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变迁中重塑文化

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专家们在确认了文化变迁与社会进步的相关性之后，也就必定在两者变化的相关性上去观察分析不同国家的变化是不是印证了他们前述的观察结果。

比较分析不同文化结构及社会进步状态的国家情形，可以知晓社会政治之手是如何重新塑造文化，并将相关文化转变为一种与社会变迁相互适应的新形态。文化事务研究项目以下述国家和地区为分析对象，非洲的博茨瓦纳、南非、尼日利亚，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儒教国家的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伊斯兰国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东正教/东欧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及西方国家爱尔兰、意大利、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瑞典。这些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更有欠发展国家。就这些国家中进入发达国家序列的那些国度而言，可以用来印证社会变迁、政治发展与文化重塑间的良性互动结构。其中大多数国家则属于变动状态剧烈的发展中国家，这正是印证社会变迁中文化作用绩效高低颇具说服力的国家群体。

就上述国家的不同情形据以形成的文化-社会情景来看，印证了前述几大类文化因子与社会进步高度相关性的关系建构。无疑，发达国家和发展状态较好的国家，都是那些能够将文化因素与社会变迁推动到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状态的国家。相映成趣的是，欠发展的国家，则都是那些无法促成社会进步与文化重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国度。这无疑是哈里森的研究结论得到印证的证据。从比较现代化史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出现发展的明显差距，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一般追究起来，总是习惯于按照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将欠发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国家的经济政策适当与否。国家运用权力体系、领袖能力促成一种适于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常常被审视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所忽略。毫无疑问，先发的现代国家，经过文化的长期氤氲变迁，形成了一种最有利于推动国家发展的文化体系。作为现代化原型的英国，在这一点上颇具说服力。 [20] 但对于后发国家来讲，现代转变是一个相对于它原来的传统结构而言相当剧烈的总体性变化。因此，经济方面的现代转变不可能是经济这个单一因素自身改变的结果，只能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要素同时变化的产物。这样的演变，由于国家间竞争的紧迫性，很难具有先发国家那种现代转变的从容感。在急骤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需要谋划现代转变的国家权力集团、社会精英阶层精心处置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与文化转型的相关性事务。否则，发展就会变成社会要素无法相互匹配的失衡状态，经济的迅速发展便与政治的滞后改革相互写照，结果拖累经济的长期和持续成长。更为可悲的是，由于文化价值观对人们行动影响的深刻持久而又不引人注意，因此更容易被急功近利的国家当权者所忽视，很少有政治家自觉利用国家权力的影响力促成一种有利于推动国家发展的文化价值观。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显示了国家发展与进步过程中“文化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一设问的极端重要性。

对文化进行积极的变革，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变革，既基于社会内部变迁的需求，也受到外部促动因素的影响。前者直接是改良文化的计划，后者则是文化变革的副产品。 [21] 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专家考察了以文化变革为目标的行动及其积极效果，如秘鲁的人类发展研究所、华盛顿特区旨在促进其他国家法律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心项目计划、玻利维亚促进政治参与项目、厄瓜多尔促进守时运动。这些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变了相应国家的文化既定状态，使文化变迁与社会进步吻合起来。至于文化变革的副产品例证，则有美国政府加强拉美民主制度计划、哥伦比亚波哥大市政府针对穷人需求的创新投资，拉美慈善推广活动，美国及相关国家在国外的学校与教育。这些社会政治行动对文化的改良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这些经验事实，似乎印证了哈里森之前的断定，“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我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民族群体过去50年来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 [22]

很显然，重视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对发展的影响，就需要致力于发展的国家慎重地调适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营造一个有助于发展——以经济上克服贫困和政治上实现正义为主要目标——的文化价值观与态度，是一个国家营造总体上推进发展的氛围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营造，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政治领袖人物对文化转型使命的担当。他们对文化的顺应性改造，当然不是对文化的伤筋动骨，构成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而改造的结果就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 [23] 只不过在现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领袖对传统文化弃如敝屣式的“改造”，让人惊心动魄的同时认识到这样的改造从根性上伤害了文化机制，也对健全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长期影响。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领袖基于改造文化而发动的、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但结果并不是营造出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情形恰恰相反。遗憾的是哈里森没有对之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