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变迁与社会进步

文化与社会对进步与落后的关联，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有效利用文化手段促成社会进步的问题。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关联的模式可以不同，但两者的关联性促使人们认识到，一方面，社会通过多种手段与制度将它的观念与态度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就此维持文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在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中，人们通过调整观念与态度，推动文化自身与社会的变化。文化就此成为一个考察社会变迁与国家发展的自变量，而不像以往那样总是将文化作为发展的因变量来对待。 [12]

推动文化变迁并借此促使社会进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征服的逻辑与文明的逻辑就总是交错地作用于文化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但考察现代变迁历史，哈里森认为，几种主要因素的突出作用必须重视。一是儿童抚养，假如家庭重视儿童自主感的培养、以民主的方式促成儿童形成与家庭互动的积极性，并且推动儿童养成社会正义感，形成积极的劳动伦理观，那是极其有助于构造一个告别威权主义社会的、崭新的现代化代际文化的。 [13] 儿童抚养之作为文化传播和变革的手段，属于文化机制中家庭这个原生因素的范畴。作为孩子的角色榜样，父母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形成什么样的日常文化观念和深层文化理念，发挥着奠基性的影响。

二是教育对文化延续与改进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育子教育、性格教育、公民教育等。借助这些教育形式，可以帮助公民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观念，鼓励集体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责任，并从学生时代开始养成民主作风，学生的课堂教学与社团活动帮助他们理性相处，参与社会服务鼓励他们与人融洽生活。这样的教育方式成为一个国家具有良好社会政治状态的重要动力。发达国家与先进儒教国家印证了重视民主性教育的意义，而拉丁美洲的落后则与其教育的非民主性有关。 [14]

三是媒体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媒体是“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是右倾保守的。它批评社会时弊，但无伤社会共识。落后国家的媒体是“平民主义的”，价值立场是左倾激进的。前者作为一种影响力有限的力量，对社会发挥调适修整的作用；后者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塑造着人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愤懑心态，促成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共识， [15] 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不了心理支持的作用。

四是领导层是不是支持社会趋向进步。一个趋向进步的领导阶层足以促成国家的变革，并且逐渐改变文化的既定状态，促使文化与社会政治变迁相互适应、彼此促进；而态度消极的领导阶层则对国家进步发挥着阻碍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者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 [16] 在现代变迁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例证都有。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国家领导人以政治权力对待文化的方式，会对文化变迁发挥不可小觑的影响。这就是很少为人们所注重的“政治重塑文化”的面相。以往人们常常对这一面相的反面，即“文化塑造政治”高度重视、聚焦求解。

五是宗教与进步具有深沉的关联性。一些宗教促进社会进步，一些宗教则阻碍社会进步。在宗教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比较分析中，凸显出了一种现实差异：在一种大的、绵延已久的宗教形态中，其中不同的、历史宗教形态对社会进步具有不同的作用，如新教最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对而言天主教的表现就不如新教突出；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进行比较，新教、天主教、儒教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要好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后者对于社会进步的阻碍，既是一个事实显示而出的状态，也是比较分析的结论。一个僵化的宗教形态，对社会进步是一个明显的阻碍。 [17]

无疑，假设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而文化变迁也是不可阻止的话，那么“世界上相对滞后的一些地区，如要加快进步的过程，就必须脱离传统的、阻碍进步的价值观，并接受与现代化相联系的价值观”。 [18] 这样的结论，对类似于依附论那样的主张者来说，似乎绝对不可接受。因为这样的结论有一种预设着的西方经验普世化的隐含前提。如果这一结论是一种单纯的价值立场的话，那更加会遭到抵抗。 [19] 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事实描述而得出的，也是对西方和非西方的经验事实比较陈述出来的。即使反对者，也很难否认这些事实。至于西方经验普遍有效的隐含预设，如果不是在地方知识而是在其内涵的普遍意义上确立的，那也无可厚非。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比较结论，将后发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要素视为发展的相关动力，鲜明凸显了发展的内因决定性，杜绝了后发国家动辄以外部原因推卸自己对后发、迟滞处境应当担负的责任。加之这些比较分析建立在复杂因素的相互影响基础上，不至于将一个国家的发展归之于某种单一因素，其解释的可靠性因之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