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信仰”的退隐与“历史”的浮现

通观其一生，霍布斯鲍姆确实是以信仰支撑历史研究的。但是，比较分析他的政治信仰与历史著作，可以发现，他读者甚众的历史作品，在撰写时信仰实际上已经让位给理性了。这是霍布斯鲍姆足以成为严肃历史学家的精神前提。在现代背景中，信仰属于观念领域，是个体私人的事务；历史属于公共言说范围，关乎真实事实的严肃记录。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为人们所轻视。否则，一个人就无法辨认清楚他面对的事务，究竟是将公共事务私人化了，抑或是将私人事务公共化了。这必然造成他在进行事实陈述的时候，提供给人们一盆搅拌不匀的糨糊。这正是霍布斯鲍姆在申论自己的历史学理论见解时，强调避免“党派偏见”的理由之所在。诚如其所言，“每个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不论他们思想上的因果关系如何、也不管他们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因果关系的促动，其论点必须遵从正确检验原则，必须采用原则上不受党派偏见支配的方法和标准。” [6] 而所谓党派偏见，则是指“使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从属于研究者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的需要而从不考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研究者本人受意识形态或权威的支配，如果没有这些支配，那些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可能与意识形态或权威的需要产生很大的矛盾”。 [7] 可见，在霍布斯鲍姆那里，他完全具有一种在实际的历史学研究中屏退意识形态影响的精神自觉。

霍布斯鲍姆自然是深明此理的——个人信仰与历史研究是两回事情。他清楚地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定位为“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将自己的个人自传定位为“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 [8] 个人与时代的交织，是激发一个历史学家深刻揭示历史真实的强大精神动力。但一个历史学者的理性归宿，必定促使他强制自己“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就纯粹私人趣味而言，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他的著述所发挥的影响不言而喻；而对底层社会的高度关注，对他选择历史著述的主题，也发挥了左右其历史论述的能量。但就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就自己极其喜爱的主题撰著作品的时候，便不得不信守一些历史学家的行业操守。这就是公共角色的约束力。如其所言，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亦即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来进行观察——也是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 [9] 换言之，历史学家的著述活动，必须在“信仰”退隐之后，才足以将“历史”呈现给人们。

霍布斯鲍姆的这种处境，从两个幅度展示出来：一个幅度是，就他跳跃性极大的历史著述主题来看，在体现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言述中，他并没有以信仰替代理性，将公共隐匿于私人之中。因此，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时，坦率地承认，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马氏方案已经落后和不适用了。他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辩护，落点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对全球化、经济危机和发展曲折的先知型预测上面。他承诺资本主义人性化转型的价值。他进而强调，“随着苏联的解体，资本家们不再害怕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能以比以前平稳得多的方式来看待问题，不易为激情所扭曲”。 [10] 可见，即使在政治信仰的维护上，信仰的激情也明显让位给了历史的观察和理性的判断。他将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落定在反对乌托邦社会行动的一些零星规划上，从而对苏联那样的国家模式予以明确拒斥。在申述这样的观点时，他甚至将工党的党章认定为继承了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即使在阐述这些观点的时候，霍布斯鲍姆对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的组织化反抗行动，怀抱深切的同情。但这些同情不是他保持信仰的单纯支持力量，而是他审慎对待历史变迁，尤其是波澜壮阔的却“短暂的20世纪”历史变迁的动力。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当下效用仍然保持信心，但对它引导的社会改造方案，已经有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再思量。

再看另一个幅度。霍布斯鲍姆在论述底层社会、关注“小人物”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将自己的关注，作为刻意改变历史书写的总体态势的主观力量。他的第一本历史著作，具有某种反叛性。《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 [11] 写作冲动源自他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田野考察”、对意大利一些教派组织活动的了解。《盗匪》则对那些劫富济贫、骚扰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们予以专门关注。 [12]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与爵士乐》对那些占人类大多数、默默无闻并难以“兴风作浪”的工人、农民及其街坊邻居进行了有趣的勾画。 [13] 这些论述主题都与作者的信仰有关。但所有论述都没有逾越历史学家的好奇界限。这种“好奇”逼使“信仰”让位给“历史”。因此，霍布斯鲍姆才得以给读者呈现出底层社会的历史面相，不至于让人们觉得他是在杜撰传奇、编制故事。

在激情的自持与理性的冲动之间，需要巧妙的平衡。做人需要激情，做事需要理性。这对历史学家没有例外。人们没有理由将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著作读作他信仰的低级发挥，以为他的存在就是对某种信仰的强大精神支撑。只有在他离开历史著述的专业领域，就某些当下的国际社会热点发表看法的时候，他才受自己的信仰引领和支配。这个时候，霍布斯鲍姆对自己信仰的陈述与坚持，仅仅代表他私人的立场或意见。只有当他回到严肃的历史学问题上来的时候，才发出的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权威意见。人们没有根据将他的两类论述搅和起来，以对他信仰坚定性的称颂来度量他历史学论述的价值高低。这是两个绝对不能够混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