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求新癖与超越癖的原生动力

在现代政治中，求新癖和超越癖是不间断地出现的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癖好，自有其特殊的动力。犹如前述，现代典范的内在张力提供给求新癖与超越癖以继生动力，而求新癖与超越癖自身的原创性、累进性理论建构，则提供给它以强劲的原生动力。比较而言，求新与超越癖好的继生动力，是一种源自外部理论激发的动力，它受制于其他相异理论的构成状态，无论在理论命题、观念特质，还是制度设计、后果预期等方面，都不是求新与超越癖好自足、自洽的动机机制。而求新与超越癖好的原生动力，则是一种来自这一癖好内部的强劲动力，它完全是一种源自人类不计代价超越当下、不问后果地针对现实求新的精神生活倾向。这样的倾向足以为求新与超越癖好提供自圆其说、自成体系的内在接续动力。这样的动力远远比其继生动力要有力得多，它是求新与超越癖好不断变换形式，却有力地延续其精神传统的活力所在。

求新与超越癖好的原生动力，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求新与超越癖好是人类求新与超越精神本质的滋生产物。人类的存在处境是，首先谋求生存，其次谋求发展，最后落定理想。这是一个总体上显现出递进关系的状态。正是这样的递进关系，注定了人类处在一种不断超越生存水平，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并逼近理想的恒久状态。由于人类追求惬意的生存状态，因此物化手段的改善总是驱动人类谋求获得更多物质报偿的生产方式，结果造成了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天，海洋、大气、水路、陆地和土地产出全部都成了我们的共有资源，可是所有这些资源都受到了过度的开发”。为此，人们努力追寻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到限制人的活动中去寻求，而是要寻求新的选择、新的可能、新的范围、新的取舍和新的途径，去发挥人的创造潜能。人类繁复多样的文化中，非常明白显性地表现出许许多多、无与伦比的才能；承认这些才能，是发挥人的创造潜力的基础”。 [47] 正是人类表现出的创新能力，推动人类走出困境，不断创造出发展的奇迹。

但是，由于人类在展开创新过程中促成的奇迹，却总是具有两种兀自对立的效应：一是推动和提升了人类的发展水平，让人类不断晋升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二是创新的成就大大扩展了人类的创新视野和创新欲望，以至于催生了人类不受限制地进行创造的迷狂。如果说不受限制地进行创造，作为一种目标作用于创新过程的话，那还可以发挥一种鼓励创新的精神激励作用。但如果不受限制的创造作为一种目的，反过来塑造一种不计代价的求新与超越癖好，那么人类就会陷入为求新反被求新困扰、为创造反被创造惩罚的窘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求新与超越癖好，将现实作为不惜一切代价要超越的对象，形成一种针对现实的“假想敌”思维。求新癖与超越癖总是把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作为令人不满的靶子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当作必须以新代旧的对象，视为必须超越的目标。然后把求新和超越的具体对象泛化，将“现代”整体化、全局化，进而围绕这个整体目标展开挑战，以展示自己求新与超越的决绝性。但实际上求新与超越癖好认定的敌人完全是个假想的伪敌人。因为它在现代生活的情境中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只是因为需要求新和超越的对象存在于现实的具体情景中，但感染求新与超越癖好的人士却将求新与超越的对象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将抽象化的现实作为整体超越的对象，结果走向了幻想的求新与超越境地。

由此不难理解，前述求新与超越癖好的几个类型之出现的缘由：卡尔·施米特将魏玛立宪的失败这一具体案例，推演为整个现代立宪民主政治的失败，并将魏玛缺乏宪政独裁能力归为整个立宪民主制度的基本缺失，从而将之扩展必须超克的现代政治弊端。 [48] 施特劳斯则将现代归于私人生活范围的价值追求，重新引入公共生活之中，并将价值缺失视为现代生活模式的基本缺陷，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他认定只有潜心古典，才有希望超越现实中精神涣散的状态。这就将个人醉心古代伟大经典而获得的神性价值启迪，转换成了解决现代一切弊端的不二法门。 [49] 左翼激进主义就更进一步，认为现代完全就是罪恶的渊薮，不是枝节的改善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全新的方式超越之。显然，不能说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依据，但确实将其对现实的不满推向了极端，以至于将具体的求新变成了整体的求新，将具体的超越变成了抽象的跨越。

第二，求新与超越癖好是人类创造精神的意外果实。求新与超越，需要致力改变现实的想象力和改善现存制度的创造力，在现实条件的限度内，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在现实条件能够具备的情境中，只要人类在一定时空条件可达的范围内，从事求新与超越的想象和创造，都是应当鼓励的。但这样的想象和创造，容易滑向一个极端境地：那就是绝对不考虑人类思想与实践的不可逾越的天堑，任意进行想象和无限追求创造，结果走向一个不管条件与不计代价的求新与超越极端。这就是构成一切求新与超越癖好精神动力的浪漫主义文人观念。本来，现代需要相对精确的认知与计算，但是浪漫主义的文人想象完全诉诸感性直观，并且对现实条件施加给人类的诸多限制视而不见。在这种几乎完全无视现实的基础上，浪漫主义的文人想象将一切现实宥限视为想象力奔放开展的桎梏，必予彻底打破而不会善罢甘休。恰如论者所言，“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 [50]

论者所说的是法国的情况，但对德国也同样适用。尤其是虑及卡尔·施米特和施特劳斯两人均没有任何成功的政治经验，其中施米特经历了魏玛和纳粹德国两次失败的政治介入，就更是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将两者分开来看，卡尔·施密特似乎最具有现实性品格的政治论说，实际上却完全忽视了现实政治是在实际宥限中展开的当下博弈，并不是由一套政治神学价值引导着的、直抵他所预设的政治境界的政治决断或政治行动。就当下政治博弈的特点来看，“胜败乃兵家常事”，人们不能以一次成败论断某种政治模式的优劣。同时，成就一种较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治，乃是偶然的事件，而不是化解某一次或某一种政治危机就必然出现的结局。只有这样，才能对数百年实践凸显的现代政治典范怀有起码的敬重，而不是弃之而后快。至于那种不仅认为现代政治迷失在“对属己之物的爱”，因此要回归古典的“对善的爱”， [51] 就更是一种无视人类的政治存在处境，而单纯地面对古典“发思古之幽情”了。施米特对政治的严格规定似乎限定了他的想象力，同样，施特劳斯对古典的再三眷顾似乎也将之局限在柏拉图式的政治思考天地。但是，两人奔放的想象力不是受他们预设价值的驱动，而是受他们超越千疮百孔的“现代”的意念所鼓舞。那是一种典型的文人政治思维。至于以科学本身命名的左翼激进主义，也都是在这样的思维圈套里尽情地展现其不受人类天堑——人永远只是人，而绝对不可能成为神——限制的想象力的。 [52]

第三，求新与超越癖好是人类切实面对自身局限的副产品。毫无疑问，人类总是在切实面对自身的局限性中展开对超越和永恒的追求的。这也是人类的存在处境之显性的表现形式。这样的局限性，既鲜明体现为总体历史过程的不断演进，因此一代一代的人无法把握住根本不变的宇宙法则，又明确地将人们限制在一时一地、必然不断演变的实践状态之中。对此，有社会学家指出，“历史变革不仅涉及能动主体、结构和能动性，涉及行动、运作和实践，涉及自然和意识环境，还涉及以上提到的这些变量的结合，即它们组合在一起产生社会动力机制的方式。总之，我认为，随着时间流逝，运作的原理、人类社会变迁和功能发挥的模式都将发生深刻改变”。 [53] 改变正是由于人活动的诸具体限制条件给定的。但人类面对自身的局限性，常常引导一些人将这些局限性施之于现存一切事物的存废和优劣判断上，从而获得了相对于既成事务的求新理由、相对于乏力现实的超越意念。人类现实处境的局限性，不仅没有塑造求新与超越癖好人士的现实感，相反极大地促成了他们无视现实寻求新境和超越当下的高昂热情。指责一种既成的政治生活模式之不令人满意，完全可以切中现实生存的人们的切实感受。而且因为在社会情境中生活的人们不仅要面对诸社会因素的宥限，还要面对生死存亡的压力，于是，那种对现实的严厉指责就更是容易获得人们内心的共鸣。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实效、文化的衰败，这些为直面人类局限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揭示的短处，却在在支持求新与超越癖好富有力度地表达出来的求新与超越愿望。

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对人类的局限性有一种洞若观火的能力。在揭示议会民主制的危机时，施米特将现代民主在魏玛时代的实践困境鲜活地呈现给人们。就像他所强调的，“议会制危机是从现代大众民主中产生的，归根结底，是从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由个人主义与本质上受政治理想支配的民主制的国家感情（Staatsgefühl）之间的矛盾产生出来的。历时百年的历史结盟和反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斗争，模糊了人们对这种矛盾的认识。然而，议会制危机在今天已经更为醒目地展现出来，世界流行的说法不可能阻止或消灭它。就深层而言，这是自由个人主义意识与民主同质性之间无可逃避的矛盾”。 [54] 这是对现代议会民主制局限性多么准确的诊断，却又是多么武断地否定人类在两者的矛盾中寻求民主政治实践有效性的宝贵经验。施米特对魏玛代议民主制局限性的政治理论归纳，相当正确。但那只是魏玛失败的代议民主实践的理论归纳，并不能否认人类有能力在代议制与民主制之间寻找到矛盾共处的政治模式。英国的经验显然在他的论述视野之外。施特劳斯对现代人的“对属己之物的爱”进行的诊断，相当准确；而“对善的爱”的呼唤也非常真诚。但他将局限性明显的“对属己之物的爱”视为“对善的爱”的绝对对立物，本身就存在偏失。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人类建立在“对属己之物的爱”基点上的社会机制，生成了一种不同于古代源自共同体的、相反基于现代个体间认同的崭新的共同善。 [55] 如果他们不是执着于一己的当下经验，并且因此执着于当下经验生成的普遍化理论，他们是完全可以醒觉到这一点的。

至于左翼激进主义，除开那种急于全面推翻现存的现代政治制度、以求建立全新的社会体系的尝试之外，一些人认定资本主义把人塑造成了“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因此需要从单面人所在的“单面社会”这种人被物奴役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解放的目标，就是要人们意识到物质满足带来的安乐，只是一种“虚假的需要”基础上的“虚假的满足”，是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这让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但这样的一体化不仅没有解决工人阶级受压抑的状态，反而让社会成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因此，必须借助于拒斥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新左派”，实现人的解放、劳动解放与性欲解放。 [56] 这样的思路倒是与他的德国同胞施米特、施特劳斯一样，当下社会总是存在无法自我克服的严重局限，必须予以全面的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