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 - 陈岳、黄嘉树、蒲国良、任剑涛、王续添、王英津、杨光斌、周淑真 >
- 上编 “诸神”与政治价值的论争 >
- 第十二章 政治重塑文化——以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为论题
五 三种核心真理
由哈里森总结归纳的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试图证明的基本道理,就是哈里森在全书导论之前引述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尔尼汉做出的断言,“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决定一个社会的成功。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一种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 [24] 显然,哈里森试图通过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集结式、比较性研究,来为相对于保守主义显得更趋合理的自由主义主张进行有力辩护。其辩护的可信度如何,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但其辩护的展开,促使人们明确意识到自由主义所揭橥的、关于文化与政治互动的关系,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现代剖面。
直接基于不同文化结构与社会进步状态的事实描述基础上的理论辨析,似乎印证了哈里森们的结论。从现代演进的历史来观察,保守主义主张的文化决定论似乎与文化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相去甚远。保守主义设定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文化的稳定性乃至于不变性,这是他们看到了文化的强势连续性特质以及文化结构对一个社会发挥的全面、深刻而持续的影响所做出的断论。这是保守主义主张的核心真理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25] 但一部现代化史已然表明,文化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尽管保守主义承认文化的某些变化,但是,它对社会变迁的顺应能力毕竟因为其所持的守成立场而明显降低。在社会演进中,文化演化与社会进步始终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状态。尤其是社会政治状态对文化的演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以一种进步主义的心态观察这样的变化,当然可以获得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结论:一个社会的文化演化,是这个社会的活动主体自己选择的产物,不是外部强加的结果。 [26] 持续的内力驱动下的进步,既使社会进步,也使文化得到重塑,进而使社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发展态势。因为,“只有在内力驱动下的进步才能持久”。 [27] 或许,这正是那些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在阐述其自生自发秩序的观点而被看做保守主义主张后,却明确声称自己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的缘由所在。 [28]
借助哈里森对文化事务研究项目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把他的两种核心真理的表述,推演为三种核心真理,并且就此优化他的结论,即在他陈述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之外,推论出一种蕴含在他书中的、没有直接得出的另一个核心真理——激进主义的核心真理,简而言之,“激进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全面重造文化并使之完美无缺”。当这样的推论浮现出来后,关于文化价值观与态度跟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之阐释的基本进路,才完整地浮现在人们面前。在激烈争执的现代诸意识形态流派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确实各自表达了相对完整的、关于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看法。
只有弄清楚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关看法,归纳出他们各自主张的核心真理,才更加彰显出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两种主要意识形态的核心真理之间的区别,也才足以提醒人们切勿将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随意前推。这种前推的危险性在于:不能不重视政治对文化重塑的意义,但也不能将政治夸张为无所不能的文化重造者。就此而言,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理性自我认知发挥着不可漠视的边际界定作用。
一部现代社会政治史,体现在政治与文化关系这一主题上,可谓三种核心真理交互激荡的历史。但各自的阐释本身,也经历了幅度不小的变化,至于相互间的争辩与磨合,就更是从未停歇。17世纪自由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主张独占鳌头,但这段时间的自由主义者比较倾向于一种乐观主义的进步立场,采取了较为单纯的理性主义进路,对文化给予政治的复杂影响不太看重。18世纪尤其是这个世纪的晚期阶段,是保守主义领时代风骚的时期。保守主义者通过对激烈的社会政治革命的猛烈抨击,展示了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维护既成秩序的思想立场。但保守主义始终未能设想或提出引领社会变化的方案。19世纪,则是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叱咤风云的时期。社会主义以其承诺克制一切社会弊端,并且以不太长的政治革命生产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以政治改造社会文化并迅速实现人类理想的主张,让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显得异常苍白。但随着20世纪晚近阶段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重大挫折,这种激进理想支撑的主张似乎显得后继乏力。不过,就三者相互撞击的思想历程和社会状态而言,自由主义总是处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抨击的风口浪尖。原因在于,相对于保守主义捍卫既定秩序而言,自由主义主张一种渐进改良的观点。因此,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将自由主义视为主要的敌人。 [29] 因此自由主义不得不与保守主义论战。这对自由主义优化自己关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相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自由主义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立场。它对财产权与自由、选举权与民主、宪政与法治等问题的看法,被社会主义指责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偏失之说。社会主义一时取代保守主义,成为对自由主义进行有力批判的意识形态流派。自由主义捍卫自己尊重既定秩序同时寻求改良的主张,受到极大冲击。但自由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论辩中,逐渐发现了既拒斥革命,又维护改良的辩护进路,因此,勉力维系了自己引导现代社会流变的主流理论能力。 [30] 在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辩中,凸显其引导现代发展方向的基本主张,就是这里所论道的哈里森阐释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可以预期,这样的论辩,还会随着现代化的复杂演进,一直持续下去。
[1] 本章原为《中国改革》杂志约写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书评,刊登于《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收入本书时有增改。
[2] 〔美〕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严春松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
[3]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208页。
[4] 当后发国家一直将自己视为发达国家施害的对象,而不致力于探寻自己发展的道路时,实际陷入了一种自我迷失的状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而不得,施害者又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就更其如此。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9页。
[5]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10页。
[6]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11~12页。
[7]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13页。
[8]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一章“伊斯帕尼奥拉之谜”,第29页及以下。
[9]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47~48页。
[10]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73页。
[11]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72页。
[12]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3页。
[13]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83~88页。
[14]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89~99页。
[15]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102页。
[16] 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第4页。
[17]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110~151页。
[18]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151页。
[19] 哈里森本人对这样的文化悖谬性处境有一种自觉。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哈里森所撰“绪论:文化为什么重要”,新华出版社,2002,第13页。
[20] 论者指出,“英格兰之能率先实现非凡的转型,从一个农耕(agrarian)世界变成一个工业(industrial),是一组互相关联的特点导致的结果,每一个特点都必不可少,但是任何一个特点都不是现代性的十足起因”。而这个由社会要素相互激荡促成的现代转变,肇始于11、12世纪并绵延至今。(〔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7页。)这是一个多么“奢侈的”现代渐进发展过程,所有其他的现代国家都很难有这么优越的条件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转型。
[21] 参见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230页及以下。
[22] 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哈里森所撰“绪论:文化为什么重要”,第24页。
[23] 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第4页。
[24] 这里所谓的核心真理,不能在哲学形上学意义上理解,那是一种站在唯一正确的立场上表达的主客观高度合一的主张。这里的核心真理,被理解为关于某一问题的基本信条,也许更加适当。
[25] 参见本书第5章“保守地议政:还原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面目”。在保守主义者对自己的独特信条阐释上,也可以看出他们不同于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特殊之处,参见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王皖强译,“导言:哲学、政策与信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3页。
[26] 哈里森所以强调,“文化变革同民主和市场经济一样,是不能从外部强加的”。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258页。
[27] 劳伦斯·E.哈里森:《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政治如何能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第258页。
[28] 参见〔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后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75页及以下。
[29] 参见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后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76页。
[30] 论者指出,“20世纪的自由主义遭遇了一种奇特的命运: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它稳步衰落,沦落为一种专属于某个政党的选举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很盛行,甚至发展成一种背景理论或者说一套被认为是中立而普遍的预设与观点,主导着意识形态光谱中不同立场的政治思考。当今,所有主要的群体都在使用权利、自由与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语言,以此来表达和辩护他们的观点,从而表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市场观念的普遍接受。从新右派保守主义者到民主社会主义者,似乎我们现在都成了自由主义者”。〔英〕理查德·贝拉米:《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导论:从伦理自由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毛兴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