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
生年:1951
现职: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记忆》丛刊主编
研究方向:“文化大革命史”
主要著作:《中西风马牛》《内蒙“文革”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吴迪的书单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东方出版社,1987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我读鲁迅要感谢“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议废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听那喇叭里的义正辞严,心中窃喜——这回可好了。
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是职员出身,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作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跟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如果接受美学“接受”的话,我很想请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鲁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觉地贯彻到方方面面:对主流的反感,对一元化的厌恶,对辛辣简约文风的推崇,对我行我素的酷爱,以及为人处世的尖刻孤冷,滴滴点点似乎都与鲁迅有关。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李曾说过,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李的一位博士生则认为,李乃历次运动汰洗下幸存的一颗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谦辞,“含金量最大”为知言。李先生多产且多面,其思想学说虽有游移、有瑕疵,但在当代学人中,给我启发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论”(编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为我写序的孟犁野、陈墨二位仁兄都认为,我那本《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竟然带有电影史论的味道。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听到中文系某教授厉声斥责李泽厚不是东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事后想想,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为革命释放了人性之恶。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李先生大约要戴一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吧?当他在台上弯腰挂牌做喷气式的时候,我估摸,一定会有“革命知识分子”冲上去愤怒地揭发他的反动言行,而更加愤怒的小将们则会因此多赏他三拳两脚。
前两年,社科院评院士,亦即所谓的“学部委员”。晓山名列其中。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的?为什么没有李泽厚?晓山说,大所两个,小所一个,基本上由所长副所长包了。我颇为李先生鸣不平。后来一想,确实不该评他。至于理由,这里就不说了。
李泽厚有句名言:“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照此说法,王年一先生就不该写《大动乱的年代》。可王先生不但写了,而且还影响深远,颇得好评。以至于欧美、日本都惦记着翻译此书。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把火,是一个路标,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看完这本书,我做出了一个貌似悲壮实则幼稚的决定——告别电影学院的教职,投奔到王先生的门下——那时候,王先生与他的同道们正酝酿着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那个“大动乱的年代”。
后来的事,我在一篇悼文中写了。简言之,王先生赍志而殁——研究所吹了,他主编的大辞典出不来,给我的书序也没来得及写。“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这是160年前龚自珍辞官南归时写下的。“生不当门也被锄”的命运不但由王,由我,也由我们的书共享。
人以群分,书以类聚。上面说的书是我的基本读物,这种读物有一个神异之处,它们会呼朋唤友,凝聚同类。久而久之,我的书架子就被这些读物的嫡亲旁系所盘踞。
(201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