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看来，你没有看到弗莱里格拉特 和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大概是12月8、9、10或11日的附刊）发表的声明[450]。因此，即使金克尔不参与，“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决裂了”的谣言也会传播开来。

我为了柏林的施梯伯案件曾同尤赫见过一面[448]。（对艾希霍夫的控告只涉及他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言论，所以这整个案件将第二次在柏林公开审理（22日开庭）。我把我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寄给了艾希霍夫。如果施奈德尔、毕尔格尔斯等人不是懦夫的话，他们现在可以进行一次绝好的报复。）尤赫也向我问到这个布林德—弗莱里格拉特同盟，而我当时还毫无所闻。可惜我暂时还不得不（由于物质上的，“也许”是政治上的原因）尊重这个家伙。

大学生布林德在最近一号《海尔曼》上通过波克罕宣布，他（布林德）是南德意志的金克尔。

[451]

现在我必须动手写文章，还不知道写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448]指伦敦书商阿尔伯特·佩奇1859年12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传达了尤赫对马克思的请求，请马克思约定会面的地点和时间。尤赫提出这个请求是由于他希望从马克思那里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7）的情况，因为在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向柏林法院控告了发表揭露施梯伯的文章（见注436）的《海尔曼》周报柏林通讯员艾希霍夫。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徒刑。——第504、506页。

[450]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的声明载于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第345号附刊。他们两人在声明中都证明自己与福格特事件毫不相干。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立场，见注433。关于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19页）。——第506页。

[451]马克思指1859年12月17日《海尔曼》周报第50号发表的致《海尔曼》编辑部的信，信上的署名是：“西·路·波克罕”。这封信竭力吹捧卡尔·布林德，说什么“他的名字的政治声誉在曼海姆、海得尔堡和斯图加特并不亚于金克尔的名字在科伦、柏林和施特廷”。——第507页。

1．

恩格斯致威廉·施特芬

布莱顿

1856年4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施特芬： 你能否给我找一幅好的、军事上适用而又不太贵的德国地图，比例为1∶100000，如有1∶80000或1∶60000等的就更好；此外，还请找一幅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专图（比例为1∶60000—1∶40000就够了），不过也要好而不太贵的。我以为，普鲁士总参谋部所制的地图贵得惊人，而且还没有出全。就德国地图而论，也许比例为1∶150000—200000就够了，不过对我来说，比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地图要好而且真正有用。要是它能介绍如耶拿会战或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等等战场的 概况而不另加附图，我就满意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地图最好能象英国炮兵用图那样，比例是一英寸代表一英里的（约为1∶60000）。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目前鲁普斯必须赶紧工作；对他来说糟糕的时刻——学校的假期也即将来临了。夏天你不准备到我们这里来吗？

你的　弗·恩格斯

地址照旧：

欧门—恩格斯公司转

[452]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同她的三个女儿从1856年5月22日到9月10日左右住在特利尔。她去特利尔的目的是探望有病的母亲，后者于7月23日去世。马克思本人1856年6—7月间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见注67）。——第512页。

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特利尔

[452]

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象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象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烟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你，夫人！” ［注：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编者注］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 ［注：莎士比亚《奥赛罗》。——编者注］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 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注：指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死亡。——编者注］，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60]中的第一章，并附去（即附在该急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英语写的。 ［注：见本卷第517—518页。——编者注］在这篇东西寄走以前，弗里德里希 ［注：恩格斯。——编者注］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颇有批评之意，这自然使我不十分愉快。不过他在第一次读时，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一重要的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家施洛塞尔 ［注：双关语：Schlosser（施洛塞尔）是姓，也有“钳工”的意思。——编者注］。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 ［注：指《总汇报》。——编者注］（它直接引用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77]中的我们的通告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上我读到，“似乎”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453]。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作品搞出来的可怜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不大吃香，想在汉诺威装作一个汉诺威的大人物。我和恩格斯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454]。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77]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在受审的人当中也有卡尔·奥托，他于1856年10月15日被提前释放。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七名被告三至六年要塞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69、517、553页。

[453]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通告》曾经转载在1856年6月16日《总汇报》发表的汉诺威通讯中。——第517页。

[454]驳斥的文章并没有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第517页。

3．

马克思致艾萨克·埃恩赛德

设菲尔德

[草稿］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阁下： 你6月14日的来信我今天上午才收到，因为它必须给我转到曼彻斯特这里来，我在这里将要耽搁几个星期。

我仔细地考虑了你的提议并且基本上同意它[455]。对于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一切细节，约定字体大小等等，而我也不认为，由于这些方面或由于有关“使用材料”的条件而可能发生某些困难，因为我相信，你不会由于成见或出于党派的考虑而对历史真相保持缄默。因此，我将为半月后星期六出版的一号及时寄上整整两栏的材料，并保证以后每周寄给你同样多的材料。如能在每一号出版后收到汇款，对我则最为合适（如果你处允许这样做的话）。

至于文章在你出版的丛书中转载，我并不反对，不过，我当然保留今后以我认为适当的方式运用这些材料的权利。 ［注：以上部分是恩格斯用铅笔写的，马克思用钢笔改过，其余部分是马克思的手笔。——编者注］

关于最后一点，如果删节了我确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我将认为必须停止出版，我想，你一定会认为这是正当的。

承蒙你寄来那套丛书，向你表示衷心的感激，你未能把《帕麦斯顿勋爵传》的校样转寄给我，使我不能不感到遗憾。措词、历史事实和帕麦斯顿的演说引文，都因 刊误而被歪曲得很厉害，按我的意见，这本书照目前的样子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显然有害。

关于整本著作的计划，只要简短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将不按惯例开头先作一番通论，而相反地直接从叙述事实开始。

我将和历史学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不先写通论，而先写事实。第一章将由十八世纪各个时期的要件所构成，以揭露这一世纪中英国外交的俄罗斯精神。 ［注：在手稿中接着删掉了下面的话：“接着是几本关于彼得一世时代的英国小册子……读者由此可以知道：（1）英国外交的卑鄙；（2）抗议……从一份要件中，你可以看到英国和俄国阴谋勾结来粉碎……这些要件是一篇更有说服力的导言……”——编者注］

我希望，我不必告诉你，我不是“经商的”作家而且不…… ［注：句子没有写完。——编者注］

[455]指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见注60）。在下一段中马克思谈到埃恩赛德打算把这一著作收入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小丛书》中。——第517页。

4．

马克思致威廉·赛普尔斯

设菲尔德［注：见本卷第61—62页。——编者注］

1856年7月22日[于伦敦］

阁下： 我再亲笔写信给你，以表示我对你没有丝毫的敌意，实际上也没有对你怀敌意的任何理由。你7月19日来信说：“你和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等等。至于讲到我满意与否，请你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至于说埃恩赛德先生是否“满意”，那就让我给你援引他的“便笺”上的一段原话。他告诉你第一篇文章对他已经是“ 一剂过于强烈的药”之后，继续写道：

“它们〈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会葬送本报。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尽快同它们一刀两断。你不要刊登多于两剂——本星期和下星期。你最好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给他”。

我绝对不会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先生再开一剂“药”，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报纸里，而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名。

　　你的忠实的　卡·马·博士

[205]从1851年起美国大金融资本家乔·皮鲍迪每年在伦敦举行宴会招待英国贵族的上层人物和美国客人，庆祝美国独立日（1776年7月4日）。——第213、633页。

5．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特利尔

1856年8月8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我唯一亲爱的： 在收到你的来信的同时，今天早上我还收到弗里德里希 ［注：恩格斯。——编者注］的一纸便函和给琳蘅 ［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的十五塔勒。 望告知已经收到，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 是一丝不苟的。明天再给你写得详细些；“不朽的科勒特”今天在我这里，我使他很窘，因为“我要给马克思夫人写上几句”。

纯白的山第 真正地完了，而不是 假想地。

无论我怎样怀念你和孩子们（而这是 决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仍然希望你们 再在特利尔住 一星期。这对你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其他的明天再谈。

你的　卡·马·

又及：乌尔卡尔特之流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我。从经济上来说，这倒是好事。但从 政治上来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千万遍地吻你，我的钟情挚爱的。

又及：丽娜 ［注：舍勒尔。——编者注］获得一个极好的位置。只要再过 几个星期 就开始工作了。

我目前不得不在李卜克内西夫妇面前装成花花公子的样子，真是可怕。见鬼！而且，和我睡在一起的是皮佩尔，而不是你。荒唐极了！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是如此。 恩格斯下星期来。[456]那时我就得救了。这三星期来把我忧郁死了。

[456]8月下半月，恩格斯为了同暂时到英国的母亲见面而住在伦敦。——第521页。

6．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敦

[草稿］

1856年8月1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阁下： 本月8日你来信关于“各章”标题以及正文[60]篇末注释编号的建议，我当然同意。至于如何将各章断开，你自然可以根据版面等情况自己决定。第二章中一些必须改正的地方将在本周内寄上。

谨致敬礼

　　卡·马·

致查·多·科勒特先生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7．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敦

[草稿］［注：此信草稿是威·皮佩尔的笔迹，日期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1856年10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由于上月我离开了伦敦，并在你的报上读到关于篇幅不够的声明，我把我的文章的续篇搁到了今天。随函附上新手稿一份，我认为，由于新旧《自由新闻》[135]的篇幅不同，最好就我的文章在你的报上刊载的条件订立一个新的合同。

在答复你上次来信时，我必须指出，你在转载旧的 小册子时用大号或小号字体，我无所谓，但是对于那些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件，我认为如用小号字体排印，那就是把事情弄糟了。至于你希望我自己的评论不要用注释的形式，你可以看到，只是在真正合适的地方才这样做的，而且这些注释已经以各章引言的形式在正文中出现过了。最后，你希望我把所考察的时代和现代作对比，在你发表的那几章中，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经常地和更多地进行这种对比，就会改变我的计划，而我的计划并不在于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而是在于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我想，满足读者这方面的要求，倒是编辑的责任。

[135]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新闻》（《Free　Press》）是戴维·乌尔卡尔特及其支持者从1855年10月到1865年12月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从1856年8月16日起，该报的结构和选题均有改变。报纸的篇幅由四版增加到八版，选题广泛了，而且内容更丰富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书信中根据它的这个新的形式把该报称为“新《自由新闻》”。——第116、522页。

8．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敦

[草稿]

1857年3月25日[于伦敦]

阁下： 附上论外交关系的第五章[60]。望将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的稿酬寄来，为感。如果时间允许，你能在星期五以外的任何一天来看我一次，我将非常感谢。我要告诉你几件极其重要的 ［注：原稿上这里删掉了“关于切尔克西亚的”几个字（见本卷第113页）。——编者注］消息。

由于马克思夫人患病，我不能前来安普顿街拜访你。

　　忠实于你的

致多·科勒特先生

[60]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注：这是对1857年4月12日燕妮·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629—630页）的回信。——编者注］

伦敦

[1857年4月16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随函附上一篇文章 ［注：弗·恩格斯《俄国军队的改革》。——编者注］和四号《卫报》。我现在终于在一张新的伦敦平面图上找到了你们的格拉弗顿坊。原来，你们完全在乡村，在汉普斯泰特小山脚下，如果地图上的标高可信的话，那是在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地方。而如果除了体弱多病、牙痛、面部浮肿、消化不良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结果，那末乡村的空气和浪漫主义就相当不中用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和摩尔在这期间健康都大有好转。

鲁普斯认为，摩尔关于farina的语源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梵文varinas毋宁说是瓦里纳斯烟草的词根。摩尔大约在等待这一问题的答复，因此必须告诉他。老头子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又开始了他的生活中新的一章。别吃惊，这不是结婚。正好相反，是离婚，就是说，他离开了相处三年的女房东，迁到更靠近我的地方。这位老头子目前在一伙德国店员中极受欢迎，这些人时常上恰茨沃思来，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就成为他们的极有威望的主席。他们没有鲁普斯就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简直与同一个酒店中的英国庸人一样。

这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胖子波特尔，等着看他在议会中如何发表演说；这将是很妙的。

再一次祝健康好转。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城外的空气对她们一定有好处。她们一定都长高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304]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每星期寄两次文章，即星期二和星期五。——第374、614、639页。

10．

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

[457]

泽稷岛圣黑利厄尔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汉普斯泰特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施拉姆： 请尽速告诉我们，泽稷给你的印象怎样。恩格斯在归途中经过伦敦时，我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告诉我去车站见面的时间错了 ［注：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蠢驴雷芬特洛夫回答你了吗？我之所以问起这一点，并不是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美国人目前反正是没有支付能力的，而只是由于这位巨人勇士的行为使我感到兴趣。还有那位孚赫先生，他最终付了钱没有？这个发了疯的柏林人越来越愚蠢了。用lucus　a　non　lucendo[458]的类比法为自己命名的《晨星报》的国外新闻栏就是证明。整个英国报界的确越来越糟了，即使没有德国人的帮助。姑且不谈应该使每一个有识之士感到高兴的普遍危机的灾难性作用，在这里，不用再天天听英国人自我吹嘘“他们英国人在印度”的“英勇”，也就确实使人得救了。一个在家里悠闲自得和对任何一种哪怕有最小可能给他带来军事荣誉的东西都异常厌恶的英国家长和廉价文人，却拚命利用别人的勇敢进行投机，这实在令人气愤。

除了家庭圈子，目前在这里我几乎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熟人不多，很少见面，一般说来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甚至你在泽稷也未必能有这样安静的生活。我耽心你呆在那里慢慢会感到厌倦。或许你已结交了一些朋友？诚然，哈尼是个相当善于交游的小伙子，但是总不能toujours　perdrix ［注：直译是：“老是鹧鸪”；这里的意思是；“老是那一个”。——编者注］。如果你不再更往南去，希望到春天能够再看到你。无论如何，写几行信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457]这封信是马克思附在燕妮·马克思1857年12月8日给康拉德·施拉姆的信（见本卷第631—634页）里的。——第525页。

[458] Lucus　a　non　lucendo——直译是：小树林，因为那里不亮。一种不是用相似的东西而是用相反的东西对比的方法。——第525页。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7年12月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提到的那些信，我只收到弗莱里格拉特转交的那一封。我没有答复，或者毋宁说，等候答复的机会没有等到，那是由于有一些不便函告的原因。我只是顺便指出，是你 首先中断通信的，你长时期没有回答我从曼彻斯特发出的那封信 ［注：指马克思1855年11月8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编者注］。

谢谢你的《赫拉克利特》 ［注：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我对这位哲学家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次于亚里士多德。[较晚的]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曾 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兴趣。我向你[表示]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谢意，同时[告诉你，]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我还 没有收到这本书。

[纳特]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当然会立即给我寄来这本书，只要他……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写……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内阁。你知道我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这些看法并没有改变。此外，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报纸[459]，因为这里连一份奥地利的期刊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总的倾向。无论如何，我很想读到几号这个报纸。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孤寂，因为除了弗莱里格拉特，我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伦敦了。不过，我也不希望有什么交往。弗莱里格拉特生活得还算不错，他在瑞士银行担任经理的职务。他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可爱可亲的人。鲁普斯和恩格斯仍然住在曼彻斯特。对于维尔特的去世，我们至今还感到悲痛。

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209]，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我不得不为了挣钱的工作而消耗……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白天。我[只]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剩下夜晚来做 真正的工作，而且还有病痛来[打扰]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我]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还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根据经验，我知道……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象隐士一样过日子。去年冬天和夏天，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不过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如果你知道埃尔斯纳博士的地址，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老蠢驴卢格企图使他的《德国年鉴》复活。但是历史是不会倒退的，要使它们重新复活是不可能了。

你的　卡·马·

[209]马克思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是马克思为了写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经济研究的材料。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和其他的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299—306、531、534、553—554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3—762页）中都曾提出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好象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手稿由编者于1939年用原文第一次发表，编者加的标题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Rohentwurf）》。——第219、273、527、530、534页。

[459]指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见注210）。——第527页。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纳特现在已经把《赫拉克利》 ［注：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寄给我。一俟读完，就把意见告诉你。但是，你得耐心地等一些时候，因为恰好目前我的空闲时间特别少。对于斯多葛派，我个人没有研究过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科上就象小学生那样地认真。相反地，对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未必应该责难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没有理解这一点，因为象培尔，甚至象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不过，对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是不能要求他在细节上不犯错误的。

你大概已经从报上看到，帕麦斯顿垮台了。最了解这个老骗子手的人最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他近来 故意犯一些严重错误，为的是暂时退出舞台。他们说，他整个一生的最终目的就是引起英法之间的战争，他目前以为已达到了这一点，先要用别人的手来实现 他的计划，而当一切陷入相当混乱的时候，国家是会被迫重新召他回来的。这种想法或许太狡猾了，但是帕姆的退职决 不违背他的意志，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你的表弟 ［注：弗里德兰德。——编者注］，有一点我可以同意，不过我仍然认为《新闻报》不会同意。那就是，我所能承担的，是每星期 一篇文章，谈谈英、法、美三国的贸易、金融等，根据兴趣而定。这也是进攻波拿巴的 最可能的形式。其次，这种形式使我也可以在政治上和《新闻报》绝对没有共同之处。我认为，目前特别是对 法国的金融情况以及法国的总的经济情况，普遍都是一无所知。试问，《新闻报》，或者更正确地说，它的读者，是否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最清楚。每星期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希望能得到一英镑。此外，还必须先给我寄来几号《新闻报》，以便我能确定我的信念是否允许给该报撰稿。无论如何，承蒙你的表弟在这件事情上想到我，请代我向他致谢。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209]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个出版商，如果你能打听一下，我当然非常感谢。我所指的“分册”，就是象费舍的《美学》那样陆续出版的东西。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 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而以这种分册的形式（也许更便于读者理解，但无疑会损害形式）陆续出版，必然会使这部著作写得长一些。 请注意：一旦你打听清楚能 不能在柏林办这件事，就请写信告诉我，因为如果那里不成，我想在汉堡试一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承办这件事的出版商必须 付钱给我——这可能使全部事情在柏林告吹。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当然，我有时不能不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特别是不能不反驳李嘉图，因为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 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但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 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

对鲁道夫·施拉姆的议论 ［注：见本卷第273页。——编者注］使我很开心。可惜，那个较好的施拉姆，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康拉德·施拉姆，上面谈到的那位施拉姆的弟弟，大约一个月以前在泽稷因肺结核去世了。最近这几年维尔特、施拉姆和丹尼尔斯博士的去世引起了他们的友人无限的悲痛，我也很有幸列入他们友人之列。

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 ［注：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首颂歌。——编者注］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

你的　卡·马·

近来法国所发生的事件 ［注：指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事件。——编者注］和商业危机之间的联系，大概清楚的人不多。然而，这种联系会变得很明显，如果（1）考察一下因最近的一次危机而在法国造成的真实经济情况；（2）提出一个问题并加以认真的回答，即为什么谋刺引起了这样的后果，而这些后果显然与据说是引起它们的原因不相符，甚至毫无必然联系。

[209]马克思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是马克思为了写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经济研究的材料。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和其他的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299—306、531、534、553—554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3—762页）中都曾提出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好象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手稿由编者于1939年用原文第一次发表，编者加的标题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Rohentwurf）》。——第219、273、527、530、534页。

1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8年3月1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在卧病中收到你的来信……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回信晚了。现在，我已恢复健康。首先，不管你谈判结局……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如何——成功与否，我都必须对你的不辞辛苦表示最热诚的谢意，由于你在病中，这种不辞辛苦的价值就更要增加百分之一百。希望你已经恢复健康。根据友人凯特勒[460]的计算，柏林是继彼得堡和马德里之后的欧洲最有害健康的都城，我自己在柏林住过五年，拿它和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相比，可以证明他的话不错。

至于所谈的事，请允许我按颠倒的次序回答，从给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谈起。

1．出版商可以有权 从第二分册起就停止出版。不过他必须预先通知我。如果他同意不只出版一分册，让他从第三分册起同我签订一个完全的合同。

2．至于稿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同意对第一卷可以到最低限度，一文不取；当然，我不能写整本著作而不取报酬，但我更不愿因钱的问题而影响这一著作的出版。我完全不了解德国出版界付稿酬的情况，不过如果你认为三十塔勒一个印张并不过高，就请要求这个数。如果你以为这个数过高，请代为降低。只要事情有所进展，就能看出在什么条件下出版商能够并且愿意继续出版。

3．每分册最少四个印张，最多六个印张。当然，最好每一分册都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但是各个章节不会是完全一样长短的。

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而由于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未必能少于五至六个印张。这一点我在最后加工时就能看清。这一分册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209]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你自己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发现，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基础，并成为最讨厌的折衷主义。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们在进一步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

4．至于总共有多少印张，老实说，我还很不清楚，因为本书的材料在我的笔记本 ［注：卡·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手稿》。——编者注］中只是一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常常过于详尽，在最后综合时就不会这样了。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我想，整个著作不会少于三十至四十个印张。

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再者，如果出版商同意这件事，他大约到5月底能收到第一分册。

[209]马克思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是马克思为了写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经济研究的材料。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和其他的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299—306、531、534、553—554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3—762页）中都曾提出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好象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手稿由编者于1939年用原文第一次发表，编者加的标题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Rohentwurf）》。——第219、273、527、530、534页。

[460]指阿·凯特勒的著作《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A．Quetelet．《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Tomes　Ⅰ—Ⅱ．Paris，1835）。马克思使用了1842年爱丁堡出版的这部书的英译本。——第533页。

1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58年4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希望摩尔最终恢复健康，并能很快重新精力充沛地投身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上星期我也为牙痛所苦，到星期天已经不痛了，但今天晚上，正当我想就勒克瑙的陷落为《论坛报》写一些东西时，又痛起来了，而且比以前痛得更厉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否能写成，还很成问题。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要努力钻研一下，尽可能明天白天在办事处写出点东西，哪怕写得不多。如果摩尔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备用的题目，在万不得已时可以给这些先生寄些东西去，那就好了。

夜间工作愈来愈使我感到非常疲劳，如果长时间工作或者连续两个晚上工作，就会极度兴奋和失眠，特别是如果一天不得不写很多东西的话。而且每到晚上我总是非常迟钝和萎靡不振，必须强打起精神，才能集中注意力。我的记忆力总的说来已好些，但是每天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我把几天前做过或听到过的事根本忘掉了，就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有在想起 个别细节的时候，才重新记起一切来。不过，体力上我倒又结实健康了，能经受住任何气候的袭击——只是受不了牙痛。

鲁普斯还是瘸得很厉害，因而一星期花的马车费就不得不比平时一年花的还要多。不过，现在他已经显然好些了，也许一星期后他又能稍微走一走了。他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看贝尔纳案件[259]该怎么说呢

法国密探和他们的可敬的同行罗杰斯先生看来都不坏。昨天的《晨邮报》对审判的性质有动人的描写。骑士埃田被描绘得很好。

今天亲爱的哈尼又给我寄来了三号《独立报》，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死敌领主高弗莱又对他开始了第二次文字诉讼[197]。这个人很快就要自以为象“伟大的”拉萨尔那样“伟大”了。

“我们忠实的盟友” ［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现在象梦魔一样缠着英国商业。谁也不愿意投机或买非必要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庸人都在等待法国爆发战争、革命或更凶猛的东西。

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和摩尔。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197]指资产阶级激进派为反对泽稷岛行政制度和土地关系领域中所保存的旧封建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当地的大地主（领主）、律师和银行家控制了整个行政机构和皇家法庭。地方行政当局和法院在解决继承和出让地产问题上的恣意横行特别厉害地影响到土地承租者的利益，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哈尼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改革同盟（1856年9月由他创立，其成员是地方商人，小船主和银行职员）以及他主编的《泽稷独立报》，当时同该岛封建制度的残余和一小撮当地大地主对政权的垄断，进行了斗争。哈尼把圣黑利厄尔的头号律师、大地主兼银行家弗朗斯瓦·高弗莱选作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因为后者的恣意横行特别使泽稷的土地承租者遭殃。——第195、268、536页。

[259]指对侨居英国的法国医生西蒙·贝尔纳的审判案，他被控告参与奥尔西尼对路易·波拿巴的谋刺。审判案在伦敦进行了六天，于1858年4月18日结束，宣判贝尔纳无罪。——第309、536页。

15．

恩格斯致鲁道夫·施拉姆

伦敦

[草稿]

1858年5月6日于曼彻斯特

伦敦鲁·施拉姆先生

我刚收到你本月3日的来信。

在我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去世以后，我委托哈尼先生把施拉姆的信件中的马克思和我的信退还给 我们，而不是给你，因为这些信并不是为你写的。这一点已经办到了。

那些仅仅与我和我的亡友以及党内同志有关的情况，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要同你讨论。当康拉德还在世的时候，你本人的朋友们对于你对他的经济困难所表现的冷漠态度曾经深表惊异。

我认为在关于如何处理康拉德遗产问题上所必需说的话，我在告诉他的唯一可能的遗嘱执行人哈尼先生时已经都说了。

对我的“公正”（这与本问题毫无关系），也许，你有朝一日会在德国认识到。

谨致敬礼。

　　弗·恩·

1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58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摩尔今天骑了两个小时马，感到非常良好，以致开始有骑马瘾了。他已经从城里回家，并托我就傻瓜克路斯的事情 ［注：见本卷第551、636页。——编者注］给你写封短信，他认为，你最好能到普芬德那里去一趟，此人一定会从克路斯那里探听到一些消息。但是主要的是，让克路斯先生 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该怎样对待他：或者是他必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是我们跟他绝交。这头动摇的蠢驴起初诚心诚意地到你那里去，坐了三个小时，似乎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恢复旧的关系，而后来却突然变了卦，给了你一封既无礼又笨拙的信。这种人对我们能够有什么用处。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 你正好在这种绝对不轻松的时刻还要受这种蠢货的气。

只要有可能，请你尽力把这位先生打发到这里来，使我们至少能够最后对他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的意见。

希望摩尔专心骑马，这样，一个星期后他大概又能写作了。鲁普斯的脚好多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17．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

伦敦

1858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和劳拉： 我在给你们的妈妈寄这封短信的时候，不能不谢谢你们让摩尔带给我两张可爱的照片。它们暂时还放在壁炉上的镜子前面，不过过几天就会在墙上得到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希望施莱登先生不致使你们讨厌；这个人比你们要严肃得多，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仿效他这一点。

我从照片上高兴地看到你们两人都长高了许多，虽然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但还是那样天真烂漫；你们可以相信，对你们来说，我还是那个老样子。

　　恩格斯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8年5月3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经过种种不幸，终于又起死回生了。从我的妻子给你写信 ［注：见本卷第635—636页。——编者注］以来，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已几个星期完全不能动笔（不仅就写作而言，而且就这个字的本来意义而言），而制服疾病的努力并无效果，后来我又大量服药，但仍然没有一点用处，于是，我的大夫坚决表示，我应当：改换一下气候，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劳动，最后，以骑马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我的病（肝肿大）本身并不危险，但是这一次并发了特别讨厌的症状，另外，这种病在我的家里印象极坏，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得这种病死的。好吧。最后我无可奈何地向医生和家里人的主张让了步，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去骑马和进行其他体育锻炼[263]，过了四个星期，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从那里回到了伦敦。这次病——以我的情况来说，完全是一种代价极高的奢侈——尤其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已经着手准备付印第一分册 ［注：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编者注］。我现在要加紧干。期望得到你友谊的帮助，也就是说请你向出版商 ［注：敦克尔。——编者注］详细说明这种种意外的不幸。如果你想一想，这种肝病本身就会引起忧郁的心情，再加上家里的种种情况，以及出版的耽搁，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乐趣，那末你就不难想象我在这次病中的心情。现在我又恢复了平素的情绪。

我在病中细读了你的《赫拉克利特》 ［注：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并且发现，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星残篇而恢复起来的体系作得很高明；而机智的论战也使我感到不小兴趣。我现在要提出的，主要地只是一些形式上的不足之处。我认为，可以在不损害内容的条件下写得更紧凑一些。其次，我很想在这本书中找到你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批判态度的证明。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末，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最后，在某些细节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例如，在理解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方面。但是这一切都是次要问题。你在写作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楚，因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进行过类似的工作， ［注：卡·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编者注］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 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我不理解，你在百忙之中怎么能有工夫把希腊语文学掌握到这样的程度。

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

祝好。

你的　卡·马·

[263]马克思大约从5月6日至24日在曼彻斯特住在恩格斯那里。在此期间，马克思为了恢复健康，进行体育锻炼和骑马，同时还写《资本》这一章。——第315、539页。

1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8年6月10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本来可以马上收到回信，但是我认为把这件事告诉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和鲁普斯，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是适当的，这不是为了要形成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因为“三人才能凑成一个会”。由于他们的看法 ［注：见本卷第319——320页。——编者注］和我自己的看法在所有各点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可以把下述意见看作是我们共同的意见。

1． 从决斗的观点来看。十分明显，军需部长官和次官这两位先生由于在街上进行卑鄙的袭击而完全站到匪徒的立场上，因此同这种好汉 可能进行的唯一的决斗 已经以殴打的形式 进行了。如果两个家伙伺候某个第三者，并且 两人一起袭击他，那我们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决斗规则会 允许同这样的流氓进行决斗。如果法布里策先生想靠马鞭来强行挑起一场决斗，那末博尔曼先生在这种场合应该完全抱消极态度，作一个 证人，或者根本不参与。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袭击 一个人，而且其中的一个人还在牺牲者的背后（从后面）行动，那就是一帮坏蛋，同时也证明，同他们不可能进行公正的决斗、正大光明的对打。

2． 决斗的原则。总的说来，我们不认为，象决斗这样的相对的事物可以列入 好或 坏的范畴。决斗本身是不合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前一个文化阶段的残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在美国，公民决斗权最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个人之间能够发生不可忍受的冲突，以致他们认为决斗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老实说，对待一些无所谓的家伙，例如军需部长官，或次官，或尉官，就谈不上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在这方面理应有深刻的个人关系。否则，决斗完全是滑稽剧。如果由于顾及所谓的“社会舆论”而去决斗，那决斗始终是滑稽剧。

3．因此我们进行决斗要根据情况而定，就是说，决斗作为一种例外，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但是，目前一切情况都表明要坚决反对决斗，即使街上的袭击没有把决斗的问题完全排除。

4．首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是，你不仅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决斗，而且你还发表过这个原则，并且是当着法布里策的面说的。因此，如果你现在终究因为害怕“社会舆论”而要去决斗，那就会使自己的名誉扫地。

5．目前，除了履行某些特权阶层所承认的某种 约定俗成的仪式之外，决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党必须坚决反对这些等级制的礼节并以无礼的嘲笑来回答那种强求服从这些礼节的无耻要求。现在是一个严重的时期，不能采取这种幼稚的行动。如果你由于法布里策是“军需部长官”并且属于有权决斗的集团就同他决斗，而对于一个譬如说，在街上袭击了你的裁缝或鞋匠，就直接把他告到法院去，而不怕有损自己的“体面”，那完全是一种幼稚的行为。目前，如果你不是要和法布里策（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一个人），而是要和“军需部长官”决斗，这是十分荒谬的。一般说来，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都要求一定得通过作为他们的 特权的决斗——而一切时髦的决斗都是基于这种观点——来解决同他们的冲突，对这种要求，必须予以无情的嘲笑。承认这种要求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我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意见简要地告诉了你。我们很想从你那里听到这件事的发展情况。

祝好。

你的　卡·马·

20．

马克思致《新时代》编辑

［注：见本卷第340页。——编者注］

伦敦

[不迟于1858年7月12日，于伦敦]

一位德国的“民主主义者”和“诗人”多么善于把愉快的事和有益的事结合在一起。

一个月以前，金克尔博士竟然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 Tour through the English Lakes． Reading German Litterature．A Professor of German at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in this country will read to a party composed of ladies and gentlemen：Schiller’s Gedichte，Don Carlos，Auerbach’ s Dorfgeschichten，and Hauff’ s Bettlerin vom Pont des Arts．This party being a select one，care will be taken to keep it so，and to connect by these means sociable and pleasant intercourse with instructive and entertaining reading．The party to start from Kendall，Monday，July 5th．Early applications will oblige，as none will be received after June 19th．Address to the publisher of this paper for Dr．K．》

为了使那些不甚懂得英语的德国读者领受教益，特附上这篇在修辞学上已是罕见的作品的译文。

“英国湖上旅行。德国文学朗诵会。英国一所最著名的教育机构的一位德语教师将向旅行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朗诵席勒的叙事诗《唐·卡洛斯》、奥艾尔巴赫的《乡村的故事》和豪弗的《来自艺术桥的女乞丐》。因为这个旅行团将经过选择〈多么共和主义和多么通达文理！〉，所以将负责使它保持原样，并以这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把友好愉快的关系同有益有趣的朗读结合起来。旅行团于7月5日星期一从肯德耳车站出发。敬请尽早提出申请，6月19日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申请书请寄本报编辑转金博士。”

附上这段广告原文的剪报供查阅。

　　骗局的反对者

2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8年11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真是历尽艰险！由于可恶的牙痛，耽搁了对你最近来信的答复。你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我没有复信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通讯处。

总之，首先：不被人用科斯特尔的眼睛看，而自己用科斯特尔的眼睛看的“人才是幸福的” ［注：贺雷西《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编者注］。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曾详细地对科斯特尔本人讲过，由于肝病严重，我几乎整个夏天不能工作。至于我的“光辉的处境”，弗莱里格拉特和我都认为，用最光辉的图画去迷惑这个平凡的德国资产者而把一切阴暗面遮掩起来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我们俩都认为，哪怕这类比较好的资产者，如果了解到“亡命之徒”的真实生活条件，也一定会幸灾乐祸。以上说的是科斯特尔。

至于手稿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寄迟一事，起初是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赶写其他著作。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在这期间不得不写文章，而且还写了至少两大本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英文社论。我想，即使是不如你机灵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敦克尔先生，他也只会同意我的作法；要知道，对于他这个出版商，我的这种作法，简单说来，是我给他头等商品，他给我钱。

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但是，只要稿件一寄到，你就会就此情况提出问题）：第一篇《 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 两分册，因为我在定稿过程中发现，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两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

顺便提一下。你从法兰克福写来的信，根本没有向我提起你的经济学著作[225]。至于谈到我们的竞争，我不认为德国读者是苦于这方面的东西过于丰富了。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为此不仅需要我们两个人，而且需要一大批人。我希望，我这本书的成就至少应当表现在它会吸引一定数量的优秀思想家来参加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如果你能不时来信谈谈普鲁士的情况并寄来有关这一方面的剪报，我将非常感激。

我的妻子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并耽心科斯特尔对“她的美丽”估计错了，就象对她的丈夫的健康估计错了一样。

弗莱里格拉特也向你问好。他正埋头于自己的银行业务。因此，对他的沉默你不应当从坏的方面去解释。

祝好。

你的　卡·马·

[225]指拉萨尔打算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后来该书第一版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 - 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oder：Kapital　und　Arbeit》）。——第264、494、546页。

22．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草稿]

1859年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可恶的小伙子本来昨天应当去邮局领取汇款的，结果把时间闲逛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才收到二十二先令。给你添了麻烦，蒙你支付了款项，我非常感谢。

至于《最新莱茵报》 ［注：见本卷第372—373页。——编者注］，这里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也不必为此事着急。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什么也没有忘记[461]，而且我们比别人更可以这样说。你称为《莱茵报》的施洗约翰的《海尔曼》（显然是印错了，应该是《哥特弗利德》 ［注：暗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周报《海尔曼》。——编者注］，否则这个名称毫无意义）的例子，恰好最能使你深信这一点。我好久没有看到伪装高尚的升天的《小金虫》[462]的这类最新产品了，它庸俗肉麻，对各方面都阿谀奉承，渴求和解和宽恕，文笔非常糟糕，在风格和内容上只以坎柏威尔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为对象，完全迎合他们口味。这个人甚至把他在1848年所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也忘掉了，如今成了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可恶的叫化子。既然你让我谈起这个现在到处兜售自己“悲痛”的“乐观者” ［注：见本卷第551—552页。——编者注］，那末我不瞒你说，最近许多庸人问我，你怎么能够和金克尔先生结成这样友好的同盟。你知道，虽然这一切是被夸大了，但是我还是有些难为情。当然，我把许多事情都归咎于金克尔及其党羽所采取的无耻的夸大手法，他们在所有的报纸上把同你的一般会晤宣扬成为反对我们的攻守同盟，我断然否认这个事实；谈到你同这个蠢材的私人交往，我便用拙劣的玩笑加以搪塞：譬如，我说诗人们生活在自己独特的世界里，说金克尔只有当他能够提起与你的来往的时候才会被大家看成是诗人等等。总之，我虽然是个蹩脚的外交家，但还是成功地充分捍卫了党的立场。同时，最后还传出这样的事：当温和的哥特弗利德最近逗留这里的时候，那些庇护过他的犹太人中的一个，似乎说过如下一段话：“让金克尔这个恶棍再到曼彻斯特来试一试——他在伦敦勾引上了一个规矩人家的姑娘，把她当作情妇，而他的妻子因此……” ［注：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461]恩格斯套用曾经广泛流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这句话是法国元帅德·帕纳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写的一封信中说的。有时人们认为这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不能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说的。——第548页。

[462]暗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约翰娜·莫克尔1840年在波恩创办的手抄周刊《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Maik?fer，eine　Zeitschrift　für　Nicht-Philister》）。他们同时还建立了“小金虫协会”。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杂志和协会便都不存在了。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9—280页）。——第548页。

2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密尔窝基

1859年2月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魏维： 你1858年2月28日的来信寄到这里（至少寄到我手里）是5月底，而我回信是在1859年2月。原因很简单。春夏两季我一直害肝病，只是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抽出时间做些必要的工作。因此谈不上写信，除非绝对必需。而最近几个月，工作又忙得不可开交。

首先，让我代表我的全家以及恩格斯、鲁普斯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你和你的家眷致以衷心的问候。特别向你可爱的夫人致意。

恩格斯一直住在曼彻斯特。鲁普斯也在那里，他在教书，生活还过得去。弗莱里格拉特在伦敦，当瑞士动产信用公司分公司[47]的经理。德朗克在格拉斯哥当经纪人。伊曼特（不知你是否认识他）在丹第当教员。我们亲爱的朋友维尔特不幸在海地去世——这是一个 不可弥补的损失。

近两年来，我的情况不是好了，而是坏了。一方面，可尊敬的《论坛报》由于危机把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尽管它在繁荣时期从来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分尼；另一方面，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下面再详谈），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克路斯先生去年5月曾经来过这里。当时我正好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克路斯拜访了我的妻子并答应改天再来，但是并没有来。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伦敦，再也没有露面。不仅如此，“由于感到狼狈”，他还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封相当“不礼貌的”信。他也没有去曼彻斯特。后来我们听说，他同维利希先生订立了同盟。这就是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中断通信的原因。如果我们是有虚荣心的人，一听说维利希这样的傻瓜甚至在克路斯这样聪明的人的心目中也战胜了我们，一定会感到自己受到了相当大的惩罚。但是，这整个插曲是如此滑稽，以致消除了一切的不快。

我已经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463]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并对他准确地预先谈到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将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他仍然走上了试图同激进资产者达成协议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危害却非常大。当然，错误将会被纠正，但是大好的行动时机却错过了。你可以想象，一支军队，在会战前夕它的将领投到敌人方面去了，会是什么状况。

你大概已经听说，由于金克尔夫人跳楼丧命，金克尔先生又成为著名的人物了。这个“乐观者”——他从来没有感到象莫克尔老太婆死后这样痛快，——决定立刻去兜售他的“悲痛”。弗莱里格拉特被哥特弗利德表演的感伤场面所迷惑，写了一首悼念约翰娜的诗 ［注：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现在他已经后悔了。因为，第一，他确信哥特弗利德非常高兴，第二，这个人利用这首诗在全世界散布谣言，说什么弗莱里格拉特和他联合了，而同我们决裂了。哥特弗利德决定立刻利用由他妻子的死而引起的“金克尔的复活”[297]，一星期后就开始在伦敦出版以《海尔曼》为名的周报。如果不是指雪恩奈希写诗讴歌和哥特谢德高度赞扬的那个 海尔曼[464]，那末名称就应当是《 哥特弗利德》。要知道，第一，这个小报鼓吹同上帝的和平和同世界的和平 ［注：文字游戏：哥特弗利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是“上帝”的意思，《Friede》是“和平”的意思。——编者注］，第二，它纯粹是哥特弗利德先生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中间的广告。从来还没有过比它更无聊的刊物，我们只能祝贺自己：十年的流亡彻头彻尾地暴露了我们的民主派朋友的空虚。与此相比，《科伦日报》是机智勇敢的。

在金克尔利用他妻子的死一事中，最可笑的是，这个有心脏病的女人被气疯了，因为可爱的牧师勾引上一个姓海尔茨 ［注：双关语：“海尔茨”的原文《Herz》，也有“心脏”的意思。——编者注］的犹太女人，而对她十分“冷淡”。曼彻斯特的那些犹太女人发誓说，这就是已故的约翰娜·莫克尔跳楼的原因。无论如何，这说明，哥特弗利德不论在其他方面怎样愚蠢，但是在利用社会的轻信方面却不乏机智。关于这个骗子手，就写到这里。

欧洲大陆上刮起的革命之风自然把所有的“大人物”[403]从冬眠中唤醒了。

与此信同时，还寄出了另一封信——给康普的第一封信。我拒绝（ 有组织的）联系。我认为，他们会败坏德国朋友的声誉。 而在这里——自从那些让金克尔、维利希和其他骗子手利用自己作为反对我的工具的木偶们对我搞了一些卑鄙活动之后，——我自科伦案件[77]以来完全钻进了我的工作室。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不能把它浪费在徒劳的努力和无谓的吵架上面。

现在来谈谈主要的事情。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由弗兰茨·敦克尔（贝塞尔出版社）在柏林分册出版（第一分册过八至十天即可出版）。多亏拉萨尔的异常的热心和雄辩的口才，才说服了敦克尔同意这样做。但是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合同的最后的签订要取决于第一分册的销路。

我把全部政治经济学分为六册：

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第一册：资本，共分四篇。

第一篇：资本一般，共分三章：（1） 商品；（2） 货币或简单流通；（3） 资本。第一章和第二章（大约十印张）构成最先出版的一个分册的主要内容。至于第三章《资本》，我要等到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时再出版，我这样做的 政治动机，你是了解的。

目前要出版的一册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商品。

（A） 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威廉·配第（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人）；布阿吉尔贝尔（路易十四时代）；本·富兰克林（第一部青年时代的著作，1729年）[465]；重农学派；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

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1） 价值尺度。

（B） 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十七世纪末——洛克和朗兹，贝克莱主教（1750年）[466]；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卡斯尔里勋爵；托马斯·阿特伍德；约翰·格雷；蒲鲁东派）。

（2） 流通手段。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b） 货币的流通。

　　（c） 铸币。价值符号。

（3） 货币。

　　（a） 货币贮藏。

　　（b） 支付手段。

　　（c） 世界货币（money　of　the　world）。

（4） 贵金属。

（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货币主义；《旁观者》[467]，孟德斯鸠，大卫·休谟；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亚·斯密，让·巴·萨伊；金条委员会[468]，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奥维尔斯顿勋爵及其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约翰·富拉顿）｝。

同时，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 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 要加以组织，它要 商品，但是不要 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 ［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6节。——编者注］。但是，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你知道，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

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但是党本身现在应当表明，它是否有那么多的成员来购买足够数量的书以安慰出版商的“良心的不安”。第一分册的销路决定着整个事情的以后的命运。只要我签订了最后的合同，一切就没有问题了。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47]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特点所引起的，在这个时期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第41、415、550页。

[77]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在受审的人当中也有卡尔·奥托，他于1856年10月15日被提前释放。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七名被告三至六年要塞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69、517、553页。

[297]马克思把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企图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抬高自己声望的活动讽称为“金克尔的复活”；为此目的金克尔甚至利用了自己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死（见本卷第367、552页）。

《海尔曼》周报是金克尔以凯鲁斯奇人部落的领袖阿尔米纽斯（海尔曼）的名字命名的，后者在一世纪领导了日耳曼人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马克思谈到歌德笔下的蠢家伙，指的是歌德的史诗《海尔曼与窦绿苔》的主人公海尔曼——一个力图置身于生活风暴之外的庸人形象。——第367、552页。

[403]“大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制造纠纷和策划阴谋的场所，并从事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对这些人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第467、552页。

[463]关于马克思和厄内斯特·琼斯的决裂，见注203。——第551页。

[464]指雪恩奈希歌颂日耳曼部落的领袖阿尔米纽斯（海尔曼）的叙事诗《海尔曼，或解放了的德意志》。1751年，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哥特谢德出版了这部叙事诗并写了推崇的序言。1752年，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根据哥特谢德的推荐给雪恩奈希戴上了“诗人的桂冠”。——第552页。

[465]指本·富兰克林1729年所写而在1731年付印的著作《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5页）。——第553页。

[466]指贝克莱的著作《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The　Querist》，London，1750）。——第553页。

[467]从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可以看出，指1711年10月19日的那一期《旁观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0页）。——第554页。

[468]关于金条委员会的报告（1810年），见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0）。——第554页。

2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2月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手稿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1月26日从这里寄出，1月31日 这里已经收到柏林方面的回执：手稿已寄到。包裹公司是从它的代办所那里接到这个回执的。另一方面，你1月31日的来信却说没有收到手稿。可见，普鲁士政府——可能是朋友施梯伯—— 至少在手稿里搜索 ［注：原文中的文字游戏：《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和动词《durchstöbern》（“搜索”）的词根发音相近。——编者注］了三天。据我所知，按照法律，他们只能搜查包裹里有没有布鲁塞尔的花边，其余一切则与他们无关。谁能担保哪一个小官吏不会为了开开心而抽出一两页来点烟斗。

我想，普鲁士政府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不致于对我的手稿采取不正确的做法。否则，我就在伦敦的报纸（《泰晤士报》等等）上掀起一场恶魔似的风暴。

明后天我将写给你 一封真正的信。这只是业务便笺，需要赶快写好赶上邮班。

顺便说一下，我非常喜欢你的来信。

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她认为，在她亲爱的哥哥辞职[469]以后，至少往柏林寄手稿会是安全的。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可能马上就能搞好第一分册的 英文版。敦克尔必须在扉页上注明：“ 翻译权归作者所有”。

[469]指1858年10月所谓摄政危机（见注385）时期普鲁士内务大臣、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辞职。——第555页。

2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2月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至今没有接到敦克尔先生收到的收件回执，我还不能肯定，手稿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是否已经脱离 当局之手。你从信中附去的收据可以看出，它是在1月26日由伦敦寄出的。

关于战争的问题：这里 一致认为，战争在意大利是不可避免的[320]。毫无疑问：艾曼努尔先生 ［注：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编者注］真心想打，而波拿巴先生也曾真心想打。决定后者行动的是：（1） 害怕意大利的匕首。自从奥尔西尼死后，他就不断暗地里对烧炭党人进行欺诈，“克洛蒂尔达”的丈夫 普隆－普隆则充当中间人。[470]（2） 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在“和平时期”再继续供养法国军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伦巴第是块肥肉。此外，战争一爆发，也就又有可能发行“战时公债”了。其他任何公债都是“不可能”发行的。（3）最近两年来，波拿巴在法国各政党中已日益失去威信，他的外交活动也同样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 必须做点什么事来挽回他的声望。甚至在农村里，也由于粮价惨跌而怨声载道，波拿巴先生企图通过他的关于粮食库存的法令来人为地提高小麦价格，但是徒劳无功。[471]（4）俄国推动了土伊勒里宫的暴发户。借助于波希米亚 ［注：捷克。——编者注］、莫拉维亚、加里西亚以及匈牙利南部、北部、东部和伊利里亚等地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借助于在意大利的一次战争，俄国就几乎肯定能摧毁奥地利还在不断地对它进行的反抗。（俄国惊恐地面临着一次国内土地革命，而对外战争，单就转移视线这一点来说，也许就会受到政府的欢迎，更不用说一切外交目的了。）（5）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 ［注：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的儿子普隆－普隆先生及其党羽（以日拉丹为首的一帮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的形形色色的冒牌革命家）尽一切努力来使事情有个结局。（6）在意大利进行的对奥战争，是不能直接出面 拥护教皇等人和 反对所谓自由的英国将在其中保持中立的唯一的战争，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假如普鲁士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想进行干预的话（但是我相信不会这样），它会受到俄国的威胁。

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先生对真正的严重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害怕得要命的。（1）这个人总是疑虑重重，并且象所有的赌徒一样，不可能果断。他经常爬到卢比康河边，然而总是必须靠站在他背后的人把他推下去。在布伦附近、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在1851年12月，每次他都是最后 被迫认真地执行了他的计划。[41]（2）在法国，人们对他的计划采取极端冷淡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使他感到鼓舞的事情。群众表示无所谓。但是大金融资本家、工业家、商人、僧侣的党派，以及高级将领（例如佩利西埃和康罗贝尔）都直接而严肃地提出反对。事实上，军事方面的前景并不是光明的。即使把《立宪主义者报》上的吹牛当做实话看待，情况也还是如此。[306]如果法国总共能凑足七十万人，那末其中适合服兵役的最多不过五十八万人。这些人当中还要减去驻阿尔及利亚的五万人，宪兵等等四万九千人，防守法国的城市（巴黎等地）和要塞的十万人（最低限度），驻扎在靠近瑞士、德国、比利时的边界上的监视军至少十八万一千人。剩下的只有二十万人，即使把皮蒙特的那一点点军队加进去，对于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设有坚固阵地的奥地利人来说，这也决不能算是优势力量。

无论如何，如果波拿巴先生现在退却，那末他就会在法国士兵群众当中彻底垮台；这可能就是使他终于向前挺进的原因。

你似乎认为匈牙利会在这样一种战争中起义。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奥地利当然会派遣一支监视军到加里西亚—匈牙利边界上去对付俄国，而这同时也会使匈牙利受到威胁。匈牙利的团队（只要它们不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分散在它们的敌人，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当中），将会被派往德意志人居住的省份去。

战争自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最后肯定会引起革命的后果。但是，在最初，它将在法国保持波拿巴主义，在英国和俄国削弱国内的运动，在德国重新唤起极端狭隘的民族热情，等等，因此，据我看来，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对这里的流亡者不抱 任何希望。除了至少是个狂信者的马志尼之外，他们全都是十足的冒险家，他们的全部野心就是骗取英国人的钱。科苏特先生完全堕落了，变成了一个巡回讲演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区散布同一套谬论，把它奉献给一批一批的新听众。

这些狗已经成为十足的保守派，实际上应当得到赦免。例如，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在这里出版名叫《海尔曼》的周报，就连《科伦日报》同它相比，都算得上是勇敢机智的报纸。（据说，这位可爱的善于做戏的牧师由于向富于美感的犹太女人献殷勤使他妻子跳楼丧命。在悲痛万状的表演的感动下，弗莱里格拉特出于慈悲心肠竟然写了一首悼念死去的约翰娜·莫克尔的诗 ［注：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但是过了几天，他确信，悲痛是 假的，哥特弗利德先生从来没有感到象他妻子死后这样“轻松和自由”。）这个家伙鼓吹催眠的、献媚的和软绵绵的“ 乐观主义”。这家报纸应当叫《哥特弗利德》。至于我，我宁愿在“曼托伊费尔” ［注：文字游戏：哥特弗利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上帝”，《Friede》——“和平”），曼托伊费尔（《Manteufel》）是反动大臣的姓（《Mann》——“人”，《Teufel》——“鬼”）——编者注］的束缚下写东西，也不愿意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的束缚下写东西。而对金克尔来说，这种束缚倒更觉轻松和惬意，因为从性格和观点来说，他同这些庸人毫无区别。“列伐尔特”（又叫“施塔尔”）关于已故的莫克尔夫人的废话使后者在这里更加名声扫地。

[472]

祝好。

你的　卡·马·

如果你能在 布勒斯劳 ［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打听到一个叫（所谓）冯·保拉－克雷歇尔的女人（她过去住在那里，而 现在在 此地）的底细并 尽快地告诉我就好了，这对我非常重要。

[41]政治流放犯人塔西利埃在法国民主派报纸《人》上发表的信，是马克思写《小波拿巴法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5—671页）的材料来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揭露了法国政治犯在流放地凯恩（在南美法属圭亚那）的生活条件。这个流放地，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造成大量死亡，被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这封信的译文由马克思寄给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于1856年4月12日在该报发表。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布伦（1840年8月6日）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也指1851年12月2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37、557页。

[306]指1859年1月30日《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由法国记者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可以向国外派出五十万军队。1月31日恩格斯写了《法国军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00—206页），作出自己的估计并指出，法国在战时派到意大利与奥地利作战的军队将只有二十万人。恩格斯在文章中援引了巴黎的消息，指出，《立宪主义者报》上的材料和它所依据的数字都来自路易－拿破仑。因此，马克思于2月1日把恩格斯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后，认为有必要把2月2日《泰晤士报》上的材料告诉恩格斯：《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就是路易－拿破仑本人。——第374、558页。

[320]指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在这个时期已经迫近的战争。这次战争（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起来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单独和奥地利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391、556、565、591页。

[470]谋刺路易－拿破仑的奥尔西尼被处死后，路易－拿破仑对发誓要杀死他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报复提心吊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谈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以及卡·马克思的文章《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弗·恩格斯的文章《法国军队》阐述了这封信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195—199、200—206页）。并见注305。——第556页。

[471]路易－拿破仑规定调整粮食价格和为此目的建立公共仓库保管粮食的法令，见马克思的文章《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85—689页）。——第557页。

[472]从马克思1860年3月3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伦敦报纸《每日电讯》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出自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按夫姓是施塔尔）的手笔。——第559页。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我把序言 ［注：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编者注］给敦克尔寄去了。请费心帮一下忙， 让手稿一付印，就把稿酬寄给我。这一点要不是由于意外的情况而成为紧迫的问题，我自然不会写信同你谈起。

望你不久能来信告诉一些“祖国的情况”，尽管你对这些情况毫不在意，或者至少谈一些对评价这些情况有重大意义的议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2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59年2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随函寄上《序言》 ［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编者注］。

　　忠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2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Iterum　Crispinus ［注：Ecce　iterum　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恩格斯打算发表（先用 匿名）一本名叫《 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

主要内容：从军事上，即从军事科学上证明，用以论证奥地利人必须占领明乔河一线以保卫 德国的一切理由，完全适于论证法国必须以莱茵河为疆界以保卫自己；其次，虽然明乔河一线对 奥地利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但是对作为统一的大国的德国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意大利在军事上受德国的统治将一直继续到整个瑞士不再是法国的属地的时候为止。小册子主要是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战略家们的，而总的说来，自然是充满了民族精神，反对波拿巴先生。

我可以以我的整个“判断力批判”[473]担保，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因为只有几个印张，在目前出版它简直是出版社的一桩（真正的） 投机生意。

恩格斯在参加巴登战役[474]以后，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写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

但是出版商必须为作者保守秘密，直到作者本人揭开这个秘密为止。你可以相信，人们将会怀疑作者是普鲁士的大军事作家。

这是一个当前的急迫问题，只有目前出版这本小册子才有意义。因此必须赶快进行。你认为敦克尔肯干吗？这一定会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如果写的是纯科学问题，人们决不可能知道，庸人购买的情况如何，他们会不会买，但是，写的是这种当前的急迫问题，那就可以有几乎是数学般准确的把握。

如果敦克尔肯干，那末恩格斯授权你以他的名义根据你认为必需的条件签订一项合同。如果他不肯干，那你是否有别的出路？我在汉堡认识一个出版商，他可能愿意干。但是，因为这个人始终是《新莱茵报》的私敌，——他曾公开向我的朋友海涅承认过这一点，——所以，他哪怕从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那里收到一行字，我都会感到非常不快。另外，他对我们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和不可多得的朋友维尔特采取了非常无耻的态度。

请尽快回信，请不要为我占去你这么多时间和常常求你帮忙而生我的气。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党的共同利益。

你的　卡·马·

[473]暗指康德的著作的名称《判断力批判》（《Critik　der　Urtheilskraft》）。这本书1790年在柏林和里巴瓦出版。——第562页。

[474]1849年6—7月，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革命战斗。恩格斯作为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和他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指挥完成了特别复杂和危险的战斗任务。他亲自参加了四次会战，其中包括拉施塔特大会战。——第562页。

2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3月1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街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在同敦克尔交涉中所给予的帮助。你的帮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果并使我有可能将近十年来第一次又出现在德国读者面前。上星期三我已把手稿寄给马克思，星期四他可能寄出。标题很简单：《波河与莱茵河》，柏林，出版社等等。马克思和我都认为，小册子由于它的专门的性质，最好先匿名出版，因为非军人作者的名字对军事著作最初只会带来损害。如果小册子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将取得成就，那末再说出名字来也永远不算迟。各章不需要标题，只标上数字。我也没有写任何序言。

马克思估计将有四个印张，我表示怀疑，不过这当然取决于印刷情况。

至于条件，我决定同意拿纯利润的半数；同时当然要规定通常的赠书册数，其中自然有你一本。这些书可以通过书商转寄到这里，但是我很希望立刻给我邮寄一本（或样本）来。也许我会用英文发表这个东西。译成法文，内容不太合适，而且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不过，看看再说。

马克思的手稿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付排工作进行得怎样？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印出了 一个印张，而稿件在柏林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认为太慢了。在莱比锡博览会[475]以前，至少应当印出一两本，时间已经不多了。

马克思虽然多次答应，但是始终没有把你的《赫拉克利特》 ［注：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寄给我；我很想读一读，虽然我对希腊语和思辨概念已经相当生疏了。我还想读一读你的剧本 ［注：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我已看到它的广告。尽管你多才多艺，但是我没料想到你会搞这一行。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主要是在研究军事问题，有时埋头搞我的老爱好——比较语文学。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都从事高尚的商业，那在语文学这样内容非常浩繁的科学方面，他不可能超出不折不扣的一知半解，如果说我曾经有过研究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大胆想法，那末我现在早已放弃了这种想法，特别是在米克洛希奇以如此光辉的成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476]。

最后，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你的　弗·恩·

[475]恩格斯指每年在莱比锡举办的春季书籍博览会。全德国各出版社都派代表参加。——第564页。

[476]指米克洛希奇的多卷著作《斯拉夫语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lawischen　Sprachen》）。当时只出版了第一卷：《斯拉夫语比较语音学》1852年维也纳版（《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r　Slawischen　Sprachen》．Wien，1852）和第三卷：《斯拉夫语比较形态学》1856年维也纳版（《Vergleichende　Formenlehre　der　Slawischen　Sprachen》．Wien，1856）。——第564页。

3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3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最新著作 ［注：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和所附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寄到。托书商转寄，这同你经彼得堡、堪察加和北美把书寄给我差不多。

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请关照一下，在我最近寄给你的手稿 ［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上印上“翻译权归作者所有”。不然，这里的一些德国小丑会糟蹋这本书。

由于某些情况（今天没有机会详谈，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我还正口授一篇英国通讯稿 ［注：卡·马克思《普鲁士的战争前景》。——编者注］），我现在手头拮据。你能不能在柏林替我做一次期限为几个星期的期票交易，而后你可以从敦克尔那里拿到稿酬来支付。

昨天一个从巴黎来的人来看我，我很重视这个人的看法。他谈到了战争[320]，说：“在巴黎只有一种意见——战争一定要打起来。”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波拿巴退让，他就要垮台，甚至军队会倒戈，就象苏路克皇帝遭遇的那样。就连巴黎资产者，尽管他们渴望和平，也开始抱怨说，这个人还不如路易-菲力浦勇敢。

还有一个你不应当忽视的因素：俄国正在对整个这件事情进行煽动，它的同盟者帕麦斯顿（你哪怕看一看《泰晤士报》）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波拿巴打仗。况且，这里很快就要更换内阁，那时帕麦斯顿就能够亲自主持这件事情。[323]这里为波埃利奥等人举办的一些活动完全是他搞的。他让他的女婿舍夫茨别利伯爵作为“责任编辑”来领导这些活动。

[477]

归根到底，我现在仍然认为，战争可能也会给我们提供某些机会。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别忘了，你来信告诉我“某些情况” ［注：即德国的情况（见本卷第560页）。——编者注］会对极广大的读者有好处，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德国人。《论坛报》大约有二十万固定订户。

[320]指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在这个时期已经迫近的战争。这次战争（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起来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单独和奥地利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391、556、565、591页。

[323]正如事件进一步的发展所表明，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得到了证实。果然，英国议会于1859年4月被解散，经过新的选举以后，以过去的反对派帕麦斯顿为首的政府于1859年6月上台。——第393、566、580页。

[477]指1859年3月初曾经参加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卡洛·波埃利奥及其同伙到达英国。他们是从奥地利监狱被押送流放美洲去的，但是船长把他们释放了。1859年3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舍夫茨别利伯爵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称波埃利奥及其同伙为“正直的和英勇的人”。随后，为了组织欢迎波埃利奥的活动，在伦敦成立了委员会。帕麦斯顿、舍夫茨别利等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第566页。

3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59年3月17日[于伦敦]

阁下： 我现用信件寄回校样 ［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编者注］，因为本地邮局通知我，校样可从柏林迳寄伦敦，而从伦敦到柏林则应按信件寄递。

第三十二页：我忘记把最后几行“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经济学之间的一个更深刻的 经济对立”一句话改为“一个更深刻的 原则对立……”[478]。

也许 我记错了，好象正文以及第一条注释里的前几句都从第三十三页错误地移到第三十二页上去了。

　　忠实于你的　卡·马·

[47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4页。——第567页。

3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3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关于经济困难。首先我感谢你的热心。目前我先另找出路，写信给我的母亲，问她是否同意把钱借给我用两个星期。试试看吧。在伦敦这里期票交易只有通过格尔斯滕堡才能进行。但是，他是金克尔的保护人，是一个小器的、傲慢的傻瓜，我不会请求他给予哪怕是纯形式的帮助而使他感到愉快。

关于敦克尔。到这个星期三（后天），手稿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他那里便将近有九个星期了。我只收到 三个印张校样。老实说，我觉得他对揽下这件事感到后悔。所以他用这种维茨拉尔官厅的拖拉作风[479]来办这件事。如果继续这样拖下去，这本书就是到复活节也不能出版。对我来说，由此产生了另一个困难。我正在同一个英国人交涉出版第一分册的英文版，这当然要取决于德文版的出版，因为在伦敦一切事情都是开足马力在干，所以这个英国人开始有所怀疑。德国人办事的方式对英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你将看到，第一篇还不包括主要的一章，即第三章—— 资本。从 政治上考虑，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从第三章开始，我认为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

关于发电讯稿 ［注：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我接受建议。事情并不象你想的那样简单。得到消息并不困难，但要花 很多时间。我将把办事处设在交易所的附近（那里还有几家拍发消息的电报公司的营业处）。但是你的表弟 ［注：弗里德兰德。——编者注］必须告诉我：（1）他希望通过哪一条路线得到电讯稿？有三家公司：一家经过法国转递电讯稿，另一家经过奥斯坦德，第三家经过安特卫普。依我看，只有那些不怕法国检查的东西才应经过法国转递。然而这是最短的路线。（2）他希望得到什么消息？各家报纸对什么是重要消息持有不同看法。（3）他需要几天发一次电讯稿？（4）除了英国的新闻之外，他是否还需要美洲的新闻，简而言之，非欧洲的新闻？他必须明确指明这一切，因为发电讯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余的东西。（5）最后，我必须知道，《新闻报》认为几点钟收消息比较适宜（至少，在英国各家报纸收消息的时间不同，这是由于出版的时间不同）。当然，发生非常事件时是不能预先规定时间的，但对通常的电讯稿来说这是可能的。由于弗莱里格拉特，我将有一个得到交易所消息的绝好来源。

关于《新闻报》 ［注：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我也接受这个建议。 第一，因为与上一次不同，没有向我提出关于对待个别政治活动家的态度的条件。绝不同意任何 条件，这是我的一个绝对的原则。另一方面，每家报纸都可以要求通讯员掌握分寸。 第二，因为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你说弗里德兰德给我寄来了几号《新闻报》，我没有收到，大概是通讯处弄错了。但是必须立刻给我寄来。需要根据这家报纸本身来确定的，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 什么，而是 怎样写。

关于你给《新闻报》撰稿的问题。我绝对相信，你应当写通讯稿。当然，对你这个 普鲁士人来说，现在给 奥地利报纸写稿也许“有失体面”。但是，我们原则上应当，按照路德关于上帝的说法，“用坏蛋打坏蛋” ［注：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编者注］，并利用一切机会制造恐慌和促进总崩溃。在目前的混乱出现 以前，我自己不会给《新闻报》写东西，也不主张你写。然而发酵的过程已经开始，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尽力工作。哪里有需要，就应当向哪里投毒。如果我们只限于给 基本上同情我们观点的报纸撰稿，那末我们就必定会把各种报刊工作完全搁置起来。难道应当容许所谓的“社会舆论”都充满反革命材料吗？

关于《论坛报》。如果你以为我要求你考虑《论坛报》的订户，那你自然是误解了我的意思。问题是：我给《论坛报》工作，可以任选题目写社论。而且是英国占首位，法国占第二位。很大一部分社论是谈经济问题的。但是在普鲁士发生变动[480]以后，我有时也乐于写《寄自柏林》的通讯，同时与霍亨索伦祖国的“内在”联系使我有可能十分有把握地判断那里的情况。《论坛报》的订户中有许多德国人。此外，有数不清的美国的德文报纸转载这些文章。因此，赋予那些我例外写的《寄自柏林》的文章以地方色彩，使我同普鲁士国家的论战在新大陆继续下去，是重要的。这种地方色彩是必定缺不了一些闲谈杂议的。况且目前普鲁士的历史主要是由丑闻构成的。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注：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你最近的来信在这方面对我很有帮助。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刚刚收到西蒂区的书商纳特的来信，通知说你寄的东西已经寄到了。今天我就去取。

恩格斯的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怎样了？3月10日我已经把它寄出。我想这样的小册子五天就能出版。

[479]从1693年到1806年，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帝国法庭设在维茨拉尔。它审理各邦之间的争执、税收方面的诉讼等等，同时它也是处理经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邦和城市的法院审理过的各种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帝国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以极端的混乱和拖拉作风而著称。——第567页。

[480]见注385。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中。——第569页。

3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为筹款进行的一切尝试都告失败。连家里也不借给我，你知道，老人们牢牢地抓住“尘世的东西”不放。尽管我不愿意向你求援，——本来你自己的钱袋也空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门路。如果二十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对你来说数目过大，那就请少寄一点。钱以后从敦克尔那里扣除。

恩格斯的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出版了吗？

下星期我一定从这里给你写信（这个星期我一点时间也没有）。剧本 ［注：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和附来的信均已收到，谢谢。

祝好。

你的　卡·马·

3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 ［注：尤塔。——编者注］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已经写信给我 ［注：见本卷第402和568—569页。——编者注］。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 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 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 ［注：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人物。——编者注］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 骑士和作为 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 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 ［注：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 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 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481]。革命中的这些 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 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 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 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 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 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 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482]。

[481]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这次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37—541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1522年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相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38—439页）。——第573页。

[482]马克思的这个勘误表没有收入本卷。——第575页。

3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59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终于抽出了时间来比较安稳地给你写信。你的两封亲切的来信都已经收到了；你们大家生活得很好，布兰克的孩子们麻疹出得很顺利，这使我非常高兴。我的身体很好。固然我的臼齿已经逐渐脱落，但没有特殊的痛苦，总的说来，我十分健康。胃口和消化都很好，老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小德利乌斯不向你们表现自己的布莱得弗德本性终究是不行的。我本来以为他会检点一些，但是，由于他似乎已经开始干一些小坏事，所以我只有向你说：在布莱得弗德撒谎成风，而且一个布莱得弗德人根本不可能经常说真话。因为这个小家伙同天下最大的撒谎者威廉·库特尔住在一起，所以他看来也慢慢染上了同样的美德。假如布莱得弗德人告诉我二乘二得四，那我马上会怀疑乘法表的正确性。我事先告诉你这一点，是让你对这个小家伙不要过于严厉，——所有的布莱得弗德人都是这样：他们撒谎撒得象真的一样。马的事情是这样来的：我只是对马主说，如果他决定以低于一百二十英镑的价钱出卖，那就 通知我，再没说别的。这离成交还差得很远。假如他现在让我花一百二十英镑买下这匹马，那我还要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只出一百英镑；这匹马对我来说有些轻，而我花这些钱可以买到一匹很好的壮实的猎马。至于会闯进铺子的问题，这并不那样可怕。任何一匹烈马，只要一个星期完全不骑或很少骑，中等骑手骑上它，它必定要耍种种惊险动作，而在这种情况下连人带马是不是会同归于尽，这只能取决于偶然因素。但是如果是我骑马，我不想让它闯进铺子，就没有一匹马能那么容易地闯进去。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放心。

另一件事情——关于卡尔·济贝耳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他的生活根本不放荡，而且相反，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几乎哪里也不去，几乎不同任何人交往。我想，在曼彻斯特还找不出二十个象他那样年龄的年轻人过着这样规矩的生活。固然，在最初一些日子里，他有几次多喝了一杯，出过青年人所惯于出的种种洋相，但是，因为他常同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并看到我们认为这些幼稚的举动毫无意思，所以他就不再干了。总的说来，他还是半个孩子，非常不成熟，对最简单的事情都束手无策。这一点逐渐会改变的。看来，我们巴门人全都成熟得很晚。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或许也是这样一个不懂事的人。不管怎样，当他的双亲不能制服他的时候，他们必定对他采取很不寻常的态度，——要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他毫不固执，相反地，容易接受劝说。使我对他抱有好感的是，尽管他的诗篇受到无数的赞许，但是他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些很不成熟的、粗糙的和肤浅的作品；当我相当幽默地和完全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这一点时，这个好小伙子很感激我。在他把他全部不朽的作品赠送给我之后，我曾直率地对他说，虽然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天才，但是非常怠惰的天才，他的全部东西作为艺术作品是一文不值的。这个小伙子在柏林可能真的很怠惰，并且有完全堕落为一个极平庸的美文学作家的危险。因此，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经常斥责他这一点，并告诉他应当暂时放弃蹩脚诗的创作，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以便从头开始培养鉴赏力——现在他的鉴赏力很差——和学会他还没有掌握的德语。如果他这样做，他还可能成为一个十分象样的人。至少，他的双亲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同他建立适当的、他能够接受的关系，或者关心他，使他逐渐找到方法和机会，以保证自己在这里或任何地方能够靠从事商业活动来独立生活。小伙子知道，他永远可以靠自己的写作为生，如果他的亲爱的父亲缺乏足够的智慧和策略来象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他，结果使小伙子终于对这一切感到厌恶，完全埋头于写作，并势必 彻底毁掉，那他的父亲就只能怪自己了。老济贝耳可能以为我教给他儿子各种各样的狂妄行为，但是他可以放心，我正在运用我对他的一切影响，使他不致于过分迷恋写作（因为这个小伙子还没有成熟到进行写作的程度）并使他明白没有比靠美文学写作收入生活更可悲的了。我劝导他越快掌握资产阶级的散文技巧越好（因为他根本不爱学习，而不学习，他就不会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就会完全给毁掉）。如果他这样做，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并且不再这样束手无策，那末我不怀疑，他将会成为一个十分象样的人，在文学方面也会创作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心地十分善良，毫不自负，很诚恳和坦率。我通常一星期同他会面两次。

我不知道艾·布兰克在伦敦。我希望他这几天能来这里，好几个月以前他就答应要来。不管打仗不打仗，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拒绝今年夏季到这里来。我非常盼望你来。你知道我们夏天将去苏格兰，而你可以在此期间再看一看你手头的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地方。

该搁笔了，现在已经七点钟了，我还要写几封业务方面的信件。我本来还想给父亲写几句，但是根本办不到了，何况我还必须为他准备一些摘录。那末，一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天里我就会给他写信。

代我向父亲、兄弟姐妹及其家属衷心问好。

　　真诚爱你的，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当然，请不要把我在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尔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济贝耳夫人。

衷心地祝贺你的生日并希望还将很多很多次地祝贺你的生日。

3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5月5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从附上的4月12日的信[483]（请寄还给我）中可以看到，你的表弟弗里德兰德向我提出的条件和你起初告诉我的条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注：见本卷第402、568—569和571页。——编者注］。但是我立刻接受了这些条件并通知了他。我仅仅指出：

（1）我不能支付电讯费，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你的信中已经有言在先。

（2）如果取得协议，我希望（但是我不曾把这一点作为必要的条件）象同《论坛报》进行结算那样，寄去的文章等等的稿费，能够凭期票从这里的一个银行家那里取得。

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此我感到十分诧异。如果编辑部改变了主意，那末从礼节来说应当告诉我。你知道，我自己决没有强求过这件事。在我承担了这件事之后，我在英国报纸等等上采取了某些准备措施，我不愿意在这些人以及其他的我从业务上考虑曾告诉过这件事的熟人面前丢脸。如果我这方面还没有寄出一篇文章，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还没达成最后的协议。

遗憾的是，这里进行的选举对托利党人来说，是不够顺利的。在最近的情况下，这里很快会开始革命运动。帕麦斯顿耍了一些花招之后，现在必定会重返外交部，这样一来，俄国又将直接操纵英国的政策。

[323]

祝好。

你的　卡·马·

[323]正如事件进一步的发展所表明，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得到了证实。果然，英国议会于1859年4月被解散，经过新的选举以后，以过去的反对派帕麦斯顿为首的政府于1859年6月上台。——第393、566、580页。

[483]指维也纳《新闻报》编辑弗里德兰德1859年4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第579页。

37．

马克思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

[484]

维也纳

1859年5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定期收到维也纳《新闻报》，你把它寄来，使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了解到奥地利的情况，尤其令我感激。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寄给你一封信，至今没有回音。如果维也纳金融市场的混乱[485]使已达成的协议难以实现， 请你立刻通知我，因为我为了发电讯稿的事已同这里的几家报纸达成了协议，我必须为此花钱，在这种情况下我将立刻废除这个协议。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博士

[484]当时马克思正同《新闻报》编辑弗里德兰德商谈为该报撰稿的问题（见本卷第402页）。这一次没有达成最后的协议（见注210）。——第580页。

[485]指维也纳的商业恐慌（见注349）。——第580页。

38．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你，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你的《济金根》 ［注：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的评价告诉你，你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是这正是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 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和那些东西相比，你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你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迟钝到了这样的地步（虽然惭愧，我还是不得不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 第一次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 ［注：忒伦底乌斯·摩尔《论贺雷西的用词、音节和韵律》。——编者注］——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你，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你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当我说任何一个现代的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知道我对你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文学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你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在戏剧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叫他带给你几行字。他对你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做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你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你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 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你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486]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你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 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你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487]）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你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济金根》是能够变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绝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你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 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 什么，而且表现在他 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 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你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你看到，我在你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而已。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末你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你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你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 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你对胡登的自传（你公正地承认它的 内容是本质的东西）的确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你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 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都是描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 官方分子差不多被你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你对戏剧的观点（你大概已经知道，你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 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 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你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你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 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 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你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这个问题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且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你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 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你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 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你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你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488]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 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你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 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你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 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你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令人喜悦的方向发展。未必能够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狂来；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复灭，从《十字报》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从莱希堡伯爵到“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489]。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是在那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垃圾，即内部的分裂以及波兰和意大利附属于奥地利的情况。我们不能放弃普鲁士波兰的一寸土地，而且…… ［注：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486]在这里和以后恩格斯谈到舞台剧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同拉萨尔进行论战。——第583页。

[487]恩格斯指1849年5月3—4日对拉萨尔的审判。当时他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11月22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的演说中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拉萨尔发表演说后当天被捕并被审前羁押。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553—558页）。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8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伦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95—596页）。——第583页。

[488]“鞋会”和“穷康拉德”都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23—435页）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第586页。

[489]指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南德意志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中提到他们的首领。这首歌曲的副歌是：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是以这首歌曲的副歌开始的。这部著作批评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时期的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9页）。——第587页。

39．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59年]5月21日于伦敦

阁下： 从我收到的北美来信 ［注：魏德迈和康普的来信。——编者注］里看出，我的党内朋友订购第一册约一百本。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收到这批订单了。同时他们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范围内，一旦知道了 书价，还可望超过一百本。因此我请你 立即把定价通知我。当然，将来还必须在北美对其他读者登出书广告。

我认为，此事进展缓慢对你不利。当然，也对我不利。

请你把我收到的清样中的刊误在 勘误表中增补如下…… ［注：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没有收集到。——编者注］

4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59年5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我曾去信请你告知书价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你认为不可能恰当地回答；而去美国的邮班每星期只有两次，那末我也就不能答复我的朋友们了。

从你收到我的手稿到我见到收据，中间过了两个星期，这张收据曾说明，印刷应于一星期以后开始。一个星期变成了三个多星期。大约两个月以前拉萨尔写信给我说，一切工作将在5月中旬结束。我收到校样的最后三个印张已经是三个多星期以前的事了。必须做的修改在一天内就能从从容容地做到。相反，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虽然印刷是 结束了，但工作看来是完全中断了。现在向你声明，我讨厌这种 一贯的有计划的拖延，坚决要求停止这种手法，我认为其目的是极其令人怀疑的。我在英国的所有的熟人都赞同我的观点，并坚持要我采取这一最后的步骤。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博士

4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于伦敦

阁下： 十分抱歉，我给你写了一封不礼貌的信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因此请允许我扼要说明足以减轻过错的情况。首先，我确实在德国国外住得太久，对伦敦的条件太习惯了，因此不能正确估价德国的业务动态。可是，正如大约两个月以前我曾通知拉萨尔的那样 ［注：见本卷第567—568页。——编者注］，我正同一位伦敦的书商就第一册的英文版问题进行谈判。我总是根据不正确的推测把经常传来的不可靠的出书消息告诉这个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使我在这个约翰牛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子。我的朋友们接二连三地迫不及待地询问，最后还有 这里的柏林集团竭力散布流言——其原因我不清楚——说什么这一著作好象根本就没有出版，这就使我失掉了最后的一点耐心。

最后我愿表示，希望你在注意到这些原因的时候，把我的信只看作是由于种种情况而引起激怒的一种表现，并请相信，我绝没有要用什么方式侮辱你一番的意思。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博士

4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没有给你写信这段时间里，我必须为正在纽约出版的英美百科全书准备好十五个印张的材料。在我还要写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今天是我给《论坛报》写稿的日子，因此根本没有时间。我写信只是为了通知你，你的来信和小册子 ［注：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已收到了。

现在只谈如下几件事：

关于《济金根》：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读它并随后作一答复[490]。

关于小册子：绝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在英国的我的党内朋友的观点。不过，我们可能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观点。

关于敦克尔：我已经写信给他说，如果信对他有所冒犯，很对不起。这样拖延毕竟是前所未闻的。最近一个印张的校样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我在五个星期以前就收到了。你不能要求我 在订立了合同以后同出版商保持这样的关系并容许他这样对待我，好象他出版书是对我的“恩赐”。目前他已经给我的好处，就是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了 英国出版商 ［注：见本卷第567—568页。——编者注］。

关于福格特（帝国的福格特）[341]： 我们手里有证据证明，这个人从波拿巴那里领取津贴不仅为了自己，而且为了收买德国人进行法俄宣传。[350]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是在政治上的否定的大人物——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方面取得了成功。

关于蒲鲁东：据说，他已经疯了，被送进了布鲁塞尔的疯人院。

祝好。

你的　卡·马·

[341]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50]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490]指拉萨尔1859年5月27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信中表示不同意他们对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第590页。

43．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林

[1859年]6月22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我请你 立即把应付给我的书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稿酬余额寄往伦敦我妻子处。

你5月底来信说，书将“ 于下周”问世，稿酬也将付清。可是，今天已是6月22日，两者都没有实现。可见，你的原则是“严肃的科学著作”出版不能太迟，而应该等到战争[320]的到处漫延使“严肃的科学”兴趣浓厚起来的时候。

那些促使你再度延期的情况或许也能说明出书改到1860年有道理。因为你曾写信给我说，在德国书商中间流行一种做法： 如果关于科学著作的发行日期没有签订合同，那末，一旦他们为了发行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著作而感到必要时，就会把他们手中正出版的科学著作冻结起来。

既然在我看来不能私下答复就这种拖延现象向我提出的质问，再等几天以后我将以 公开声明[491]作答。

　　忠实于你的　卡·马克思博士

[320]指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在这个时期已经迫近的战争。这次战争（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起来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单独和奥地利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391、556、565、591页。

[491]马克思发表公开声明的打算由于1859年6月11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而未实现。——第592页。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敦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转来的布林德9月8日的信 ［注：见本卷第471页。——编者注］，如果不是其中有些地方使我 必须从我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定犯罪构成，我早就奉还了。

布林德在信中硬说，他与“ 这件事”（即 当众揭露福格特一事）没有“任 何关系”。另外，他硬说，他“ 在私下谈话中”（可见，他只是“ 私下”谈到福格特）所说的“意见……被 完全错误地理解了”。[350]这个所谓错误理解的指责是对 我而言的。 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布林德“ 在私下谈话中”所说的“意见”，因而“完全错误地”把它告诉了你和比斯康普。这里不是 有意识的、蓄意的歪曲，而是这样的歪曲，它或者是由于布林德天生低能，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面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我的理解力差和我天生喜欢曲解所造成。

对此，我指出下面几点：

（1）福格特成了波拿巴收买德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国外的革命者的工具。其次，福格特曾经表示要给在德国的某个自由主义作家三万古尔登，以引诱他参加波拿巴主义的宣传。这两个消息是布林德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第一次群众大会那一天以最认真的口吻告诉 我的。他曾经把这两个消息告诉过弗莱里格拉特。他告诉过 其他人。他曾经当着你的面，当着霍林格尔的面，当着我的面，在我们同他一起谈话的那一天重复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再次确认了这两个消息。 ［注：见本卷第471页。——编者注］可见，在这两点上谈不上理解错误或正确的问题。它们被承认了。它们能够得到证人的证实。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布林德的 讲话是事实。

（2）至于布林德的“ 理解”，除了作为波拿巴的行贿代理人的福格特的 名字和三万古尔登一事之外，它包括在5月27日 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文章标题是：《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布林德 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文章中说，“他〈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曾经同一位议员谈过这个题目”， 他“知道一位瑞士议员的名字”，而且甚至知道普隆－普隆对这个瑞士议员讲了什么；他布林德还知道“……企图为俄国—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被驱逐出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他还 知道“ 大量金钱用来 收买他们”，最后他说，他“很高兴”，“这种提议遭到了愤怒的拒绝”。这个“理解” 被刊印出来了，可见，不只是“ 在私下谈话中说的”。由此可以看出，布林德不仅与“这件事”有“关系”，而且是作为首倡者“参与了”这件事。

（3）把一、布林德讲的，后来又被他证实的 事实，和二、布林德 刊印出来的（这 在法律上可以得到证明）“理解”，合而为一，结果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匿名传单《 警告》[394]，不过删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话。因此，布林德是不是这份传单的作者 完全无关紧要。他是构成这份传单的那些成分的 发行负责人。

他“在私下谈话中”谈过福格特的 姓名和三万古尔登的事情。不仅同我，而且同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一些人谈过。而且不是作为“ 秘密的”私事，而是作为政治的揭露来谈的。他 自己已经把对这两点的“理解”印行于世了。

至于他是不是后来印发的传单的作者，这尤其无关紧要！它不过是把口头的和刊印的布林德合而为一；这 是合而为一的布林德。因此，不仅 我，而且弗莱里格拉特也认为他是这份传单的作者。他还向他详细地打听过这件事。

可见，他是不是传单的作者，这 完全改变不了这件事。他仍旧是责任 首倡者。

你记得，他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面时曾经 发誓说，他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 创作和 抄写确实是两回事情。但是，现在我掌握着 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 它们归你支配），证明传单是在菲·霍林格尔那里印刷的，它是布林德交给他的，上面是布林德的 笔迹，菲·霍林格尔把它看作是布林德创作的成果。

[411]

因此， 我的不仅“错误的”，而且“完全错误的理解”依然保留下来。

至于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我同它之间过去始终存在、直到今天还存在某种程度的 敌对关系。但是，在10月28日将在奥格斯堡公开进行的诉讼中[492]，问题并不牵涉到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福格特之间的争吵，而是牵涉到对前德意志帝国摄政福格特[341]和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之间的关系做出 法律判决。因此，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 每一个德国革命者来说，即使他不属于“祖国之友协会”[493]，这并 不是“与他 完全格格不入的一家报纸的事情”，而是 他切身的事情。但这是口味问题。De　gustibus　etc． ［注：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各有所好。——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341]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50]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394]1859年7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451、471、594、598、617页。

[411]由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给该报编辑部寄去排字工人奥·费格勒1859年9月17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394）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手稿是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7、755页）。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1—742页）。——第475、479、594、607页。

[492]见注406。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是1859年10月24日开始审理的。——第595页。

[493]“祖国之友协会”是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存在的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主义团体；卡·布林德、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第595页。

4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494]

巴黎

1859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 在答复你9月23日的来信时，请允许我告知实际情况：（1）我在伦敦收到载有普尔斯基声明——他没有敢于在上面署自己的名字[407]——的那一号《纽约论坛报》以后，曾给《纽约论坛报》寄去两封信，详尽地说明了情况。同时我给编辑寄去 一封私人信件，坚决主张揭露这个爱吹牛的骗子手 ［注：科苏特。——编者注］的手法和阴谋。 我们不久就可以确定，《纽约论坛报》是否发表了我的信[495]。

至于伦敦各家大日报，谈不上让它们发表彻底揭露科苏特的材料。第一，这个声明可能 酿成一场诽谤官司，编辑们考虑到为这种对受贿所进行的控告提供根据和向英国法庭提供证人有困难，因而害怕或者假装害怕打官司。第二，科苏特是个坏透了的骗子手，不会不博得一伙出卖灵魂的伦敦报人的暗中同情。尽管如此，我还是给《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出版）写了一篇短文 ［注：见本卷第466页。——编者注］。我已授权他们，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可按照自己的口味“拌凉菜”，我相信，我估计这个“东西” 本星期就将见报是不会错的。到时候我将寄一份给你。虽然《自由新闻》读者的范围很小，但是欧洲的所有内阁和首都都能看到。它在君士坦丁堡很著名。另外，只要这个东西一登在《自由新闻》上，那些同德国报刊有联系的和多少受我影响的伦敦通讯员中就会有人轻而易举地把它移到条顿土壤上去。

附上阿什博特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声明[496]。科苏特的行为是这样被论述的：似乎“著名的”爱国者只是企图防止“匈牙利的 为时过早的起义”，似乎英明的“国家活动家”在这个“困难的”事业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前些时候，乌尔卡尔特把他同科苏特的来往书信[497]译成意大利文并在整个意大利广泛散发。关于这个书信，如果你能记起的话，我向你提过。

（2） 有关酒的事情，在你离开伦敦之后不久，我得知，我的妹夫 ［注：尤塔。——编者注］10月以前不返回阿姆斯特丹。因此，我 暂时没有写信向他谈这件事情。

对英国来说，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这两个人各自都完全适合做这件事。一个是德国人，他没有资本，但是很肯干、坚定和机智。另一个是英国人，正在经营法国酒和德国酒，这个人虽然不是大商人，但却是“有威望的”商人。无论如何，他在酒生意方面是十分在行的，在短短的六七年当中就从小本生意达到了相当大的交易额。第一个候选者能够完全投身于这件事，但是第二个候选者也有长处，他有较大的资本，他的企业在开业，他有现成的关系。如果在最近几天弄清楚这个德国人还不打算干这件事（而我有根据认为这是可能的），那末我就去找那个英国人，向他讲一讲条件。到那时，将把他的条件通知你，由你自己来决定。

　　忠实于你的　阿·威廉斯［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又及：刚才我收到你的第二封信。我认为，我写的这封信已包含了对它的答复。

9月27日。收到《自由新闻》上的那篇“东西”的校样。

[407]马克思指1859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为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辩护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只是注明：“本报通讯员”。马克思在《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中提到的那些“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钱的”人物中有该报这位伦敦通讯员的名字——普尔斯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7页）。——第473、595、601页。

[494]本卷收入的马克思1859年9月26日和10月8日给匈牙利革命政府前总理瑟美列的两封信证明，马克思打算巩固同匈牙利流亡者的革命民主主义集团的联系。马克思在这两封信中严厉地批评了科苏特在他流亡期间的不正确行动。当时科苏特同拿破仑第三相勾结，认为可以把拿破仑第三当作匈牙利解放斗争中的同盟者。——第595页。

[495]《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发表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注401）。——第595页。

[496]马克思指1859年8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亚·阿什博特于1859年8月25日写的一篇文章《维拉弗兰卡和约和匈牙利人的事业》。——第596页。

[497]乌尔卡尔特和科苏特之间的来往书信是用英文于1858年5月12日在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第16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在他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中提到他们的来往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1页）。——第596页。

4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0月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不管种种似乎对我不利的情况，又首先执笔写信，而且谈的是一件涉及我的利益的事情，这从你那方面说来是很好的。

至于我不写信，那末简略说来有下述原因：

第一，你的两封信我都是在它们寄出好几个星期之后，即在我从苏格兰回到伦敦之后才收到的，——我为了一件事取道曼彻斯特去苏格兰作了一次旅行[372]。在这段时间里，事情一桩紧接着一桩发生，可以说使我们的争论的迫切性减弱了。因为争论在实质上不是，而且在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是关于民族的问题，——争论的是关于德国革命者对本国政府和外国应当实行的最合理的政策。但是，若不是由于新的情况耽搁下来，即使晚了，我也要给你复信的。你在一封信中要求关于福格特的证据。这些证据都在卡尔·布林德手里。[498]这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很喜欢在暗地里装腔作势地表示义愤，挑起争端，但是，不管你如何要求，他都不肯公开露面。因此，我跟他决裂了（他甚至否认他是在伦敦匿名印发，并经奥格斯堡的报纸 ［注：《总汇报》。——编者注］转载的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394]但是，我在这方面弄到了驳斥他（布林德）的书面证据[499]，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场合”来谈谈它们。）这一切成了我继续不写信的新的原因。因为“坏事之可诅咒，还在于它必然继续产生坏事” ［注：弗·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所以不写信本身就成了打破这种状况的障碍。另外，——请你不要认为这是辩词，——还有许多日常生活上的烦恼事，这些事到现在还远没有平息，它们的确使我没有任何心情写信。关于不写信的原因，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些。我不写信没有任何恶意，虽然从外表上看来似乎不是这样。

至于敦克尔，我回到伦敦后看到他的一封信，在这之后，我认为我不可能再直接同这个人交涉出版续篇的问题[400]，另一方面，因为好久没有给你写信，我不能突然为了我的私事开始通信。因此，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暗自盘算，如果到了一定的日期收不到敦克尔的任何东西，那我就只好另找出版者。

看过你以前的一封信，老实说，我认为敦克尔已答应出版两个分册，即整个第一篇（《资本一般》）。但是，另一方面，第一分册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篇幅要比原定计划预计的大得多，而且我也根本不愿意使他成为“被迫的出版者”。无论如何，最好至少前两个分册由同一个出版者出版，因为这两个分册是一个整体。

我现在应当全部重新加以修改，因为第二分册的手稿是一年以前写的[299]。但是目前情况不允许我在这上面花许多时间，所以我不相信我在12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而这是 最后的期限。

我正在进行第一分册 英文版的准备工作，这个工作也同样被日常的风暴所打断。我在英国至少可以指望得到比在德国好一些的待遇，据我所知，在德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提到这部著作。但是，我想至少把这 第一篇完全献给德国读者。如果德国读者仍旧对这部著作毫不关心，那末后面的各部分我打算直接用英文写，不再对德国的蠢材们抱任何希望。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299]马克思指的是他的经济学手稿（见注209）中称为《资本》的一章。这一部分手稿是在1857年11月到1858年5月这个时期里写成的。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K．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939年莫斯科德文版第1册第149—762页（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

从1858年5月6日到5月24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369、599页。

[372]1859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同时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在7月2日回到伦敦。——第433、598、606、616页。

[394]1859年7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451、471、594、598、617页。

[400]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209和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1861年8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460、469、474、476、483、494、598、608页。

[498]指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事实（见注350）。——第598页。

[499]指排字工人奥·费格勒的证词（见注411）。——第598页。

47．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黎

1859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 来信收到，从来信可以看出，你似乎以为到现在为止没有针对科苏特做什么事。这完全是错误的。

（1）星期四（9月29日）我寄给你一份9月28日的伦敦《自由新闻》，那上面登有一篇报道，标题是：《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401]。这一号《自由新闻》在出版的当天就送到了伦敦 所有报纸的编辑部。《泰晤士报》只是在从《自由新闻》那里弄清楚了科苏特和《泰晤士报》的下流作者一样是可收买的家伙以后，才发表自己的文章来为科苏特辩护。

[500]

为了防止寄给你的那一号《自由新闻》万一被法国邮局扣压，我把上述那篇文章随信附上。

（2）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方报纸都转载了《自由新闻》的报道。我的朋友们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和不来梅《威塞尔报》上刊登了逐字逐句的译文。另一篇德译文似乎发表在柏林《国民报》上。

（3）今天在收到你的来信的同时，也收到 9月24日的《纽约论坛报》。该报在显著地位以《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为题刊登了我的详细文章，占两栏半篇幅。因为《论坛报》向来对科苏特抱有好感，普尔斯基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真正的胜利，尤其是，这篇文章点了普尔斯基的名字并嘲笑了他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一些为科苏特辩护的地方[407]。有一百多家用英文出版的美国小报从《论坛报》那里接受“ 口令”，因此将转载这篇文章。而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美国德文报刊一定已经把它译成了条顿语言。

此外，不应当忘记，纽约是在美国的匈牙利侨民的中心。

如果你弄不到9月24日的《论坛报》，我将把这篇文章寄给你， 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归还，因为我再没有第二份了，如果普尔斯基答复的话，我可能还要用它。

（4）《泰晤士报》社论提到的科苏特给麦克亚当的信，成了伦敦各家报纸的大笑柄，以致科苏特迫使麦克亚当在该报上声明说，这是一封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私人信件。[501]附上伦敦《每日电讯》的社论，作为科苏特的信被如何评论的一个实例。

（5）如果你能告诉我关于科苏特在匈牙利的宣言和阴谋的任何详情细节，那正是时候，并且一定会见报。

（6）我的书商无法弄到你要的那几号《泰晤士报》。要在出版几天之后弄到几号伦敦的日报通常是很难的。

（7）《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提到 佩尔采尔是根据他本人的公开声明。为了使科苏特的追随者们在消息来源方面晕头转向，我认为这样提是适当的。

[502]

（8）从附上的便条中你可以看到，英国商人经过考虑之后拒绝做酒的生意。而我说过的那个德国人回大陆了。这样一来，我认为不可能在英国办妥这件事。

至于我的妹夫 ［注：尤塔。——编者注］，我已经给他写了信，但还没有接到回信。

　　忠实于你的　阿·威廉斯［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401]指马克思写的、载于1859年9月28日《自由新闻》第10号的未署名的短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同一题材的文章中重述了这篇短评中所列举的事实。这家报纸发表了马克思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信中提到的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可能被报纸编辑部合成了一篇。——第466、600页。

[407]马克思指1859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为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辩护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只是注明：“本报通讯员”。马克思在《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中提到的那些“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钱的”人物中有该报这位伦敦通讯员的名字——普尔斯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7页）。——第473、595、601页。

[500]马克思指1859年10月4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这篇社论有专门的一节评论科苏特。——第600页。

[501]1859年10月4日《泰晤士报》的社论中提到同一号报纸刊登的科苏特给一个叫麦克亚当的人写的一封信。科苏特在这封信中说他对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374）感到失望。麦克亚当关于科苏特的信是“私人”信件的声明刊登在1859年10月7日的《泰晤士报》上。——第601页。

[502]《自由新闻》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短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指出，佩尔采尔“一了解到这场交易的实质，就摆脱了科苏特并谴责了俄法阴谋”。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写的一篇比较详细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也指出，佩尔采尔的言论是揭露科苏特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来源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7页）。——第601页。

48．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注：对燕妮·马克思1859年11月4日的信（见本卷第639页）的复信。——编者注］

伦敦

1859年11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我非常抱歉，竟这样健忘，以致摩尔终于不得不叫你来向我索取提到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我并不知道，它除了对付普尔斯基先生可能干出的丑事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所以根本不急于寄还。 ［注：见本卷第473页。——编者注］但是，这一次我一定寄去。

肥胖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径的确太无耻，应当受到严正的惩罚，希望不久会有这种机会。同时，围绕着由谁念赞美诗，由谁发表纪念演说，是不是赞美诗在前，纪念演说在后这个重要问题的这场特洛伊战争 ［注：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也很令人开心。这里的庸人们对我和鲁普斯不参与整个这一次席勒纪念活动大为不满。昨天晚上我还同三个热诚的席勒分子进行了一番战斗。这些先生们根本不能理解，有这种给自己作宣传的绝好机会，怎么能不拚命挤进去。他们打算在这里成立“席勒协会”[429]，即德国俱乐部，在那里将可以看书、吃饭、饮酒、演讲、做操、演戏、弹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博尔夏特是个十足的傻瓜，竟去参加预备会议并发言表示反对（他曾经怂恿我去，而我正是因此没有去），而当投票表决的时候，同他一起投票的只有一个瘸子画家霍约耳和另外一个人，结果博尔夏特自然遭到惨败。后来，他给这个协会捐了四英镑十先令，这使他在三年中成为它的会员。

然而你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一次有些什么样的德国才子抛头露面。什么格策博士、马尔库斯博士、多耳希博士、扎梅耳松博士，所有这些家伙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正是他们和一些唯美主义的犹太人把持着一切事情，而才子们又在犹太人那里当了家庭教师，只有扎梅耳松除外；他是医生，四年来始终是“刚刚在曼彻斯特开业”。尽是宣传和诽谤，谁还能参加！

你看，我自己也开始讲人家的坏话——因此最好就此搁笔。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别忘了问候摩尔。

　　你的　弗·恩格斯

[429]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没有参加协会。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487、603页。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要不是许多伤脑筋的家庭琐事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1）感谢你在敦克尔那里奔走张罗[503]。但是，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完全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要知道，这些人在各种场合骂我的共产主义可卖劲了。所以可以期望他们会挖空心思地反对它的理论根据。在德国也有专门的经济学杂志。

在美国，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德文报刊对第一分册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我只怕它对当地的工人读者来说写得太带理论性了。

（2） 关于福格特。

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福格特诉讼[406]的报道和我在那里处于多么奇怪的一伙人之中，想必使你感到惊奇。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

这里除了《海尔曼》之外，有一家最近由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所谓工人报纸《新时代》。给该报撰稿的有在乡下当教师的比斯康普。这家报纸同《海尔曼》有所谓原则性的对立。埃德加尔·鲍威尔认为 把自己装扮成共产主义者是适时的。我自然同这件事 毫不相干。鲍威尔写信给比斯康普这样说，为了摆脱竞争者，金克尔把自己的报纸交给了承印《新时代》的印刷所老板 ［注：霍林格尔。——编者注］印刷（《新时代》是依靠这位印刷所老板的贷款，并且完全受他操纵的）。比斯康普收到这封信后，马上赶到伦敦，他不仅发现金克尔以出版自己的报纸挤垮了《新时代》，而且发现所谓的“工人报纸”的编辑埃德加尔也参加了《海尔曼》的编辑部，投到金克尔那边去了。

这位比斯康普的情况大致如下：他曾经是《大胡蜂》报的发行人之一，并且同杜朗和卢格一起编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瑞士他曾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504]。由于他跟卢格有联系，我们在他逗留伦敦期间没有同他会过一次面。我根本不注意他，但是他却偶尔对我提出论战性的批评。这个人是高尚的本能、软弱的天性（和身体）、禁欲主义和游手好闲、康德的道德意识和不通人情的任性的奇怪混合体。当他神经质地暴怒时，他能够“从原则出发”牺牲任何立场，突然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消极地和克制地忍受一个时候，然后又突然作出一些近乎无耻的蠢事。当然，我当时对这个人的了解并不象我在这里向你描绘的这样。我现在是按照我跟比斯康普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印象来描绘他的。

现在再回过来谈上面的事情。比斯康普马上放弃了教师的职位，并且为了进行“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即反对金克尔的斗争），创办了《人民报》，但除了一个工人协会给予的津贴之外，没有任何经费，等等。当这种情况还继续的时候，他当然一直在挨饿。而他的新职务一为人所知，他就失去了在此以前所得到的给几家德国报纸写通讯稿的机会。过去，搞点私人授课曾使他得以勉强维持名士派的生活。

我还必须预先指出，从1851年起，我没有跟 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协会，包括跟所谓的共产主义协会 ［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发生过任何联系。我会见的唯一的一批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二三十个人，我 私下向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不过，李卜克内西是资助比斯康普创办《人民报》的那个工人协会的主席。

这个报纸创办后几天，比斯康普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我家，请我给它撰稿。我当时断然谢绝了这个请求，一则因为没有时间，再则因为我曾打算长期离开伦敦。我只是答应通过在英国的朋友搞些钱，而且已经这样做了。那一天我对他们俩讲了布林德在前一天义愤填膺地告诉我的关于福格特的情况，同时告诉了他们我的消息的来源。我后来看到，比斯康普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366]。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人民报》上转载了承印《人民报》的同一个印刷所印的布林德的匿名传单。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把传单的副本寄到奥格斯堡《总汇报》[406]，他一直供给这家报纸关于英国的文章。（关于后面这个情况，应当指出，这里的流亡者一视同仁地给所有的报纸写文章。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我不给 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东西。不过，我要指出，帕麦斯顿曾经企图通过也曾利用英国书商 威廉斯作为自己工具的 普鲁士大使馆，借口李卜克内西有“反政府倾向”而把他撵出奥格斯堡《总汇报》。）

我回到伦敦以后[372]，《人民报》收到我和恩格斯的几篇与福格特案件毫无关系的文章。除了几篇抨击施莱尼茨的外交通告[505]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Quid　pro　Quo》——编者注］之外，我只寄去一些揶揄的评论，从 文法观点分析了金克尔在《海尔曼》上的漂亮的说教 ［注：卡·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在伦敦这里生活十分枯燥，八年来这样的消遣只有这么一次。

这家报纸突然停刊了，主要是缺钱。比斯康普生活毫无着落，而且患有重病，应当到德国医院就医。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出院后的确会饿死。当时，他向几家德国报纸要求给它们写通讯，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收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而且寄去了一封非常丢脸的回信，这一点当然是瞒着他的朋友干的。 ［注：见本卷第480和483页。——编者注］自然，他当时以为，他写的是私人信件。现在这头蠢驴沮丧到了极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我把这一切这样详细地讲给你听，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替它辩护。如果他是象此地大多数“民主主义者”那样出卖灵魂的人，那末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无法忍受的境地。

至于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声明 ［注：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编者注］，事情的经过如下：

你知道，布林德发表了揭露福格特的文章。与此同时，伦敦《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的报纸）发表了他的内容大体相同的匿名文章（随信附上），不过文章中没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也没有某些细节。[367]当福格特向法院控告了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该报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负责的李卜克内西自然也就找到我，而我又自然找到布林德。但是布林德不愿对自己的声明负责。他说一切都出于误会。整个案件与他无关。他甚至还 发誓说，他同匿名传单毫无关系。一再要求都没有什么结果。这种行为尤其无耻的是，这个蠢材知道，福格特在伦敦私下地、而在瑞士公开地指出 我是揭露材料的来源，并把整个案件说成是共产党人对“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前帝国摄政”[341]嫉妒和仇视的结果。因此，我首先找科勒特，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是 布林德写的。后来我搞到了排过传单的排字工人的证词[411]。布林德的背信弃义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我根本不打算为这个“共和主义者”火中取栗。此外，弄清真相的唯一可能就是迫使他和福格特相互攻击。最后，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就象对刊载过这种揭露文章的其他报纸一样，应当讲清事情的全部情况。

德国的整个庸俗民主派现在都攻击我，所以比斯康普的蠢举将会帮他们的忙。当然，我并不打算在一些小报上同所有这些狗崽子对骂，但是我仍然认为应当教训一下《自由射手》的爱德华·梅因先生，使其他人不敢再动[421]。我要寄一份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一份给汉堡《改革报》。 ［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如果我寄给你的一份能够在随便哪一家柏林报纸上发表，那就太好了。

叙述我对意大利战争的看法，——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推迟到下一封信（不久之后就寄出） ［注：见本卷第614—616页。——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关于下面这一点我很难开口，我的经济状况这样危急，以致几乎没有时间给《论坛报》写文章，更没有时间写《政治经济学》[400]。不错，八至十个星期后我将得到四十多英镑，但是对我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期限 以前要使用这笔钱。你能否为此帮我办一次小额期票贴现业务？八个星期，至多十个星期以后，我可以支付五十英镑。

[341]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66]指1859年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发表的比斯康普写的抨击福格特的文章《帝国摄政》。他在文章中未经马克思的同意透露了马克思在1859年5月9日开群众大会时从布林德那里得到并告诉了他的关于福格特成为波拿巴的代理人的消息。

李卜克内西的短评《政治评论。——伦敦》载于1859年5月21日《人民报》第3号。——第424、606页。

[367]1859年5月27日，即写这封信的一天，《自由新闻》（第5号）匿名发表卡尔·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后来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5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该文揭露了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当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号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的私人信的片断。这个材料看来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恩格斯报道所根据的来源之一。

1859年5月16日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刊载了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它的译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426、471、607、617页。

[372]1859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同时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在7月2日回到伦敦。——第433、598、606、616页。

[400]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209和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1861年8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460、469、474、476、483、494、598、608页。

[406]由于《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福格特于1859年7月对该报提出诉讼，控告它诽谤。1859年8月初《总汇报》编辑部请求李卜克内西告知传单《警告》中对福格特的指责的证据之后，李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帮助他设法让布林德承认他是这个匿名传单的作者。马克思认为必须迫使布林德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因为福格特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本人，还无中生有地指责马克思使布林德成为自己的党的替罪羊。对马克思来说，通过批判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不敢同波拿巴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的怯懦立场，也是重要的。布林德拒绝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实际上起了福格特帮凶的作用，因为他使《总汇报》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对该报引用的事实的证明。尽管《总汇报》反对波拿巴主义是站在与马克思及其战友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同利益给该报以支持是必要的。——第471、604、606页。

[411]由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给该报编辑部寄去排字工人奥·费格勒1859年9月17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394）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手稿是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7、755页）。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1—742页）。——第475、479、594、607页。

[421]1859年11月3日《自由射手》第12号发表（未署名）一篇攻击马克思的短评《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为了答复它，马克思给几家德国报纸寄去一篇声明（见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6—769页）。马克思在声明中用事实说明，布林德正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第483、608页。

[503]马克思指拉萨尔同敦克尔交涉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事（见注400）。——第604页。

[504]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从1847年起存在到1852年。见弗·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1—261页）。——第605页。

[505]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文件。后来在7月30—3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些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文章《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一批发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第606、615页。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1月1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抓紧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回信。

不是说要 你弄到钱，而是说开期票。你是否允许我以你的名义开一张三个月的期票？ 如果允许，你能在期票到期 之前得到 偿付它 的钱（这一点不仅我， 而且恩格斯也可以保证）。可见，这是说的通融票据，或者不客气地说，票据诡计。当然，我在这里 能否办妥这种期票贴现，还大有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某种 希望是有的。如果恩格斯手头所有的闲钱不花在打伤一个英国人的案件上面， ［注：见本卷第461—462页。——编者注］他会弄到必要的款子。这件事花了他一百多英镑，而通融票据只有在商人之间才可能从伦敦转到曼彻斯特。

我认为，现在寄驳斥梅因的声明 ［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已经太迟了。如果《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接受它，它寄到柏林 ［注：即寄到《人民报》编辑部。——编者注］是太迟了。如果它们不接受它，那末对伟大的梅因的那篇陈旧文章作答复，就会是完全过时了。

关于福格特，对我们党来说——与庸俗民主派相反，——问题是要迫使他同布林德斗起来。看来，这两位先生都同样胆怯地尽量彼此离得远一些。福格特很狡猾，第一，他把我说成是揭露材料的来源；第二，他不攻击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而攻击奥格斯堡《总汇报》。既然涉及到我，他就可以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想要进行报复，哪怕是出于过去《新莱茵报》对他的仇恨。（你大概知道，鲁普斯在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时候，曾经反对乌朗特给帝国摄政王约翰的感谢词。福格特借此机会大放毒素。他作了骂街式的发言，一般地反对《新莱茵报》，具体地反对鲁普斯。[506]此后，鲁普斯要求同他决斗。但是福格特声称，他的性命祖国太需要，不能让它遭受这样的危险。鲁普斯则威胁要在大街上当众飨以耳光。从此，福格特除非一边由他的姐妹，一边由他的姐妹的女友陪着，他就哪儿也不露面。鲁普斯当时太讲礼貌了……）此外，福格特先生知道，德国庸俗民主派把我看做是他们的bête　noire ［注：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其次，如果他向法院控告的不是《总汇报》，而是《人民报》，那末布林德和其他一些人就不得不出庭作证，事情就 必然会水落石出。最后，同革命报纸作斗争和同反动的《总汇报》作斗争完全是两回事。看看“高尚的”福格特（他的辩护人称他为“圆胖的”福格特，这个称呼对他比较合适）如何在他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攻击我，是很有趣的。[507]他说什么我“同警察”有联系，靠牺牲工人过活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

至于科苏特，瑟美列（前匈牙利总理，现住巴黎）把他同波拿巴勾结的全部详情都告诉了我。[508]我已把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揭露科苏特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寄给他，一俟他从巴黎把这份剪报寄还，我就把它寄给你。其中最有趣的是，科苏特的代理人普尔斯基是《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

在这里，席勒纪念活动成了金克尔纪念活动。[410]弗莱里格拉特曾不顾我的警告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现在他亲自看到，哥特弗利德纯粹利用他当工具。他告诉我，金克尔的矫揉造作的报告真正是猢狲作态，没有看到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把在事情发展到公开演出以前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在后台发生的事情 ［注：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告诉你，你会捧腹大笑。在《新莱茵报》时代，哥特弗利德在报刊上出现时总是带着一种标记——行囊，稍后是火枪，后来是竖琴，最后是纺车。现在这个牧师则手不离黑红黄三色旗。[509]他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些所谓“工人”属于这样一些行会，它们的章程第一条规定：“按照章程，本会的辩论不得涉及任何政治”。在1848年以前，这些家伙是受本生庇护的。

扯得够多了，我本来只打算在这里谈钱的问题。

祝好。

你的　卡·马·

[410]指1859年10月10日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追求自我宣扬目的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成的委员会，把在伦敦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都抓在自己的手里。——第474、498、611页。

[506]1849年5月26日，威廉·沃尔弗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发言反对通过由诗人乌朗特代表温和民主派起草的《告德国人民书》，并提议宣布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及其大臣们为人民的叛徒。沃尔弗的发言引起了资产阶级代表的激烈攻击。福格特起来作了反对沃尔弗的恶毒发言。关于这一点，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96—500页）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01—103页）。——第610页。

[507]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在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见注406）中代表福格特利益的海尔曼律师的用语。这位律师称福格特为《abgerundete　Natur》（“智力成熟的人物”）。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思：“身体圆胖的人物”、“胖子”。所以，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用福格特的律师的话来嘲笑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页）。

关于福格特在《商业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见注369。——第610页。

[508]关于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的消息，是从巴黎来伦敦的瑟美列在1859年9月1日拜访马克思时告诉他的。这些消息是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的基础。——第610页。

[50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嘲笑了信中所说的金克尔的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90—291、293—295页）。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611页。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能否把附在下面的一篇对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三一三号上发表的声明的答复 ［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刊登在《人民报》上？如能刊登，请寄来两份。另外，希望你注意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最近一号《海尔曼》上在伦敦德国人的普遍欢呼下为自己唱的赞美歌。

[424]

匆匆。

你的　卡·马·

[424]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周报第45号。它报道了1859年11月10日伦敦的席勒纪念活动，同时竭力吹捧主持仪式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第484、612页。

52．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59年11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们的工作程序和机器构造大致如下：卸掉辊，放上纱，然后再装上，同时用螺丝（机器的每一端都有一个螺丝）把上辊提高，使纱拉紧。

1．辊是铁制的，两端装着四角轴颈，插入（轴上的）四角小孔。但是这些只是由机器转动的下辊才有，而上辊则安装在普通的基座上，靠下辊的转动而运转。

2．如上所述，螺丝装在上辊的两端，由机器拉住，而不是用手。

3．毛刷罗拉的轴有固定的支撑点，只要纱一装上和拉紧，它就占据正确的位置。如果不是支数太细，我们现在总是在同一个罗拉上轮流装毛刷和木杆，和纱相摩擦。

4．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把放好的辊同转动的部分连结起来，——我不理解，但我认为第一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不能给你画出机器的草图，因为我记不得所有的齿轮。但是这样的草图你们自己可以很容易画出来，因为，据我所知，机器的所有重要部件同你们的机器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生产支数粗的和细的纱都是用同一部机器，只在万不得已时换一换滑轮以减低转速。通常毛刷的滑轮直径为二十英寸，辊的滑轮直径为十四英寸，而辊的转速为每分钟163．90转。在生产支数 很细的纱时，我们把辊的滑轮直径加大到十八英寸。螺杆由“直的和交叉的皮带”带动。

我们的机器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部分是伦—霍普金森公司制造的；你们只有向哥·欧门交涉，才能从这里得到整部机器或机器的某些部件。

请告诉父亲，我将替林肯巴赫找工作，但是他不亲自来，希望是不大的。年轻人带着好的介绍信（给各个公司的这种介绍信，他应当 尽可能多带一些）到这里来，通常很快就找到工作，但是呆在家里谁也找不到。不过，到这里来碰运气，当然是冒险的。

代我向小绿蒂 ［注：夏绿蒂·布累特。——编者注］、父亲和母亲、爱利莎 ［注：爱利莎·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阿道夫 ［注：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和两家人，以及所有躲避霍乱的人（如果你们仍然让他们在你们那里栖身的话）衷心问好。我新买的马跑得很出色。

　　你的　弗里德里希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一方面，今天是往美国寄邮件的日子[304]；另一方面，我吃了许多药。所以无论写什么都有困难。因此将很简短。

（1）谢谢你上上次的来信。但是，很可能我能够在伦敦这里 以我自己的名义开期票，用高利息借到一笔钱。

（2）在《改革报》已经刊载了我的声明 ［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之后，你驳斥福格特的声明最好不要发表。对我特别重要的是迫使福格特先生在伦敦继续这个案件 ［注：见本卷第609—610页。——编者注］。

（3）我已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你称赞他的关于席勒的诗，你对他对待你的态度感到不满。[510]现在他会给你写信。请看一看第四十三期《凉亭》，金克尔的奴仆贝塔先生（以前是 路易·德鲁克尔在这里出版的《你好！》的编辑，而现在是《海尔曼》的主要头目，而这个杂志的编辑完全是从文化流氓无产阶级中搜罗的）在那里造出一个发现，说弗莱里格拉特自从“感到我的呼吸”之后就“很少歌唱”[431]。最近几年，弗莱里格拉特过分地巴结有权势的人物，因为他渴望成名。在这方面，他的妻子对他的影响似乎不是很好的。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只是指出，我们党内某些很有才能的人正确地感到，我对待我个人的和党内的老朋友过于宽容了。

（4） 关于波拿巴。据我看，意大利战争曾一度巩固了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它把意大利革命交到皮蒙特空谈家及其同谋者的手中；它使普鲁士因其豪格维茨式的政策而在自由派平民眼中得到特别的声望；它加强了 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最后，它助长了前所未闻的道德败坏，即波拿巴主义与民族空谈的最可耻的结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党里的人怎样能够辩证地支持自由派市侩们的这种令人恶心的反革命幻想。从迪斯累里公开承认波拿巴和俄国之间存在同盟时起，尤其是从俄国向德意志各邦宫廷发出无耻的周知照会时起[511]，在我看来，就应当对 俄法同盟[346]宣战。所有一切在表面上看来与反对法国有关的反自由主义的东西，由于同俄国的对抗而立刻被消除了。

我仔细研究过施莱尼茨的紧急指示[505]，这些紧急指示以及这里的大臣一部分是直接在议会发表的，一部分是在报刊发表的声明，向我表明， 普鲁士在德国边境受到侵犯以前并不曾打算进行干涉。波拿巴受俄英两国的保护，当时得到许可进行“局部”战争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普鲁士连指头也不敢动一下，如果它动了，就会爆发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切事件中最理想的。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在这里，因为普鲁士 永远不会有采取这种步骤的勇气。相反地，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使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可怜弱点暴露出来，另一方面，——这是首要的——要揭穿波拿巴的骗局。这场戏并不难演，因为革命派的全部代表——从马志尼到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甚至蒲鲁东——都可能参加。这样一来，揭露波拿巴骗局的论战就不会带有敌对意大利或法国的性质。

我在这里自然没有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是指出几点。但是请允许我提出一点意见。形势可能不久又要临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应当在两者之中择其一：要么任何人不同别人商量，均不得代表党讲话；要么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管其他人。然而，最好是不采取后一种方法，因为在人数这样少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而应当希望党通过它的努力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利的。我只能说，在我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旅行（夏天）[372]期间，——我们的党内的老朋友都在这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不希望你在许多问题上修改自己的小册子 ［注：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在英国和在大陆对国外政策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缘故。

祝好。

你的　卡·马·

[304]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每星期寄两次文章，即星期二和星期五。——第374、614、639页。

[346]马克思在这里是说，1859年3月3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约在形式上把俄国和法国结合在一起。报刊披露了关于这个秘密条约的消息，于是马克思在他1859年4月29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金融恐慌》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52页）中报道了这个条约。——第408、615页。

[372]1859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同时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在7月2日回到伦敦。——第433、598、606、616页。

[431]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505]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1859年7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文件。后来在7月30—3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些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文章《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一批发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第606、615页。

[510]马克思指拉萨尔1859年11月中给他的信。拉萨尔在信中赞扬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并且抱怨弗莱里格拉特收到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以后不作任何回答。——第614页。

[511]俄国的周知照会是指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1859年5月21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1859年6月16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上转载。

马克思在他的《Quid　pro　Quo》一文中关于这个紧急指示写道：“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了报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3页）。——第615页。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敦

1859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刚才收到你给李卜克内西的信的副本，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1859年4月1日。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同意，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注：见本卷第494—495页。——编者注］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必须确切，所以我不能不对这段话表示正式的抗议。

[512]

第一，我 没有同意过任何东西。同意（concedere）必须先有争论，在争论中放弃自己原来的见解并接受对方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情况。我是主动方面。我对你说明过，但根本没有同意过什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提醒说，你自己问过布林德先生，他是不是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因为他口头讲的在语气和内容上与传单完全吻合。[394]我强调说，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见到布林德先生[350]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福格特在意大利纠纷方面的活动，除了他给你的信[441]之外，完全一无所知。我提醒说，在你给我看这封信的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想到根据这封信做出福格特进行收买的结论等等。我在他的信中看到的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我强调这一切是为了——有功者就应该受奖——丝毫不贬低布林德先生在揭发福格特“背叛祖国”方面的功绩。

第二，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说，“ 福格特的信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 根据”。我只是说过， 我在读完信后没有想到做这样的结论。但是，这封信最初给我的主观印象同关于信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根据它 可能提出的设想的 客观论断是完全不同的。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为做出这种客观论断，对这封信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分析。例如，布林德先生对福格特给你的信，给他的信等等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点你现在知道，而且早先也是知道的。在他在《自由新闻》（5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367]中， 这些信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为物证，虽然没有指明任何人的名字。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513]也是如此。

现在从福格特先生转过来谈贝塔先生，他的第四十三期我在收到你的信后买到了。[431]读了这个作品，我决定采取十年来一直采取的办法，即不理睬这种胡说。但是，今天我的两位挚友（他们不住在伦敦）坚决地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发表一项声明。我首先要花两昼夜的工夫仔细考虑一下利弊。如果我考虑成熟后决定发表声明[514]，那末这个声明的基本内容如下：

（1）如果有人打算 无中生有地硬说我对你有某些影响，这除非是在《新莱茵报》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当时你写过很漂亮的、无疑是你的最受欢迎的诗。

（2） 交代几句贝特齐希先生，别名汉斯·贝塔的简历，从他在柏林出版骗钱的戏剧小报开始，到出版小酒店主和小丑路易·德鲁克尔的《你好！》（还要提一提我曾拜访过《你好！》的巢穴）[443]为止，然后谈谈他后来在莱比锡的所作所为，他在《凉亭》上诽谤我，重复《你好！》上的无耻谰言，同时把我的揭露帕麦斯顿的小册子 ［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据为己有，直谈到现在他成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帮手为止。让德国读者看看现在在德国报刊的臭泥塘里叫得最响亮的这一群流氓无产阶级恶棍是些什么货色，也许会有好处。

（3）海涅给我写的两封信。读者根据它们可以在海涅的权威和贝塔的权威之间作出选择。

（4）最后，在《新莱茵报》时期约翰·金克尔 ［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和约翰娜·金克尔给我的几封信。借助这几封信，我可以把这个善于做戏的牧师从高头大马上摔下来。这位布赖牧师 ［注：歌德的剧本《谢肉节的戏，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中的人物。——编者注］（用你所采用的歌德的读法）骑着高头大马在对他最合适不过的《凉亭》角斗场上奔跑，向我进行冲击。

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是为了当我一旦决定发表声明时，你象朋友之间应该的那样预先得到了通知。

至于李卜克内西，显然，科尔布竭力在科塔面前为自己辩解，根据你的信使李卜克内西成为对混乱负责的替罪羊，而这种混乱并不是由李卜克内西，而是由他自己造成的。[440]格言：国王作孽，亚该亚人遭殃 ［注：套用贺雷西《书信集》第1册第2封信中的一句话：“不管暴戾的国王做了什么事，亚该亚人总是遭殃”。——编者注］——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我同时把这封信中有关福格特问题的地方摘录下来寄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　卡·马·

[350]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367]1859年5月27日，即写这封信的一天，《自由新闻》（第5号）匿名发表卡尔·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后来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5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该文揭露了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当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号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的私人信的片断。这个材料看来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恩格斯报道所根据的来源之一。

1859年5月16日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刊载了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它的译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426、471、607、617页。

[394]1859年7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451、471、594、598、617页。

[431]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440]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科尔布为该报1859年11月15日刊载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见本卷第490页）加了编者按语。科尔布在按语中断言，李卜克内西在给该报的信中把弗莱里格拉特列为可能告发福格特的人之一。其实，李卜克内西只是指出，弗莱里格拉特能够同马克思一起证实，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

科塔曾是《总汇报》的出版者。——第495、619页。

[441]1859年4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发给弗莱里格拉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国家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保持中立。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把福格特给他的信和《纲领》拿给马克思看过。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6页）。——第495、617页。

[443]1851年8月，马克思在斐·弗莱里格拉特和威·沃尔弗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的德国报纸《你好！》编辑部，要求出版者敦克尔和编辑贝特齐希道歉，因为该报发表的一篇短评卑鄙地攻击马克思利用他同马克思夫人的异母哥哥普鲁士内政大臣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亲戚关系。——第497、618页。

[512]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在福格特案件中的立场，见注433。——第617页。

[513]马克思指布林德在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上发表的一篇声明。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425）。马克思对布林德声明的答复刊登在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第617页。

[514]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个声明。——第618页。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注：见本卷第501—502页。——编者注］1859年11月28日

伦敦

[1859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既不是李卜克内西的文书，也不是他的律师。但是我将把你的信中有关他的部分抄下来转交给他。

我将放弃曾一度打算发表的声明，因为我想起：“小民可憎，须加防范” ［注：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首颂歌。——编者注］。

声明自然是 针对贝塔的，但正是因此，你可以从它的梗概中看到，不可避免地 涉及到你。仅就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告诉你，至于贝塔的短文提到你的家眷和贝塔的家眷的那种亲密情形，更不用说了。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被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我对福格特和他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无耻的谎言[369]并不在乎，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名字成为民主派狡徒们的面具。你知道，如果有人迫不得已被传去当证人，那末没有人能够“不许”他被传去作证人。按照古老的英国司法惯例，拒绝提供证词的证人，甚至可以——说来可怕——被处死。

最后，至于谈到从党的角度考虑，那末为了整个党我被报刊横加污蔑，以及由于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我也习惯于不指望别人照顾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马·

[369]马克思指福格特的注明5月23日的文章《警告》，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这篇文章对马克思和他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恶毒的诽谤性的攻击。按照马克思的指示，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附有报纸编辑部的讽刺性的评论。——第429、501、620页。

5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敦

1859年1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今天晚上有空，才能够给你们寄去十二瓶酒作为节日的礼物。希望这些酒能为你们所喜欢并为你们全家助兴。

香槟酒和波尔多酒（阿尔森堡酒）马上就可以喝，而波尔图酒应当稍放一放，到新年时才适于饮用。

我恨透了弗莱里格拉特之流。这群下流文人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在报纸上奉承他们，不停地向读者提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写的最蹩脚的诗对他们来说比世界上最大的事件还重要。因为这一切没有阴谋组织就办不到，所以十分自然，这种组织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不幸的共产党人对此完全不适用，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透这全部欺诈勾当，嘲笑这种功名组织，并对成名感到一种几乎是犯罪似的厌恶。如果这样的诗人正是因此在这样的党里感到不自在，那末这只能说明他的极端的狭隘性，因为在这里他绝对不会遇到他在别的地方必定遇到的竞争。而如果他投到金克尔的竞争早已同他相对抗的地方去，他就表现出更大的狭隘性。但是你想要什么呢？诗人为了生存需要奉承，大大的奉承，——而诗人的妻子需要得更多。不管有无竞争，诗人的妻子总是梦想人们天天把她的高尚的天才的斐迪南、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狗、兔子、金丝雀和其他寄生虫奉献给读者，并且这一切还要蒙上五彩焰火的光辉、温情和浪漫的谎言。而诗人的妻子想要的，诗人先生也一定想要，何况夫人对他说的正是他心灵深处的东西。其实，《人民报》算什么！《凉亭》才是完全不同的报纸，而油滑的贝特齐希才是与这些共产党人完全不同的人。[431]在《凉亭》上我们还被看作诗人的一家，每星期都谈论我们，而瘸子贝特齐希抓住一切机会恭维我们或给我们登广告。诚然，金克尔的诗比我们的糟糕得多，却得到比我们更多的赞许，关于他的趣闻轶事谈的更多，但要知道，他是贝特齐希的兄弟。没有关系，到时候就一切都会好了。后来还有席勒纪念活动！这些共产党人轻视和嘲笑席勒，——怎么能够同他们一起举办席勒纪念活动呢？而席勒纪念活动比世界上所有一切事件都更重要！难道席勒在一百年前降生不是为了让我们现在来为他编赞美诗吗？ ［注：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

还应当补充一下，高尚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已经有许多年相当枯竭了，他能够从他的脑壳里挤出的那一点点东西也糟糕得很。他不得不耍各种花招，例如编编全集等等，但是这也不能天天搞。于是，为了不致最后被遗忘，广告一天天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实际上，从1849年到1858年有谁提到过弗莱里格拉特呢？没有一个人。只有贝特齐希才重新发现了这个大文豪。原来这位大文豪已经被人完全遗忘，他只被用作圣诞节和生日的礼物，只在文学史里，而不是在文学里出现。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呼吸”。但是，只要斐·弗莱里格拉特一受到《凉亭》的奉承，——就会看到，他又会立刻喷出什么样的诗来！

这些诗人的活动是多么渺小、无耻和卑鄙！因此，我还是要赞赏济贝耳：虽然他是个蹩脚的诗人，但是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并且只要求人们让他把广告业当作目前必需的工作去干，因为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

你只是不要过于认真看待这一切争吵。弗莱里格拉特这个“人物” ［注：引自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不是天才，而是人物”一句。——编者注］一定会暴露出大毛病，在必要时可以抓住他。但是暂时尽可能不要决裂。

很遗憾，星期五不能到你们那里去；我们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例如昨天不得不一直苦干到晚上九点三刻，所以根本谈不上外出。

最后，请代我向摩尔和小姐们 ［注：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431]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附录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想知道，复活节你是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大家都盼望你来。你要是来，他就不寄蓝皮书了。请写几行关于你来的事。那时，我们可能在星期一通过托运公司寄一包东西。你的文章[515]刚刚寄走。恰理 ［注：马克思的绰号，因小孩子念他的英文名字“查理”时发音不清楚而起的。——编者注］非常忙于研究卡尔斯的文件并且向懒透了的皮佩尔进行口授。 ［注：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编者注］你对柏林那些爱闹事的家伙有什么意见？你看过今天《泰晤士报》上柏林通讯员的报道吗？《十字报》的几篇发牢骚的社论现在可以看清楚了。

关于我的一小份遗产的事，目前还需要同内务大臣 ［注：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算账。你大概还记得，在我的伯父 ［注：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遗物中，有祖父 ［注：克利斯提安·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不伦瑞克公爵的陆军大臣——的大量书信和手稿。关于这批包括七年战争的战争史料的书信和手稿，普鲁士国家曾通过冯·夏恩霍斯特先生同我父亲 ［注：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进行过谈判，打算把它们 买走。但是现在是我的哥哥出面了，而且在遗产事务的最后清理中，发现了下列奇怪的情况：关于被发现的一些书，这位大臣先生出于“孝敬”花十塔勒把它们买下了。其中较差的一部分，他竟让别人在不伦瑞克以十一塔勒拍卖了，而且又出于孝敬把他估价为十塔勒的比较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擅自接受了，并要我负担这部分书从不伦瑞克到柏林的运费。真是出奇的孝敬！但是真正的casus　belli ［注：借口。——编者注］还在下面。接着他通过自己的秘书弗洛伦库尔写信来说：

“除了书以外，还发现不少手稿，其中有一些是已故郡长冯·威斯特华伦的手稿，——有一部分的内容是战争史。然而这部分手稿往往有很多遗漏，并且残缺不全，它们不可能具有真正文献的意义。”

这样，他们不寄给我可信的清单，也无意给所有这些文稿估价，满以为一下子就能把它们攫为己有。我很怀疑我哥哥会出于他的爱国热忱而干脆把这些手稿奉送给国家，尤其是我的母亲 ［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曾来信告诉我，她已写信把这些文稿的价值告诉他们，并且问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沉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会象我的其他几个恭顺的姊妹一样，立即向他这位威风凛凛的“家长”让步。但是他在这里弄错了。

暂时我只是“温和地问一下”，以便以后逐步提出我的“财产”要求。

我渴望你的回信。现在，正当柏林群情激昂的时候，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闹一场。但是，因为考虑到我的母亲，我们决定在开始时还是温和一些。

我们希望下星期在这里见到你。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515]看来，指的是恩格斯的论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之一（见注11）。——第627页。

附录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注：见本卷第524—525页。——编者注］

曼彻斯特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遵照穆夫提 ［注：穆夫提是向穆斯林讲解可兰经的人，这里开玩笑地暗指马克思。——编者注］的命令，一个残废者替另一个残废者写信。恰理 ［注：马克思的绰号，因小孩子念他的英文名字“查理”时发音不清楚而起的。——编者注］的半个脑袋痛。牙痛得很厉害，耳朵、脑袋、眼睛、喉咙都痛，天知道还有什么痛。无论阿片酊或者杂酚油都不管用。要拔掉一颗牙，可是他又不愿意。所以现在要请你帮忙，在星期五以前写一篇随便什么文章来。题材无所谓，例如可以写派遣军队和船只到中国去，也可以写俄国军队编制的变化；或者写波拿巴，写瑞士；或者写奇闻轶事等等。写一栏就够了。这自然要以你自己的眼病好了为前提。如有可能，请写封短信告诉我，你能否写文章。眼药水对你有点帮助吗？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附录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516]

滑铁卢

[1857年8月11日和13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你又好一些了，感到自己强健一些了。但是摩尔仍坚持说，真正医治你的病的办法是比较长期地使用铁剂。他一心一意地在博物馆里进行了医疗上的研究；所有现代医生都采用铁剂，并把它看得比鱼肝油还重要，这一点同英国医生看法完全一致，而英国医生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才形成这种看法的。不过摩尔 坚决请求你：不要因为给德纳撰稿而使精神过分紧张。散散步，睡睡觉，不干什么事——这同使用铁剂一样，也是必要的。

他寄到曼彻斯特去的两封信 ［注：见本卷第147—148、148—149页。——编者注］，你也许已经收到了。一封信中有关于军队的笔记，另一封中有关于西班牙舰队的笔记。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小丑埃德加尔·鲍威尔曾来过我们这儿；此人确实没有一点鱼肝油而变成一条干鳕 ［注：双关语：《Stockfisch》——“干鳕”，转义是“傻瓜”、“蠢货”。——编者注］了，同时还自以为 俏皮，他的努力很可怕，差点儿把我吓晕，而卡尔则真的作呕了（不是打比喻）。

琼斯失去了妻子，现在成了一个快活的人；他把所有印度人都变成科苏特的拥护者，他赞扬印度爱国者。他的对手、道德高尚的理查·哈特，是一个受雇的乌尔卡尔特分子，现在在科尔霍尔当律师。卡尔曾在那里听过他的辩护词。

希望你的下一封信再带来好消息；我们总是惦记着你。

酒对我非常有效。赫雷斯酒很好。波尔图酒似乎差一点，但我特别喜欢它的甜味。它会再一次使我恢复健康。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516]燕妮·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恩格斯1857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收集到。——第630页。

附录4

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

泽稷岛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施拉姆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大家都迫切地等候你的音信。我们常常谈起你，最使我们遗憾的是：不能使你的漫长而寂寞的冬季时日哪怕是缩短一点，使你稍微快活一些。

如果不使你过于烦累，请给我们一些生活的信息吧！譬如说，你对普遍的恐慌怎样看？人们对旧的丑恶事物的普遍崩溃和普遍震荡确实会感到高兴，不对吗！希望你的亲属不致借口危机而把你弃之不顾，希望你实际上还不象所有的人那样受苦。尽管我们已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危机对我们钱包的影响（因为现在卡尔给《论坛报》不是每星期写两篇文章，而是至多只写一篇文章，这家报纸现在除了贝阿德·泰勒和卡尔以外，已经不收一切欧洲通讯员的稿子了），但你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这是自从我们遭到很大不幸——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孩子 ［注：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这使我一直悲恸不已）以后，几年来所没有的。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作。目前，当这一著作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一种必需品时，大概我们能找到一个可怜的出版商。除了我们，还有鲁普斯和施特芬也直接遭到危机的灾殃。鲁普斯丢掉了他的主要工作，因为公司破产了。施特芬由于印度事件 ［注：指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编者注］已不能再在布莱顿呆下去，因为印度军校学员的训练突然停止了。此外，他的姐妹也因某个银行家破产而丧失了一小笔财产。矮子德朗克冒着风险在格拉斯哥开始了营业。我想，格拉斯哥报纸上为反对“没有什么资本就开始营业的那些不诚实的人”而进行的全部论战，都同这个矮子有关。弗莱里格拉特目前在他的动产信用公司分公司中的位置还是牢靠的。然而，巴黎的动产信用公司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如果关于它的阴暗传闻得到了证实，那末弗莱里格拉特也一定很快会栽筋斗，不得不放弃经理的职位。危机对我们那位纯正的、可敬的朋友李卜克内西似乎还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影响，至少还没有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他还完全保持了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天生的神话般的大胃口以及不减当年的对火腿肉片的爱好。

昨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来信 ［注：见本卷第212—215页。——编者注］说：在那里的庸人中间，危机对酒类的消费有强烈的影响，谁也不能怀着心事而单独同家里人呆在家里；俱乐部活跃起来，甜酒消费量大大增加。谁陷入危机越深，谁就越要使劲地寻欢作乐，第二天早晨他就成了酒后身心交困的最明显的榜样。在曼彻斯特，这几天已有八九个工厂主破产了。但是，任何地方看来都不象汉堡那样突出。从来还没有过如此全面和典型的恐慌。乌尔贝格—克拉麦尔公司破产了，负债一千二百万马克（其中期票七百万），而它的资本总共不过三十万马克！！！现在，那里除了白银和黄金以外，一切东西都不值钱，根本不值钱。上星期，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施勒德尔也破产了。伦敦的约·亨·施勒德尔公司曾拍来电报说：如果二百万马克够了的话，那末公司可以寄出这个数目的白银。回电说：三百万，否则一文不要。公司无法拿出三百万，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也就完蛋了。美国一家大公司不久前经过两天谈判从英格兰银行得到了一百万贷款，才免于破产，这就是乔治·皮鲍迪公司。谈到这位每年7月4日举行宴会[205]的人，我想起了蠢货海因岑。虽然他的《先驱者》（尽管有最伟大的革命的国家活动家、大学生卡尔·布林德为其撰稿）正是由于危机而削减了一半，但是这个蠢材仍然声称“危机不过是马克思的臆造和幻想”。谈到这个共产党人的死对头，我又想起现已获得自由的红色贝克尔 ［注：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这样一来，亲爱的施拉姆先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同我一起大步跳过大洋，从欧洲到美国，又从美国到欧洲。因为我们同红色贝克尔又到了这个象紫罗兰一样温存的亲爱的祖国（这一次也不免遭到些损害），甚至还到了可爱的科伦，所以我不得不再跟你谈一点有关我们的老朋友梅维森和他一家的情况。这个不幸的老人不久以前永远失去了两个孩子（都死于肺结核），后来梅维森夫人也死了；他的儿子在太平洋淹死了。

你可以想象到，现在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停止高谈阔论，并把自己伪装起来了。自从非常可恶的吃饭问题重新出现之后，自从不能把一切都只归罪于帝王和暴君之后，陈腐的政治巫医和政治饶舌家也该完蛋了。

同你扯了这么久，该讲再见了。请接受我和女孩子们的衷心问候，她们长得很可爱，很温柔，很漂亮。

　　你的　燕妮·马克思

又及：我们这里有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的照片。假如你不嫌麻烦的话，请你也拍一张照片送给我们。卡尔很希望身边有他的挚友们的照片。

[205]从1851年起美国大金融资本家乔·皮鲍迪每年在伦敦举行宴会招待英国贵族的上层人物和美国客人，庆祝美国独立日（1776年7月4日）。——第213、633页。

附录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已经有一个星期病得根本不能动笔。他以为，你大概已从他上次写得很笨拙的信 ［注：见本卷第298—306页。——编者注］中看出，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但愿药物最终能见效。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我正打算给柏林的小犹太 ［注：拉萨尔。——编者注］也写封信，他这一次办事办得很精明。孩子们都健康。遗憾的是，他们在复活节不得不呆在家里。天气非常恶劣，绵绵阴雨使我们这里的粘土泥泞难行，好象脚底上挂着整个伯克堡。载有两篇关于法国的非常有趣的文章的那几号《卫报》，我们今天收到了。我们由此推测出，你也呆在曼彻斯特，没有去冒复活节旅行的风险。但是，大概去打狐狸了吧？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你。

　　你的　燕妮·马克思

附录6

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517]

柏林

1858年［注：原稿为：1885年。——编者注］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先生： 卡尔自从上次给你写信 ［注：见本卷第533—535页。——编者注］之后，他的肝病——那时他已害这个病了，而且遗憾的是，每年春季都要复发，——又加重了，以致不得不经常吃药，而且今天他觉得不能动笔，所以委托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对他的友好帮忙。我也不能不对你顺利地签订了合同一事表示高兴；我由此看出，你还没有光埋头于理论工作，你除了钻研赫拉克利特（我也在研究他），同时还保持了你办实际事务的才能，仍然象英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位精明的办事能手”。卡尔本来早就要给你写信，比较详细地谈谈你的著作，但是不论写什么东西他都感到很困难。由于不能很快把他的著作一气呵成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自然大大地加重了他的病情；为了“糊口”而进行的不能拖延的繁重工作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按时交出手稿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只要卡尔感到稍好一些，他就会给你写信，暂且就写这几行，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517]燕妮·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拉萨尔1858年3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拉萨尔在这封信中通知马克思：他已同柏林的敦克尔出版社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事达成了协议。——第635页。

附录7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

曼彻斯特

[1858年5月9日以前于伦敦]

我心爱的卡尔： 遗憾的是，我不能把比…… ［注：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科勒尔的信 ［注：克路斯（见本卷第551页）。——编者注］更好的信附给你；昨天我还压着它，但是，还是有必要寄给你看一看。

希望你同弗里德兰德说定；从一家德国报纸那里决不能挣许多钱，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向他提出比 一篇文章一英镑半这样一个 大数目还要高的要求，尤其是，在商业问题方面，他们已经有一个通讯员了。他们肯定不需要一个以上的“装饰品”。从《新闻报》那里可能拿到的平均最高额顶多是二英镑；你不要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恩格斯有把握地说：“你在那里一个星期至少能够拿到十英镑”；这种自欺自慰目前非常令人高兴，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普鲁士的革命进程，特别是烧酒亲王斯密斯在他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所发表的博得了热烈掌声的“船、帆、桅和[浪] ［注：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的演说，使我感到非常可笑。何况还有《科伦日报》对海特男爵的赞赏，以及《新闻报》甚至对柏林民主派报刊的果断行为和坚定立场所表示的钦佩呢？？！！

女孩子们本来早该给你写信了，但是小燕妮说，她痛恨对普通的私人信件也要检查三次，所以她不写。

心爱的卡尔，我很害怕在你万分痛苦的时候再使你焦虑，但是，因为复活节即将来临，这些家伙狂怒了。你能不能想点办法，主要把威塞斯家应付过去？他们最坏……其他人稍微好一些，还能缓一缓。昨天我到摩尔顿小姐那里去了，向她说明了情况。

祝你健康。

　　你的　燕妮

附录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13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刚才到博物馆去了，他让我对你这样快就寄来五英镑表示感谢。除了种种不幸，又加上一个郡的法庭。这件事尤其使我懊恼的是：我只晚到了五分钟，不然法官自然也会象第一次那样承认我有权按月付欠款。亲爱的恩格斯先生，你想象不到，卡尔和我老是这样麻烦你，每一封信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不幸的消息，央求你的友谊和善意，这使我们感到多么苦恼。

六本《波河与莱茵河》卡尔早已收到了 ［注：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他忘了告诉你。他已把其中三本送给熟人（伊曼特、尤塔和卡范讷）。余下的，我将在下星期寄给你。

女孩子们正在练习二部合唱，唱得确实很动人。她们衷心地问候你，我也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燕妮·马克思

附录9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瑟美列一直不让摩尔安宁，因为摩尔曾答应给他一篇《论坛报》上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今天早晨又来了一封简直可以说是催逼的信。卡尔忙于写星期五用的文章[304]，让我请你尽快把那篇关于科苏特的文章寄给他。

女孩子们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燕妮·马·

[304]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每星期寄两次文章，即星期二和星期五。——第374、614、639页。

附录10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注：对恩格斯1859年12月22日的信（见本卷第621—623页）的复信。——编者注］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于伦敦]

我的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最衷心地感谢你送给我们的圣诞节礼物。香槟酒会使我们很好地度过通常并不愉快的节日，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当香槟酒冒出泡沫时，可爱的孩子们不会因为今年没有圣诞树而郁郁不乐，他们会“不管这一切的一切” ［注：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仿照罗伯特·彭斯的题材写成的。——编者注］，高兴而愉快。

我对那个大腹便便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那威斯特伐里亚的坦率和美德感到很恼火；但是，你那封关于胖子和瘦子的信 ［注：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见本卷第621—623页）。——编者注］，使我今天非常开心，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把这个恶棍的行为老是放在心上。要是我们今年“比较宽裕”，那我对这堆废物的领会会更加幽默一些；但是，如果经常都要同极其麻烦的穷困作斗争（这种穷困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我感到沉重，因为现在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困的痛苦），那末，幽默也化为乌有了。加上还有这么一种情况：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439]，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而这种沉默的阴谋由于报纸副刊登载了几篇只涉及书的序言而没有涉及书的内容的最可怜的美文学的小品文，才被中断。也许，第二分册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到那时，他们将攻击这部著作的倾向，而且会比现在对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保持沉默更为热衷。走着瞧吧。首先，我也紧张地注视着，怕死的小埃夫拉伊姆 ［注：文字游戏：《gescheut》（“怕死的”）和《gescheit》（“有智慧的”发音相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常称拉萨尔为智者埃夫拉伊姆。——编者注］会孵出什么东西来。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也不是非常清楚；当然，目前还应当多多宽恕普鲁士蓝和纯粹的斐迪南 ［注：指拉萨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而同后者的正式决裂还要推迟。纯粹的斐迪南所以同布林德这样亲密，只因为布林德是他在伟大的金克尔事件中的一个跑腿的小厮，而且在人人都喝得烂醉的席勒委员会里代表他行使权利。布林德帮过他的忙，使复盖席勒半身像的幕在演唱他写的赞美诗的时候启开来（绿色的羽纱幕怎样也不愿启开；当时四个小伙子只好硬扯硬拉），而不是在鄙俗的丑角 ［注：金克尔。——编者注］做打电报的手势时启开的 ［注：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同金克尔在席勒委员会里的争吵，见本卷第476—479页。——编者注］——因此，他现在必须公开地站在这个老奸巨猾的撒谎者一边，用自己政治上的忠诚和纯洁来掩盖他的虚伪和胆怯。法济的这个可怜奴才！然而，关于这些人谈得够多了。我附带托查普林给你捎去我哥哥的一本书[518]。也许，这本书会引起你的兴趣，并给你提供批判的材料。老实说，我的亲爱的哥哥直接盗窃了我们的遗产，好几年以前，他写信给我，说什么只找到了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残缺不全的、毫无用处的纸头，根据这些纸头甚至什么名堂也弄不出来，又说什么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交换价值”，这肯定是一种谎话。 ［注：见本卷第627—629页。——编者注］我本来可以好好地同他闹一场，在他现在政治地位不稳的时候，狠狠地损害他的名誉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施莱尼茨之流和敦克尔之流会很乐意地听到这件事。不过，问题在于，上星期我未经卡尔同意曾向他要钱。因为卡尔想筹款的种种尝试全失败了，于是我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步骤，这种步骤我过去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是避免的。虽然斐迪南拒绝“资助”我，说是“因为他自己也只靠自己的年金过日子”，但我现在毕竟由于这封信而使自己在对他的关系上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我暂时只限于谴责他在序言中以奇怪的方式来描绘我的父亲 ［注：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他甚至把我父亲的那个疯癫的自私自利的哥哥 ［注：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他使我父亲的生活苦恼，他还每年从我母亲 ［注：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的区区的寡妇抚恤金中勒索利息，一直勒索到她死的那年，——描绘得比我们那位仁慈、真正高尚、宽宏大量的父亲还要好、还要受人尊敬、还要细微。当然，我父亲只是“精通莎士比亚，而不是精通圣经”——这是虔诚的儿子甚至在他入土之后都不能原谅他的一种罪过。还有一点也十分奇怪，既然他普遍地谈到了家庭关系，却只字不提我父亲第二次结婚一事，也不提起他的第二个母亲的名字，她是我父亲一生的幸福，而且她以那样的忠忱、爱和牺牲精神抚爱和照料不是她亲生的子女，这种感情连亲生子女也往往未必能享受到。他那样狡猾地不提及对他有妨碍的我的弟弟埃德加尔和我。但是这种情况对我是无所谓的，而且根本不会使我伤心，只要他不那样对待父亲和母亲，不那样缄口不谈他们，——为此他必将自食其恶果。我很想知道，你对于他这本书的军事方面有什么看法。小燕妮今天代我抄写文章[519]。我想，我的女儿们很快就要使我退休了，那时我就将列入“享受赡养权的人”的名单了。可惜，我多年的秘书工作并没有可能得到年金。今天就扯到这里吧。全家和我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好。

　　你的　燕妮·马克思

[439]沉默的阴谋是资产阶级报刊围绕着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策划的。——第494、640页。

[518]指《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一书，该书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这本书是根据燕妮·马克思的祖父、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的幕僚克利斯提安·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的手稿由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出版并写了序言。——第641页。

[519]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没有找到。——第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