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学家的符号化信仰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明确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从历史绵延的角度看，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起源于灾难深重的时代，坚持于反共的时代颠踬之中，而且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依然不曾改变。这是一种何等坚定的信仰。从他自己的信仰自述来看，他自认自己终生没有改变过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一直坚信它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从实践自己的信仰来看，他自始至终对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怀抱好感，并自认对今天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亲切感。为此，他不仅前往一些左倾的国家访问、鼓劲，而且撰写了相关的专门著作（比如《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以及《马克思主义史》）。他是整个20世纪少见的、执着的左派学者。 [2]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此具有明确的象征性。但这一信仰，显然存在复杂化解读的必要。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霍布斯鲍姆处在一个崇尚价值中立的学术大时代。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历史理念，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学界的普遍信念。一个历史学家公开声称自己的价值偏好，并且顽强地维持终生，这与历史学的时代学术氛围是极不相衬的。但霍布斯鲍姆确实就在价值中立的学术氛围中，以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自己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何其悖谬的选择。难道他仅仅是用历史学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吗？或者是以历史学的面目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预言？从霍布斯鲍姆的学术著作与人生实践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他扬名立万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愈是往后着墨，就愈是疏离了那种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展示的共产主义现实图景，甚至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刻薄地讥讽让数百万丧生的苏联政权早就该寿终正寝了。 [3] 可见，他并不是一位机械信守现实版的社会主义教条的人士。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呈现出的社会主义亲和感，明显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对于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从业者而言，无论他心怀怎么样的政治价值信仰，他也得尊重历史学的起码理性。他绝对不愿逾越历史理性的界限，随意地将政治价值信仰作为组合历史事件的先决条件。终其一生，霍布斯鲍姆坚守的理性原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于一位偏好研究底层状况的历史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然给了他研究“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精神动力，但他对反叛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阶层的研究，充满着历史的好奇。他没有被信仰完全主宰，掉进无视历史真实的陷阱。他撰写底层主题的著作时，激情总是在主导着价值。这使他的激情跃动成为刺激人们阅读其作品的诱惑力。而对于一位曾经活跃的政治行动者而言，信仰是他不满现实的结果，但实践信仰的热情则受制于观察历史的专业视角的约束。这使得霍布斯鲍姆成为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4]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心深藏信仰的纯粹性，但行动上不能不循规蹈矩。这是他以学者获得历史定位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坚持终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实不是政治化的信仰，而是书斋化的价值偏好。不可否认，他在早期阶段的信仰是有政治取向的。所谓政治取向，其实就是行动取向。但行动的动力消解以后，那便成为一种引导研究生涯的价值趣味。可以说，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信仰，而且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符号化的信仰。这种符号，仅仅在书斋里的历史研究发挥符号整理的作用，几乎不对现实政治起到什么指导作用。当武器的批判隐匿后，批判的武器便自然而然凸显出来。霍布斯鲍姆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保持着对现实制度的执着批判能力。这才是霍布斯鲍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动力。他不准备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颠覆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更不打算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介入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而是明确将之视为改善现实的矫正性理念。他认定，“必须把作为社会分析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政治预测区别开来”。 [5] 这样的区分，其实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动员的精神武器，与马克思主义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分析工具区别开来。这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指向与知识指向加以明确区隔的做法。霍布斯鲍姆这种仅仅建立在知识认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确实是一种符号化的信仰了。这种信仰状态，并不足以给那些持相同信念的人以什么定向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