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辨析趋向或阻碍进步的文化结构要素

一般地确定文化价值观念与发展的关系，并不一定能够说服人们相信文化与发展之间的积极互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一种科学主义塑就的实证主义精神氛围中，研究者需要以扎实的实证研究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预设或基本主张。这样的证明，首先需要确立人们信从研究结论的指标体系，进而围绕这些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调查和比较分析，最后才可望确立起研究结论。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参与专家确认并扩展了趋向文化进步与阻碍文化进步的25个因子。这是对此前关于文化与发展关系指标体系的一项实证性检验、理论性推导的工作。研究者确立这些指标，旨在弄清楚后发国家在发展中哪些因子是抵抗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而哪些因子则是促进发展尤其是政治发展的。

这些指标划分为四个大类。 [9] 在趋向进步的文化因子上，一类是包含五个子项的“世界观”，诸如趋向进步的理性、成就观、物质享受、现世观、实用主义的宗教，自己掌握命运的命运观，着眼未来的规划、守时、延长幸福感的时空观念，人类创造力可丰富财富的财富观，使用、可验证、重证据的知识观。一类是包含四个子项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诸如重视规则及信任的伦理观，干好工作、整洁礼貌守时的道德观，鼓励独创性的教育观。再一类是包含七个子项的经济行为模式，诸如从中获得生存乐趣与财富的工作态度，储蓄作为投资之源的节约之道，在创造中进行投资，持中而不过分的冒险态度，实现卓越的竞争，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开放的革新观念，基于才能和关系而获得晋升机会的观念。还有一类是包含十个子项的社会行为模式，诸如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对广义社会的强烈认同，对待社会如同对待家庭一样，以信任、合作和亲密参与作为交往的基础，不过分地强调个人的重要地位，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精英对社会负责，政教分离基础上实现教会的世俗化作用，奉行性别平等的价值观，依据家庭抚养与教育的能力控制生育率。这四大类数十个趋向进步的指标，自然存在仁智各见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文明系统中，对这些指标的认取肯定是不同的。但只要认同发展，就会对这些指标基本加以认取。认取的程度容有差异，认取的态度相当不同，但认取的形式一致性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中间预设的“理性祛除巫魅”的世俗化前提也是明显可见的。这些指标的相当部分，在较为纯粹的宗教虔敬生活中是很难获得人们认同的。只有在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中，人们才会立定发展的观念，认同或者拒斥上述发展指标。

在阻碍进步的文化因子上，对应于趋向进步的四类因子，也相应表现为：宗教观上培育非理性、抑制物质享受、重来世、乌托邦主义，顺从、宿命论、巫术流行，着眼当下或过去、阻止规划、为节约而节约，现存的即是财富，重视不可验证的理论。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缺乏准则、普遍不信任，次要德性不重要，不太重视教育、鼓励依赖、重视正统。经济行为模式上缺乏正确的工作伦理，认为财富威胁平等，创业必定遭遇寻租，缺乏冒险冲动，畏惧或拒斥竞争，怀疑创新的价值、适应创新需求缓慢，期待家庭或关系帮助晋升。社会行为模式上看重关系、容忍腐败，强烈认同狭小社区，家庭是抵御广义社会的堡垒，不信任他人、极端个人主义，强调集体性，权力高度集中、专断，精英垄断权力且寻租，宗教在民事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妇女从属于男人，孩子是上帝的赐予、是经济资产。这些指标的选择和确立，以及获得辩护的理由大致与趋近进步的指标一样，都是在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获得支持与赞同。从世俗社会的发展观念来看，这些指标可以视为当然的反对进步的指标，对之几乎不需要哲学上的深入辨析，仅仅借助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可以做出判断。

趋向或阻碍进步的两大类文化结构因子的胪列，是实证研究凸显出来的、种种属于文化领域的重要因子。其对进步与停滞或退化的作用，不是理论理性在逻辑推导中凸显的，而是在发展的经验世界中浮现而出的。它可以通过当代大多数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加以验证。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日本、韩国、以色列这些东方国家的进步，在在印证了“普世的进步文化”对其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通过对落后社会的观察，人们也可以发现，推广普世的进步文化观念可以加速落后社会的进步。 [10] 这不是对“西方的”现代模式的印证，而是对“普世的”现代模式的概观。这就足以免除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质疑。

当然这中间的一些指标在不同国家也容有差异。哈里森指出，趋向或阻碍进步的诸因子中，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趋同性较为明显，在民主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大。 [11] 这种差异，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东西方社会之间，哪怕是东方国家中发展成就较佳的国家，威权主义也还保持较高的认同度。不过，这并不影响上述趋向或阻碍进步的诸因子对探明国家发展作用的效用。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影响因子对说明各国发展的效用具有差异，其具有的说明效用之真实性和可靠性才更有保证。这些被命名为“普世的文化观念”，也是一个可能发生争议的概念。站在“地方（local）”立场，一般不承认有什么普世的文化观念；相应地，站在普世的（universal）立场上，对地方文化观念的尊重也可能显得不足。只是需要甄别的是，“普世的”，既不等于说是全世界都必然有效的，也不等于说是全世界都应当实行的，更不等于说全世界最后在这些方面趋于同质的。所谓“普世的”文化观念，仅仅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明显辨认的，至少具有形式上近似性的文化观念，经由这些观念，人们可以对不同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情形进行相对于一个水平线的发展波动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