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南京国民政府的野望
蒋介石-张学良联盟在其全盛时代，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缺乏起码的认知，迅速沦为自己发明的意识形态牺牲品，致力于自坏长城的事业。他们各自占有中华民国名义领土的六分之一，不断侵夺西方和日本的条约权利，不断破坏各省和各邦的自治政体，不断干扰和打击自发产生的中间阶级。他们一旦清除了包围和保护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社会缓冲势力，就要面对凯末尔竭尽全力避免的考验。蒋介石的策略是模仿苏联和利用苏联，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然后在更大范围内重演清党故事。如果他发明的“中华民族”果真像波兰民族一样存在，无疑能够扶植他实现毕苏斯基的伟业。然而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他的想象，为他准备了哈米德苏丹和恩维尔帕夏的命运。他的抗战布局之所以能够展开，并不是因为他想象的中华，而是因为他不愿正视的苏联。“由于20世纪20和30年代早期大战略的失败，以及日本被假定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共产党在中国、蒙古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努力转为加强领土缓冲地带，以防日本入侵俄国。” 146 雷霆极少击中同一个目标，孙文和他的门徒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147 。新三民主义确实是一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伟大程度往往体现于扭曲受众健全常识的力量。
新三民主义有两块试金石：满蒙和台湾。奥斯曼主义者哈米德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凯末尔肯定会在满蒙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泛突厥主义者恩维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凯末尔肯定会在台湾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只有在奥斯曼主义的前提下，摩苏尔和君士坦丁堡才有可能“自古以来属于同一个土耳其”。只有在泛突厥主义的前提下，塞浦路斯和君士坦丁堡才有可能自古以来属于同一个土耳其。如果你走上了哈米德和恩维尔的道路，凯末尔不会在道路的尽头等待你。凯末尔如果愿意发明自己的新三民主义，完全有机会利用大英帝国的撤退和苏联的扩张，以抗英统一战线领袖的身份联俄容共，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摩苏尔和塞浦路斯，用本来可以创造小土耳其的资源买下《开罗宣言》的短暂荣耀，然后用塞浦路斯的流亡岁月偿还当年的透支，等待君士坦丁堡的苏维埃政权和尼科西亚的希腊独立分子合拢铁钳。新三民主义者以为意识形态有无穷的力量，足以欺骗神明和历史，犹如欺骗离不开符号的群众，结果只是成功地欺骗了自己。
在此期间，王家桢为张学良主持机要。他的风格模仿陈友仁，不亚于陈友仁模仿托洛茨基。安国军政府时代的日俄平衡、反蒋剿匪变成了排日反苏、联蒋容共，将满洲由东北亚的暹罗变成了关羽的荆州。“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滑稽戏以其“诗意的公正”，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革命外交”开路和送终。仅仅“东北国民外交”的辞令，就已经充分暴露了新三民主义者“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的小聪明。第一层小聪明体现于“东北”，意思是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操纵法律上不能染指的关东。第二层小聪明体现于“国民”，意思是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破坏日本的条约特权。
国民党的特洛伊木马策略来自过去的革命导师和现在的竞争对手苏联，造成的结果比苏联自己的策划都更有利于苏联。国民党成功地渗入张学良集团的要害，通过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的共同创始人钱壮飞。国民党成功地将“流氓外交”从汉口移植到满洲，通过国共两党抗日救亡的共同先驱者阎宝航 148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以六大宗旨著称：不去日本；不与日本人私人交涉；不向日本出口原料；不使用朝鲜银行券；禁止买卖日货；不雇佣日本人。阎宝航履行这些宗旨，在西京（日本京都）会议上公布了《田中折奏》，有效地消灭了张作霖之死创造的日蒋合作机会 149 。张学良为了证明年轻人办事也不差，相应地发出了步步紧逼的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1929年4月）、禁止购买日货（1930年6月）、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1930年7月），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1930年7月），通令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最终通过“万宝山事件”，径直向若槻-币原政府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要求，置东京的国际协调主义者于死地 150 。
帝国主义者饱受革命外交或流氓外交之苦，自然不会过分同情太晚才挨打的新三民主义者。1931年11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向内阁提交了《满洲备忘录》。英国人以其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情况下总是令人钦佩的公正指出：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来自日俄战争，远在中华民国成立和国民政府存在以前，却没有妨碍国民政府声索满洲的主权、用不断升级的流氓外交干扰日本人的活动，最终酿成了9月18日的冲突。日本的过度报复违反国联的宗旨，但毕竟事出有因。事件不能视为一国军队跨越边境入侵邻国，因为南满铁路区域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 151 。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威斯利承认：“根据法律，很难限制日本发展其在满洲的条约权利。” 152 恶人自有恶人磨，英国人犯不着亲自“给猫脖子系铃铛” 153 。麦克唐纳政府训令英国驻外使节，“切忌首先对任何一方提出抗议。” 154
国联调查团认为双方都有不是之处，简单地恢复原状只会重演新一轮冲突，釜底抽薪的办法莫过于建立国际共管的“满洲自治政府”：“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就国联行政院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在外国顾问协助下组织特别警备队，构成境内唯一武装力量。” 155 这种方案的精神酷似“上海自由市”计划，实际上就是建立挪威、罗马尼亚式缓冲国，进一步减少大陆出现统一或强权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强化英国仲裁的世界和平。维也纳体系或自由主义世纪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端在列强浸淫绅士俱乐部的精神。问题在于德、奥、俄正统君主制能够做到的，莫斯科、南京和东京的革命政权却不可能做到。后者存在的合法性就建立在推翻国际秩序的使命之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隔离开来。
维也纳体系和联省宪制不会对失败者斩尽杀绝，而革命外交的历史任务就是删除失败者。“国民党之外交政策，仍踏袭联俄时代之口号，呼号‘打倒帝国主义’，而实力又不足以副之。徒挑动世界各强国之恶感，初无可以使人惧我之道。外人每詈近年来中国之外交为狂妄夸大，有由来也。平心而论，国民党在外交上之失败，其最大原因，即为轻举妄动，遍树敌人，无敏锐远大之眼光，纯鹜虚骄之气，事实上本已失败，而犹大言壮语以欺饰国民。” 156 中东路事件 157 和九一八事件证明新三民主义在东北亚正面战场不是共产主义和泛亚主义的对手，但在内亚侧翼仍然有能力吞噬十九世纪的残余秩序。内亚之于南京国民政府，无异于远东之于共产国际、满蒙之于泛亚主义——三大革命势力都在幻想，侧翼进攻可以替代正面战场的失败，结果都只是延长了失败的时间和牺牲的痛苦。共产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朝鲜到高棉的牺牲品；泛亚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菲律宾到新加坡的牺牲品；新三民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东蒙、南粤到西蜀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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