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新乔

生年：1954

现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财政学、西方经济学史

主要著作：《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契约与调控方式》《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

平新乔的书单

《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萧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

《严复传》，王栻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当乌云密布的时候

我生长在江南一个有名的大湖边的村子里。我上的小学就在从前的土地庙里，庙的大殿成了我们集会听校长讲话的礼堂。我们上学时，学校礼堂一侧仍然供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菩萨，菩萨前的香火还是续着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根本不知道《四书》《五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也只是夏晚在石桥上乘凉时听老人们说起过。孩子们的课外读物极稀少，偶尔，盛志芳同学带一本《说岳全传》来，就足以在全校引起轰动。志芳的爸爸是地主，他家里有一些书，让我们很羡慕。

小学四年级时，一天，不知何人转来一本书，书的封面已经不在了，封底也掉了，最后那页只有半张纸了，但是封面里的扉页还在，书名是《当乌云密布的时候》，作者是“萧玉”。好在书的结尾还是清晰可读的：林玉生醒过来了，林玉生还活着。

这部书讲的是一个苦孩子跟着共产党成长的故事，林玉生是核心人物。之所以让我一直记着这部书，是由于两年后，我小学六年级时，又接连读到了《战鼓催春》和《古城春色》。在《战鼓催春》的扉页上明确印着“《高粱红了》三部曲之二”的字样，我才知道，原来，《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是《高粱红了》三部曲之一，作者是同一个“萧玉”。我至今未知这《高粱红了》三部曲之三是哪一本书？但是《古城春色》讲的也是林彪部队的一个基层连队的故事，从时间上看，《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战鼓催春》和《古城春色》分别反映了东北野战军在1946年冬、1947年冬和1948年冬的三段历史。

从思想感情上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这部书之所以让我刻骨铭心，还是由于我经常处于“乌云密布”的处境，经常像林玉生那样处于无助的情景，必须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走出困境。我十分喜欢林玉生，喜欢他那种文弱又坚强、忍受委屈又顽强奋进的气质、那种隐忍不发心中有谱的沉静。林玉生所在的连队的原连长迟贵义是林玉生的兄长，林玉生11岁在胶东参加八路军时，17岁的迟贵义就已经是营长的传令兵了。小说从26岁的连长迟贵义牺牲，民主联军退出安东（今丹东）开始，写到英勇的“新开岭战役”和“四保临江”。写出20岁的略带文弱的指导员林玉生在连长牺牲后，如何既当指导员，又当连长，如何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沉着和智慧稳定连队，将一个连队里的每一个战友都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终于赢得全连战士的信任和爱戴，完成一系列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全过程。《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这部书，实际上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1946年冬处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承受危难、承受打击、承受牺牲、承受流血、承受黑暗的内力。小说的另一条线，是林玉生与小英子相互寻找的过程，这是长达九年的寻找，写出了战乱年代有情人牵挂对方、甘心为对方赴死的生死恋情。爱情一定经得起生死考验。

将储存在我记忆深处的关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的密码激活的，是2010年公演的电视剧《高粱红了》。我没有想到，自己儿时的梦中偶像会在50年后被人搬上荧屏，青年小生朱亚文所扮演的林玉生，与我内心所期望的林玉生的形象完全吻合。电视剧《高粱红了》有三分之二的情节取自于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后面也有一些情节取自于《战鼓催春》，电视剧里的人物的十分之九来自于萧玉的原小说。在军旅影视弥漫“假、大、空”的当下，电视剧《高粱红了》由于以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的文学基础为根，成了难能可贵的上乘的军旅影视作品。

2010年的电视剧《高粱红了》也对萧玉的小说做了新的提升。比如，在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里，林玉生有三件不可须离的宝物：小英子的衣襟、炸死大娘的炮弹的弹皮和迟贵义的日记。而在电视剧《高粱红了》里，改成林玉生反复默诵迟贵义的六字遗言：在任何挑战来临时，我们应该“面对、接受、解决”。“面对”，就是决不躲避，决不开小差，决不做逃兵；“接受”，就是决不投降，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解决”，就是争取胜利而不是失败，不是盲目拼命。这六字真经，才是一个人在“乌云密布”时真正应取的态度。

我不知道电视剧《高粱红了》的编剧为什么不公告该剧是改编于萧玉的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的？但是，当我从荧屏里一集不落地看完《高粱红了》后，就立即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来重读这部让我魂牵梦系的小说。这一次，我真切地见到了封面，才注意到该书是195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离2010年这个故事以《高粱红了》被搬上荧屏，相隔整整51年。好在《高粱红了》原本就是萧玉想写的小说三部曲的大题目，这个故事现在以《高粱红了》冠名，倒是更好地体现了萧玉的内心对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经历磨练并走向胜利后所涌出的那份苦尽甘来的心情，那是庄稼人面对收获时的心态流露。事实上，我当初也是一看到电视剧的名字《高粱红了》，就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想到了《高粱红了》三部曲，猜测电视剧是不是《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才有看那部电视剧的愿望。

我在网上搜寻“萧玉”，得到如下文字：

萧玉，作家。山东文登人。原名于忠福。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乳山县儿童团团长、胶东军区分区宣传队副队长、东北民主联军连指导员、东北野战军纵队报社编辑。参加了临江、辽沈等战役。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学习报》编辑，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文艺创作组组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曾获三级解放勋章。著有长篇小说《高梁红了》三部曲、《大风口》、《龙家寨》，合作话剧剧本《带兵的人》等。

这一段文字介绍没有关于萧玉生卒年月的信息。真希望这位老革命家、老作家还在世。这里提到的《带兵的人》，拍成电影后，我小学时也看过。别的不论，光凭其留下的《高粱红了》三部曲中的两部，“萧玉”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高山仰止了。通过这段文字，我才知道，萧玉做过“四保临江”时期的民主联军的连指导员，林玉生这个形象里有萧玉本人的影子。“萧玉”这个名字，可能是“小于”的谐音，因作者的原名叫“于忠福”。而“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这个书名，就直接取自于毛泽东同志1947年秋在小河村会议上所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政治报告里的一句话。那时候，密布在中共头上的乌云正开始散去。看来，1946年冬，无论是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对于林玉生的连队，乃至对于林玉生个人，都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从网上得知，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摄制电影《新开岭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在新开岭全歼国军“千里驹”25师，是中共在东北打破“乌云密布”局面的靓丽开端。近70年了，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的惨烈决战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年指挥中共南满四纵的一代名将萧劲光、肖华、胡奇才、吴克华、韩先楚等也已经先后一个个谢世了。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都需要有人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都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不管这种人是高大粗犷的，还是文弱瘦小的。

从我1963年冬第一次读《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到今天，恍惚间51年过去了。这半个世纪里，我发现自己经常处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经常处于困顿、被围、黑暗的情景里，有时，甚至仿佛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八级地震，身后一片废墟，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可是，只要像林玉生那样，能够承受住危难，承受住打击，承受住牺牲，承受住流血，承受住黑暗，那么，以前失散的战友还会回来，以前的组织、人脉还会恢复，以前付出的努力就会加倍地补偿你，你的队伍会更加壮大！这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规律。

（2014.12.18）

外一篇：

严复成了我的一面镜子

我对严复的了解，主要是得自于一本很薄的小书《严复传》。这书才百把页，八九万字的样子，海蓝色的封面，上面有严复的书法。作者是王栻。我是1976年秋天在上海买的，2角6分。那个时候，好书很少，可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出了不少好书的。王栻这本《严复传》能够在1976年8月再版，真是难得。我1980年代从上海到北大求学，后又经历出国留学、留学回国，书架上的书屡经集散，那本1976年购得的《严复传》也丢失了。后来在一个地摊上淘到一本，喜悦之情远胜于得一个大奖，仿佛找回了自己。

我不是搞历史的，年轻时读这本《严复传》，没注意作者王栻的分量，甚至连问也没问：王栻是谁？但书中珍贵的信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终身的。比如，严复1877年3月去英国留学，同船出洋的全部28位同学名单，在这本小书的一个注解中全部登出，其中就有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名扬天下的战舰前敌指挥员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

后来这四十年里，国内也出版了几种严复传记，我都是翻翻没有读下去。我看非经济学专业的书，一般是随机翻一页，看看是否有可读的内容，如没有，就放下。在众多的严复传记里，唯独王栻X的这本，除了第三章里的个别地方我想跳过去以外，其余各章节，几乎每一页都不能跳过去，都有值得细读的内容，或引自于严复的私人信笺，或录自于一百多年前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的时政言论，都经过作者的精挑细品。尤其是散布于这本小书里的二百多个注解，极见功力，许多注解本身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文章。有时，注解透出的信息，比正文还多。往往寥寥数语，就让我能进入严复的内心，理解其苦衷，进而理解作为一个与晚清民初政治关系不浅的学者之处世艰难。

这本《严复传》告诉我，严复理工科出身，是从理工科转到他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上来的，而这个转变就发生于其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严复19岁时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原本是一个理工科的大专生。翻翻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所学的功课，主要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航海，其中数学从初等数学学到高等数学的微积分。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是在140年以后的今天，也足够学现代经济学了。严复毕业后在北洋水师实践五年，分别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海军岗位上历练，到过日本、新加坡，并在战舰的岗位上随沈宝桢到台湾工作过。可以说，严复的海军履历遍及我国近、中海的整个海疆。严复在1877年被沈宝桢以第一名选中，由马建堂带到英国留学，他和他的同学的目标并不是拿英国学位，而是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先花一年时间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理工科的基础课，再花一年时间到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实习。可见，严复所获的留学机会，是晚清强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批留学生只在英国学习两年，真正的课堂教学只有一年。

由于严复资质聪慧，无论在福建船政学堂，还是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第一年基础课学习，都学业优秀，这使布衣出身的严复得到了晚清改革名臣沈宝桢、马建堂、郭嵩焘的赏识。在英国留学的第二年，严复没有与其他同学一道到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上去实习，而是继续留在格林威治学院读书，而且除了与海军有关的课程以外，还读了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书。严复利用星期日，常去拜会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相互交谈学习社会科学的心得，并且成了郭的忘年交。严复一生的西学基础，就是在留英的这两年打下的。

别以为留学归来就仕途畅通。王栻先生在《严复传》里，向我们介绍了严复这个“海归”不如“土鳖”，甚至要放弃海归身份转而考土鳖的故事。回国以后，清政府仍按照原来的留学人才使用计划安排严复的工作。严复的伯乐是沈宝桢，沈宝桢本是能与李鸿章抗衡的两江总督，但就在严复归国的1879年，沈宝桢去世了，这使得严复的仕途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了他一生在政治上未获重用的重要原因。当然，整个留英人才，是按原计划留在晚清的北洋海军内的，归李鸿章管辖。

严复先是回到他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做了一年的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提拔出任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后来通过送银子，才谋到副校长的位置，最后才升为校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一共干了20年，一直没有进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内体制对于海归人士是封闭的。严复看到了晚清，尤其是北洋水师内部的腐败，私底下甚至说出三十年内中国会被外国吞灭殆尽的话，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还是投靠于李鸿章。甚至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想重新获得国内功名，按体制内的程序获得升迁，结果均告失败。这对于严复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这其实不但是严复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悲剧。不要说晚清政治里的顽固派对于西学是排斥的，哪怕是当时主张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洋务派领袖，也顶多是把懂西学的严复看做是“为用”之才，任命严复做个大学校长，已经算是破格重用了。就连主张变革的国内知识界、理论界，主导潮流的主帅也不是严复，而是不中不西、基本上是从传统中学里冲杀出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梁维新所谓的“新学”，其实是改头换面的中学，只是杂之以“人造奶油”式的西学词句。王栻先生在书中借用梁启超的话指出，维新人士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从一些不成熟的译本中生硬借鉴过来，整个中国处于一种“学问饥饿”之环境中，构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学派。其实不仅是在严复时代，就是在今天，也一直是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派占据上风。为什么？原因是：受众容易接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东西，太西化的东西接受不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严复想推广纯粹的西学，只能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因此，严复一生一直处于二线，退而做思想、教育、出版方面的工作，就是办报、办学与译书。办报离政治仍然太近，严复还是不适宜。可贵的是，严复在报刊上发表的几篇时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个严氏“三民主义”。其思想核心，还是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这非常契合严复的个人阅历和地位。当然，他也不是清高之士，对于政治一直是跃跃欲试的。王栻先生写到，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严复在百日维新的高潮时，也是积极介入的。在百日维新的最后一周里，严复曾单独被光绪皇帝召见问策。一周后，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对变法维新之士恨之入骨，将维新领袖的名字一一写在其座位左右，发誓要斩尽杀绝，可严复却相安无事，仍然回到天津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说明朝廷深知严复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正派的学者，论办学、出书，还是一把好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严复在仕途上的不畅，却成全了其在办学、出书方面的事业。在晚清，北洋水师学堂是最高的军事学院，其培养的人才，不但输送至北洋水师，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北洋军阀的人脉，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从个人来看，北洋军阀问题成山，但从社会、政治、军事的演化过程看，北洋水师和北洋军阀是军队的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台阶，而严复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的校长。王栻先生揭示，正是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后来，1912年袁世凯做了大总统，马上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其实，严复只做了9个月的北大校长，他的教育生涯，主要还是在北洋水师学堂的那20年。

作为学人，严复的勤奋踏实，令我肃然起敬。在1894至1908年间这15年内里，严复完成了《原富》《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10部英国社科名著的翻译，还亲自编写英语语法、政治学讲义出版，成为晚清介绍最前沿的国外社科学说的先行者和最大成就者。他自信其译文在30年内无人能够超越，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在中国，《国富论》的下一个译本——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问世，离严复的译本，相隔就有三十多年。

王栻先生就这样将一个由理科生转为社科、文科研究者的严复，将一个留英归来后漂泊于国内改革、强军、革命、复辟浪潮之边缘的严复，将一个严谨治学、正派勤奋，又不时卷入政治纠结的学人严复，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整个《严复传》，像一幅国画，清淡、雅致、高远。王栻是何人？他是从哪里学到如此高超的治史之功的？一查方知，王栻（1912-1983）是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其毕业论文就是做严复研究的，导师是张荫麟。王栻先生毕生研究严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是《严复集》的主编。这样说来，我在22岁那年买下《严复传》，乃是结交了一位高人。

我之所以将《严复传》视为珍宝，有一个私人秘密：严复生于1854年，我生于1954年，相差正好100年。自从读了《严复传》，我往往会每年都把自己与100年前的严复在当年做的成就相对比。比如，严复与我都是19岁大学毕业，严复与我都出国留学，可我比他晚出国12岁。又比如，今年是2015年，我就会去查严复在1915年做成了什么学问？我与他比，不足在何处？严复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年年要比。我这样做，其实也有由头：因为严复的像就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我每每去图书馆，总会见到他；严复的题词就刻写在我工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大楼前的石碑上，使我天天面对严复；而我的个人命运与工作机缘，又受惠于当年提携过严复的福建籍晚清重臣陈宝琛的后代——陈岱孙先生，因此我与严复先生有间接的传承关系；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更直接与严复当年的工作有关——我也从事《国富论》的研究，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强军、实现中国梦的种种问题，这与100年前严复的使命是一样的。冥冥之中，严复就像晚间的清风明月，伴我行走于未名湖畔。

（2015.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