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围绕上海的斗争
只要条约体系和民国宪制的剩余资源尚未瓜分完毕，莫斯科、南京和东京的觊觎之心就不至于正面冲突。三十年代初，三条路线的焦点迅速演化为热点。上海作为最宝贵的猎物和条约体系的象征，自然是热点中的热点。
美国既然以《九国公约》的柱石自居，感到自己有义务未雨绸缪。北伐军还没有抵达上海，美国公使约翰·麦克莫里(John MacMurray)就担心汉口外滩事件可能要在扬子江口重演。他给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有义务联合其他列强保卫上海自由市
97 。美国国务院秉承威尔逊主义的精神，提出了“上海中立化”的建议。“美国希望相关列强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将上海公共租界设为非武装冲突区，控制着武装力量的相关各方应采取措施，禁止武装力量强行进入租界，甚至在邻近公共租界的地区亦不得驻扎军队。”各国应该保护租界居民的共同利益和外籍居民的人身安全，赋予租界中立的地位和权利。上海的最终地位问题应该通过各方的友好协调解决，美国乐于助谈判一臂之力 98 。助理国务卿纳尔逊·詹森(Nelson T. Johnson)告诉英国驻美大使，美国国务院准备就上海公共租界中立化问题与中国相关各方沟通。他还补充说：租界与英、日、美密切相关，美国准备参加未来的磋商 99 。弗兰克 B. 凯洛格(Frank Billings Kelogg,《非战公约》的主要推动者）坚决反对使用武力，在欧洲和亚洲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将战场留给了愿意使用武力的各方 100 。
工部局在上海暴动前夜开辟恶例，将界内华裔居民遗弃给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地下组织。地下组织能够行使超越黑帮的实际权力，无需让幕后政治集团承担任何责任，自然构成二十世纪政治败坏的主要因素，预示了亚非殖民地即将面临的命运。上海滩的绵羊陷入这场剪羊毛的竞争，不能不怀念旧日青红帮征收保护费的公正和节制。共产国际在间谍方面的投入和经验远非国民党人所能望其项背，清党没有防止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渗入黑社会和警察署：“在上海静安寺路挂魔术大师招牌，在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公开登台表演魔术，用以掩护身份，吸收门徒，结交流氓及帮会份子，利用公开职业的身份，广揽群众，特务工作的布置，遂得以顺利进行……共特对收买工作颇重视，过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刑事侦察人员，均有被共金钱收买的，此类被收买者，对我们破案照例会同办理，往往于到达搜捕目的地时，逮捕对象早已逃逸，均为被收买的人员事先通风报信。” 101
1930年以前，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情报机构还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合作。李克农和钱壮飞为南京国民政府特务机构的成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和徐恩曾不可能完全没有警觉，然而针对上海和满洲的渗透又是双方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合作和斗争尚可并行不悖。1930年7月29日，远东局全面改组，米夫任远东局书记，雷利斯基和埃斯勒辅佐他 102 。这次改组说明斯大林系对老近卫军系的胜利正在从中央向前线扩展。远东局作为国际恐怖分子的一大重镇，早晚不容于斯大林培植的土鳖新阶级。苏联内部的清洗升级后，肃反机构进驻上海。米夫和远东革命的早期负责人相继死于非命。相应地，火并的倾向逐渐压倒了合作。1932年以后，“红队”开始清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的据点（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以后，哈马斯对法塔赫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队员，冲进调查科上海闸北分区斯文里的秘密办事处，实行刺杀，结果调查科工作人员王寿喜被击殒命，分区主任赵伯谦夫妇、工作人员郝鸣、吴修均被击重伤。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下午，调查科工作人员四人，路经南京路江阴街，发觉有红队五人在，乃迅速逃至岗警附近，红队仍开枪射击，死一人，伤二人，红队人员则在纷乱中逃逸；
同年五月，调查科工作人员一人，正前往法院，为一自首中共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击毙；
同年六月十四日，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史济美，由京述职返沪，赶往已定之约会，抵沪后即驱车迳赴约会地点，但一下车即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地的红队队员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同年八月十二晚，调查科新任上海区负责人钱义章，到职二个月之后，亦于中华饭店三楼电梯旁，被预伏该处之红队袭击身死。 103
红队并非战无不胜，《色·戒》主角原型丁默村、李士群就是在刺杀国民党特务陈静的途中败露被捕的。1933年秋到1934年秋，国民党在全国捕获了4505名地下党员，其中4213人叛变，“自首叛变率”高达95％ 104 。国民党部分出于意识形态的亲和力，部分出于情报人才的缺乏，特别喜欢重用前共产党员，丁、李二人甚至高升到汪兆铭政权情报首脑的位置 105 。当然，国民党人更愿意用新三民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优越性来解释。“除了极少数（大概是五百比一）顽固倔强的交付法律制裁以外，其余都是给予自新报国的机会，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从错误道路上挽救过来的青年，他们的服务成绩，一般都是非常优越，而其反共意志之坚决，尤其比一般未入圈套的人强的多，这大概是他们这一番痛苦经验换来的认识。” 106 无论叛变的真正原因是不是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倒戈共产党员的贡献确乎毋庸置疑。中统旧人万亚刚在《国共斗争的见闻》书中“谜，还是谜”这篇文章中写道：“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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