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日本经营南洋

德国征服欧洲大陆，给东南亚的反殖民主义造成了填补真空的机会。有田外相试图配合英美维持南洋现状的政策，随着短命的米内内阁倒台而烟消云散。第二届近卫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向呼之欲出的举国体制做出了新一轮让步，给奄奄一息的政党政治钉上了又一颗棺材钉，对棺木已拱的国际协调主义掘墓鞭尸。大联合政府“站在帝国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虽然说是独自的道路，但它绝不意味着消极的自主外交。必须认识到，这不只是简单消极地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是要自己主动地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为了坚决推行上述外交国策，必须尽早摆脱依靠外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 92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广州湾），力图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同时迅速迫使其同意我军担负补给任务部队的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并力求取得帝国所需的资源。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对于香港，与彻底切断缅甸援蒋公路相配合，强有力地推进各方面工作，首先迅速铲除敌对势力。对于租界，首先谋求消除敌对势力和撤退交战国军队。同时诱导中国（汪兆铭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使逐渐收回之。” 93

1940年7月23日，日军越过印度支那边界。7月28日，美国随即下令禁止对日输出钢铁。通向珍珠港的道路就此打开，日本再也无法回头。“独立自主外交”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意味着outlaw（法外世界）针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注定将战争和饥荒带给挑战者统治的平行体系。国民党身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黑吃黑，自然可以不受直接的惩罚；东南亚殖民地却有合法的保护人，outlaw很快就会体验警察的力量。蒋介石在上海陷落以后期待的国际反应，终于在印度支那陷落以后出现了：尽管方式没有多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但重庆国民政府依然由此实现了报复日本的梦想。

泛亚主义在东南亚经营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并非没有留下自己的种子。南洋的历史时间表比东北亚慢半拍，自由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最终解体。日本的入侵对东南亚的冲击，效果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北亚的冲击。冷战颠覆活动在南洋历史格局当中的地位，类似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在东北亚的地位。在两种情况下，第一冲击波都构成了后继反应的背景。日本人在东南亚的破坏和建构作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菲律宾除了地缘以外，完全不属于亚细亚社会，日本只能采取类似欧洲的占领军模式。泛亚主义完全不能唤起亚洲天主教徒的共鸣，面对美国的训政体制，大东亚共荣圈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缅甸、马来亚和印尼的国族发明直接源于日本泛亚主义，政治精英的传统同样来自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反殖民主义；暹罗王国转化为泰语民族的国家，主要也是日本刺激的结果。日本培养的学徒（指缅甸、马来亚、印尼、暹罗）在战后发动独立运动，大体实现了皇军未了的期愿。日本任何时候想到重返亚洲，都会在这里找到箪食壶浆的追随者。印度支那的形势介于两者之间，天主教社会已经存在，但不够强大；日本的挑战足以破坏，但不足以建设。两败俱伤的残局为北方的渗透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将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的衣钵传给了南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