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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作者小传】
(前200—前154) 西汉政论家。颍川(治今河南禹州市)人。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曾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为景帝所采纳。不久,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他为袁盎等所谮,被杀。善政论,议论犀利,分析深刻,鲁迅称为“西汉鸿文”。著有《晁错》三十一篇,已佚,今有清马国翰等人辑本。
论贵粟疏
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1] ,汤有七年之旱[2] ,而国亡捐瘠者[3] ,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4] 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5] ,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6] ;饥之于食,不待甘旨[7] ;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8] ,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9] 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10] ,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11] ,亡逃者得轻资也[12]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13] ,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14] 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15]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16] ;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17] 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8] ,日游都市,乘上之急[19] ,所卖必倍[20]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21] 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2] ;千里游敖[23] ,冠盖相望[24] ,乘坚策肥[25] ,履丝曳缟[26]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27]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28] ,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29]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30]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31] ,复卒三人[32]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33] ,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34] 以上,乃复一人耳[35] ,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36] 。爵者,上之所擅[37] ,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 [1] “故尧、禹”句:《尚书·尧典》、《史记·夏本纪》俱载尧时洪水滔天事。据载,尧用鲧治水,九年而不成,继由禹治理,故以尧、禹并称。 [2]“汤有”句:据《说苑·君道》:“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3] 亡(wú无):通“无”,下同。捐:遗弃。瘠(zì字):通“胔(zī资)”,未腐烂的尸体。 [4] 不避:不让,不次于。 [5] 地著(zhuó浊):即土著,指定居在一地。 [6] 轻暖:指以裘皮或丝绵制作的衣服。 [7] 甘旨:指精美的食物。 [8] 务民于农桑:使百姓尽力于种田和养蚕。 [9]上:指人君。 [10] 臧:通“藏”。 [11] 劝:鼓励。 [12] 亡逃:因犯法而逃亡。轻资:带着轻便的东西。 [13] 中人弗胜:中等体力的人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14] 服役:从事于官府的劳役。 [15] 石:即“斛”。据《汉书·律历志》载,汉代量器“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16] “当具”三句:谓该当交纳赋税时,有粮的人不得不以半价贱卖,无粮的人不得不以加倍的利息以求借贷,买粮以应征。 [17] 责:通“债”。 [18] 操其奇赢:牟取暴利。 [19] 乘上之急:趁君主迫切需要之时。 [20] 所卖必倍:所卖出的价钱必定成倍提高。 [21] 仟伯:同“阡陌”,田间道路,此指土地。 [22] 倾:压倒,凌驾于其上。 [23] 敖:通“遨”。 [24] 冠盖相望:指商人一路上前后不绝。冠盖:原指仕宦者的官服和车盖,此处指商人。 [25] 乘坚:乘坐坚固的车辆。策肥:骑着肥壮的马。 [26] 履丝:穿着丝织的鞋。曳缟:拖着精细的丝织白绢衣服,古代衣裾长而拖地,故云。[27] “故俗之所贵”四句:谓一般人所尊敬的,正是国君所轻贱的商人,而官吏所鄙视的,却是法律所尊重的农民。 [28] 募:号令。入粟县官:将粮食缴纳给国家。汉以“县官”作为皇帝的代称,通指政府。 [29] 渫(xiè谢):分散。 [30] 劝农功:鼓励人从事农业生产。 [31] 今令:现行法令。车骑马:能驾战车的马。 [32] 复卒三人:免除三个人的兵役。 [33] 王者大用:治理天下最为需要之物。 [34] 五大夫:爵号,汉代侯以下分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等。 [35] 乃复一人:才免除一人的兵役。 [36] 骑马之功:指出车骑之功。 [37] 擅:专有。
《论贵粟疏》是晁错上给汉文帝的奏疏,也是西汉著名的政论文。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暴虐的秦朝,但继之以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或死于战乱,或流离他乡。面对着民生凋敝的局面,汉高祖刘邦采取了罢兵归家、予以田宅、招纳流亡、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此后,惠帝、吕后亦承袭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农业继续发展,人民衣食渐得滋殖。文帝刘恒即位后,仍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重视农桑,他曾下诏令全免田租,使自耕农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文帝长期实行减免田租赋税的政策,得益更多的是地主;与此同时,放松了山泽之禁,促进了商品流通,商人势力迅速加强。农业发展使粮价骤降,商业兴盛更令谷贱伤农,农民遭受侵蚀兼并之害,被迫卖田鬻子,相继破产流亡。
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受到威胁,阶级矛盾渐趋激化,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矛盾也很尖锐。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就频繁地南侵搔扰,秦汉时期更成为主要边患。秦始皇以构筑长城御敌,汉高祖转以“和亲”及开放关市来缓和侵扰。汉文帝沿用祖法,和亲之外,另厚加馈赠,但匈奴仍不断入塞侵犯,劫掠人畜,毁坏禾稼,甚至游骑逼近长安,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面对这样的形势,晁错深感殷鉴未远,忧心如焚,遂从“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汉书·晁错传》)的战略思想出发,继贾谊上《论积贮疏》后,再向文帝上疏。班固在《汉书》中将此疏分为两部分:“守边备塞”部分编入晁错本传,“劝农力本”部分载入《汉书·食货志》,后人将《食货志》中的这一部分抽出,加上《论贵粟疏》的题目。尽管一疏二分,割裂了晁错的整体见解,但仍可见“贵粟”与“守边”的必然联系,仍可见他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真知灼见。
作为奏疏,既要充分陈述政见,又要考虑在指摘时弊同时不要冒犯皇帝,使皇帝能采纳意见。晁错从尊古意识出发,以古代的圣王业绩比照现实,正面提出重农贵粟之道。他指出,“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而“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原因何在呢?除“地有遗利”未尽其用外,更在于“民有馀力”, “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晁错就“民贫,则奸邪生”作了逻辑严密的深入发掘,论述了不重农就不能保民的道理,从重农出发,正面提出“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的政策、方针。
在将历史与现实相对照,得出“贵粟”的结论,并阐述保民之理,正面提出重农的政策后,晁错又具体分析了“趋利”是民不归农的原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晁错的所见所论并不是我国固有的重农思想的泛泛之谈,而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据载,农业发展使粮价大跌,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馀钱”(《史记·律书》),商人竞相囤积居奇;与此同时,贱五谷而贵金玉成为时尚,危及“以食为天”的根本。汉高祖奉行“重租税以困辱”商人(《史记·平准书》)的政策,而现今的社会却是:“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认为,由于商业发展带来了本末倒置的新问题,欲使国富法立,“方今之世,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并用“剥笋法”层层深入地指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在抓住了“贵粟”的关键后,他又提出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晁错看来,这是“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的好事:商人以囤积之粟输之国而受“出于口而亡穷”之爵,致使国库充足,粟贱伤农的情况可得以缓和,贫民的赋税亦可减少。由于“贵粟”的刺激,又必然使农民乐于耕种,以入粟于边使塞下足粮,这样,就能巩固国防,有效阻止匈奴南侵。
总之,贵粟使民务农,入粟以抑商固本,这对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农民处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入粟于边则可解决边防戍卒的粮食供给及运输耗费问题。由于“贵粟”与政治、经济、边防等国计民生大事相关,此疏得到汉文帝的重视,并采纳了以粟买爵的建议。《论贵粟疏》对于解决当时的粮食问题,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巩固政权,并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确实起过较大的作用。
晁错上疏的目的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仍然难掩其关怀农民疾苦的真诚态度。他真实描绘了农民所受的徭役、耕种之苦,水旱、暴政之虐,以及卖田宅、鬻子孙偿债的惨状,并以商贾不事耕织,却获利丰厚、衣锦食肉、乘坚策肥、权倾官吏的情况相对照。即使他以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为根本,但这种正视现实的精神和关怀民瘼的态度,也不能不是作者改革政治的重要动因。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者以“贵粟”为核心的一整套办法,终究难以成为一蹴而就,使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得益的“永动机”。“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的一举三得无法均衡实现,粟渫塞下不难,富人有爵甚易,但农民有钱只能是空话。如果说“入粟拜爵”是为了实现充实国库的目的,那么实施这一办法的结果非但未能抑制商人,反而导致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这也是晁错所始料未及的。以“贵粟”劝农力本、加强边备这两大目标可暂时达到,阶级矛盾可得缓和,却无法消除。号称“智囊”的晁错开示的“医国”药方,未能治好封建王朝的痼疾,却酿成了自身的悲剧,他终于因建议“削藩”遭“清君侧”而被诛。这实在足可使人掩卷浩叹!
晁错是政治家,他指斥时弊,直抒政见,本无意为文,然而《论贵粟疏》仍有较高的艺术性。首先,作为政论文,它具有立论精辟、论述严密的特点。文中一开始,就以“为开其资财之道”立论,然后承此论点,将“今世”对照禹汤之世,指出现在“畜积未及”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农”,继而论述不农之害和重农保民之理,再转入明君应贵粟贱金之论。“开资财之道”有本末之辨,文章转而论述事“本”之农与事“末”之商,比较二者的苦乐,使重农抑商之意自显,在貌似旁涉之际加深了对“开资财之道”的理解。文章最后作了使民务农、务农在贵粟、贵粟在以粟为赏罚的论述,与“开资财之道”一意相承,论述层层深入,具体而又严密。结构也于严整中寓变化,不流于沉滞平板。其次,《论贵粟疏》为增强其论辩、说服力量,不是平实地就事论事,而是善作古今比况,综言利弊得失,在正反相较中显得有血有肉,文章风格流畅矫健。文中在古今相较之后,指出不农而导致畜积未及,然后通过先逆写、再顺写不农之害,论以重农保民,尤其是农民与商人的形象对比,更见重农抑商的重要。文中用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的对照,以明“贵五谷而贱金玉”之理,用农夫与商人的对照,以明贵贱逆转之理,都写得生动透辟。再次,文章使用了排比手法,且排比与对照、反衬结合,语言虽朴实无华,却不乏激切深刻的感情和汪洋恣肆的气势,这一特点在写农商对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邓乔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