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九六〇年代的逆袭

毛泽东的智力并没有在1960年代突然降低，倒是自作聪明的批评者陷入了外围群众专用的欺骗性认知图景。如果你对照1940年代的东亚战争地区和19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场，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两场超限战当中的地位和战略没有多少差异。赫鲁晓夫和蒋介石除了实力和领地的差异以外，所处的格局和战略也是极为相似的。真正的差异在于美国人的格局和战略与日本完全不同，大略相当于日本处在一个只有东亚的世界上，致力于本国和盟国的建设和发展，对层次远远低于自己的挑战者采取隔离政策，坐待后者油尽灯枯（局部战场的相似性尤其明显，六十年代的敌后根据地重蹈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覆辙。斯大林和满洲的资源及时输入以前，八路军的处境非常接近六十年代的马来人民解放军和北加里曼丹游击队）。赌徒策略通常会导致小概率的异常胜利和大概率的频繁失败，但赌徒名垂青史的机会肯定远远超过不赢不输的庸人。

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作为斗争所需的资源，命运就此注定。具体的政策有错误，并不是不能纠正或改进，具体的干部有错误，并不是不能罢免或纠正。然而，目标已经决定了代价的数量级，代价分布的具体方式不会影响基本盘。沙皇不需要乌克兰农民饿死，因为他的野心仅限于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世界革命战略的目标越宏伟，命中注定的饿殍就越多。1960年代的逆袭目标遍及全世界，对1954年宪制提出了空前的考验，大批农民只能原地饿死，红色中国通过了列宁主义的质量标准（历代王朝在远为轻微的考验面前，就因为流民的冲击而垮台了）。毛泽东的优孟衣冠造成了东方皇权复活的幻象，然而组织力量才是真实宪制的核心。儒法国家的碎片可以作为点缀存在，但动员和汲取的强度都达不到列宁主义组织的及格标准。领袖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不会认错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威胁。

毛泽东不是创造者列宁，也不是组织者斯大林。他是组织的后来者和陌生人，像野蛮人面对复杂的机器，既不能离开组织的服务，又不能信任组织的忠诚。因此他格外需要保持进攻性姿态，以免清晰的阵线暴露自己的孤立和脆弱。他掌握格局的能力高人一筹，擅长游走于危险边缘。混乱能够破坏组织对领袖的柔性规训，消耗组织或社会积蓄和沉淀的力量。乱局即使对他不利，也总是对他的潜在威胁者有更大的妨害。周期性的运动将一代又一代重新凝聚的核心打散，将社会保持在软弱和猜忌当中。针对苏联的挑战绑架了党内的列宁主义者，使后者无法名正言顺地架空领袖。他运用流民，得心应手。后者虽然成（领袖之）事不足，终究败（他人之）事有余。老列宁主义者和新技术官僚一旦形成组织上的结合，他的末日就会来临。刘少奇恰好代表了这种危险的结合，他自然要翦除隐患。

毛泽东篡夺世界革命领导权，完全重复了他篡夺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布局和策略。他的反戈一击将苏联置于蒋介石的生态位，两位前领导的真实历史地位都会将毛泽东置于尴尬和屈辱之中。世界革命的逆袭即使没有成功，至少也发挥了重构党史－革命史的功能。毛泽东只有在自己摆脱了红色石敬瑭的地位以后，才能锁闭老列宁主义者重返红色满洲国的路径。梁山系统对组织力量的嫉妒、散沙社会对征敛屠杀的恐惧、前朝余孽对苏联夙敌的怨毒，经过巧妙的感情炼金术，从不同角度将能量注入1960年代的逆袭。苏联发现自己三十年前陷害国民党的手段，通过自己殚精竭虑养大的逆子，像飞去来器一样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数十年来第一次，他们不得不防御和自辨。“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扩大国际联系用于推广自己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相矛盾的特殊观点，以很不正当的方式把一部分兄弟党吸引到自己一边，以便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 151 “苏联坚决反对把和平共处理解为：维持国家内部的某种‘原状’和拒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一系列针对苏共的污蔑性攻击中，中共领导人的主要谬论之一在于，苏联所执行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似乎意味着其忽视了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并号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平共处。这里不妨指出，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有意曲解，实质上与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解没有任何区别。” 152 这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语言就是说：“和平共处”和二十年前的“统一战线”一样，仅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单方面和平。无产阶级继续保持革命的权利，资产阶级放弃反革命的权利。北京恶毒地污蔑莫斯科有意遵守协议，完全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