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激进派的满洲梦

蒋介石在幻想的空中帝国飞翔，斯大林在灼热的地下帝国挖掘。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经营阳光下的土地。

泛亚主义者认为，九一八事变仅仅是纠正了二十年代绥靖主义的错误。“满洲堡垒”的伟大意义不限于此，应该为亚细亚各民族的新生开辟道路。朝鲜和台湾的殖民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游戏规则，没有对母国的宪制和殖民地的社会造成革命性的冲击。而满洲国的成立表面上以条约体系的残余为打击目标，实际上体现了日本国内进步主义者对明治宪法的隐蔽革命。这些进步主义者对“东北亚美利坚”的期望，非常接近于英国清教徒对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期望。战后日本和韩国的成就，在政治上和表面上奉美国倡导的民主主义为正朔，在经济上和实质上却沿袭了“满洲实验室”的某些元素，尤其是开明官僚-产业政策-大企业的配合默契。“满洲实验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前的朝鲜和台湾殖民地、甚至日本本土，并不具备推动社会实验的条件。“满洲国”不仅在远东国际体系内，而且在日本宪法结构内制造了一片真空地带。“处女地效应”为日本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提供了机会，否则他们在国内的前途原本是很成问题的。“满洲国”存在的十几年时间，保证了他们的历练和成熟。战败适得其时，将实验室成果交给大众。

詹森（Chalmers Johnson）在名作《通产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宣称，满洲国的发展计划是战后通产省政策的蓝本。吉田茂和岸信介跟满洲国时期的官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弃其名而取其实”的方式，把“统制经济”这个难听的名词包装成“产业政策”，挂起一面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旗。企画院（日本战前直属内阁的物资动员和政策规划机构）充满了热爱进步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相信自己能够加速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岸信介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成长年代，然后在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任内找到了大显身手的场所。总务厅和内阁的关系，相当于《是，大臣》里面的汉弗莱爵士和哈克大臣

74 。“满洲国”的特殊政治地位要求总长和大臣必须由本地人和统战对象担任，次长和顾问则多半是实际秉政的日本人。战后民主主义表面上强调民选政治家的权力，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革除优秀官僚左右平庸政治家的隐秘权力。政治家忙于选区事务，通常只能满足于审核官僚制定的为数不多几种方案，发挥歌舞伎表演的职能。“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都是岸信介的杰作（当然他在战后就不再用“五年计划”这种苏联色彩浓厚的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