量少得多的工人的产品。所以，只有在用于生产机器｛至少是其中每年连利息一起加入产品即加入产品价值的那一部分｝的工人人数（以年计算）比机器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少得多的情况下，使用机器才是有利的。
工资的任何提高，都会使必须预付的可变资本增加，尽管产品价值——在它等于可变资本加剩余劳动的限度内——仍然不变（因为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不变）。
[（b）李嘉图论生产的改进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关于工资基金游离出来用于被解雇的工人的错误论点]
李嘉图在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中指出，自然因素没有给商品价值增加什么，相反，它使商品价值减少。它恰恰因此使资本家唯一关心的剩余价值增加。
“同亚当·斯密的意见相反，萨伊先生在第四章中谈到了太阳、空气、气压等自然因素赋予商品的价值，这些自然因素有时代替人的劳动，有时在生产中给人以帮助。但是这些自然因素，尽管能够大大增加使用价值，却从来不会给商品增加萨伊先生所说的交换价值。只要我们借助于机器或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因素来完成以前由人完成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第335—336页）
机器具有价值。自然因素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它不可能给产品增加任何价值，而且相反，只要它能代替资本或劳动，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积累劳动，它就会使产品的价值减少。只要自然科学教人以自然因素来代替人的劳动，而不用机器或者只用以前那些机器（例如利用蒸汽锅炉，利用许多化学过程等等，也许比以前还便宜），它就可以使资本家（以及社会）不费分文，而使商品绝对降价。
在以上引文之后，李嘉图接着说：
“如果原先用十个人推动磨面机，后来发现借用风力或水力可以节省这十个人的劳动，那末面粉（一部分是磨面机的工作产品）的价值就会立即按节约的劳动量相应地下降；并且社会会由于这十个人的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而变得富些，同时预定用于维持这十个人的生活的基金并无任何减少。”（第336页）
社会首先会由于面粉价格下降而变得富些。社会可以消费更多的面粉，也可以把以前预定用在面粉上的钱用在另一种商品上，这另一种商品或者是已经存在的，或者是因新的消费基金游离出来才出现的。
关于这部分以前用在面粉上、现在由于面粉价格下降而游离出来另作他用的收入，可以说，它原来由社会整个经济“预定用在”一定的物品上，现在则离开了这种“预定的用途”。这就好象积累了新资本一样。使用机器和自然因素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资本游离出来，并使以前“潜在的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
相反，关于“预定用于维持”这十个由于新发现而失去了工作的人的“生活的基金”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第一种基金是由新发现节约下来或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以前用在面粉上、现在因面粉价格下降而节约下来的那一部分收入。而节约下来的第二种基金是磨坊主以前支付给十个现已解雇的工人的。这个“基金”，正如李嘉图所说的那样，的确并未因新发现和解雇十个工人而有任何减少。但是这个基金和这十个工人绝对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他们可能成为贫民，饿死等等。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本来应该接替这十个工人来磨面的下一代的十个人，现在必须到其他行业找工作，这样人口[和对劳动的需求相比]就相对地增加了（不管人口的平均增长如何），因为磨面机现在[不用人力]转动了，而这十个工人，假如没有这种发现，本来要去推动磨面机，现在则被雇去生产另一种商品了。所以，机器的发明和自然因素的利用使资本和人（工人）游离出来，创造了游离出来的资本，同时也创造了游离出来的人手（斯图亚特所说的“自由人手”[136]），这就有可能[736]创立新的生产领域，或者扩大旧的生产领域，扩大它们的生产规模。
磨坊主将用他的游离出来的资本建立新的磨坊，或者将这笔资本贷给别人，如果他自己不能将它作为资本花费掉的话。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预定用于”十个被解雇工人的基金。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 [注：见本册第635—643页。——编者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荒谬的前提，即如果采用机器（或者利用自然因素）不减少可以用作工资的生活资料的量（比如在农业上，用马代替人，或用畜牧业代替谷物业时，这种情况就部分地出现过），那末用上述方法游离出来的基金就必然要作为可变资本花掉（好象生活资料不可能出口，不可能用在非生产劳动者身上，或者在某些生产领域工资不可能提高等等），并且必然要恰恰用在被解雇的工人身上。机器经常不断地造成相对的人口过剩，造成工人后备军，这就大大增加了资本的权力。
在第335页的一个注中，李嘉图还反驳萨伊说：
“认为财富就在于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亚·斯密，虽然会承认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不会承认它们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那些使地租能够形成的条件，自然因素确实不会给价值增加什么东西。但是机器总是会把它自己的价值加到已有的价值中去；第一，既然机器的存在便于[一部分]流动资本不断转化为固定资本，并使这一转化能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进行，所以机器就不仅会增加财富，而且会增加由过去劳动加到年劳动产品上的价值；第二，因为机器的存在使人口有绝对增长的可能，从而使年劳动量也随之增长，所以机器通过这第二种方式也会增加年产品的价值。
[736]
[（c）李嘉图改正他对机器问题的看法表现了他在科学上的诚实。李嘉图对问题的新提法中仍保留了以前的错误前提]
[736]第三十一章《论机器》。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第三版中新加的这一章，证明了他的诚实，这使他和庸俗经济学家有了本质的区别。
“我对这一问题｛即“机器对社会各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问题｝的看法，在进一步思考后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所以我更加认为有责任加以说明。虽然我想不起在机器问题上我发表过什么须要收回的东西，但是我曾用其他方式｛作为议员？｝[137]支持过我现在认为是错误的学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把我现在的看法及其理由提出来供读者研究。自从我开始注意政治经济学问题以来，我一直认为，在任何生产部门内采用机器，只要能节省劳动，就对大家都有好处，而唯一的不方便，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资本和劳动要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而引起的。”
｛这种“不方便”，如果象在现代生产中那样经常不断地发生，那末它对工人来说就够大的了。｝
“在我看来，土地所有者所得的货币地租如果不变，他们用这种地租购买的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使他们得到好处，而价格的下跌必然是采用机器的结果。我认为，资本家最后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得到好处。不错，发明机器或首先使用机器的人会由于暂时获得很大的利润而得到额外的好处；但是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会由于竞争而降到它的生产费用的水平，这时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利润就会和以前一样，他也只能[737]作为消费者分享一般的好处，因为他用同样的货币收入可以支配更多的舒适品和享乐品。我认为，工人阶级由于采用机器也会同样得到好处，因为工人用同样的货币工资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同时我认为，工资不会缩减，因为资本家所能提出的对劳动的需求以及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仍然和以前一样，虽然他也许不得不使用这个劳动量来生产某种新的商品，或者至少是生产别的商品。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良，使用同量劳动生产的袜子可以增加到四倍，而对袜子的需求只增加一倍，织袜业中的一些工人就必然会被解雇；但是由于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仍然存在，而且由于资本的所有者把资本用在生产上是有利的，我认为这种资本将被用于生产其他某种对社会有用而社会对它也肯定有需求的商品……因此，由于我认为对劳动的需求仍然和以前一样，而工资又不会降低，我认为工人阶级将由于使用机器后商品普遍跌价而和其他阶级同样受益。这就是我原来的看法，涉及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地方，我的看法依然不变；但我现在深信，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劳动，对于工人阶级往往是非常有害的。”（第466—468页）
首先必须指出，李嘉图是从下述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好象机器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存在的生产领域被采用。可是大家知道，机器织机最初是代替手工织工，珍妮机是代替手工纺工，而割草机、脱粒机、播种机也许是代替独立的小农等等。在这里不仅劳动者受到排挤，而且他的生产工具也不再是（李嘉图意义上的）资本。当机器在以前的仅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引起革命时，就出现了旧的资本的这种完全的或彻底的贬值。在这里，说“旧的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仍然和以前一样，是荒谬的。
手工织工、手工纺工等使用的“资本”已经不是“仍然存在”了。
但是，为了使研究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工场手工业）已经占统治地位的领域，或者甚至在已经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中才采用机器｛当然，我们这里就不谈在新的生产部门采用机器了｝，这样，问题就是提高机器的自动性，或者采用改良的机器，这种机器使得有可能或者解雇一部分现在雇用的工人，或者使用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人，但是他们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当然，这后一种情况是最有利的。
为了减少混乱，必须把下面两种东西分开：（1）采用机器并解雇工人的资本家的基金；（2）社会的基金，即这个资本家的商品的消费者的基金。
第一点。关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说他可以把和以前一样多的资本花费在工资上，这是错误的、荒谬的。（即使在他求助于借款的时候，如果不是就他本人而是就整个社会来说，这种说法同样是错误的。）他把自己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和别的固定资本，把另一部分转化为他以前并不需要的辅助材料，在我们假定他用较少的工人生产较多的商品，从而需要更大量的原料时，他还把比以前更多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原料。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在他的生产部门缩小了。即使这个资本家的企业扩大到新的生产水平，以致他又能给全部被解雇的工人或者甚至比以前更多的工人以工作，这个缩小了的比例也仍然有效（由于劳动生产力随着积累而发展，同不变资本相对来说，可变资本减少的幅度甚至还会增大）。｛他的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将随同他的资本的积累一起增长，但与资本积累相比，程度要小得多，而他的资本就其绝对量来说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对劳动的需求的源泉了。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一部分工人被抛向街头。｝
但是人们会说，对工人的需求会间接地保持不变，因为机器制造业对工人的需求会增加。可是李嘉图自己早已指出 [注：见本册第628—629页。——编者注]，机器所费的劳动量决没有它所代替的那样多。可能在制造机器的工场中工作日会暂时延长，[738]因此那里最初不会多雇一个工人。原料（比如说棉花）可能来自美国和中国，而对美国黑奴或中国苦力的需求是否增加，对于被抛向街头的英国工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即使假定原料在国内生产，那时在农业中将雇用更多的妇女和儿童，将使用更多的马匹等等，也许将生产更多的这种产品和更少的其他产品。但是对被解雇的产业工人的需求在这里不会产生，因为在这里，在农业中，造成经常的相对人口过剩的同一过程也在发生。
认为采用机器能使工厂主的资本在最初投入企业时就游离出来，这种说法一看就知道是难以置信的。采用机器只是使他的资本投入别的部门，根据这个前提，其直接后果就是解雇工人，把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
第二点。至于社会公众，那末由于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跌价而游离出来的首先是他们的收入；资本只有在用机器生产的物品作为生产要素加入不变资本的限度内才会直接游离出来。｛如果这种物品加入工人的一般消费，那末根据李嘉图自己的看法，这也一定会引起其他生产部门的实际工资[138]下降。｝游离出来的一部分收入将消费在这种物品上，这或者是因为这种物品的跌价使得新的消费者阶层能够享用它（但是在这种场合用在这种物品上的收入不是游离出来的收入），或者是因为原先的消费者现在要消费更多的已减价的物品，例如现在消费四双线袜而不是一双。这样游离出来的收入的另一部分可以用来扩大那些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或者建立生产别种商品的新部门，最后，或者用来扩大某个早已存在的生产部门。不管怎样，这样游离出来并再转化为资本的收入，未必能够吸收每年重新流入各生产部门而现在首先被旧生产部门排斥在外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但是，也可能有一部分游离出来的收入将和外国的产品相交换或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掉。无论如何，在游离出来的收入和从收入游离出来的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第三。然而作为李嘉图论据的基础的是下面的荒谬看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采用机器的工厂主的资本不会游离出来。这种资本只是另作他用，也就是说，这时它不会象以前那样转化为现已被解雇的工人的工资。它的一部分从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即使它有一部分游离出来，那也将被这样的生产领域所吸收，在这些生产领域中，被解雇的工人不可能有工作，那里最多只能给本来应该接替他们的人提供一个收容所。
而游离出来的收入（只要它游离出来而不被减价物品消费的增加所抵销，或者只要它不和来自国外的生活资料相交换），靠旧生产部门的扩大或新生产部门的建立，也只是为每年流来的、首先被采用机器的旧生产部门排斥在外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提供必要的机会（如果游离出来的收入真这样做的话！）。
但是，以隐蔽的形式构成李嘉图论据基础的那种荒谬看法恰恰在于：
现已被解雇的工人以前消费的那些生活资料依然存在，并且照旧存在于市场上。另一方面，这些人手也存在于市场上。因此，一方面存在着有可能成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就是支付手段），另一方面存在着失业工人。这样，也就有了用来推动这些失业工人的基金。因此，他们也就能够找到工作。
甚至象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居然也会说出这种令人毛发悚然的荒唐言论！
照这样说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凡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当市场上、社会上有生活资料可以作为某种工作的报酬支付给他的时候，就都不会挨饿了。
首先必须指出，这些生活资料决不是作为资本而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的。
我们假定，由于采用机器，有10万工人突然被抛向街头。那末，首先毫无疑问的是，[739]存在于市场上的、以前足够这些工人平均消费一年的农产品将照旧存在于市场上。如果对这些农产品没有需求，同时又不能将它们输出国外，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因为和需求相比，供给相对增加，所以这些产品就会跌价，即使被解雇的10万工人饿死，对产品的消费也会因跌价而增加。甚至食品用不着跌价，因为食品的进口可能减少或者出口可能增加。
李嘉图从幻想出发，以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非常精巧，比如说，如果有10个工人被解雇，那末他们那些现在已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必定还是被这10个工人这样或那样地消费掉，否则就根本不可能找到销路，——好象在这个社会的底层不存在忙于到处寻找工作的失业或半失业的群众，好象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是一个固定的量。
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由于需求的减少而下跌，那末以谷物形式存在的资本（在其货币表现上）就会减少，并且只要谷物不出口，它就会同社会的较少一部分货币收入相交换。对于以工业品形式存在的资本说来，就更是如此。在手工织工渐渐饿死的那些年代，英国的棉织品的生产和出口都大大增加了。同时（1838—1841年）食品价格上涨了。而这些织工既没有一件完整的、可以蔽体的衣服，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食物。人为地不断制造出来的、只有在热病似的繁荣时期才能被吸收的过剩人口，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样一些现象发生：一部分货币资本闲置不用，生活资料由于相对生产过剩而跌价，而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却活活饿死。
当然，游离出来的劳动和游离出来的一部分收入或资本，最终一定会在某一新的生产部门或在旧的生产部门扩大时找到出路，但这更多的是给那些本来应该接替被排挤的工人的人，而不是给被排挤的工人本身带来好处。收入直接花费在其中的、多少是非生产劳动部门的一些新部门不断产生。此外还有：固定资本（铁路等）的形成和由此产生的监督工作；奢侈品等的生产；使花费收入的物品种类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
李嘉图从他的荒谬观点出发，所以假定机器的采用只有在它减少总产品（从而减少总收入）的时候才对工人有害。当然，这种情况在大农业中，当那里使用马匹代替工人消费谷物或把谷物业变为养羊业等等的时候，是可能的。但把这种情况推广到本来意义的工业上，那就十分荒谬了，因为工业总产品的市场绝不限于国内市场的范围。（而且在一部分工人濒于饿死的时候，另一部分工人可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同样，非生产劳动者与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阶层也可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
认为加入收入的物品的增加量（或一般量）本身就是为工人提供的基金，或者说，构成支付给工人的资本，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些物品的一部分为非生产劳动者或根本不劳动的人所消费。另一部分可能通过对外贸易从它用作工资的形式（从它粗糙的形式）转化为加入富人的收入或用作不变资本的生产要素的形式。最后，还有一部分由那些在习艺所或监狱中的被解雇的工人本身当作施舍物、赃物或他们的女儿卖淫的报酬来消费。
下面我将把李嘉图借以发挥谬论的一些论点概括一下。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这一谬论是从巴顿的著作中得到启发的，所以，在引用了李嘉图的著作之后，还必须简略地考察一下巴顿的著作。
[740]不言而喻，为了每年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每年必须生产一定数量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大农业、畜牧业等方面可能有以下这样的情况，即纯收入（利润和地租）增加，而总收入，用来维持工人生活的必需品的总量却减少。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加入消费的物品总量，或者用李嘉图的话说，加入总收入的物品总量，可能增加，而这一总量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却不会因此而增加。这个部分甚至可能减少。那时作为收入而由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奴仆、非生产阶级、国家、中间阶级（商人）等消费的将更多。
李嘉图（和巴顿）的论断的隐蔽基础是：他原来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任何资本积累都是可变资本的增加，因而对劳动的需求将直接和资本的积累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会发生变化，资本的不变部分会比它的可变部分增长得更快。但是这并不妨碍收入在价值和数量方面不断增加。然而收入的这种增加并不会使总产品的相应增加部分花费在工资上。不直接靠自己劳动生活的阶级和阶层人数将会增加，他们的生活会比以前更好，而非生产劳动者人数同样会增加。
把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机器的资本家（因而他在原料构成产品价值要素之一的所有生产领域中，同他所使用的劳动量相比，也一定会把他的资本的一个更大的份额用在原料上）的收入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撇开不谈。他的实际上已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以及他的收入，起初是以他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的形式（比如说，他是一个纺纱厂主，就是以棉纱的形式）存在的。在采用机器之后，他会把这些商品的一部分（或者把他出卖这些商品所得的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辅助材料和原料，而不会象以前那样，把这部分货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也就是说，间接地把它转化为工人的生活资料。除了农业上的少数例外，资本家将会比以前更多地生产这种商品，虽然被他解雇的工人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他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购买者了。现在市场上有更多的这种商品，虽然这些商品已经不再为被抛向街头的工人而存在，或者说，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多地为他们而存在。因此，首先就这个资本家自己生产的产品来说，即使在这种产品加入工人消费的情况下，这种产品的一部分不再作为资本为工人而存在这件事与产品数量的增加也毫不矛盾。相反，总产品的一个更大的部分现在必须用来补偿转化为机器、辅助材料和原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就是说，总产品的一个更大的部分现在必须和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这些再生产要素相交换。如果因采用机器而引起的商品量的增加与以前存在的对用这些机器生产的商品的需求（也就是被解雇工人方面的需求）的减少相矛盾，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根本不可能采用机器了。所以，如果我们考察的是这样的资本，即它的一部分现在不是再转化为雇佣劳动，而是再转化为机器，那末，生产的商品量和这些商品中再转化为工资的份额之间首先就没有任何确定的关系或必然的联系。
至于整个社会，它的收入的补充，或者更确切地说，收入范围的扩大，首先是在那些由于采用机器而降价的物品方面发生的。这种收入可能仍然作为收入来花费，如果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那末除了人为地造成的人口过剩外，也总是已经存在着自然增长的人口，他们能把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收入吸收掉。
因此，初看起来就只剩下这样一点：所有其他物品的生产，尤其是在生产加入工人消费的物品的那些领域，尽管解雇了比如说100个工人，还是会按照以前的规模进行；毫无疑问，在这些工人被解雇时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就被解雇的工人对上述物品有过需求来说，这种需求减少了，虽然供给仍旧不变。由此可见，如果需求的这种减少得不到弥补，相应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或者价格不下降，而是有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作为存货保留到下一年）。如果这种商品同时又不是出口货，如果对它的需求仍然低于以前的水平，那末这种物品的再生产就要减少，但是[741]用于这一领域的资本却不一定要减少。可能将生产更多的肉类或者更多的经济作物或者高级食品和更少的小麦，或者生产更多的饲养马匹等等用的燕麦，或者生产更少的绒布短上衣和更多的资产阶级用的常礼服等等。但是，如果由于例如棉织品减价，在业工人可以在食物等方面多花费一点，那就根本不会有产生上述任何后果的必然性。可能生产和以前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商品（其中包括加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尽管现在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是较少的资本，是总产品中一个更小的部分。
这里也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即对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来说，他们的资本有一部分会游离出来。在最坏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将减少，因而在他们的商品跌价的时候他们的资本的再生产将遇到困难。因此，他们自己的收入会立即减少，正如每当商品跌价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但是不能说，他们的商品中的某一部分以前是作为资本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的，现在则和这些工人一起“游离出来”。作为资本和工人对立的是现在用机器生产的那一部分商品；这部分商品以货币的形式流到他们手里，被他们用来和别的商品（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这些别的商品不是作为资本和工人发生关系，而是仅仅作为商品和他们的货币对立的。因此，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工人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租地农场主或其他某一资本家的商品，这个租地农场主或资本家不是以资本家的身分和工人相对立，也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现在他们不过不再是他的购买者了，如果没有其他情况来弥补的话，这就可能使他的资本暂时贬值，但是不会有任何资本游离出来用于雇用被解雇的工人。曾经使用他们来进行生产的那笔资本“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以资本转化为工资（或者只是间接地在更小的程度上转化为工资）的形式存在了。
不然的话，任何因遭遇某种不幸而挣不到钱的人，都会因此而使一笔能给他自己提供工作的资本游离出来。
[（d）李嘉图对采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某些后果的正确判断。在李嘉图对问题的说明中存在的辩护论观点]
李嘉图认为总收入就是补偿工资和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的那一部分产品；他认为纯收入就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李嘉图在这里就象在他自己的全部经济理论中一样，忘记了总产品中有一部分应该补偿机器和原料的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
※ ※ ※
下面列举的李嘉图的一些论断之所以引人注意，部分是由于一些顺便提及的意见，部分是因为它们经过适当的修改，对于大农业，尤其对于养羊业，在实践上是重要的。所以这里又显露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的目的不是为生产者（工人）而生产，而且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纯收入（利润和地租），即使这个目的是靠减少产量，减少商品的生产量来达到。
“我的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假定每当社会的纯收入增加时，其总收入也一定增加。但是现在我有一切理由确信，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从中取得收入的那种基金可能增加，同时另一种基金即工人阶级主要依靠的那种基金却可能减少。因此，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使国家的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可能造成人口过剩，使工人状况恶化。”（第469页）
这里首先要指出：李嘉图在这里承认，使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财富增加的那些原因“……可能造成人口过剩”，所以人口过剩，或者说，过剩的人口，在这里表现为致富过程本身和作为它的先决条件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至于说到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以及另一方面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那末总产品首先就是这个总的基金。加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消费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不会加入工人的消费。可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加入工人消费的产品，——实际上是所有产品，不过是多少程度不同罢了，——也都加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消费，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奴仆、食客、猫狗的消费。不能认为，在这里似乎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具有固定的量的基金。重要的是每一方从这个总的基金中获得多大的份额。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用一定量的财富得到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使不变资本相对地比可变资本增加得快些，也就是说，以尽量少的可变资本来推动尽量多的[742]不变资本。因此，从比李嘉图在这里讲的更普遍得多的意义上来说，同一个原因，通过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的减少，会促使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增加。
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会绝对地减少。这种基金同他们所生产的总产品相比，只是相对地减少。而这对于决定他们从他们自己创造的财富中获得多大的份额来说，是唯一重要的。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用一笔价值20000镑的资本，他是租地农场主，同时也是生产必需品的工厂主。再假定这笔资本中有7000镑投在固定资本上，即投在建筑物、劳动工具等等上，其余的13000镑作为流动资本用来维持劳动。再假定利润为10％，因而这个资本家的资本每年都能保持原有的效率，并提供2000镑的利润。这个资本家每年开始营业时拥有价值13000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一年内，他按照这个货币额把这些食品和必需品全部卖给自己的工人；在同一时期内，他又把同额货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年终，工人补偿给他价值15000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其中2000镑他自己消费或由他按自己最喜欢和最乐意的方式处理。”
｛在这里剩余价值的性质就表现得很明显。这段话在李嘉图的著作第469—470页上。｝
“就这些产品而言，这一年的总产品是15000镑，纯产品是2000镑。现在假定下一年资本家用一半工人制造机器，另一半照旧生产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这一年内他会照常付出工资13000镑，并将同一金额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卖给他的工人。但是下一年的情况又会怎样呢？制造机器时，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产量只有平常的一半，它们的价值也仅仅等于以前的一半。机器值7500镑，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也值7500镑，所以这个资本家的资本还是和以前一样大；因为在这两个价值以外，他还有价值7000镑的固定资本，合计仍然是20000镑资本和2000镑利润。他把供他个人花费的后一金额扣除以后，剩下来继续经营业务的流动资本就只有5500镑了；所以他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就从13000镑减少到了5500镑，因此，以前用7500镑雇用的全部劳动现在就会过剩。”
｛可是，如果现在用价值7500镑的机器[用5500镑的可变资本]生产的产品和以前用13000镑可变资本生产的产品一样多，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假定机器的损耗一年是十分之一，即750镑，那末以前是15000镑的产品价值，现在就会等于8250镑（原来的7000镑固定资本的损耗不算在内，对这笔资本的补偿问题李嘉图根本没有提及）。在这8250镑中有2000镑利润，就象以前15000镑中有2000镑利润一样。在租地农场主自己把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作为收入来消费的情况下，他会得到好处。在他由于必需品跌价而能降低他所雇用的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他又会得到好处，他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就会游离出来。这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来雇用新的劳动的那部分可变资本，但这只是因为尚未被解雇的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所以，一小部分被解雇的工人要靠牺牲在业工人的利益才能重新得到工作。但是产品的数量和以前完全一样，这种情况本身对被解雇的工人毫无益处。如果工资保持不变，可变资本丝毫也不会游离出来。产品价值——8250镑——并不会由于它所代表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与以前的15000镑所代表的一样多而有所提高。租地农场主一方面为了补偿机器的损耗，另一方面为了补偿他的可变资本，必须把他的产品卖8250镑。如果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这种跌价并不引起工资的普遍下降或者并不引起加入不变资本再生产的组成部分的价格下降，那末社会收入就会随着它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上的花费而增加。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者等的生活就会过得好些。如此而已。（这部分人甚至会有积蓄，但这总是将来的事情。）被解雇的工人照旧没饭吃，虽然维持他们生活的物质的可能性还是和以前完全一样地存在着。在再生产中还是使用和以前一样的资本。不过以前作为资本而存在的一部分产品（其价值已降低），现在则作为收入而存在。｝
“当然，资本家现在所能雇用的已经减少的劳动量，借助于机器，在扣除机器维修费以后，必然会生产出等于7500镑的价值，必然能补偿流动资本，并且带来全部资本的利润2000镑。但是，如果做到这一点，[743]如果纯收入不减少，那末对资本家来说，总收入的价值究竟是3000镑，10000镑，还是15000镑，难道不都是一样吗？”
｛这绝对正确。总收入对资本完全无关紧要。它唯一关心的是纯收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纯产品的价值不会减少，虽然纯产品对商品的购买力可能大大增长，但是总产品的价值将由15000镑降为7500镑。因为维持人口和雇用劳动的能力总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总产品，而不是取决于它的纯产品
｛亚·斯密对总产品的偏重就是由此而来的，李嘉图反驳了这一点。见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李嘉图在这一章一开头就说：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大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同上，第415页）｝，所以对劳动的需求就必然会减少，人口将会过剩，工人阶级的状况将会陷于穷困。”
｛因此，劳动将会过剩，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了，而需求的减少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段话在李嘉图的著作第471页。｝
“不过因为积蓄一部分收入并把它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必然取决于纯收入满足资本家需要的能力，所以采用机器使商品价格降低后，只要资本家的需要不变｛但他的需要会增加｝，他就可能增加自己的积蓄，从而使收入更容易转化为资本。”
｛照这种说法，一部分资本——不是就它的价值来说，而是就使用价值来说，从构成这部分资本的物质要素来说——首先要转化为收入，然后才能有一部分收入再转化为资本。例如，在可变资本花费13000镑时，总数为7500镑的一部分产品加入了租地农场主所雇用的工人的消费，而且这部分产品是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一部分。根据我们的假定，由于采用机器，生产的产品将和以前一样多，但它的价值只有8250镑，而不是以前的15000镑。这种降价的产品现在有较大一部分既加入租地农场主的收入，也加入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购买者的收入。他们现在把这样一部分产品作为收入来消费了，这部分产品以前固然也是由租地农场主的工人（现已被解雇）作为收入来消费，但是他们的雇主却是把它作为资本在生产上来消费的。以前作为资本来消费的一部分产品，现在作为收入来消费，这就造成收入的增加，由于收入的这种增加，就形成新资本，收入就再转化为资本。｝
“但是，每当资本增加，资本家雇用的工人也就增多
｛无论如何也没有他的资本增加的总量那么多。租地农场主也许会买更多的马匹或者鸟粪或者新工具｝，
因此，原先失业的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就可以就业；如果采用机器以后生产增加很多，以致以纯产品形式提供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和以前以总产品形式存在的数量相等，那就有可能象以前那样给全体人口提供工作，因而就不一定｛但是可能和也许！｝会有过剩的人口出现了。”（第469—472页）
这就是说，在最后几行，李嘉图直接说出了我在上面已指出的东西。为了使收入按上述途径转化为资本，资本首先要转化为收入。或者如李嘉图所说的，先要靠减少总产品来增加纯产品，然后才有可能把一部分纯产品再转化为总产品。产品就是产品。“纯”和“总”的名称在这里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虽然二者的对立也可能意味着，尽管产品总量即总产品减少，超过支出的余额即纯产品也会增加）。产品之成为纯产品或成为总产品，要看它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而定。
“我想要证明的，只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可能伴随着总产品的减少；每当这种情形出现时，工人阶级就要受损害，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将会失业，人口同雇用他们的基金相比将会过剩。”（第472页）
但是，即使在总产品数量不变或者增加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而且在大多数场合[744]一定会发生，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总产品的一部分以前用作可变资本，现在则作为收入来消费。
在这后面（第472—474页）李嘉图荒谬地举了一个毛织厂主因采用机器而使生产减少的例子，在这里不必谈它。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从中就应得出如下结论：（1）机器的发明和有效使用总会增加一个国家的纯产品，虽然它可能不会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后肯定不会增加这种纯产品的价值。”
只要它减少劳动的价值，它就总会增加纯产品的价值。
“（2）一个国家的纯产品的增加和总产品的减少是可以并存的。采用机器虽然可能而且往往必然会减少总产品的数量与价值，但只要能增加纯产品，使用机器的动机就永远足以保证机器的使用。（3）工人阶级认为使用机器往往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不是以成见和误解为根据，而是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则的。
（4）如果生产资料由于采用机器而得到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大大增加，以致总产品（这里我始终是指商品的数量，而不是指它们的价值）不会减少，那末所有阶级的状况便都会得到改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会得到好处，但不是由于地租和利润的增加，而是由于用同量的地租和利润可以购买价值大大下降的商品
｛这个论点和李嘉图的整个学说是矛盾的，按照他的学说，必需品的减价，从而工资的下降，会提高利润，而使人们花费较少劳动却能在同一土地上得到更多产品的机器，在李嘉图看来，必然会减少地租｝；
同时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第一，由于对家仆的需求增加
｛采用机器的一个真正美妙的结果，就是把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妇女和男人，变成了仆人｝；
第二，由于如此丰富的纯产品刺激人们将收入储蓄起来；第三，由于工人用工资购买的一切消费品价格低廉｛这种低廉的价格会使他们的工资下降｝。”（同上，第474—475页）
在机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辩护论解释并不否认：
（1）机器经常不断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使一部分人口过剩，把一部分工人抛向街头。人口过剩（从而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引起某些生产领域的工资下降）不是因为人口比生活资料增长得快，而是因为采用机器引起的生活资料数量的迅速增加，使人们能够采用更多的机器，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直接需求。人口过剩的产生，不是因为社会基金减少了，而是因为其中用于工资的部分由于这种基金的增长而相对地减少了。
（2）这种辩护论更不否认从事机器劳动的工人本身的被奴役，以及受机器排挤而濒于死亡的手工劳动者或手工业者的困苦。
这种辩护论断言——部分地也是正确的——[第一]，由于机器（一般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纯收入（利润和地租）会增加，资产者会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家仆；如果说他以前要从自己的产品中拿出较大部分花费在生产劳动上，那末现在他就可以把较大部分花费在非生产劳动上，结果仆人和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就会增加。不消说，美妙的前景就是日益增多地把一部分工人变为仆人。同样使工人们聊以自慰的是，由于纯产品的增加，为非生产劳动者开辟了更多的活动领域，这些非生产劳动者要消费生产工人的产品，他们在剥削生产工人的利害关系上也多少和那些直接从事剥削的阶级一致起来了。
第二，资产阶级的辩护论断言：由于新的生产条件需要的活劳动比过去的劳动少而产生的对积累的刺激，受排挤的赤贫化的工人，或者，至少是本来应该接替他们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745]也会被吸收到生产中来；这或者是由于制造机器的企业本身的生产扩大，或者是由于与机器制造业有关的、因制造机器才成为必要并产生出来的那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扩大，或者是由于用新资本开辟的并能满足新需要的雇用劳动的新部门的生产扩大。第二个美妙的前景是：工人阶级必须忍受一切“暂时的不方便”——失业以及劳动和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但是雇佣劳动决不会因而终止；相反，雇佣劳动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它将绝对地增加，虽然和雇用它的不断增长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
第三，资产阶级的辩护论断言，由于机器，消费将变得更为讲究。满足直接生活需要的物品价格低廉，使奢侈品的生产范围能够扩大。这样，在工人面前又开辟了第三个美妙的前景：为了取得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取得以前那种数量的生活资料，同一数量的工人必须能够使上层阶级扩大他们的享受范围，使享受更讲究，更多样化，从而加深工人和高踞于他们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鸿沟。这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将给工人带来的十分美妙的前景和非常令人羡慕的结果。
接着李嘉图还指出，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
“把用在购买奢侈品方面的收入尽量转用来维持家仆”。因为，不管我购买家具还是维持家仆，我都会对一定量[按价值来说]的商品提出需求，在一种场合推动的生产劳动和在另一种场合推动的差不多相等；但是在后一场合我在“原有对工人的需求”之外增加了新的需求，“而需求的这种增加，只是因为我选择了第二种花费我的收入的方式”。（第475—476页）
当一个国家维持大量海军和陆军时，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不论它〈收入〉用什么方式来花费，生产上使用的劳动量总是相同的；因为生产士兵的食物和衣服同生产更奢侈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但在战时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当兵，所以靠收入而不靠国家的资本来维持的战争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第477页）
[接着李嘉图写道：]
“还有一种情况应当注意：当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乃至总收入的数量都增加时，对劳动的需求却可能减少，用马的劳动代替人的劳动时就是这样。如果我在自己的农场里本来雇用100个工人，后来发现，把原来用于50个人的食物用来养马，在支付买马资本的利息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原产品，也就是说用马来代替人对我是有利的，那我也就会这样做。但这对工人将是不利的，除非我的收入增加到足以使我能同时使用人和马，否则人口显然就会过剩，工人的状况就会普遍恶化。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不能在农业中找到工作｛为什么不能？如果扩大耕地面积呢？｝；不过，如果土地的产品由于以马代替人而增加了，被解雇的工人也许能在工业中找到工作或者去当家仆。”（第477—478页）
有两种不断交错的趋势：[第一，]使用尽量少的劳动来生产同样多的或更多的商品，同样多的或更多的纯产品，剩余价值，纯收入；第二，使用尽量多的工人（虽然和他们生产的商品数量相比也是尽量少的），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使用的劳动量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量也会增加。一种趋势把工人抛向街头，造成过剩的人口；另一种趋势又把他们吸收掉，并绝对地扩大雇佣劳动奴隶制。于是工人被他的命运东抛西扔，但始终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工人完全有理由把他自己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某种与他敌对的东西；另一方面，资本家则把他当作一个必须不断从生产中离开的要素来对待。
李嘉图在这一章中要努力解决的正是这些矛盾。他忘记指出：[746]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
资产者把采用机器使雇佣奴隶制永久化这件事用来为机器“辩护”。
“在前面我还指出过：机器改良的结果，以商品计算的纯收入总会增加，这种增加会导致新的积蓄和积累。我们必须记住，这种积蓄是逐年进行的，不久就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数额远远大于原来因发明机器而损失的总收入。这时对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将由于积蓄的增加而得到进一步改善，增加了的纯收入又使他们有可能增加积蓄。”（第480页）
先是总收入有损失，纯收入有增加。然后一部分增加了的纯收入再转化为资本，从而再转化为总收入。工人就这样被迫不断增大资本的权力，以便在极大的动乱之后，可以被允许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这同一过程。
“资本和人口每有增加，食品价格一般总会上涨，因为生产这些东西更加困难了。”（第478—479页）
紧接着李嘉图就说道：
“食品价格上涨会使工资提高，而工资的每次提高都会有一种趋势，就是把积蓄起来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用于使用机器方面。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机器往往只是在劳动价格上涨时才能被应用。”（第479页）
因此机器是制止劳动价格上涨的手段。
“为了说明原理，我曾假定改良的机器是突然发明出来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但实际上这种发明是逐渐完成的，其作用与其说是使资本从现在的用途上转移，倒不如说是决定被积蓄和积累的资本的用途。”（第478页）
实际情况是：由于资本的新积累而得以进入使用劳动的新领域的，主要不是被排挤的劳动，而是新提供的劳动，即本来应该接替被排挤的工人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
“在人们容易取得食物的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使用机器的诱惑力远远不象在英国那样大｛除了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甚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机器｝，在英国，食品价格很高，生产食品要耗费很多劳动。”
｛美国使用机器比经常有过剩人口的英国相对说来要多得多，正是美国，表明机器的使用很少取决于食品的价格，虽然它的使用可能象在美国那样取决于工人的相对不足，在美国，分布在辽阔的国土上的人口相对说来是稀少的。例如我们在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139]刊载的一篇关于博览会的文章[140]中就读到：
“人是制造机器的动物……如果把美国人当作人类的代表，那末这个定义……是无可非议的。能用机器做的事就不用手去做，这已成为美国人的一个主要观点。从摇摇篮到做棺材，从挤牛奶到伐木，从缝钮扣到选举总统的投票，他们几乎全都用机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可用来节省咀嚼食物的劳动……劳动力的异常缺乏和由此而来的很高的劳动价值｛虽然食品的价值很低｝，以及某种天生的灵敏激发了他们的发明精神……美国生产的机器一般说比英国造的价格便宜……总的来说，机器与其说是能做以前不能做的事的一种发明，不如说是节省劳动的装置。｛那末汽船呢？｝……在博览会的美国馆中展出有埃默里的轧棉机。从美国开始植棉以来很多年内，棉花的收获量并不太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棉花的需求不大，而且是因为手工清棉的困难使种植棉花变得无利可图。但是当伊莱·维特尼发明了清棉的锯齿[747]轧棉机时，植棉面积立即增加，而且至今几乎还在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确，说维特尼创造了商业性的植棉业，这并不夸大。维特尼轧棉机经过或多或少重大而有效的改进一直还在使用，原始的维特尼轧棉机在现在的这些改进和补充发明以前，丝毫不逊于大多数妄图把它排挤出去的机器。现在带有沃耳巴尼（纽约州）埃默里商标的机器，无疑完全取代了为它奠定基础的维特尼机。这种机器同样简单，生产效率却更高；它轧出的棉花不仅更干净，而且一层层象铺好的棉絮一样，因此这一层层的棉花从机器出来后立即可以压紧打包……在博览会的美国馆中几乎全是机器……挤奶机……从一个滑轮到另一滑轮的传动皮带装置……大麻梳纺机，一下子就把包扎成捆的大麻直接打成麻绳……纸袋机，它可以裁纸、粘叠，一分钟做300个纸袋……霍斯的洗衣挤干机，它用两个橡皮滚筒把衣服上的水挤出，衣服就差不多干了，用这种机器节省时间，而且不损伤织物……装订机……制鞋机。大家都知道，在英国早已用机器制作鞋面，可是这里展出的还有绱鞋的机器，切鞋底的机器，还有做鞋后跟的机器……功率强大的碎石机，结构很灵巧，无疑会广泛使用于铺路和捣碎矿石……奥本（纽约州）的华德先生的航海信号系统……收割机和割草机是美国的发明，它们越来越获得英国方面的好评。麦考密克的机器是最好的……汉斯布劳先生的压力泵，曾荣获加利福尼亚奖章，它的结构简单和生产效率之高在博览会上是最突出的……与世界上任何水泵相比，它能以同样的力量抽更多的水……缝纫机……”｝“使劳动价值提高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所以资本每有增加，就会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用在机器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将随着资本的增加而继续增加，但不会按同一比例增加，其增加率一定是递减的。”（第479页）
在最后一句话中李嘉图表述了正确的资本增加规律，虽然他用以论证这一规律的理由是非常片面的。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的这个地方还加了一个注，表明他在这里是追随巴顿，所以我们还要简略地谈一谈巴顿的著作。
预先还要作一点说明。在这之前，李嘉图在谈到收入是花费在家仆上还是花费在奢侈品上这一问题时说：
“在这两种情况下，纯收入是相同的，总收入也是相同的，但是纯收入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第476页）
同样，总产品的价值也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它是否会“实现”——工人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在不同的商品上”，那要看它应补偿更多的可变资本还是应补偿更多的不变资本。
[（2）巴顿的见解]
[（a）巴顿关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的论点。
巴顿和李嘉图不懂得这种现象同资本统治劳动有内在的联系]
巴顿的著作叫作：
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
我们先引一下巴顿著作中为数不多的理论观点：
“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末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一点也不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而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而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748]流动资本的份额则小到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在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勤劳的民族可能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积蓄也不会使对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巴顿，同上第16—17页）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第480页的注中，就巴顿的这些话指出：
“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增加而对劳动的需求不随之增加是难于想象的。至多只能说，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率将愈来愈小。在我看来，巴顿先生在上述著作中关于固定资本的扩大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某些影响所持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对上面引的巴顿的论点，必须再加上下面这一段话：
“固定资本一经形成，就不再引起对劳动的需求了｛这不对，因为固定资本必须再生产，虽然这种再生产只能经过一定的间隔时间，而且只能逐渐地进行｝，但是在固定资本形成的时候，它所使用的人手，和同额流动资本或收入所使用的人手一样多。”（第56页）
还有：
“对劳动的需求，完全取决于收入和流动资本的总额。”（第34—35页）
毫无疑问，巴顿有很大的功劳。
亚·斯密认为，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同资本的积累成正比。马尔萨斯从资本积累不象人口增加那样快（资本不是以递增的规模再生产）出发，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巴顿第一次指出，资本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随着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以同样程度增加；相反，在生产力增长的过程中，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同（巴顿称为固定资本的）另一部分相比会相对减少，而后者同自己的量相比只是稍微改变对劳动的需求。因此，他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是“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工人的人数比工业发达的国家相对地多。
李嘉图在他的《原理》的前两版中，在这一点上还完全跟着斯密走，但在第三版第三十一章《论机器》中，却采用了巴顿的修正，而且采用了巴顿的片面的说法。李嘉图向前发展的唯一的一点——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就是：他不仅象巴顿那样提出，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不是同机器的发展成比例，而且还断言，机器本身“造成人口过剩” [注：见本册第644、646、648、649和653页。——编者注]，即造成过剩的人口。只不过李嘉图错误地把采用机器的这种结果局限于纯产品靠减少总产品而增加的场合——这种场合只有在农业中才会遇到，而他却认为工业中也会出现。但这也就简要地反驳了整个荒谬的人口论，尤其是反驳了庸俗经济学家关于工人必须努力把自己的繁殖限制在资本积累的水平以下的谰言。相反，从巴顿和李嘉图对问题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样限制工人人口的繁殖，会减少劳动的供给，因而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这只会加速机器的采用，加速[花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从而人为地造成人口“过剩”；因为人口过剩通常不是与生存资料的数量相对而言的，而是与雇用劳动的资金的数量，与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相对而言的。
[749]巴顿的错误或缺点在于，他对资本的有机区别或资本的有机构成，只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来理解，——这是一种已为重农学派所发现的差别，亚·斯密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斯密之后，它成了经济学家们的偏见，其所以是偏见，是因为他们按照传统，把资本的有机构成只看成这种差别。这种从流通过程产生的差别一般说来对财富的再生产有重大的影响，因而对财富中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也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在这里这并不是决定性的东西。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建筑物、种畜等等同流动资本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它们直接同工资有什么样的关系，而只在于它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方式。
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不是同流通过程的现象相联系，不是从流通过程产生，而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产生，并且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别只以它们对活劳动的关系为基础。
例如巴顿说：对劳动的需求不取决于固定资本，只取决于流动资本。但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就象机器等等一样不同活劳动交换。在原料作为要素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一切生产部门中，原料——就我们考察的只是加入商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而言——构成不是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最大部分。[巴顿称为]流动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商品资本的一部分，由加入非生产阶级的收入（即不加入工人阶级的收入）的那些消费品构成。可见，这两部分流动资本的增加一点也不比固定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有更大的影响。而且，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所构成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和作为固定资本投入机器等等上面的那部分资本相比较，并不是以更小的比例增长，甚至还是以更大的比例增长。
拉姆赛进一步阐述了巴顿所指出的这种差别。他修正了巴顿的见解，但没有超出巴顿的表述方式。他实际上把巴顿所说的差别归结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但仍然把不变资本叫做固定资本，不过把原料等等也加了进去；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然而把所有不直接花费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排除在外。关于这些，我们以后讲到拉姆赛时再谈。但是这证明了内在发展的必然性。
只要一弄清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完全来自直接的生产过程，来自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活劳动的关系），也就会看到这种差别本身同所生产的消费品的绝对量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它和总收入的一定量实现在什么物品上有很大关系。但是，总收入实现在不同商品上的这种方式，并不象李嘉图所说的和巴顿所暗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种规律使得产品中构成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基金的那一部分和产品总额相比越来越小。如果说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机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构成，那末工人阶级总人数中就只有一小部分人被用来再生产[750]加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但是可变资本再生产的这种相对减少，并不是对劳动需求相对减少的原因，反而是它的结果。同样，在那些从事一般加入收入的消费品生产的工人中，将有较大一部分人用来生产供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国家、教会等等）消费——即花费收入——的物品，而较少一部分人则用来生产用于工人收入的物品。但这依然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只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只要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发生革命，这种情况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收入，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
在所谓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强迫人们采用这种或那种实现收入的方式。如果工人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他们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重大的差别就在于：是现有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从而它们只有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他们工人，还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当然这里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说来已把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发生这一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
｛以1862年（今年秋天）为例。郎卡郡的失业工人处境困难。另一方面，在伦敦货币市场上，“货币难于找到用途”，结果几乎必然要出现投机公司，因为贷款连2％的利息也难得到。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一方面伦敦有资本，另一方面曼彻斯特有失业的劳动力，所以“必定会开辟一个别的使用劳动的部门”。｝
[（b）巴顿对工资变动和工人人口增长的见解]
巴顿接着论证，只要事先不是人口增长得这样厉害，以致工资水平很低，资本的积累就只会缓慢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
“一定时期的工资和劳动总产品之比决定资本用在这一方面〈固定资本〉还是那一方面〈流动资本〉。”（同上，第17页）“如果工资在商品价格不变时下降，或者如果商品价格在工资不变时上涨，那末企业主的利润就会增加，这就会推动他雇用更多的人手。相反，如果同商品相比工资上涨了，工厂主就会尽量少用人手，力求用机器来做一切事情。”（同上，第17—18页）
“我们有可靠的材料证明，在工资逐渐上涨的上一世纪（即十八世纪）的上半叶比劳动的实际价格急遽下降的下半叶，人口的增长要缓慢得多。”（第25页）
“可见，工资上涨本身决不会使工人人口增加；工资下降却能使人口十分迅速地增加。例如，如果英格兰人的需要降到爱尔兰人的需要水平，那末工厂主就会根据他们生活费用减少的程度而使用更多的工人。”（第26页）
“寻找工作的困难比工资的低微对结婚的妨碍要大得多。”（第27页）
“必须承认，财富的任何增加都有造成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的趋势。但是因为和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劳动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最长
｛根据同一原因，工资额可能长期保持在平均水平之下，因为同所有其他商品相比，使劳动离开市场，从而使它的供给降到当时的需求水平，是最难于做到的｝，
所以在一切商品中，[751]由于需求的增加，劳动的价格上涨得最多；并且因为工资一上涨，十分利润就会减少九分，所以很清楚，除非在这以前人口增长得使工资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资本的增加就只能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增加产生缓慢的影响。”（第28页）
巴顿在这里提出了各种论点。
第一，工资上涨本身不会使工人人口增加；可是工资下降却能很容易地迅速地使工人人口增长。证据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工资逐渐上涨而人口缓慢地增长；相反，十八世纪下半叶实际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人口却迅速增长。原因是：妨碍结婚的不是工资的低微，而是寻找工作困难。
第二，可是工资水平越低，寻找工作越容易。因为资本转化为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也就是转化为使用劳动的资本还是不使用劳动的资本，是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的。工资低，对劳动的需求就大，因为那时使用大量劳动对企业主有利，而且他用同量的流动资本能够使用更多的工人。工资高，工厂主就会尽量少用工人，并力求用机器来做一切事情。
第三，资本的积累本身只会缓慢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一提高，如果劳动的供给小于对它的需求，劳动的价格就会迅速上涨，十分利润就会减少九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积累之前工人人口已大大增长，以致工资水平极低，甚至在上涨以后仍然很低的情况下，积累才能迅速地反映在对劳动的需求上，因为[新的]需求主要是吸收失业的人手，而不是争夺完全就业的工人。
所有这些略加修正，也适用于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但是这不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本身。
因此，巴顿提出的历史证据是和它应该证明的东西相矛盾的。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工资逐渐上涨，人口缓慢地增长，也没有任何机器，和下半叶相比，也很少使用其他固定资本。
相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工资不断下降，人口惊人地增长，却出现许多机器。但正是机器，一方面，使现有的人口过剩，从而使工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又把这些人口吸收，之后再使它过剩，再把它吸收；与此同时，机器异常地加快了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可变资本的数量，虽然这种可变资本无论是同产品的总价值相比，还是同它使用的工人数量相比，都相对地减少了。
相反，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大工业，只有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花费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十八世纪下半叶缓慢。对劳动的需求，以及工资，是和资本的积累一起增加的，并且几乎是同这种积累成比例地增加的。英国实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那里还广泛地存在着（甚至继续发展着）农业人口所经营的家庭（纺织）工业。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还不可能产生，也还没有工业的百万富翁。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可变资本比较占优势，下半叶固定资本占优势；但是固定资本需要大量的人这样的材料。要大规模地运用固定资本，就必须先有人口的增长。可是发展的整个实际过程和巴顿对它的解释是矛盾的，因为很明显，这里生产方式一般发生了变化：适合于大工业的规律和适合于[752]工场手工业的规律不是一回事。工场手工业只是向大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但是巴顿提出的一些历史材料，如关于工资变动的材料以及关于英国谷物价格变动的材料，在这里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巴顿把十八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做了对比。
“下表说明了〈可是“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实际]工资上涨了，因为谷物价格在这个时期至少下跌了35％”〉最近70年农业工人的工资和谷物价格之比。
（巴顿，同上第25—26页）
“在上院[一个委员会]关于济贫法的报告中〈1816年？〉列有一表，载明从革命时期[1688年]以来议会各次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圈地的法案的数目。从该表可以看出，在从1688年至1754年的66年中，这样的法案共通过了123件，而在1754年至1813年的69年[注：巴顿著作中如此。实际上从1754至1813年只有59年。——编者注]中却通过了3315件。谷物种植的发展速度后一时期几乎为前一时期的25倍。可是在前66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谷物不断生产出来用于出口，而在后69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原来用于出口的谷物都消费了，同时还进口越来越多的、最后达到很大数量的谷物供自己消费……所以，和后一时期相比，前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看来比谷物种植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还要慢。”（同上，第11—12页）
“根据格雷哥里·金按照住房数目确定的数字，1688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为550万。根据马尔萨斯的计算，1780年的人口为770万。这就是说，在92年间人口增加了220万。在以后的30年内人口增加了270万以上。但是关于前一次人口的增长，很可能，主要是在1750年至1780年期间发生的。”（第13页）
巴顿根据可靠材料计算，
“1750年居民人数为5946000人，这说明从革命时期[1688年]以来增加了446000人，或者说，每年增加7200人”。（第13—14页）“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近几年来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一百年前的10倍。但是资本的积累要增长到10倍是不可思议的。”（第14页）
问题不在于每年生产多少生活资料，而在于每年有多大一部分活劳动加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生产。与不变资本相对的可变资本量就是由此决定的。
巴顿用美洲矿山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说明近五、六十年来几乎整个欧洲人口的惊人增长，因为贵金属的这种充裕使商品价格的提高大于工资的提高，也就是说，实际上降低了工资，因而提高了利润率。（第29—35页）[ⅩⅢ—752]
[135]在1817年出版的李嘉图的《原理》第一版中已有这段话。——第629页。
[136]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一卷第396页。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这一处（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年莫斯科德文版第666页）。并参看本卷第1册第22页和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1节。——第632页。
[137]李嘉图在这里很可能是指1819年12月16日他在英国下院就威廉·德·克雷斯皮尼的提案所作的发言；克雷斯皮尼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罗伯特·欧文提出的消灭失业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
李嘉图在发言中断定“机器不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皮·斯拉法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1952年剑桥版第5卷第30页）。——第633页。
[138]关于李嘉图的“实际工资”（《real wages》）的概念，见本册第456—457、459—460、474、482和497页。——第636页。
[139]《旗帜报》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655页。
[140]指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第5—6版上刊登的《博览会上的美国》一文（未具名）。关于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见注112。——第655页。
(II)
附录
[141]
[（1）关于农业中供求经常相符的论点的最初提法。
洛贝尔图斯和十八世纪经济学家中的实践家]
[Ⅻ—580b]斯密“顺便提出的”关于谷物创造对谷物本身的需求等等 [注：见本册第402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马尔萨斯在他的地租理论中扬扬得意地加以复述，并且部分地成了他的人口论的基础），[在斯密之前]在下面一段话里已经十分简单明了地提出来了：
“谷物同它的消费或多或少是成比例的。如果人口多了，谷物也会多，因为会有更多的人手耕种土地；如果谷物多了，人口也会多，因为丰富将使人口增加。”（[约翰·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5页）
因此，
“在农业中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同上，第62页）
洛贝尔图斯关于种子等不作为资本项目加入 [注：见本册第39—52页。——编者注][租地农场主的支出]的幻想，已被十八世纪（特别是从六十年代起）的数百篇论文[所驳倒]，其中有些是租地农场主自己写的。但是相反，认为地租作为费用项目加入租地农场主的支出，倒是正确的。租地农场主把地租算在生产费用之内（它也确实属于他的生产费用）。
“如果……谷物价格接近它应该达到的水平，那末，这只能由土地价值和货币价值的比例决定。”（同上，第132页）
下面这段话表明，自从资本掌握了农业的时候起，地租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本人的概念中，就仅仅成了利润的扣除，全部剩余价值就开始被看作实质上是利润：
“老办法是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他在总产品中占的份额]按三份地租计算〈分成制〉。在农业的幼年时期，这是分配财产的公平合理的办法。在世界不太开化的地方现在仍然采用这种办法……一方提供土地和资本，另一方提供知识和劳动。但是在耕作得好的和肥沃的土地上，地租现在具有极小的意义。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以资本的形式和自己劳动的年支出形式投入的那笔款项，他必须根据这笔款项来计算自己货币的利息，或者说，自己的收入。”（同上，第34页）[Ⅻ—580b]
[141]以《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附录形式发表的短评，是马克思在手稿第Ⅺ、Ⅻ和ⅩⅢ本的封面上写的。它包括《理论》第二册正文中所考察的某些问题的补充材料。——第667页。
(II)
[（2）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之间的敌对关系]
[ⅩⅢ—670a]“ 土地所有者和 工业家彼此之间永远是敌对的，对对方的赢利是忌妒的。”（[ 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22页注释）[ⅩⅢ—670a]
(II)
[（3）霍普金斯对地租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ⅩⅢ—669b] 霍普金斯（见有关段落 [注：见本册第52页。——编者注]）天真地把 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而把利润看作从地租派生的东西。
霍普金斯写道：
“当……生产者既是土地耕种者又是制造业者时，土地所有者得到10镑价值的地租。假定这个地租一半用原产品支付，另一半用工业品支付。假定生产者分为两个阶级（土地耕种者和制造业者）之后，这种情况能够照旧继续下去。但是，实际上更方便的是，由土地耕种者向土地所有者交付全部地租，而在他拿自己的产品去同制造业者的劳动产品交换时把地租加到自己的产品上，以便两个阶级公平地分摊这笔款项，使两个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托·霍普金斯《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经济研究》1822年伦敦版第26页）[ⅩⅢ—669b]
(II)
[（4）凯里、马尔萨斯和詹姆斯·迪肯·休谟论农业改良]
[Ⅺ—490a]“应该指出，我们总是把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看成同一个人……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97页）“人总是从贫瘠的土地推移到较好的土地，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贫瘠土地并且翻耕泥灰质或石灰质的土地，这样持续不断地反复进行……在这条道路的每一阶段上，人造出越来越好的机器[注：指被耕种和改良的土地。——编者注]……资本投入农业可以比投入机器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同一种机器仅仅具有同样的效能，而土地的生产率却越来越提高……采用蒸汽机得到的好处是：它节约了比如说把毛织成呢的劳动的工资，但要减去机器磨损的损失。而用于耕种土地的劳动生产了工资，还加上由于土地这种机器的改良而得到的利益……因此，每年带来100镑收入的一个地段，要比带来同样收入的一台蒸汽机卖得贵……地段的买者知道，这块土地会付给他工资和利息，加上这块土地由于使用而增加的价值。蒸汽机的买者知道，蒸汽机会付给他工资和利息，减去这台机器由于使用而减少的价值。前者购买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改良的机器。后者购买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变坏的机器……土地是这样一种机器，新资本和劳动花费在它上面可以得到日益增长的利益，而要使花费在蒸汽机上的这种支出带来日益增长的收入却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29—131页）
※ ※ ※
有的农业改良即使会使生产费用减少并且最终会使价格下降，而在初期——在价格还没有下降时——会引起农业 利润的暂时提高，但是，
“最后也几乎总是使地租增加。由于有可能得到大量的暂时利润而投入农业的增加的资本，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在租佃期内完全从租种的土地上抽回，而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就要通过增加自己的地租来从这些投资中得到利益”。（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25—26页]）
※ ※ ※
“如果说，在近几年谷物普遍涨价之前，耕地一般只提供不多的地租主要是因为有公认的必要的经常休闲，那末现在就应该再减少地租量，以便有可能回到原来的休闲制。”（詹·迪·休谟《关于谷物法及其同农业、商业和财政的关系的看法》1815年伦敦版第72页）[Ⅺ—490a]
(II)
[（5）霍吉斯金和安德森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ⅩⅢ—670a]“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给人们提供食物，只要有越来越少的土地面积就够了。”（[托马斯·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69页）（霍吉斯金的这部著作是匿名出版的。）
在霍吉斯金之前， 安德森已谈到了这一点 [注：见本册第157—159页。——编者注]。[ⅩⅢ—670a]
(II)
[（6）]利润率的下降
[ⅩⅢ—670a]使用较多不变资本（机器、原料）的较大资本的利润，——因为要分摊到使用的活劳动占较小比例的总资本上，——[按其比率来说]小于在较小的总资本中占较大比例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按量来说]较小的利润。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虽然这两部分资本都在增长），只是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 表现。[ⅩⅢ—670a]
(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