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次级帝国主义的深入

晋绥和东蒙的纠纷由来已久，在条约体系-五族共和的弥缝之下尚能维持。国民政府在东北亚溃败后，对蒙、晋双方的侵蚀骤然加强。红军这时恰好沿着蒋介石希望的路线，闯入晋绥、西北军、内蒙和穆斯林宁海军犬牙交错的边界地带，发挥了给中央军带路的作用。阎锡山利用他身为同盟会元老在辛亥和北伐期间积累的资源，为晋绥自治政权争取到了相对较为体面的投降条件。这一东亚的模范、秩序的孤岛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著称，给外人留下了酷似瑞士和乌拉圭的印象，现在终于像黎巴嫩一样沦为周边秩序瓦解的牺牲品。西北军一开始就是作为红色蒙古的延伸、远东真主党的先驱而存在的，终于通过制造卢沟桥事变，完成了最初的基因设定。宁海军依靠宗教的组织力，既能压制迪化和延安的红色政权，又能抵制南京的内亚拓殖，一直坚持到冷战全线展开，组织的优势才终于无法抗拒地缘的劣势。

1935年的巴蜀公路计划打开了“以贵阳为中心通向湖南、云南、四川、广西的主要干线，接着预定开通的干线合计达三十条。” 159 这些经费来自巴蜀的征敛和公债，为抗战和冷战期间渐次升级的超经济剥削打开了道路 160 。1935年11月3日的《币制改革紧急令》用纸币取代了巴蜀市场长期流行的硬通货，启动了进步主义者用恶性通货膨胀支付军费的锦囊妙计，永远结束了巴蜀斗米三钱、蜜橘如土的黄金时代。巴蜀十大银行步上海、吴越金融家的后尘，沦为中央银行的附庸，丧失了清末民初银行家抗拒官方征敛和赖债的职能

161 。通向计划经济的道路，在蒋介石和宋子文手中已经走了一半，而且是启动阶段困难最大的一段，以至于毛泽东和陈云后来的顺水推舟简直算不上什么成就了。一如既往，始作俑者的掠夺成绩不如后来居上者，于是在劫后余生的残民记忆中，始作俑者反而变成了仁政的化身，真正轻徭薄赋的大清和北洋时代，反而因为少折腾的缘故，不容易留下鲜明的记忆。

历史鲜有真正的原创，多见改名换姓的复制品。二十世纪所谓的进步，恰好就是十七世纪英国和荷兰新教徒高举“宗教、自由和财产”旗帜大张挞伐的对象。巴蜀士绅和军官并非不了解革命政权的掠夺性，然而由于缺乏挣脱大中华主义认同绑架的勇气，只能为自己的掘墓人充当优秀助手。

#第三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