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远东局经营上海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谨慎或“热月”性格

2 尤甚于季诺维也夫，最初更愿意将制定远东政策的责任交给比较大胆的共产国际系统，却并不放弃自己对行政资源的垄断权力。鲍罗廷最初获得了巨大的行动自由，利用廖仲恺遇刺的机会，将列宁遇刺的清洗模式引入国民党，给元老派以致命打击。国民党二大以后，共产党人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党部77%的领导职位 3 。

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统治中心，地位非常特殊而重要。1926年4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在上海成立远东局。“远东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日本和朝鲜代表团的身份作为集体机构领导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治、工会和组织活动。” 4 远东局继承了远东共和国的全部辖区，并且将指挥中心移到了俄罗斯原有边界之外，含蓄地体现了条约体系在远东的退缩。维经斯基出任远东局主席，列戈尔、福京任委员，直接领导中国、朝鲜、日本共产党和台湾共产党（后者以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身份到上海述职）。

超级间谍佐尔格 5 在远东局度过了他的学徒时代，后来声称远东局包括“政治部”和“组织科”两个互不统属的体系：政治部像钦差大臣和神学家，负责传达共产国际的圣旨，依据远东当时的具体形势予以解释。他们的纪录有程式化的倾向，通常始于歌颂上级领导的英明正确，终于论证自己的方略为什么完全符合领导指示的精神。后来所谓的党八股和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政治部；组织部除了名字以外，工作内容跟间谍组织没有丝毫区别。他们给远东各支部转发经费，经理和保护邮件、无线电和其他秘密通讯路线，打理情报搜集和下线发展业务，负责内部安保工作，管理会议纪录和档案文件的保存和保密工作。黄面孔的小兄弟位于等级制度的两端，不是陈独秀这样的花瓶，就是打杂的苦力。中层干部几乎全是“远方”的来客，德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和最重要的位置。苦力对他们的领导似乎不是很心悦诚服，发明了一系列毫无敬意可言的黑话：“党毛子”或“大毛子”（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小毛子”（少共国际代表）、“工毛子”（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太平洋毛子”（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远东局在内部文件当中，并不讳言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可以说，在党的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 6

上海远东局主要依靠另外两个中继站：一是上海的东正教会，以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虞洽卿） 7 为主要代理人；二是长期依靠青帮保护的上海工人，以李立三为主要代理人。

上海纳税人会议并非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活动，一开始就知道李立三和青帮头目常玉清、王汉良的密切关系是他获得共产国际重用的主要资本 8 。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吹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他们袖手旁观，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列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政府利用群众运动排外的明显倾向。国共两党后来声称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他们，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没有北京方面的秘密配合，他们的初期工作是不会这么顺利的。李立三经常奔走于陈独秀、虞洽卿和李思浩之间，后者是段祺瑞的灵魂和钱袋。当然，段祺瑞跟共产国际的所有统战对象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悔不当初，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