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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
【作者小传】
(? —前54)西汉散文家。字子幼。华阴(今属陕西)人。司马迁外孙。习《太史公书》(即《史记》),好史学。宣帝时,任左曹,因告发霍氏谋反,任中郎将,封平通侯。后以过失免官,在与友人孙会宗书中对朝廷表示不满,被认为“大逆不道”,腰斩而死。
报孙会宗书
杨恽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厎[1] ,幸赖先人[2] 馀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矇,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则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守,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3] 。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4] 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5] ,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飡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其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6] ,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7] 。”故道不同不相为谋[8] ,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9] ,文侯[10] 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11] 之遗风,凛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12] 。安定山谷之间,昆夷[13] 旧壤,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 ,无多谈。
〔注〕 [1] 厎(zhǐ纸):至。无所厎:即没有成就。 [2] 先人:指其父杨敞。敞官至丞相。[3] 孔氏:孔子。各言尔志:据《论语·公冶长》,孔子对颜渊、季路说:“盍(何不)各言尔志?”作者引此意在说明自己不能不回信表明观点。 [4] 朱轮:红色轮子的车。汉制,公卿列侯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能乘朱轮。 [5] 通侯:爵位名。原为彻侯,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为通侯。[6] 家本秦也:杨恽为华阴人,属秦地。 [7] 董生:指汉代大儒董仲舒。下文两句引自董仲舒的《对贤良策》三。原文作:“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8] 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论语·卫灵公》。 [9] 西河魏土:西河,战国时魏所置郡。魏文侯时吴起曾为西河守。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孙会宗为西河人,但汉之西河治所在平定(今陕西府谷县西北)。杨恽有意混为一谈,似是借以给孙会宗以难堪。 [10] 文侯:即魏文侯,名斯。 [11] 段干木:魏文侯时人,守道不仕,文侯请他作魏相,他不接受,于是文侯以客礼相待,以他为师,极为尊敬。田子方:亦魏文侯师。 [12] 安定:汉郡名,故治在今宁夏固原市。当时孙会宗任安定郡守。[13] 昆夷:西戎,商、周时我国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杨恽是司马迁外孙,其父曾任丞相,素有才干。他初为郎官,因上告霍氏(霍光的子孙)谋反有功而被封为平通侯,旋即升中郎将,直至郎中令,在朝廷很有声望。他为人坦率,刚直无私,秉性傲岸,好“揭人阴私”,故招来许多人的怨恨和嫉妒。后遭皇帝近臣太仆戴长乐诬告,而被贬为庶人。杨恽自然心怀不满,闲居后便治产业,造宅室,引起朝臣非议。友人安定郡太守孙会宗为此心感不安,便写信告诫他,认为大臣废退,当闭门惶恐,做出一种可怜样,而不应该治产业,通宾客。于是,杨恽便针对此信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报孙会宗书》,同时也因此信而触怒皇帝被腰斩长安,就连妻子儿女也被流配酒泉郡。杨恽因一封信而遭此杀身之祸,的确令人可悲可叹。清人吴楚材言:“宣帝处恽,不以戴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古文观止》)可见这封信之非同一般了。
杨恽在这封书信的开首即言明致书孙会宗的缘由。信中他称自己“材朽行秽”,因“遭遇时变,以获爵位”,而“终非其任,卒与祸会”的不幸遭际。值此困顿之时,友人孙会宗不远千里“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他自然是感激万分了,但令他深为遗憾的则是孙会宗并不理解他,而是“猥随俗之毁誉”。失望、愤慨之余,他只好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而“略陈其愚”了。
信中他陈述自己沐浴皇恩,“总领从官,与闻政事”,但却不能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已负窃位素飡之责久矣”。“遂遭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于是只好退而以小人自况,“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又因此而遭世人讥议,这令他深感不解和愤懑。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天理人情,“圣人弗禁”,因此他才有“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 “奋袖低昂,顿足起舞”的“淫荒无度”之举了。并且还要行“贾竖之事”, “逐什一之利”。他以“君子”、“小人”, “卿大夫”、“庶人”的志尚不同替自己辩解:“道不同不相为谋”,你孙会宗怎么能用“君子”、“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我这个“小人”、“庶人”呢?接着他以“习俗移人”之说,给孙会宗以有力回击:你从“西河魏土”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调到“子弟贪鄙”的“昆夷旧壤”,你的志尚便也不言自明了。其尖刻、辛辣之气,愤慨之情,借给孙会宗的信完全表达了出来。
通读这篇不足七百字的书信,一股沉重、幽怨、愤激的情绪深深地攫住了人的心灵,一个有血有肉,敢于蔑视皇权,不顾封建礼法和世俗相抗争者的傲岸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
身为丞相之子、官居显要的杨恽,秉性刚直,敢想敢言,年轻时即以材能称,好结交英俊,名显朝廷。他在职期间任用贤能,崇法尚令,革除积弊。据《汉书》本传载:“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正因为他的这一番作为得罪了朝中的权贵佞幸,于是就有人给他制造流言蜚语,最终被皇帝黜免。如果换了别人,也许只能“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安分守己,徒唤奈何而了此一生了。但心怀不满的杨恽却没有走这条世俗为废退臣子所规定的结局。相反,他利用尚有余禄,“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以“小人”、“下流之人”自居。卿大夫化民为求仁义,他却甘为庶人,追逐物利。表面看,这是杨恽的“堕落”,实则是他对皇权、对不公正命运的反抗,只不过他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曲折地宣泄罢了。形式上的荒淫无度,饮酒作乐,追逐钱财的小人之行为,实质上是一个志存高远、“轻财仗义”之士的更为深层的内心痛苦,更是他敢于反抗、傲岸不羁的性格的表现。如果说他的这些言行已经招致朝廷不满的话,那么他所吟唱的那首秦曲则更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了:“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据《汉书》注家张晏解释:“山高而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豆,贞实之物,当在囷仓,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既然朝政如此腐败,小人当道,方正不能见容,而己又无回天之力,便只好长歌当哭。“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徒自安慰罢了。这首秦歌如此大胆地抨击朝政,当皇帝读到它时,杨恽被杀身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杨恽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自杨恽后,类似的文字狱,历代真是数不胜数。从杨恽来说,他不识“去就之分”,不遵从“温良恭俭让”的封建礼法;他豪迈不羁,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以至敢于蔑视皇权,奋力抗争,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他的毁灭。
杨恽这篇血泪凝成的文字,“满腹牢骚,触之倾吐,虽极蕴藉处,皆极愤懑”(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通篇行文沉郁顿挫,感情激越深沉,且多借正言反说、反言正说的方式,曲折淋漓地表达了一个废退臣子饱含冤屈、沉重愤激的情绪,刻画出一个敢于反抗世俗压力,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鲜明人物形象。
(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