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大中华主义在台湾失败

国际共产主义体系像传说中的养蛊密室，通过匮乏的资源和激烈的斗争，筛选出吞噬同类的胜利者或幸存者。冷战前线的另一方大体建成了威尔逊主义实体的幼苗温室，用集体安全体系保护了前近代社会最敏感脆弱的转型期。远东体系以旧金山诸条约为基础，以日本为政治和地缘的拱心石。吉田政策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版的“一边倒”，利用国际新秩序锁定了日本的国内宪制。民主政体在美国主要是一个宪法解释问题，在日本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定位问题。冷战时期的远东各国大抵形成了以美军为宪法仲裁者的习惯法体系，然后根据这个习惯法体系塑造自己的成文宪法。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国家建构－宪制演化－国际博弈交错互动的局面，在东亚表现得格外明显。由于冷战边界穿过金门海峡，台湾的宪制经常像试纸一样敏感。日本对战前的殖民地和战后的重要水道非常关注，但战败国的身份使他们格外谨慎。1961年3月1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日本的中国政策》：“美日两国的中国政策，在将台湾留在自由世界的同时，扩大与中共的交流方面，基本政策是一致的。日美间所不同的是，美国与中共坚决对立，而且台湾已处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之下；而日本由于内外条件所限，不能采取刺激中共的政策。同时对国民政府，日本的影响也很有限。因此，日本的中国政策不得不以低姿态出现。” 157 佐藤荣作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 158

其实更简捷的表述方式应该是，中国想象本身就是冷战塑造的产物。国民党需要把自己塑造成坚定的反共斗士，将自己和苏联长期而复杂的暧昧关系从记忆中抹去，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共产党需要将曾经见证革命的几代人从现实中抹去，在一张白纸上发明一代新人，以此斩断和抹黑东亚－内亚诸文化的历史及其正当性。神话理应实现自欺欺人的效果，但经常只能实现前者。中国概念的功利性及其载体的投机性，在美苏双方的内部材料中暴露无遗。1961年6月20日，中央情报局发布了《对中华民国政府前景的预测》。报告将台湾人分为四类：数百名中国领袖，一百五十万中国民众，一千多万台湾民众，十八万土著。只有第一类人渴望光复大陆。第二类人最容易受到共产党诱惑而多少有些自愿地与北京和解。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的关系将会日益紧张 159 。1945年12月29日，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 160

明眼人不难看出，冷战时期的中国想象实际上是给威尔逊主义需要的台湾冷战政权敷一层糖衣。国民党政权残留的列宁主义和大中华主义成分太多，需要根据冷战自由主义的标准修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最后挣扎非但不能代表冷战体系的需要，反倒让新三民主义者得以拖延体面失败的结局。1960年，胡适对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表示：党外精英即使在雷震入狱后仍然没有放弃组党行宪的努力，他们的运动背后还有副总统陈诚的暗中指导。蒋介石用“反攻大陆”的紧急动员需要化解了国民党上层的反抗暗流，然而台湾本土人士对“反攻大陆”从未如此缺乏兴趣和动力 161 。

美国情报结构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援助是不可能胜利的，然而美国的压力可能会将北京重新赶进莫斯科的怀抱。肯尼迪政府要求蒋介石政府说明增加军费的性质和内容，否则就重新审查援助计划 162 。1962年6月22日，哈里曼-杜布里宁谈判达成了苏美双方共同维持台湾海峡现状的默契 163 。蒋介石不得不让步，1963年以后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准备工作 164 ，我们如果考虑到人民公社时代涸泽而渔的动员和汲取，就不难得出结论。蒋介石要么以类似的残暴和彻底准备战争，要么就会因为汲取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战争目标。如果蒋介石仍然像三十年代一样独立自主，很可能会做出类似抗日战争的选择，无论能不能得到名义上的胜利，台湾本土经济都会落到类似上海在二三十年前的下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国的约束都挽救了台湾幼弱的资本主义。

蒋介石以这种方式拖延转型，对流亡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们原先的社会关系网留在亚洲大陆，无根的花朵只能消耗枝叶残留的最后一点能量。六十年代的挫折夺走了他们最后的机会，今后的命运唯有凋零。蒋介石的土改虽然瓦解了台湾原有的社会凝结核，使流亡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占据了本土精英的生态位，但冷战体制迫使列宁主义的学徒模仿威权主义，因此无法遏制本土社会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新一代精英。台独活动长期以日本为大本营 165 ，原因同样在于《旧金山条约》体制给日本设置的框架性约束 166 。池田勇人首相和小坂善次郎外相推动一中一台最为积极，在1961年6月的首次日美首脑会谈中警告肯尼迪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国民党领导人有深厚的苏联背景，将来并非不可能重演国共合作；美国应该敦促台湾政权，放弃声索中国主权的幻想 167 。美国则根据“继承国家论”，提出了“简单双重代表权方案（台北继承安理会席位并接受北京加入联合国大会）”

168 。这种做法非常符合美国宪制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习惯。中世纪的古老自由通过美国的种子银行，正在发育为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