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想必你的牙痛已经好了。牙痛是很讨厌的事。
在这期间，我采取了措施，使我的收入将很快增加一倍，从而将结束我的根深蒂固的困苦。拉萨尔的表弟弗里德兰德（从前曾和埃尔斯纳一伙人编辑《新奥得报》）现在是维也纳《新闻报》编辑（顺便提一下，该报有二万四千订户），他曾于1858年1月约我为该报撰写通讯稿[210]。我当时回绝了，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能抨击帕麦斯顿，而只能抨击波拿巴。现在他又约我，这一次 没有提任何条件。这倒不是主要的，因为一星期 定期只寄一篇文章（二十法郎）。但同时我将给该报寄电讯稿（用法文写），每篇电讯稿十法郎，虽然这将占去很多时间，但收入很可观。
唯一还需要磋商的事情是，通过伦敦的某家银行把钱汇给我，因为发电讯稿需要大笔费用。在达成协议之前，谈判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星期。昨天接到维也纳的来信，我才作了确定的答复。因而要过八至十天才能开始工作。
可是，我家传的银器和钟表等物的典当利息星期二就要到期。我的妻子通过同当铺老板的私人洽商，已经把期限延缓了三个星期，但是星期二是最后的期限。因此请你寄几英镑给我，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再向你征税。
希望寄给我一本 ［注：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如果你还有多余的，应当给弗莱里格拉特和普芬德也各寄一本。
祝好。
你的 卡·马·
[210]拉萨尔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附有他的表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的信。弗里德兰德早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马克思在1855年期间曾为该报撰稿。从1856年起，弗里德兰德成为《新闻报》的编辑之一。但是马克思不了解这时《新闻报》的政治倾向，认为不给该报撰稿是适宜的，并且只是在1861年10月该报表示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伪宪制派政府时才最后同意撰稿。——第228、274、402页。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1）五英镑已收到。十分感谢。
（2）《论坛报》我将在这个星期找齐并寄给你。
（3）今天收到的《论坛报》（ 4月5日）上载有攻击你的文章，特附上（也许出于匈牙利的某一头蠢驴的手笔），你应当 在星期五就予以答复，我手头没有这头蠢驴引用的“本月14日”的“答复”。不过你从他自己的重复中可以知道他在“他的简短答复”中所说的一切。
[334]
（4）奥格斯堡《总汇报》对你在《论坛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说了些什么？
[335]
（5）昨天我在《汉堡记者》上看到敦克尔登的《波河与莱茵河》的广告。
（6）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已经收到八个印张校样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看来这东西快印完了，但是敦克尔恐怕又会两个星期左右不寄东西来。
（7）关于拉萨尔，明天我要写信和你详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334]1859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登载了亚历山大·阿什博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抨击这个报纸1859年3月17日作为社论发表的恩格斯写的《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9—234页）。阿什博特在信中引用了这个报纸似乎在“本月14日”发表的他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批评了1859年3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恩格斯的未署名的文章《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页）。实际上，阿什博特的第一封信是1859年3月11日发表的。——第403页。
[335]大概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奥格斯堡《总汇报》（1859年4月12日第102号附刊）登载了一篇纽约通讯。这篇通讯转述了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的内容。它们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229—234页）。——第403页。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4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根据最新的消息，对你的文章作了修改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编者注］。
我相信你没有把时间花费在钻研星期一的议会辩论上（我已被迫这样做了）。辩论的要点如下[336]：
（1）英国在整个谈判期间受了骗。
（2）英国决定站在奥地利一边。
关于第一点。英国的大臣们曾一度宣布，一切都解决了。这是在所有报纸都刊载从罗马撤出军队[337]的消息的时候。从上院的公告中可以看出：教皇 ［注：庇护九世。——编者注］确实要求把军队从他的辖区撤走。法国曾经常向英国诉苦，说它在罗马的处境很尴尬。它倒是想撤走，但它受到阻碍，一方面由于教皇的顾虑，另一方面奥地利拒绝同时撤走。这甚至是布斯特拉巴在英国面前为1月1日同奥地利公使演出的那场戏[338]作辩护的 官方借口。妙极了！教皇戳穿了这个借口。奥地利 实际上从博洛尼亚撤走了两个营，并下令准备撤出其余部队。那时，波拿巴找到了不撤走的借口，结果一切都被打乱了。这使得比先生极不痛快，波拿巴为了安抚他，同考莱勋爵就“意大利问题”作了开诚布公的谈话，考莱给伦敦发出电报，认为他的要求“是令人满意的”。在这之后，考莱带着为 英国所接受的波拿巴的要求去维也纳。（这个考莱就是1848—1849年在维也纳策划阴谋反对德国革命的那个恶棍。）这是2月底的情形。奥地利本来就是不得已才决定作战的，当时它的军备还远远没有达到3月中旬的水平，因而 接受了一切条件。当考莱返巴黎途中经过伦敦的时候，据得比本人说，“他”和“内阁”完全确信一切都解决了；由于向议会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新的声明而 又出了丑。总之，考莱兴高采烈地前去巴黎。他在这里得知，他受了愚弄，布斯特拉巴同意 按照俄国的建议召开大会，并且这个会议还要 按照俄国的建议只许五个大国出席，因而撒丁被排斥了。得比直截了当地说，只有 俄国的干涉（虽然取得法国的同意，但 波拿巴当然不能拒绝英国以 他的名义向奥地利提出的条件）才是和平解决未能实现的唯一原因。同一天帕麦斯顿在下院说，他不谴责俄国（当然！）。说什么如果英国的调停成功，那末俄国就不能起会议上所必定起的和在欧洲事务上所应该起的作用。得比虽然很不乐意，还是在某些条件下接受了俄国的建议，这些条件中主要的一点是，1815年维也纳条约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原封不动。奥地利本来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这时认清，战争已 肯定要打，大家只是想愚弄它。因此它对英国的新建议报以无耻的要求，即以撒丁必须裁军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于是得比建议波拿巴促使撒丁接受这个屈辱的条件，而由英国和法国用共同的条约来担保它在会议期间不受奥地利的进攻。波拿巴这头蠢驴拒绝了这个建议。如果他接受建议，那末他就可以随意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奥地利和皮蒙特边界上挑起各种骚乱，这样，英国就会同法国和撒丁缔结军事条约对付奥地利，而帕麦斯顿就会迫使托利党人履行自己的诺言。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对于英国在一定条件下如此轻易地准备订立军事同盟来反对他们，感到吃惊。因此，他们立即表示赞同英国的建议，把撒丁裁军问题变为普遍裁军问题。于是开始就下列问题争吵起来：应当象奥地利要求的那样，在会议召开以前裁军，还是象波拿巴要求的那样，在会议召开以后裁军；其次，是否应当让撒丁出席会议等等。总而言之，一切新的困难都来自波拿巴，因为（1）他在裁军问题上进行诡辩；（2） 他和 俄国建议不让撒丁出席会议。得比星期一极为气愤，据说，他简直狂叫起来，宣布英国现在还要提出 最后一个建议，说他对这种毫无作用的斡旋已经厌倦，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失败，他再也不当调停人了等等。
关于第二点。波拿巴会接受这些最后的建议，因为在奥地利在军备方面超过他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只对奥地利 不利。他 肯定会接受这些建议，以使得比没有直接责难他的理由。而奥地利如果不愿丧失一切优势等等，就必须拒绝这些建议。指望得比垮台和帕麦斯顿上台的波拿巴陷于极为不妙的境地，因为得比和迪斯累里在演说中直截了当指出，他们被波拿巴和俄国哄骗得厌烦了，此外，他们直接站在奥地利一边。马姆兹伯里说，他不明白波拿巴 用什么借口干涉意大利的纷乱。得比说，英国起初将保持武装中立，然后将反对以“虚伪的借口”挑起战争的那个大国。得比说，英国在亚得利亚海的利益不允许它袖手旁观；据他说，他认为对的里雅斯特的进攻几乎就是宣战的理由。迪斯累里说，奥地利表现了“应有的节制”，而撒丁却是“暧昧、不安，甚至怀有野心”。最后，他们都说，1815年的条约必须保持，而关于调整意大利领土问题，他们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这些条约“旨在制止法国的侵略野心”。
十分肯定的是：由于意外的情况，即得比没有辞职，而是让议会见鬼去，这样就把帕麦斯顿暂时禁锢在家庭生活中，俄法的勾当便面临着严重的抉择。
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奥地利被来自伦敦和柏林的恐吓电报吓住了，撤回居莱给皮蒙特的最后通牒[339]。在 这种情况下，不论哪一个上帝也帮不了波拿巴的忙。那时他将不得不实际上 裁军，军队将象对待苏路克那样对待他。巴黎的工人本来就对卑鄙地流放布朗基去凯恩[340]感到愤慨。或者是奥地利厌烦了外交把戏，向都灵进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奥地利必将首先宣战，因此波拿巴先生将获得外交胜利，但是他要为这种外交胜利付出可耻的军事失败作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保，他的皇冠和宝座能保持哪怕四个月。
明天寄给你几号《论坛报》。
顺便说一下。伟大的帝国的福格特[341]写信通知弗莱里格拉特说，这个帝国帮要在苏黎世（或是伯尔尼，我忘了）出版一种新的报纸。[342]他约请弗莱里格拉特为该报的小品文专栏撰稿，并请求他找深谋远虑的布赫尔当政治问题的通讯员。
帝国的福格特想据以建立新“党”的纲领，如他自己所说，是亚·赫尔岑所欣然接受的，这个纲领的内容是：德国放弃它的非德国的领地。不支持奥地利。法国的专制制度是暂时的，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是不变的。让这两个专制者去厮杀。（甚至可以觉察到有些倾向于波拿巴。）德国采取武装中立。关于德国的革命运动，正如福格特“根据最好的消息得知”，在我们这一代是不用想了。因此，只要奥地利被波拿巴消灭，在祖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帝国摄政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民族的发展，而福格特也许还会成为普鲁士的宫廷小丑。从福格特的信中可以知道，他以为弗莱里格拉特似乎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是多么不了解与他有来往的人：布赫尔这个乌尔卡尔特分子是 奥地利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伟大的布林德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或者他作为德国人反对波拿巴，或者作为√罗泰克反对奥地利，他目前正在召开“德国议会”，关于这一点，电报很快就会向曼彻斯特报告。
[343]
祝好。
你的 卡·马·
[336]马克思在这里根据1859年4月19日《泰晤士报》叙述了1859年4月18日英国议会辩论的内容。信中所阐述的这一时期欧洲外交活动的事件的进程也反映在马克思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和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38—342页和第343—346页）中。——第404页。
[337]指早在1849年镇压罗马共和国时进入罗马的法国军队。——第404页。
[338]1859年1月1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接见外交使团时，向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说法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了”。这个谈话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而关于对奥发动战争的问题早在这以前很久就已决定了：1858年7月法国和皮蒙特在普伦贝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法国将参加即将发生的对奥战争，为此，皮蒙特答应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第404页。
[339]指奥地利将军居莱给皮蒙特政府的最后通牒。它要求立即解除意大利志愿军的武装并解散他们。这个最后通牒是1859年意大利战争开始的信号（见注320）。——第407页。
[340]布朗基由于参加1848—1849年革命被判处十年徒刑，服刑期满后，于1859年4月被拿破仑第三政府流放到凯恩（南美的法属圭亚那）。布朗基在1859年8月19日的大赦以后回到巴黎。——第407页。
[341]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42]福格特及其拥护者曾经打算在日内瓦出版《新瑞士》周报（《Die Neue Schweiz》），后来没有出版这个周报，而出版了《新瑞士报》（《Neue Schweizer Zeitung》）。
关于福格特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和随信附去的福格特《纲领》，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6页）。——第407页。
[343]指1859年4月16日《海尔曼》第15号发表的卡尔·布林德的《解放者拿破仑》一文。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既反对拿破仑第三，又反对奥地利，并指出，他认为摆脱已经形成的“混乱局面”的唯一办法是联合德国的“一切人民政党的领袖”。——第408页。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文章[344]收到了。可能你已经从电讯中知道了海斯反对居莱的计划（也许把它称作 没有计划更正确些）[345]。从我们的，即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最初奥地利或者遭失败，或者再撤回伦巴第（这在士气上是相同的），都不是什么违反愿望的事。事态将因此有很大的发展，同时将为巴黎的事件成熟提供必要的时间。总之，情况是这样：无论哪一方面失算，都必定对我们有利。如果奥地利一开始就击溃皮蒙特军队，占领都灵，在阿尔卑斯山山口打退法军，那末俄国也许立刻就会转过身来反对波拿巴（无论如何俄国还没有 在事实上承担反对德国的义务）[346]，而我们卑鄙的普鲁士政府就会摆脱已经陷入的而且必将置它于死地的绝境。其次，这种致命的失败一开始就会引起反波拿巴的法国兵变和巴黎革命。以后会怎么样呢？在 这个时刻，其结果必定是，神圣同盟会全副武装地胜利镇压巴黎可能成立的革命政府，当然，这不是我们所指望的。拉德茨基本人胸中燃起了1848年革命的火焰。但是我认为，从奥地利和法国双方来说，战争目前将以反动的有节制的方式进行。
你应当至少再寄来两本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一本给普芬德，他曾以自己的名义寄发了你的手稿，另一本给弗莱里格拉特。最好也给彼·伊曼特（ 丹第市丹第师范学校）寄一本。你应当更多地注意党的联系和保持人们的情绪。
顺便说一下。在你的上星期五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战争的前景》。——编者注］中，我删去了整个导言。第一，因为我对奥地利人抱有疑虑；第二，因为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同当前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情等同起来。
我认为，可敬的帕麦斯顿不久又会以外交大臣或陆军大臣的身分掌握政权。这些托利党的蠢材实际上为他的活动帮了大忙。这些家伙起初以卑鄙的调停的幌子破坏奥地利人的活动。后来，当法俄条约为人所共知的时候，他们就竭力否认有这个条约，以证明他们没有张惶失措。这给《泰晤士报》提供了讥笑他们的把柄，并使它采取反对俄国的爱国立场。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泰晤士报》和一切其他的帕麦斯顿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按照所分配的角色，对各有关的大国采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一样，指出必须重新让“真正英国大臣”[123]掌握政权（以一般人民为对象的《晨报》和《每日电讯》公然这么说）。卑鄙的托利党本应当不这样做，而应当“相信”俄法条约并趁此机会攻击帕姆。他们曾经有很好的机会这样做。首先，在制订这整个计划的时候，帕姆在贡比臬[300]。其次，怀特塞德先生以内阁的名义已经告诉愚蠢的约翰牛说（关于这一点，蓝皮书早已透露）[347]，奥地利于1848年向帕麦斯顿表示，如果他愿意调停，它准备 完全放弃伦巴第，并在威尼斯建立以奥地利大公为首的意大利政府。同时皮蒙特和法国也向他这样表示过。帕姆怎么样呢？他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必须完全放弃威尼斯（这是借口）。这个答复是他在沉默了三个星期以后作出的。当拉德茨基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帕麦斯顿要求奥军执行曾经告诉他的计划。在匈牙利问题上，他也耍了同样的花招（这一次是关于绝望的匈牙利人已经愿意降服的那些条件）。这个家伙重返内阁是一种真正的危险。但是，在德国人们开始认清他的面目，汉堡出版的符尔姆教授的书（东方战争史）[348]和另一个德国人（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写的关于尼古拉的书，干脆攻击帕姆是俄国的代理人。
关于交易的问题 ［注：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弗里德兰德这头蠢驴4月12日给我来信了，但是把主要的事情，即指定某一家银行汇钱给我的问题忘掉了。他不谈这个，而谈“垫付”问题。这是胡扯。每星期的电讯费要花八至十英镑，常常达十五英镑，我已经写信把这一点告诉了这头蠢驴。至今尚无回信，虽然他经常给我寄来维也纳《新闻报》（我在该报上看到，它现在有二万六千家订户）。昨天我给拉萨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注：见本卷第579—580页。——编者注］。我在《新闻报》上看到，拉萨尔开始十分热心地（虽然没有什么才能）给该报写通讯稿和发电讯稿。但是，他只是在得到我的书面“允许”之后才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他（如他来信所说）没有我的同意不愿在政治上冒险。如果整个谈判的结果仅仅是拉萨尔本人在那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这岂不是笑话？但是，这种拖延可能是由于弗里德兰德在当前动乱的情况下在维也纳解决钱的问题有困难。我已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只得做做代数。
祝好。
鲁普斯在曼彻斯特吗？
你的 卡·马·
[123]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1850年6月25日下院会议上对帕麦斯顿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认为派英国海军去希腊保护一个原籍葡萄牙的英国臣民——商人唐·帕西菲科（他在雅典的住宅被焚毁）是正当的。帕麦斯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全无恙。——第106、115、277、409页。
[300]1858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是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党反对派的领袖）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臬去阐明他对即将爆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拿破仑第三想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意图。
关于俄国对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影响，见马克思的《法国的战争前景》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05—310页）。——第370、410页。
[344]恩格斯的这篇看来是论述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开端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第408页。
[345]关于1859年4月底开始的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进程，见恩格斯的《意大利战争。回顾》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77—490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奥军总司令居莱所制订并受到海斯将军严厉批评的作战计划所作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78—479页）同马克思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第408页。
[346]马克思在这里是说，1859年3月3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约在形式上把俄国和法国结合在一起。报刊披露了关于这个秘密条约的消息，于是马克思在他1859年4月29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金融恐慌》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52页）中报道了这个条约。——第408、615页。
[347]马克思指1859年3月26日《泰晤士报》发表的首席检察官怀特塞德1859年3月25日在下院的发言。
关于《蓝皮书》，见注39。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是蓝皮书《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1849年伦敦版第2篇1849年7月第377、478号（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0页）。——第410页。
[348]克·弗·符尔姆《东方问题的外交史》1858年莱比锡版（Ch．F．Wurm．《Diplomatische Geschichte der Orientalischen Frage》．Leipzig，1858）。——第410页。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萨尔的信（这信我必须 立即收回）中可以看出，维也纳交易的事发展得多快。我当即给弗里德兰德写了信 ［注：见本卷第580页。——编者注］。拉萨尔自然不知道，我每天都收到《新闻报》（我寄给你一些它的剪报），而我清楚地知道他在我的信 ［注：见本卷第567—570页。——编者注］之前就一直在写通讯稿，但是该报已停止登载他从柏林发的电讯稿，因为它们太冗长；此外，他的通讯稿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对 任何报纸都有妨碍。可能整个事情不会成功，但也可能维也纳的商业恐慌（只有汉堡的商业恐慌可以同它相比）[349]迄今阻碍了这些先生们同我最后达成协议。等着瞧吧。
下次再多写，而且要写些很可笑的事。今天只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前发行人科尔夫因伪造期票而在新奥尔良被判处十二年苦役。
前帝国摄政福格特投靠了拿破仑。
[350]
祝好。
你的 卡·马·
[349]马克思用1859年5月5日在维也纳以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大公司的破产开始的商业恐慌同世界经济危机时期1857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相比。见马克思的文章《欧洲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66—371页）和《维也纳要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1—377页）。——第411页。
[350]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拉萨尔的信里有几点我要严加驳斥。首先，这个小子谈到他“必须为我做”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事，只是要他（因为整个这件事是他提出来的，而且我一直在《新闻报》上看到他的通讯）给我解释维也纳的令人迷惑的沉默。这是 他分内的事情。其次，他装模作样，似乎他是经过一再推辞之后，由于“我的”坚持才给《新闻报》写通讯稿的。但是他在这一封信中的一个地方承认，还在我表示意见 以前他已经开始给维也纳写通讯稿了。但他随后把“事情的关系”颠倒了。当他写信告诉我弗里德兰德的建议时，他用两页的篇幅大谈他应不应当给维也纳写通讯稿，并且说这取决于我的决定。首先，不言而喻，如果我认为自己可以给《新闻报》撰稿，那末我就不会认为拉萨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另外，我从他的信里看出，他多么渴望得到我的“同意”。那末现在这样彻底粉饰自己而颠倒因果关系是为了什么呢？拉萨尔关于“倾向”（他来信说，他为此“严厉斥责了”弗里德兰德）所说的话全是无稽之谈。维也纳《新闻报》是在现存的条件下编得巧妙而十分高明的奥地利报纸，它的编辑手法比拉萨尔所能表现的要策略得多。最后，我没有请这个小子教训我，什么对我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向我作暗示未免太狂妄了。如果弗里德兰德能够解决钱的问题，那我将坚持自己的决定，决不会由于拉萨尔的通讯稿似乎不合弗里德兰德的口味而作罢。我从最近几号《新闻报》上获悉，它的订户增加到二万七千户。
拉萨尔的小册子[351]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你的“匿名”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的出版使他睡不着觉。目前德国革命党的地位的确非常困难，但在对情况进行某种批判性的分析后，它也是清楚的。至于“各邦政府”，那末显而易见，从一切观点来看，即使为德国的 生存着想，也应当要求它们 不保持 中立，而象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要保持 爱国的立场。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 革命的尖锐性，完全是由于对抗 俄国将被强调得比对抗布斯特拉巴更要厉害些。拉萨尔本来会这样做以对抗《新普鲁士报》的反法叫嚣。同时，恰好是 这一点会在战争过程中实际上使德国各邦政府背叛帝国，那时它们将被人揪住衣领。总之，如果拉萨尔竟然敢于以党的名义讲话，那末他将来或者是必须准备我们公开驳斥他，因为情况十分严重，不能讲客气，或者是必须预先同持有其他观点的人达成协议，抛弃火和逻辑交织的灵感[352]。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思想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首先是从巴黎领取现金的背叛帝国的“帝国摄政”。梅因先生在汉堡的《自由射手》上大肆吹捧福格特的小册子[353]。有一种庸俗民主派（他们当中一些正直的人认为，奥地利的失败，再加上匈牙利和加里西亚等地的革命，会引起德国的革命；可是这些笨蛋忘了， 现在德国的革命，即瓦解它的军队，并不对革命者有利，而对俄国和布斯特拉巴有利），对这些人来说，能够同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匈牙利人（全是班迪亚之流）、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先生前几天在普鲁士议院中把尼古拉称为波兰人的“伟大的斯拉夫盟友”）和意大利人一个鼻孔出气，自然是一种欢乐。另一帮希望把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例如布林德，由于既要求同奥地利 一起对布斯特拉巴作战又要求召开帝国议会，而使自己大出其丑（包括老乌朗特在内）。首先，这些蠢驴没有看到缺乏实现这种卑鄙愿望的任何条件。其次，他们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不知道：在德国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部分—— 普鲁士，资产者以他们的议会两院自豪，而两院的权力必将随着政府的困难的增加而扩大；这些资产者有充分的理由（正如最近的议院辩论表明）根本不愿在“议会”的幌子下听从巴登人和维尔腾堡人的指使，这正如普鲁士政府不愿在“联邦议会”的幌子下受奥地利的统治一样；这些资产者从1848年以来就知道，议会同他们的议会两院并存，会消除两院的权力，而议会本身也要成为纯粹的幻影。实际上，从普鲁士议会两院（它们表决预算，并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一部分军队和柏林平民的支持）人们可以得到的革命支持，要比从称之为“帝国议会”的辩论俱乐部得到的多得多。巴登人、维尔腾堡人和其他的平庸之徒由于意识到本身的重要性而持有相反的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自己的党内朋友和其他正直的革命者中间充满着真正的恐怖，他们以为同布斯特拉巴作战就会回到1813—1815年的时期。最后，动产信用公司[47]在德国的代表们（《科伦日报》和富尔德—奥本海姆等）自然赞同民主派的顾虑并利用墨守成规和目光短浅的普鲁士王朝的背信弃义（巴塞尔和约[354]等）进行投机。另一方面，民主的和革命的党的一部分人认为必须从爱国主义出发象扬—阿伦特那样表明态度。鉴于这种混乱情况和（据我看来）目前正处在解决德国命运的关头，我认为，我们两人有必要共同发表一个党的宣言[355]。如果维也纳的事情办妥，那你应当为此在圣灵降临节到这里来，否则，我将去曼彻斯特。
这些一般性问题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谈谈伦敦的（德国）各党派的情况，在这里我必须谈谈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它们还没有完结以前，我认为告诉你是很乏味的。
首先，你记得，正当我同小丑埃·鲍威尔公开决裂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却把他引进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协会 ［注：见本卷第364页。——编者注］，而且小丑担任了《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这个不学无术的笨蛋在报上夸大从谢尔策尔那里拿来的一些共产主义的语句，使我们的党遭到耻笑。我对此事极为不快，这不是由于伦敦的几个大老粗，而是由于民主派那伙人的幸灾乐祸，由于被巧妙地寄到德国和美国去的一些肮脏小报在那里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由于小丑知道了党的可怜的状况，最后，由于他同这里的国际委员会[356]建立了联系。当小丑在国际委员会里发表演讲和编辑《新时代》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始终在该协会里；此外，李卜克内西还胡说八道，说什么他不得不在那些工人（即大老粗）对我极端仇视的情况下为我辩护等等。当《新时代》由于缺乏资金，只出半张（我给你寄过）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担任了为挽救该报而举行的、邀请各个社团参加的会议的主席。[357]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在这场戏之后，我召集了一些人（人数不多：普芬德、罗赫纳等以及几个新人，自从我迁出城[358]以后，李卜克内西把他们看作是他旧时的私人俱乐部的人），趁这个机会严词谴责了李卜克内西（这不会使他好受），直到他宣布自己是后悔了的罪人为止。他说，曾经有人试图重新出版《新时代》，但由于 他极力干预没有成功。所以，几天以后，当我收到以《 人民报》[359]为名的、似乎是《新时代》续刊的刊物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但事情被可笑地解释成这样（还可参看附上的信）：
小丑先生最后写信给比斯康普（你那里有比斯康普给他的信）说，金克尔用阴谋手段毁灭了《新时代》；他装作渴望报仇的样子等等。很好。比斯康普到了伦敦，他首先惊奇地发现，在 他自己原为《新时代》撰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抹去了棱角发表在《海尔曼》上。他跑去找小丑。可是小丑看来对他的光临极不欢迎，佯称患病，装出一副厌世的样子，最后对他说，这一切都是肮脏的勾当，他（比斯康普）不应当陷入这个泥坑，金克尔的势力太强大等等。但是，比斯康普注意到，金克尔放弃了自己旧的印刷所而在《新时代》的印刷所里出版自己的《海尔曼》，而且金克尔在印 他的手稿，便跑到印刷所去找希尔什菲尔德，在那里发现了 埃德加尔·鲍威尔亲笔加了批注的一份校样。总而言之，埃德加尔先生利用了《新时代》， 以便卖身投靠金克尔，同时——为证明一个人的多产——把比斯康普的手稿冒充 自己的著作出版。金克尔这个笨蛋！为了毁灭《新时代》，他收买小丑（这个小丑在担任编辑期间一直躲避任何论战），而不给他钱，也不让他继续担任《新时代》的编辑。但是哥特弗利德决定要永远消除任何竞争，哪怕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竞争。关于这个哥特弗利德的活动还要说一句。这里出版了第三家德文报纸，最初叫做《伦敦德意志报》，后来叫做《日耳曼尼亚》。它的编辑是一个叫埃尔曼尼的人，报纸具有奥地利倾向。哥特弗利德发现编辑犯了某种刑事罪，便通过尤赫博士对他进行威胁，用极少的钱买下了他的报纸和印刷所（是用革命的基金还是用普鲁士大使馆的钱，不得而知），据说，他将以别的名称在尤赫的领导下继续出版这个报纸。金克尔的报纸有一千七百家订户，成为摇钱树，所以这个家伙想使它免于任何竞争和论战。
小丑背叛以后，比斯康普等人创办了《人民报》，当时他和另外一些大老粗先通过李卜克内西同我接洽。后来比斯康普亲自来找我。
我说， 我们不能直接给一个 小报撰稿，而且根本不能给 不是由我们自己编辑的一个党报撰稿。而要自己编辑，现在还没有任何条件。至于 李卜克内西先生，就让他去协助比斯康普吧。无论如何，我赞成不把活动的地盘让给哥特弗利德，让他的肮脏打算破产。我告诉他们，我所能答应的一切不外是：有时供给他们《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文章；劝说自己的熟人订阅这个小报；最后， 口头报告我所掌握的简讯，同时就各种问题给他们提出“意见”。另一方面，我说，比斯康普必须立即（这在最近一号上将会做到）确凿地叙述鲍威尔和金克尔的卑鄙勾当[360]。（这样一来，即使报纸停刊，我也是一举两得。）我说，必须把小丑从客观立场的台座上打下去，应当在各方面发动进攻和进行论战，同时尽可能使用最轻松的语调。
因此，请你叫鲁普斯、龚佩尔特和你们能拉到的一切人同你都来订阅《人民报》（不过只说明这东西是反金克尔的，但不是我们的）。营业处：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三个月的订费是三先令六便士，免费寄送）。龚佩尔特和比斯康普两个人都是库尔黑森人，而且如果前者突然脑子开窍，他会把报纸转寄给他的同乡的。最后，请告诉我曼彻斯特有没有能推销《人民报》的书商。（还要写信告诉布莱得弗德人 ［注：施特龙。——编者注］。）
我把《人民报》看作类似我们的《布鲁塞尔报》或《巴黎报》[361]那样的流亡者的报纸。但是我们可以不公开参与其中而借助这家报纸把哥特弗利德等人气死。 这样的时刻也可能 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 那时十分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比斯康普的工作是不取报酬的，尤其值得赞助。
最妙的是，小丑在《海尔曼》第十八号上写了一篇极端愚蠢而拙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证明”，“英国的中立”使现在的战争变为“角隅之战”。“决定性的”事件在不幸的大陆上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 因此可敬的英国仍然保持“中立”。布林德从充满愤怒的民主的爱国主义观点出发，而布赫尔从乌尔卡尔特派的观点出发，在第十九号上谴责了小丑，这样一来，小丑在遭到各党派的痛击以后，甚至可能很快被迫离开《海尔曼》。
[362]
这些大老粗先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老魏特林派的蠢驴谢尔策尔以为， 他能委派党的代表。在 我同这些大老粗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我拒绝参加任何协会，而李卜克内西担任了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拉普人 ［注：安德斯。——编者注］担任了另外一个协会的主席）[363]，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 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你可以想象，这些笨蛋是多么手足无措。
如果你没有多余的《波河与莱茵河》，那就订购一些。还要几本给施特芬、魏德迈和这里的一些杂志。
可怜的埃卡留斯又在地狱般的裁缝铺里受折磨，你也许能再给他寄些波尔图酒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收到魏德迈和康普的信。日内将寄给你。通过他们的介绍，已经为美国方面向敦克尔订购了我的《经济学》一百册。
[364]
请告诉鲁普斯：《你好！》的编辑贝塔（贝特齐希）一开始就同时是哥特弗利德的编辑部里的一名真正的助手。
[47]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特点所引起的，在这个时期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第41、415、550页。
[351]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βens．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于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拉萨尔在小册子里维护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的普鲁士—波拿出主义的中立立场，实际上，为拿破仑第三的“解放”政策辩护，并且主张让奥地利失败，认为普鲁士必须利用这个失败来从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第413页。
[352]马克思取笑拉萨尔1859年5月中旬给他的信中的话。关于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拉萨尔在信中说，他“日日夜夜地工作，试图用逻辑和火编制一件东西，使它对人民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付诸流水”。——第413、430页。
[353]马克思指爱德华·梅因吹捧卡尔·福格特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Genf und Bern，1859）的书评。福格特在这个小册子中竭力在思想上制造欧洲舆论，特别是德国舆论，便于拿破仑第三实行他的对外政策的冒险。梅因以《奥地利和德国》为题的书评载于他出版的报纸《自由射手》1859年5月7日和10日第55号和第56号。——第414页。
[354]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第415页。
[355]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发表这个宣言。——第415页。
[356]指1855年根据厄内斯特·琼斯的倡议成立的和1856年5月改名为国际协会的所谓国际委员会。最初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和在伦敦的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它的宗旨是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合作。这个协会于1859年宣告解散。——第415页。
[357]《新时代》周报的最后两号——1859年4月10日第41号和4月16日第42号——不象通常那样出四版，而是出两版。马克思把其中的一号也寄给了恩格斯。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会议是1859年5月1日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在“日耳曼尼亚”旅社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决定“出版新的、以民主主义和社会原则为基础并代表旅英的德国工人的利益和观点的周报《人民报》”。——第416页。
[358]1856年10月初，马克思全家迁到伦敦郊区，地址是：汉普斯泰特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第416页。
[359]《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该报审稿，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6月11日的第6号上，该报编辑部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为该报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83页）。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战争（见注320）的各个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马克思的五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号。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416页。
[360]比斯康普的短评揭露了金克尔反对《新时代》报的阴谋和埃德加尔·鲍威尔投靠金克尔的行为。这篇短评发表在1859年5月28日《人民报》第4号“社会新闻”栏里。——第417、420页。
[361]马克思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前进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民主激进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前进报》（《Vorwärts！》）是一家德文报纸，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开始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418页。
[362]指1859年5月7日《海尔曼》周报第18号发表的《英国的中立》一文（未署名）和1859年5月14日第19号“政治”栏里发表的署名卡尔·布林德的短评《局部战争和德国人民党》和署名洛·布（洛塔尔·布赫尔）的短评《路易－拿破仑的飞黄腾达》。——第418页。
[363]大概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52）和1858年11月在伦敦东头成立的在方针上同它相近的协会。——第418页。
[364]指阿·康普1859年4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说，他和魏德迈正在征求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订购者，并且已经征求到大约一百个订购者。——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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