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雄史观与凡人史观的决断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其历史学的研究中，直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历史哲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从，二是他在历史研究主题上对底层的长期、持续关注。但促使人去考虑他这两种历史信念的，并不是这些信念本身具有的传奇色彩，而是他这两种信念引导出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问题。尤其是让人满怀兴味的，是他的这两种信仰，为何导出了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著述路向。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是他着力论述现代历史的“指导思想”。为人公认的是，霍布斯鲍姆主要是一位研究现代历史的作家。他甚少关注古典历史和古典文献。这既是他醒目的学术标签，也是他令人瞩目的直接原因。因为人们总是更关注与自己周遭环境直接相关的那些事情。从他的“年代四部曲”来看，论述总的路径，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路数。他从法国大革命写起，一路下来写了资本的凯歌猛进、资本帝国的成功建构，最终落在20世纪的极端状态上面。这一陈述铺进，已经显示了作者的历史进步观念，以及这一观念中隐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他不为专家撰写这一段历史，而是为普通读者撰写作品；他不为少数人树碑立传，而致力提供宏大的社会史场景；他不为政治史进行独占性论述，而为经济史留下了更多的篇幅。从“双元革命” [14]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起始的历史叙述，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交叠起来重述历史，具有精神上的一贯性。“双元革命”之所以成为他叙述现代历史的起点，似乎就此有了充足的理由。“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 [15] 因此，作为霍布斯鲍姆叙述现代历史起点的“双元革命”，是一种将政治与经济、地域与世界、阶级与社会贯通起来的革命，它真正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正是这一孪生的火山喷发口，将爆发的现代世界推向全球。

当他在《资本的年代》里陈述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历史时，他依然遵循着以经济生活模式的变化为轴心来论述世界历史变迁的进路。霍布斯鲍姆对于这一时代的厌恶之情不加掩饰， [16] 但是他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不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他准确地指出了这一时段的历史特质，“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主义。” [17] 这是一种可以为人所从容接受的历史断言，是一种没有夹杂作者太多主观意见的客观说辞。

到了撰著《帝国的年代》，作者刻画了一个资本主义乘胜支配世界的画面。这一画面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随着资本的胜利，工人阶级也动员起来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加剧了世界的动荡，最后导致了残酷的战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画面，突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尽管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历史时段恰恰是以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对应动员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乌托邦的世纪。“不管是过去或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那样，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天下太平；由单一语言构筑的世界文化；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借由工人的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凡此种种，都不仅是革命分子的梦想。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这个世纪的基本精神。” [18] 不过，正是因为两个阶级对峙的乌托邦想象，让社会对峙空前加强。

于是，人类不能不陷入既激起人类所有最伟大幻想，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的困窘，就此进入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个年代，在时限上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短促的二十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在结构上则被他命名为亲历的历史， [19] 而在时代特质上他将之界定为“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争执对峙”。 [20] 这个时代，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起点与终点都显得灾难重重。“‘短促的二十世纪’，不似‘漫长的十九世纪’：19世纪是一段看来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曾中断的长期进步时期，包括物质、知识、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之中。反之，自从1914年以来，原本在发达国家及中产阶级环境里视为常态的生活水准（而且当时的人极有信心，认为这种生活条件，也正往落后地区及较不开化的人口扩散），却出现异常显著的退化征候。” [21] ——不过这段话，使霍布斯鲍姆颇有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退化论意味了。也许，这是一个集中精力描述和分析19世纪人类大踏步进步史的历史学家，放眼观察20世纪历史时逃不掉的悲观主义命运？！这样的精神—心理定势，使得霍布斯鲍姆有些悲从中来，“值此世纪之末，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让我们看见，像这样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将会以何种面目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应该把我们带向何处去”。 [22] 一种倾向于对霍布斯鲍姆的同情性理解，这样的表态，让他免于历史乐观主义与历史悲观主义的两难选择；当然，一种倾向于对他做出的刻薄判断，就是在历史大变局之际，他已经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一种纷纷扰扰却不是革命的局面，会不会总是让一个左派史家以审慎代替判断呢？

霍布斯鲍姆的现代世界史著述，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贯穿于历史的撰著全过程。从前三部遵循的为普通人写作，到最后一部不得不以规范的注释显示历史学家的刻板做派，写作形式有了些微的变化，但著述的宗旨坚持一贯。不过，篇幅巨大的年代四部曲，从来没有将现代历史的变迁过程写成几个英明领袖登高一招、应者云集的政治传奇史。这与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撰写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史，惯于凸显的英雄史轨迹完全不同。这倒是霍布斯鲍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念的一大写照。难得的就是，他没有将信念上的凡人史观，在历史著述上倒错地写成领袖改造庸众的英雄史观。

另一方面，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底层关注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促使他保持了政治信仰与历史研究的连贯性，而不至于陷入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马克思主义人民理念与英雄史观的突兀对立窘境。一者，霍布斯鲍姆保持终生的一个历史论述趣味，就是对“非凡小人物”的高度关注。二者，他的历史论述宗旨，一以贯之地以普通读者为中心。三者，他始终将社会运动的主体作为自己保持历史论述兴致和反抗资本权力核心的动力。正是这些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色彩的凡人史观，促使霍布斯鲍姆发现了一般历史学家难以或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发现的、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他甚至认为，“爵士乐是认识美国很好的入门方式”。他还语气略带兴奋地说：“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期，美国已成为恣意追逐利润、不公不义、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和残酷镇压的代名词。然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不但洗刷了那些恶名，还大幅向左转。美国显然出现了帮助穷人和工会的政府”，以至于当时我们竟然“能够同时认可美国和苏联”。 [23] 可见霍布斯鲍姆的凡人史观具有多么强烈的穿透力，让他成功地避免落入英雄史观的历史论述圈套。凡人史观不是一种僵化的政治信仰，更不是一种受英雄驱遣的政治说教和权谋技巧。凡人史观乃是一种将历史根系在小人物身上的写史进路，一种旨在打破千百年来仅仅以英雄事迹通观人类活动进程惯性的革命性思路。霍布斯鲍姆将那些以人民名义打扮的英雄史观无情地加以横扫。并且他的这一史观实践，将虚伪的人民史观本质上的超级英雄史观面目鲜明地呈现出来，让其无所遁形。这是他的历史观给人以强大冲击力但还不为人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