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清党与中华苏维埃的建立

话音未落，蒋介石就发动了远东版本的清党运动。4月24日，季诺维也夫幸灾乐祸地说：“把今天的国民党同1920年基马尔的党（土耳其）相比，倒是恰当的。基马尔党当时尽力装成革命的、‘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向工人卖俏、把农民群众抓住、答应同共产党人合作、称他们的政府为‘人民代表委员会’等等。但是在它等待到适当时刻来到时，它便把共产党人驱入地下、砍断了他们的一些领袖的脖子（谋杀了苏布基等同志）并且成立了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实行保守的国内政策……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它既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右派也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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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虽然缺乏捷才，却从不缺乏坚韧，更不缺乏秋后算账的良好记忆力。他特别喜欢打倒敌人，剽窃敌人的方案。托洛茨基倒台后，在位时执行不了的“超工业化”计划反而以斯大林的名义实现了。季诺维也夫倒台后，他的“中国支部建设方案”同样变成了英明领袖反对“托季联盟”的伟大政绩。“托季联盟”纯属子虚乌有，存在的可能性不比“章罗联盟”或“麦卡锡-华莱士联盟”更大，但虚构的罪名能够刺激猎物徒劳的辩护冲动，比消灭效果相同的真实罪名更能满足捕食者的虐待狂心理。

斯大林举重若轻，首先将季诺维也夫扣到他头上的帽子扔在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头上；然后面不改色，将季诺维也夫的妙计归到自己名下。季诺维也夫只得自认倒霉，将共产国际的老部下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处置。洛米纳兹以钦差大臣身份驾临武汉三镇，主持八七会议，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志放在陈独秀留下的位置上，命令支部根据“不断革命论”的原则，抛弃丧失意义的国民党假面具，直接打出苏维埃政权的旗号。周恩来、毛泽东和张太雷根据新领导的新路线，发动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7月5日，共产国际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而拨款三万九千五百元……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20 “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三十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一万五千支步枪、一千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帐上）、三十挺机关枪和四门山炮带两千发炮弹，总金额一百一十万卢布。’”“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经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十万元。” 21

这条路线很快导致了更大的失败，最终获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定性，不出所料地算在瞿秋白的帐上。共产国际渗透海外的每一次失败，都加强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的权力；劫持国民党的每一次失败，都增加了中国支部在远东经费中所占的份额。1926年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必须单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捕一带二。共产国际代表为此拨款千元。8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共产国际拨给中共的经费增至每月两万元。9月6日，莫斯科电令上海国际工作人员：“请在年底前拨给中共17128美元。” 22 根据中共历史档案财政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中共各项款额接近一百万银元。这一数额相对于苏联这一时期援助国民党与西北军冯玉祥累计五千万银元虽微不足道，但对尚处婴幼期的中国支部来说，年助百万已是天文数字了 23 。

1928年，季诺维也夫陷入绝望，用卑躬屈膝的认罪求饶和自我羞辱，换取了留在党内和国内的机会，也就是说换来了以后作为叛徒被处决的下场（托洛茨基尽管比他更早垮台，却不依不饶地抓住这次机会，论证一切失败全是斯大林的错，因此在党内国内都混不下去，也就是说换来了以后在流亡中遇刺的下场）。现在除了布哈林以外，列宁的老近卫军已经荡然无存。1928年2月9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远东各支部的班底如影随形地换血，纳入斯大林亲自领导的范围。罗明纳兹首当其冲，为斯大林刚刚发明的“托季联盟”扮演远东代理人，他选择的代理人斯特拉霍夫同志随之一蹶不振。斯大林和布哈林听信李立三和向忠发的谗言，怀疑世界革命已经沦为东方阴谋家的奶牛。1928年3月，东方书记处成立了指导土地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别尔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夫、布留赫尔（加伦）、赫梅廖夫、马马耶夫、苏兆征、向忠发任委员 24 。

新人新气象，共产国际联络局长收到上级主管的严厉警告：“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二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共）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要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要建议散发传单或宣言，需要调某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我们的钱），就开始逃避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 25 皮亚特尼茨基向斯大林报告：“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详作考虑，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 26

然而即使以斯大林的刻薄，也抗拒不了革命形势的需求。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苏联提供约十万卢布经费。联共（布）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1928年6月11日再拨九万卢布给中共应急。共产国际1928年上半年拨款十二万五千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1928年中共来自苏联的经援月均超过六万元 27 。当然，中国支部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骗取上级经费的企图。192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共经常费每月六万元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两万四千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一百万美元。中央并决定今后严格按照新预算开支……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都减少二元，娘姨费停发，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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