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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书录
刘向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1] ,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2] 四十馀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3] 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4] ,然其馀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5] 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6] ,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7]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8] ;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9] ? ”周之流化,岂不大哉!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10] ,六卿分晋[11] ,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12] 。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13] ;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4] 。是以转相放效[15] ,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
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16] ,千乘之国五[17] ,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18] ,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19] ,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20] 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21] ,生从横短长之说[22] ,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23] ,从则楚王[24] 。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25] 。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26] ,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27] ,据崤、函[28] 之阻,跨陇、蜀[29] 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30] ,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谋诈之弊,终于[31] 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2] 。”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33] 。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注〕 [1] 辟雍泮宫:西周为天子所设的大学。《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同泮)宫。”辟雍“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蔡邕《明堂月令论》)。泮宫,古时学宫前的水池,状如半月形。“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诗·鲁颂·泮水》郑玄笺)庠序:中国古代学校名。《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2] 刑错(cù醋):通“措”。《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集解》引应劭曰:“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3] 康:周康王姬钊。昭:康王之子昭王姬瑕。 [4]“及春秋时”句:一般研究者认为,西周开始约当公元前1066年,于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进入春秋时代,二者相距尚不足四百年。此所云“四五百载”,或计算有出入;或以年代难考,约略计之而已。 [5] 五伯:即五霸,通行的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6] 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国执政。叔向:羊舌氏,名肸,春秋时晋国大夫。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 [7] 歌:赋诗言志。说:申说己意。聘:遣使聘问。觐:诸侯朝见天子。期会以相一:诸侯会见,以求意见一致。 [8] 有所耻:以其可耻而不为。 [9]“孔子曰”二句:所引孔子的话见《论语·里仁》。何有,有何困难之意。[10] 田氏取齐: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周天子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诸侯。 [11] 六卿分晋:春秋晚期,晋国由赵、韩、魏、知、范、中行六卿专权,时孔子尚在。 [12] 秦孝公:秦国国君,名渠梁,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即位之初,布恩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后用商鞅变法,国以富强。 [13] 篡盗之人,列为侯王:指赵、魏、韩及田和。 [14] 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指秦。[15] 放效:即仿效。 [16] 万乘之国七:此指战国时之大国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17] 千乘之国五:指七雄之外的鲁、宋、卫、郑、中山五国,至战国时尚存者。 [18] 不得施设。有谋之强:一本作“不得施谋。有设之强”, “设”谓军备及要塞之类,亦通。 [19] 连与:国与国之间结成同盟。交质:相互以亲属作抵押以取信对方。 [20] 孙卿:即荀子,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汉人避宣帝刘询嫌名讳,称为孙卿。 [21] 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六人均为战国时纵横家,《史记》皆有传,其事迹《战国策》都有记载。 [22] 生从横短长之说:生,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即“纵横”)短长之说起。”可参。故《战国策》亦称《短长书》。 [23] 横则秦帝:谓实行连横,可使秦国达成帝业。 [24] 从则楚王(wàng旺):实行合纵,则楚便成为山东六国联合抗秦的领袖。 [25] 傧:通“摈”,排斥。 [26] “不敢窥兵”句:《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27] 四塞(sài赛)之固:谓国境四面险要。《史记·苏秦列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28] 崤:崤山。函:函谷关。 [29] 陇:今甘肃兰州以东一带。蜀,今四川省。 [30] 六世: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烈:功绩。 [31] 终于:一本“于”作“无”。 [32] “道之以政”六句:见《论语·为政》。这一段历来解说颇有分歧。兹采用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文:“用政法来诱导他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33] 据时而为故:一本“为”字下有“画”字,“故”字属下句。
刘向是我国第一位校雠学家。他将当时所有的各种书籍,逐一校对,成为定本。每一部书校完之后,都要写一篇文章介绍情况或加评论,奏上皇帝。后来把这些文章集成《别录》,可以说是我国古书的第一部“书目提要”。向死之后,儿子歆,继承父业,写成《七略》,后来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成为今存目录学最早的一部著作。当时外戚专权,刘向是汉的宗室,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上书匡谏皇帝,又把古代一些值得借鉴的小故事,编成《世说》(今佚)、《新序》、《说苑》等书,希望人主能够有所警惕,但都无济于事。这篇文章是从《校战国策书录》节选的,有的选本就标为《战国策序》,前面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一节叙述校书经过,最后还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一句,因与文章议论无关,兹删去。
这篇叙按照时间的顺序写出从西周到秦末的变化过程,强调道德仁义等教化的作用,同时对战国谋士也一分为二,有批评,也有肯定。全文分为五大段。
第一段从西周之兴盛,强调道德礼义的作用。分成三大层。从开始到“《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为第一层,写西周的极盛时期教化大行的效果。“下及康、昭之后”到“百姓得有所息”为第二层,写周室衰微之后,遗业余烈,流传久远。重点在写“春秋”时期,五伯及其以后,人心仍有所维系。这一层里文势有起有伏,多用排比。如后面的几个“有所”句式,表现周德的久远。“故孔子曰”起为第三层,引孔子的话为证明,说明以礼让为国的重要,而用“周之流化,岂不大哉”的赞叹语作结,表现出作者对周代教化的无限向往之情。
第二段自“及春秋之后”至“泯然道德绝矣”,写春秋末至战国初期的动乱,强调废礼义用战争的祸害:“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可谓一字一泪,这和上一段“序人伦,正夫妇”那些话对比何等鲜明!作者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这一段在结构上是承上起下,有过渡作用。
第三段用“晚世益甚”紧承上文,写战国连横合纵“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虽有道德不得施设”,然后举出几个代表人物。因为这是这部书里所谓“策”的主要谋画者,所以先述大势,然后说明孟子、荀卿的事迹不见于《战国策》的原因。对这两人是虚写,是宾,陪衬出下面苏秦、张仪等主角。这是写战国时合纵连横的变化情况。这一段仍然是为引起下一段服务。
第四段写秦结束战国的分立而又迅速灭亡的教训,分四层。“然秦国势便形利”至“西向事秦”为第一层,强调秦国的“势便形利”,谋士趋风,势必统一。“是故始皇”起至“下邈三王”,写秦始皇统一后的倒行逆施。这一段的内容和贾谊《过秦论上》近似,可以对参。这是第二层。“二世愈甚”至“岂不远哉”为第三层,写二世迅速灭亡,见出“诈伪之弊”。下面为第四层,引孔子的话,强调为国必须注重礼义教化,否则必将自取灭亡,秦之败正是必然结果。这一段的内容和第一段紧相对照,那一段也是用孔子的话做总结,然后赞叹:“周之流化,岂不大哉!”这一段也用孔子的话作结论,但在前面有“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后面又说“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深致叹惜。这里虽未明说,但以秦为殷鉴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这是这篇序的中心部分。
最后一段是从前面的议论上翻转过来,强调这部书的“可喜”、“可观”。先从“君德浅薄”说起,表明和西周盛世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强调这些“谋策者”不能不采用权谋。然后用“虽不可”句一抑,再用当时形势的特点加以肯定,“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虽不可”句,有些本子是这样读的:“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意思也通。作“临国教,化兵革”和第一段呼应更为紧密。这段文章重点在阐明这部书内容的可取之处,认为当时的君主不可能谈仁义道德,实行礼义教化,只能用这些权谋来临时救急。这和一、二两段提到孔子、孟、荀的说法是一致的。但其中“不得不”的说法,容易使人误会无别的治国之道。后来宋人曾巩就这一点加以批判。
这篇文章以时间为顺序,以周秦为对比,阐明孔子关于治国以德化的主张的深远意义,以便有国者作为殷鉴,用意是明白的。语言多用整齐排比的句法,介乎骈散之间,而从谋篇到造句处处用对照说明问题,很能发人深省。其中所论述的形势变化和贾谊的《过秦论》很相近,但刘文和贾文比起来,缺少那种磅礴奔泻的气势,却另有一种平心静气、冲溶浑厚的特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评说:“此文固不若《过秦论》之雄骏,然冲溶浑厚,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若《庄子》所谓‘木鸡’者,此境亦贾生所无也。”(《古文辞类纂》卷六)这个评论很能反映出两种文风的特点,对比来读,更有收益。
(周本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