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现代政治生活的辩护问题
求新癖和超越癖具有继生和原生的双重动力机制，因此求新与超越癖好总是不断出现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且能够以强势的姿态申述自己的求新与超越主张，赢得人们的广泛喝彩。但分析起来，在现代背景条件下生成的求新与超越癖好，实际上并不能对现代政治构成有效批判和实际颠覆。原因在于，求新与超越癖好自身具有内在的局限。假如现代政治在此基础上确定恰当的辩护进路，就更是让求新与超越癖好无法实现其理论雄心。相应地，也就为现代政治生活典范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切实理由。
首先，求新与超越癖好总是会表现出一种“强化的教条主义”和“思想虚无主义”。萨托利指出，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对观念的迫害”，即意识形态不承认观念的丰富多样性，执意要将活性的观念改写为僵化的教条。因此，使用社会、历史理由来为某种特定的思想主张占据优势地位而对思想世界进行清场，观念的意识心态就演变成政治的意识形态，就会引发一种自认为独占优势的价值主张。面对观念，需要的是理解、辨别真伪、检验论证；面对意识形态，重视的是宗旨揭露、动机猜测、谁在得利。观念注重冲击，意识形态逃避竞争。“意识形态对观念的无端迫害终将导致一个自我毁灭的怪圈，它一方面有助于造成‘强化了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它导致‘思想虚无主义’。……就前一方面来说，必须断定有一个特殊的超凡头脑，一个一贯正确、不受约束的头脑，它是意识形态受制于环境这一规律的例外，其原因永远神秘莫测。这样我们便遇到了强化的教条主义。就后一方面来说，‘如果真理不再是由观察、推理和论证而发现，而是通过揭示一些为思想家所不知但又决定着他们的结论的原因去发现，一项陈述的真伪不再由逻辑论证和经验的检验决定，而是由做此陈述者的社会地位来决定……理性就只有被驱逐了’。这样我们便到达了思想虚无主义。” [57] 求新与超越癖好确实对自己颇为自负，认定唯有自己才正确诊断出了问题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认定唯有自己才掌握了唯一正确的答案。其典型的教条主义与虚无主义不会被它表面上的反教条主义和绝对价值主张所掩盖。
就针对现代政治展现出求新与超越癖好的三种进路而言，看起来，施米特还算温和的超越现代政治的诉求，其实内涵着一种自己才真正发现了现代政治隐秘的自负，但他对敌友假设的刚性预定，其实是一种明显的政治教条主义；他对代议制民主缺陷的论断，有着一种拒绝进行政治调适且不经检验就宣告成立的专制断言，而这恰恰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虚无主义。试图论证现代政治不如古典政治，倡导人们悉心阅读古典，进入柏拉图式的政治世界的施特劳斯，似乎只是将人们对现代规则的敬重转移到了对古典的尊崇，而且因为他明确声称需要确立更为可靠的价值理念，因此人们似乎得认定施特劳斯免除了教条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麻烦。但是，当施特劳斯以不妥协的姿态确定阅读古典是拯救现代的唯一出路的时候，他不仅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而且将整个现代推向了虚无的境地。至于左翼激进主义，其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裁断一切的教条主义，并与传统做彻底决裂的方式呈现的虚无主义，早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在这里，人们倒是可以发现相映成趣的事情：施特劳斯是以古典的教条主义否定现代典范，而左翼激进主义则是以理想诉求的教条主义否定现代典范，虚无主义总是以一种决然而然的态度表达自己对真切现实的虚无主义立场。
其次，求新癖和超越癖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大无畏精神，确信唯有自己才足以拯救陷入危机的人类，但他们因此常常陷入一种反讽的境地。“每一代人都想标新立异。他们觉得非要发点前人所未发的，挑点前人的毛病，否则生活对我们似乎就没有意义，历史也将失去动力。但创新并非易事，它的捷径是不学无术。随着深谙社会史的精英让位于大家都参与的‘大对话’，docta ignorant（对无知的自知）便轻易由无知的傲慢，由那些自以为在他们点亮火炬之前世界一片漆黑的人取代了。这类人即使表现最佳时，也只能是停止了瞎闯。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无知地重复着前人的尝试，经年累月地做着无法成功的事情，一再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58] 这样的反讽，几乎不为求新与超越癖好所觉察。因为他们常常陶醉在自己新奇绚丽的新见之中，自己为自己的超越精神所感动。因此，一种认定人类沿循自己指出的光明大道迈进就必然毫无阻挡地前行的信念，充实了求新与超越癖好的心灵。卡尔·施密特那种对魏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那种投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越心情，可以佐证；而施特劳斯那种认定现代的病症已经无以复加，除非回向古典的谆谆然情状，也可以印证。左翼激进主义出于一种力挽狂澜的心情，痛切陈述的救人类于水火却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方案，也能够很好复征此点。
极端主义是求新与超越癖好人士的观念特质。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所诊断的现代弊端，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除非人类改弦更张，走向自己所设定的另一端，否则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但“极端主义者是‘天生的仿造者’，是些用夸大冒充创造、发明的人士。夸大是‘创造性的反面，是随意发挥的定义。漫无节制者永远是因为他们年幼无知才成为那样。创造性的人……明白创始性真理的局限，正是这一点使他保持警觉，随时准备在真理开始转向其反面时放弃它’。而思想上的极端主义者则窃取别人的思想加以歪曲，作为自己的创新。因此，他的创始性全在于提高了嗓门说些夸张之辞，那是些毫无节制的言辞，其影响实际上已远离他的初衷甚至完全相反，而等到他发现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了。” [59] 具有求新与超越癖好的人士身上，大多都流淌着夸张且无节制的热血。卡尔·施密特将法国人西耶斯制宪权的小册子言辞铺陈为一套政治法学的理论，其实制宪权不过是关于制宪的循环式说辞而已；施特劳斯将现代视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认为古典才是人类价值的源头活水，其实也不过就是夸张自己崇信的古典之包医现代百病的理念之确当性。至于“现代病”无法以“古典药”来医治的常识，已经无法信守了。左翼激进主义与人类既有经验和规则决绝的作别，试图提供一套新人、新社会、新政治、新世界的图景，但由于调门太高，能和者甚寡，只好借助于权力强制加以推行，结果走向了自己念兹在兹目标的反面。
再次，求新与超越癖好总是以自己对目标的狂热追求而忽略了手段，最后基本上归之于一种反讽的结局：手段的缺失宣布了目的的失当。一方面，求新与超越癖好为自己确立了一种不惜任何代价创新、不管一切限制超越的宏伟目标，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感受、时代认知和现实目标。一切伟大的希冀都不得不承诺这样的现实主体处境。“我们必须前进，不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但‘进’与‘退’的参照物是什么呢？历史是西西弗斯的神话，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开始。我们谁也不生而就是文明人，我们真正的出生证书上记录的年龄是零岁。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中达到的历史成熟，必须不断地重新获得，每一次我们都要穿越更长的路程。文明，或说得好听点儿，文明的进步，类似攀登一座山峰，每前进一步它都变得更为险峻。” [60] 正是由于这样的处境，让人类只能永远逼近理想而无法实现理想，尤其是绝对无法实现那些力图“扭正”人类似乎已经偏离正轨但却不提供任何现实手段而仅仅指示精神方向的新奇理想。另一方面，由于求新与超越癖好总表现为目的的供给远远领先于手段的输送，因此总会显现出一种行动优先的取向。“热衷于勇往直前地行动，因为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入历史’，这意味着他们将总是同未来比肩而立，位居时代大潮的浪尖，他们将会疯狂地促进历史的运动。听他们的话，会以为唯一需要的就是行动，不断的行动。” [61]
比如施特劳斯，确定柏拉图式的哲人王统治这一目的后，并没有继续提供相应的制度和举措，他也无心提供这样的制度与举措。因为所有制度与举措，都必须建立在践行这些举措的人们明确的分工和合作的基础上，一种绝对拒斥对属己之物的俗务加以清理的价值取向，让施特劳斯只能沉浸于抽象善的爱恋性表述之中。诚然，阅读古代伟大的经典可能是施特劳斯认定的牢牢掌握善性的方式或手段。但这样的方式与手段并不必然通向美好生活之路。即使人们心怀虔诚、潜心拜读、深刻领会古典精神，但生活的具体性仍然无法寄寓在德性的抽象性之中。对此，施特劳斯已经无暇顾及了。卡尔·施米特期待一种清晰划分敌我的政治局面，以便走上一条强有力的政治轨道。但除了谴责魏玛的含混不清、敌友不分，以至于陷入政治失败泥淖之外，他所做的就是放弃宪政独裁，投入国家社会主义的怀抱。其间的手段缺失，鲜明可见。至于左翼激进主义，似乎不缺乏实现自己目的的各种手段。但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大多非常残忍，他们总是以目的的正当性将所有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正当化，结果带给人类无以复加的巨大灾难。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求新与超越癖好设计的政体，无法通向他们设想的政治目标。在其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那些“‘刻意追求的政体’有着走火自伤、画虎成犬的内在风险”。 [62]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总是会不断出现对现代政治典范的求新癖和超越癖，这是一种正常的思想状态，但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政治实践状态。这里所谓正常的思想状态，是说基于人类思想处境总是呈现求新与超越的样态，稍有不慎，就会走向求新癖和超越癖的极端。由于人不是神，这样的极端情景总是会出现的，也总是会自我矫正的。而这里所谓不正常的政治状态，是指基于一种极端的求新与超越，会引导灾难重重的政治运动，因此带给人类难以忍受的祸害。政治思想家可以自由运思，然而一旦这样的运思与政治家的操权相结合，就可能以带给社会福祉的名义造成巨大的灾难。为此，为了防止政治实践的明显偏失，必须对可能造成政治实践灾难的某些政治理念加以理论上的拒斥。就现代政治生活而言，为主流方案辩护，拒斥求新癖和超越癖，构成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大事务，两者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必然相互支持。换言之，必须以拒斥求新与超越癖好为条件，来为现代政治主流方案辩护，不要以为拒斥本身就成为有力的辩护；同时，必须为现代政治典范进行独立的辩护，但不要以为辩护就无须明白地表达某种拒斥。
人们希望求新和超越。但寻求创新和实现超越，必须要遵循基本规则，不能不计代价，径自走向求新癖与超越癖。首先，求新和超越必须承诺人类的限度。一种理念是不是真正具有拯救人类的力量，是一个必须审慎应对的问题。只要一种理念的自我期许过高，自认能够将人类送达理想的境界，这种理念就是有害无益的。一种制度是为了信念的缘故设立，还是为了恪尽人们的责任而构造，也是需要谨慎处置的问题。如果将一套制度仅仅作为掌握权力系统的人们印证其信念正确性的工具，那么就既会突破制度天堑，也会对制度施加的对象进行暴力强制，从而完全无视制度设计责任，坠入信念的陷阱。我们不能指望制度的天堑变通途。换言之，一切制度都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设计出来的，因此总是有缺陷的。当不存在无缺陷制度成为共识后，要问的问题就是，哪一种制度缺陷相对较少，而不是哪一种制度克服了所有缺陷。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制度的建构都不能够直接保证美好生活，它最多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底线保障。美好生活是个体选择、个人尝试、个人努力的结果，而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是共同体成员承诺的共同规则、是成员们一致遵循的政治准则而已。兜住制度设计底线，抑制对制度的过高期待，是坐实责任伦理而驯化信念伦理的必须。
其次，求新和超越必须杜绝“过犹不及”的两个极端。求新与超越之“过”，就是将二者推向来人了完全没有能力达到的至高境界，立于这样的境界，当然对人类在现实处境中的乏力绝对不满甚至颇表愤懑。一切求新与超越癖好总是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中。求新与超越之“不及”，就是将二者陷溺在求新而无法判断新旧边界、超越而无力切割旧制羁绊，因此陷入一种保守主义的姿态表白。须知现代与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是从传统中演进而来的，因此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超克现代弊端，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并以为古典蕴含了医治现代病的药方，那就是一种无视人类活动长期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既然传统中蕴含无数的现代因素，因此现代不必要摆出一副挣脱传统的态势，以为进入现代就完全克服了传统已经呈现出来的人类缺陷，那是一种极其幼稚的幻想。这对右翼极端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都是一个很好的提点。
再次，求新和超越应当杜绝以特殊的历史悲剧判断总体的社会模式的思维进路。由于现代特别承诺了它的人性基础，因此，它是在一种力图降低人类狂热冲动的意图中，设计现实可行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制度并不指望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干干净净地消灭一切罪恶、一切弱点、一切错失。它仅仅指望明显降低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此而言，现代处境中的人们，既不能以为古代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悲剧事件，就盖然否定古典时代生成的与之相融的古典生活风格；当然也就不能认为现代处境中出现相对频繁的悲剧事件，也就获得了否定现代生活方式的依据。就前者言，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业已发挥了经久不衰的历史影响，这是它获得巨大成功的标志。人们未必能够根据雅典人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就“一语污尽千古风流人物”，将雅典民主制的有益尝试彻底打入历史冷宫？相应地，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之归咎于现代民主制度实施的结果吗？当然没有。人类永远都处在动物性与人性、人性与神性的斗争之中，因此，人类也就永远处在试错前行的状态之中。个别的悲剧性事件必不可免，大规模的人为灾难偶然间必定发生。某一事件，并不成为检验某种制度设计成败的唯一指标。但一种庞大的社会制度设计，确实需要具有降低灾难频度、广度和深度的制度能力，否则，就不足以证明这样的制度值得期待。现代政治典范之值得人们期待，不是因为它完全控制了灾难的发生，而是因为它限制了灾难出现的高频度、无限性和泛滥化。它的保护功能空前地扩展，也相应地构成人类面对灾难自救与走向成功的写照。
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某种基本生活模式的长时段存在的理由。人们摸索出一个基本制度绝对是不容易的，我们千万要拒绝那种轻率地认为人总是可以不断创新和超越的主张。按照人类历史的大的制度结构变化，从希腊发现民主政治以来，此前为两河文明支配的古典东方文明，都是专制主义文明，此后经过人类的长期摸索而发现了现代立宪民主政体。人们不能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恩赐。“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在一条由观念、理想同现实世界的反馈构成的钢丝上行走，这些因素相互支持与补充，需要我们审慎行事。这种近乎奇迹的制度，这种符合善德的场景，是怎么产生的呢？具体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和理想是怎样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品德？这一品德是在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一过程本身丝毫不是什么奇迹，它一直是由试错法的检验构成的。我力求重建的主流民主论，显然是由经验、由尝试构成的。因此，对于那种乖巧的（将人引入歧途的），即‘词的含义是任意的’的断语，可以反驳说，政治学词汇是‘经验的提醒者’，是蕴含着历史智慧的词语。” [63] 求新癖和超越癖的一个最重要的宣称就是，现代政治忽略了古典的重要性，忽略了人类进入理想境界的迫切性、忽略了政治本身的敌我区分紧要性，因此它的缺陷已经无法自我纠正，必须重造一种崭新的观念-制度体系加以代替。这些说辞，富丽堂皇、极富魅力，但是，它从来就不承诺目的与手段的相对一致性。当施米特在申述敌我划分对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时，他无法对一种敌我清晰呈现的制度提供哪怕是粗放的轮廓；当施特劳斯派的学人强烈吁求人们重视古人的精神贡献的时候，他们为何不同样吁求人们重视人类历经数百年尝试而发现的现代成就呢？这岂不是一种对施特劳斯派立场的反叛；当左翼激进主义力主政治革命或文化革命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在自己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提供相衬的制度安排，相反带来新的奴役和专制。这无异于提醒人们，给予现代政治典范一种起码的尊重，并继续在试错的处境中改善生命力尚强的现代政治运作现状，才是面对现代政治的可取态度。
[1] 本章原为201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第132期读书会上的讲演记录修改稿。
[2]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第571页。
[3]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但英国的现代转变过程则非常悠长。论者指出，“英格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从11或12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英〕艾伦·麦克法兰主讲《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7页。
[4] 论者指出，大宪章强调的“王在法下”“正当法律程序”“契约政府”等理念，使其成为“法律的法律”，对人类实行宪政法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研究》，“第八章：自由大宪章的价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247页及以下。
[5] 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卷：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尾论”，法律出版社，2008，第505页及以下。
[6] 这一现象被人称之为“罗马法继受”。参见〔英〕保罗·维诺格拉多夫《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法》，钟云龙译，“第一讲：罗马法的衰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第4～26页。
[7] 论者将这一结果表述为“法国革命的原则之明确的胜利”。参见〔美〕卡尔顿·海斯《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黄慎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677页。
[8] 〔美〕道格拉斯·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张炳久译，学苑出版社，1988，第1页。
[9] 艾伦·麦克法兰主讲《现代世界的诞生》，第7页。
[10]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314页。
[11]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312页。
[12] 参见张佛泉《自由与人权》，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第14～18页。
[13]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77页。
[14] 约翰·洛克：《政府论》，第80页。
[15] 参见“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说”就可以知晓此点。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127～137页。人们一定会说，一个城邦的公民必须承担为城邦做出必要牺牲的准备，否则他就是一个只享受城邦好处，而拒绝为城邦付出的坏公民。问题是，伯里克利时代是希腊帝国主义扩张剧烈的时代，频繁的战争带给雅典人过度的牺牲，从战争本身是否必要来反思公民是否应当做出牺牲的问题，是合理量度一个公民究竟应当为城邦承担多少责任的一个必要视角。参见萨拉·B.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付洁莹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241页及以下。对古希腊时代漠视公民个人权利的历史情形的记述，还可参见〔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译，第十八章“全权国家：古代没有个人自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11～214页。
[16] 〔英〕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页。
[17] 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第5页。
[18] 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第11页。
[19] 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第12页。
[20] 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第15页。
[21] 麦克法兰列出的、影响现代进程的因素计有战争、贸易。技术、资本主义、物质生活、阶级、文化、家庭、人口、公民社会、权力与官僚制度、法律与暴力、教育、艺术、知识、宗教、伦理、民族性和国家道路等等。参见艾伦·麦克法兰主讲《现代世界的诞生》诸讲。
[22] 参见〔美〕伊斯雷尔·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第十三章“发现、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正义论”，尤其是第一、二节，“关于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指责”“私有制、纯利润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正义的经典辩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232～240页。
[23]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40页。
[24]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41页。
[25] 参见〔美〕罗杰·汉森《南—北僵局之出路》，刘鸿基等译，第二章“南—北问题系统的展望”，新华出版社，1986，第19页及以下。
[26] 观察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演进与论辩史，就可以明了“现代”所处的、辩护与批判的尴尬情景。参见〔澳〕安德鲁·文森特《政治意识形态》，第十章“偶像和打破偶像”，袁久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483～486页。
[27]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40～441页。
[28] 参见〔美〕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焦国华等译，对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思想的评述，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第303～305页。
[29] 有论者对经济学的数学化现状表示明确的不满。“因为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得如此糟糕，那些反对传统假定的经济学家已经极其怀疑这种数学。有些很有成就、极有才华的实干经济学家为自己不理数学、漠视一切数学论点而自豪，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数学论点很可能被归入‘数学附录’，而所有这些附录，理所当然地被跳读了，甚至根本不打算读它们。”参见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如何滥用数学的》，载〔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145～162页。这里的引文引自该书第161页。
[30] 参见〔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7～8页。
[31]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89页。
[32] 本达语。引自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70页。
[33] 这里对求新与超越癖好的类型划分，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类型罗列，仅仅是枚举性的类型举证。前一进路要求对求新与超越癖好没有遗漏地加以列举，后一进路只需要举出足以说明求新与超越癖好特质的某些类型即可，甚至这样的类型并不构成求新与超越癖好的最典型的形态。
[34]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第八章“制宪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84～97页。另见本书第三章“政治决断、政治行动与制宪权：施米特、阿伦特革命解释的效度分析”。
[35]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06～107页。
[36]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22页。
[37] 这段话虽然不是列奥·施特劳斯最经典的话，但确实可以看做代表他价值立场的话。〔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24～25页。
[38] 中国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总是将他置于一个古今直接对立的思想局势中，并以此作为否定现代典范的学理依托，甚至将施特劳斯的“一句话”作为“佐证”用以呈现来源于古代典范的现代模式之缺乏确当性。参见刘小枫《中译本说明》，载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樱等译，华夏出版社，2012，第1～4页。
[39] 在这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后文提到的、将马克思主义引向极左方向的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一系，是需要另作专门论述的，在这里暂不进行分析。
[40] 以赛亚·伯林：《马克思传》，赵干城等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第17页。
[41]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第272页。
[42] 〔南非〕达里尔·格雷泽等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王立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13页。
[43] 达里尔·格雷泽等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第14页。
[44] 达里尔·格雷泽等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第291页。
[45]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第57页。
[46] 关于苏联国家建构或社会主义实践成败的论述，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谁也无法否认，苏联超越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阶段，试图登达消除国家的发展顶峰，让人人按需分配、人人自由发展，结果由于超越了人性和制度的基本限制，最终走向了国家灭亡的结局。参见达里尔·格雷泽等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所列的“苏联是非功过评估表”，第298页。
[47] 〔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48] 对魏玛这一特例的扩展性论断，既是卡尔·施米特论断所内涵的一种可能，更是施米特理论的运用者施展的理论技巧。恰如论者所指出的，“当施米特在魏玛共和国的初期赋予他的主权权威决断主义要素时，他首先联想到的是魏玛共和国和《魏玛宪法》的危险处境。众所周知的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努力要做的事情是给共和国面对的具体问题提供答案；尤其是这样的问题，即在面对困扰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上敌对的各派分离势力时，如何最大程度地巩固这个国家。简而言之，尽管施米特承认国家和宪法之间互相依赖，但他在后者能够巩固前者的意义上来解释后者”。然而，对后起的施密特理论运用者来说，就右派而言，“他的保守主义学问，他对国家、政治和主权的犀利分析，再加上他在思想上对议会制的精神和实践所做的尖锐批判，使他受到右派的钟爱。由于施米特与政治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保持一致，因此他的思想遭到断章取义和窜改”。就左派而言，“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诸多矛盾’的分析——据此他得出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互相否定的结论——成为基本原理”，从而“为激进地批判自由民主政体提供了据以分析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重要原理和概念，并且为分析政治权力问题提供了一个可用来勾画左派国家理论的基础”。〔美〕乔治·施瓦布：《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主张思想导论（1921～1936）》，李培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7～10页。施米特的理论就此完全脱离了具体的魏玛政治语境，变成了批判和超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源泉。
[49] 施特劳斯一方面指出，“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人类的各种伟大目标：自由以及政府或帝国——这些目标能够提升所有人超越他们可怜的自我”。（〔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2页。）另一方面则强调，“普通人掌握的政治知识肯定不如以提供政治事物信息和指导为业的人知道得多。普通人的政治知识当然比不上有着长期丰富政治阅历且极富才智的人。在阶梯的顶端，我们发现伟大的政治家掌握着最高程度的政治知识、政治理解力、政治智慧及政治技巧：这是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科学（politikē epistēmē）一词的含义所在”。（同前书，第6页）从两段表述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只能在伟大经典中找到超越可怜自我的精神源泉。
[50]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76页。
[51] 参见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第312页。
[52] 左翼激进主义对人类可以获得的物质之极大丰富性、人性成长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想象，在现代短缺经济学、人的攻击性或动物性论说面前，就显得过于乐观了。
[53] 〔波〕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22页。
[54]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1页。
[55] 论者指出，“在开放的、多样的、批评性的、实验性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自由主义社会里，某些形式的好的生活会得到发展繁荣，但同时，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也会失去，或者说缺位。一些更强有力地结合起来的社群，一些更深刻、不加怀疑、不受烦扰的忠诚（对家庭、教派、团伙、阶级）可能包含着真正的美好生活形式，这是那些以自由主义方式繁荣的社会所缺少的。一辈子不加怀疑地专注于一个小的同质社群里的简单生活，对于那些已经接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多元性、宽容、批判性反思的公民身份等立场的人而言，是做不到的。一个人一旦看到自由主义所展现的无数种自我立法的可能性，他一定会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选择。至少，那些曾经毫无疑问属于某个特定的身份或角色的东西，现在也变成人们的选择”。这样的共同善是施米特和施特劳斯所不能理解的。〔美〕斯蒂芬·马塞多：《自由主义美德：自由主义宪政中的公民身份、德性与社群》，马万利译，译林出版社，2010，第263页。
[56] 俞吾金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第273页及以下。
[57]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66～567页。
[58]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69页。
[59]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69～570页。
[60]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71页。
[61]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70～571页。
[62]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72页。
[63]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