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共产国际的内陆攻略

斯大林亲自接管共产国际的工作以后，决定中国支部应该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既然刘存厚 108 这样没有外援的帝制余孽都能割据亚洲内地，苏区的能力不应该比他更差。共产国际“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 109 因此，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斗争从上海向内陆各地蔓延，各省的土豪共同体相继落到了沪、吴资产阶级的类似下场。

共产国际和三民主义者经常合作摧毁民初自治政权的残余，也经常为争夺剪下的羊毛而火并。在三十年代初，条约体系-民国法统的残余还比较丰富，双方以合作为主，共同剪毛，各自表述。蒋介石的战争为共产国际的渗透开路，共产国际的渗透为蒋介石的战争提供借口。到三十年代中叶，南方土豪的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双方在长江流域的关系日益接近零和博弈。蒋介石就用软硬兼施、网开一面、以邻为壑的策略，将红军驱向更加外围的藩属，为他的下一步扩张提供理由。粤军和红军都感到蒋介石对他们的共同威胁超过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威胁，结成了针对南京的攻守同盟 110 。粤、桂、湘、蜀明显并不乐意为莫斯科和南京的盟约牺牲自己，独立外交的传统仍在发挥作用。

红军的西窜，同时满足了南京和广州的隐秘期望——“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手方的动向。红军和粤方的谈判成功，使其在长征之初事实上为中共开放了西进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十分复杂。李宗仁就曾谈过：‘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111 “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动作。以致红军开始西进时，赣州一带防御相当空虚，‘南康县周围百里无国军。’”“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懈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为经营西南根据地张本，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红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对中苏、中日乃至国共关系，都透着历史深处一言难尽的微妙。” 112 刘湘则直率地指出，蒋介石以剿匪之名行谋蜀之实：“朱毛据遵义时，中央只口头宣称进兵，实则迟迟不到，现匪已经本军击破，而中央军各面如潮涌来，且进驻肥城，殊令人不解。” 113

鄂、赣诸省一开始就在南京政府直接控制下，由于涸泽而渔的便利和军政人员的高流动性，首先陷入群盗如麻的混乱之中。这时，何键、陈济棠、阎锡山等人的辖区尚称小康。蒋介石在开明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的支持下，逐步消灭和削弱各藩属政权，社会解体的范围随之扩大，为红军提供了更大的可渗透区域。中央苏区的幸存和扩大，主要原因在于南京和广州的长期斗争和客军在江西的不断政变。唐生智和何键通过引狼入室的北伐战争，破坏了谭延闿和赵恒惕苦心维护的宪法，结果使乡邦湖南沦为蒋介石、李宗仁和张发奎争夺的战利品，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袭击扫清了道路。广东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汪兆铭和张发奎亲苏反蒋的布局，借助蒋介石打击胡汉民、李济深和陈济棠的机会发展壮大。广西的宪制和文化自成一体，原本没有外人阑入的空隙，由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挑战和逃亡、蒋介石和李明瑞

114 的胜利和入侵，才造成了邓小平和百色苏维埃兵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