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家的畛域

霍布斯鲍姆是一个历史学家。史家自有畛域。一者，就其个人品质而言，史家没有坚强的信念，就不足以站定审视历史的立场。但如何在保持个人信仰的条件下，将历史研究与个人信仰拉开距离，成为其研究品质高低的分水岭。二者，史家必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研究主题。这是史家足以展示他论述一贯性和可信性的条件。否则他的论述就过于杂乱无章，使人丧失阅读兴趣。只是在论述主题选定与围绕主题跳跃之间，需要有一种历史逻辑上的关联性，否则就会被某种先设的主题扭曲历史面目。三者，史家应有独特的历史审视目的，他必须借助历史审视，来度量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得失。此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也。但这种度量，又不是随意的夸张和抑制，以求将历史学家的主观信念贯穿到历史的书写实践之中。以一种理性克制的态度信守这些戒条的，就是历史学家所为；超出这些范围的思考，似乎就不是历史学家的所为。

以这种设定为前提，可以说，霍布斯鲍姆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他总是试图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发言，但每每越出历史学家的畛域。他在自我界定身份的时候，明确地将自己命名为“历史学家”。为此，他将自己的信仰归入“非典型”的类型。他叙述历史演进的时候，谨慎地遵守辨别真伪的专家技巧，严格地信守历史学家个人对自己著述的“自知之明”信条，努力将激情驱动的信仰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这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自我克制能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专业素养的明显标志。他多达30余本的历史与理论著作，所获得的评价不一，但大致得到人们的正面对待，便是因为他的这些历史学家品质，获得了超越不同价值信仰的人们的共同敬重所致。

同时，霍布斯鲍姆哪怕是非典型的信仰，也对他的历史著述发生了显著而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不安心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试图摇身变成一个历史理论家。另一方面，他更是基于自己的信仰，对现实的社会运动极度关注，并以高度的热情介入性地观察。因此，他身不由己地对反主流的社会运动怀抱一种超逾理性的同情，并对替代主流的资本主义现代方案心怀一种超过常理的期待。这两种因素的作用，造成他越出历史学家的畛域，给人加予他一身那种极为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意或反对以理由。在他逝世后的当下评论中，评论者无论立场左右，均有赞扬和贬斥之声，便是由他的身份复杂性所致。左翼评论者中的赞扬，基本建立在他的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引导的历史著述基础上；左翼评论者中的批评，多半是由于他所持的书斋马克思主义立场。须知一个哪怕不是太客观的观察立场，绝对是无法满足左翼行动者的底线要求的。而右翼评论者中的批评，则对他或强或弱的斯大林主义立场，以及由信仰所引导的历史著述具有的价值，深怀不满；右翼评论者中的赞扬，便是基于切割政治信仰与历史著述的前提，是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学术敬重。

尽管有来自左右翼的这些不满，但总的说来，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学研究成功，与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意识形态“党派偏见”具有极大关系。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些意识形态的假定必须清楚地陈述出来，否则不足以排除其对历史学家研究活动的负面影响。“极端的党派偏见的前提是：（1）在任何时候，政治观点和科学观点都会完全一致，所以（2）这两种形式的话语，其论点可以在任何层次上加以替换，其依据在于（3）并不存在什么科学话语的专业领域或科学话语的专业公众。实际上，这意味着（4）政治权威（被视为科学的宝库）凌驾于科学研究之上。” [24] 正是由于霍布斯鲍姆拒斥了这样的党派偏见，他才能获得为左右翼双方所乐意赞赏和愿意批评的辉煌研究成就。

霍布斯鲍姆终生勤于著述。但非历史类作品的理论企图，是促使人们发出不同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他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考察，不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承诺，而是以一种拒斥性的立场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当然具有现实理据。但如果将这样的批判与他共产主义的信仰联系起来，那就不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而是对自己政治信仰的现实贯穿而已：民族国家不过是妨碍实现他信仰的社会目标的障碍，因此便不具有认真对待的理由了。至于那种认为一且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性思维，就似乎可以克制两次世界大战的想法，就更是有些幼稚好笑了。 [25] 而他顽强地维护自己的信念，在重大政治变局发生后依然不改初衷，坚定维持既定的政治信念，一方面令人尊重，另一方面似乎也有点冥顽不化。一个与时俱进的个人形象，与历史学家的个人形象更为吻合；而一个哪怕是在最弱的意义上不顾现实变化、顽固地坚守信仰的个性心理，与历史学家的个性心理明显相去较远。加之历史学家的信仰受到他个人兴味的支配，理性的成分就必然下降，感性的因素势必主宰其想法，这更是与严谨的历史学家形象相去何止千里。

霍布斯鲍姆经历了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相对于他所说的、掐头去尾的“短促20世纪”来讲，人生阅历不可谓不长，人生趣味不可谓不丰，人生穿透力不可谓不强。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讲，他不可能不遭遇到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试图在历史研究中兼容政治信仰，就不得不艰难地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决战。终其一生，霍布斯鲍姆没有使自己的理性战胜感情。反之亦然。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超越的存在境况。但他在亮出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时，总体上立定的为学原则是“不为激情所扭曲”。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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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是笔者应约为上海《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撰写的纪念霍布斯鲍姆逝世的文章，收入本书，有所增改。该文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0月11日。

[2] 参见《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霍布斯鲍姆访谈录》，李兴耕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世界？——霍布斯鲍姆访谈》，张晶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另见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Little Brown Company，2011。

[3] 霍布斯鲍姆从苏式共产主义体制的深处进行分析，也曾强调，由于“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基于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并且它“属于一种工具式的信仰”，因此它无力动员大众，也无力在眼前成功之外发现未来，故而“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735～736、850页。

[4] 这从霍布斯鲍姆谈论马克思具有现实性的理据上，也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马克思作为具有现实性的人物，首先是因为网上搜索的结果显示，他的信息数量仅仅次于达尔文而高居第二位；其次是因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再次则是因为马克思提供了分析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范畴并为人们广泛借用。尽管他还论及了其他理由，但这些主要理由已然表明霍布斯鲍姆是把马克思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者来对待的。见《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霍布斯鲍姆访谈录》，李兴耕译，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

[5] 《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霍布斯鲍姆访谈录》。

[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6页。

[7]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42页。

[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周全译，“自序”，中信出版社，第7页。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自序”，第7页。

[10] 《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世界？——霍布斯鲍姆访谈》，张晶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

[11]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古朴形式》，杨德睿译，“序言”，麦田出版公司，1999，第9～10页。

[12]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盗匪：从罗宾汉到水浒英雄》，郑明萱译，“原序”，麦田出版公司，1998，第7～9页。

[1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与爵士乐》，王翔译，“前言”，新华出版社，2001，第1～2页。

[14]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15]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2页。

[16] 作者指出，他“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6页。

[1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99，第4页。

[1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38页。

[1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上卷，“前言与谢语”，第1～2页。

[20]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上卷，“鸟瞰本世纪”，第7页。

[21]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上卷，“鸟瞰本世纪”，第19～20页。

[2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上卷，“鸟瞰本世纪”，第25页。

[23]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第460～461页。

[2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47页。

[25]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六章“二十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6～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