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生年：1963
现职：自由作家
主要著作：《齐人物论》（与张远山、周实合著）《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性格辞典》
周泽雄的书单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古拉格群岛》，［俄］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散文理论》，［俄］维·什克洛夫斯基著，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伊利亚随笔选》，［英］兰姆著，刘炳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君主论》，［意］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
《福尔摩斯探案集》，［英］柯南道尔著，陈羽纶等译，群众出版社，1980
书有好坏之分。好书也可粗分两种：其一是泛泛的好，读过之后我们会想到掌声鼓励；其二则大有不同，读完后我们不仅会惘然怅然，还可能体验到一次全新的人生，我们会认为，今生若与此书错过，我们的人生极可能缺胳膊断腿。它们属于书籍中的诸神，它们构成了我们最隐秘的成长密码，对此除了顶礼感谢，我们别无二话。下列八书，即是我私人书架上的神明。我视书架为生命的万神殿，因而你可以想象，我下面的介绍是多么地挂一漏万。
《管锥编》
读《管锥编》，我有一种解脱，我发现自己再也不必与作者进行对话，我只是在晒日光浴。《管锥编》使我彻底放弃了好胜心，她使得阅读转化为聆听，如同欣赏古典交响乐。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从未在任何一个局部，对钱锺书的表达有过商榷之念。我怀疑，那些总喜欢将钱锺书的能耐归结为记忆超群的家伙，大概都不曾把《管锥编》坚持读上20页，对钱先生记忆力的赞美或奚落遂成为他们掩饰自身愚拙的方便途径。在我看来，钱锺书的语言才华和思辨能力，绝不在他的超人记性之下，乃是一个青铜般的事实。面对钱锺书，我有时会怀疑上帝是否也有可商之处，他赋予某个凡人如此不可思议的大脑，却没有同时赋予他彭祖般的高寿和千手观音般的形体，实在难脱渎职之嫌。我不清楚，如果钱先生的天赋被打个对折，他的成就是否会更大一些。
《罪与罚》
说句请您千万别见笑的话，在读过《罪与罚》之类人间杰作之后，我就一劳永逸地丧失了写作长篇小说的勇气。虽然契诃夫曾鼓励所有的狗都应该叫，但那多半是因为他坚信自己也是一条大狗的缘故。脑子里有了这些杰作所提供的伟大标准，即使读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长篇小说，也难免生出观看国内甲B足球联赛的感想。我知道这念头不对，但我的确无法打消这个念头，咋办？对别人取得的珠峰式成就视而不见，以便自己可以在一座奶头山级别的小土丘上摇动大旗，这真的无可厚非吗？
《金枝》
读大学时，除了精神分析学书籍外，我一度特别迷恋文化人类学著作，当时杂七杂八地读了不少。《金枝》（删节本）以其规制的庞大、视野的辽阔和知识的密集，允称个中翘楚。该书按今天的眼光看虽然已剩下若干历史价值，但她曾经惠予我的阅读快感和智慧启迪，却是可以斗胆比附成玛纳天粮的。我以为，一名从未接触过类似书籍的现代人（更别提文人学者了），他的知识结构有可能失去一个重要支点，他对人类丰富性和文明多元性的体认，有可能会较为勉强或流于教条。——另一本对我起到相似作用的名著，当属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我吃不准的是，《原始思维》对我的影响，是否超过莎士比亚对我的影响？至于超过歌德，则可以立刻断定。
《古拉格群岛》
正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一样，《古拉格群岛》也是除俄罗斯人外只有中国人（也许新新人类除外）才会读得格外心惊肉跳的作品，当然我希望有朝一日英勇的朝鲜人民也能有幸拜读它。至于美国读者，我怀疑他们只会把它视为《侏罗纪公园》性质的科幻读物。读《古拉格群岛》需要一种奇怪的勇气，那份狰狞惨怖的愚蠢，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去。那里面既有我们的苦痛，也有我们的面目。我的个人经验是，阅读此书的过程，相当于蹲了几个月的大狱。
《散文理论》
这是俄国形式主义之父什克洛夫斯基晚年的作品。在20世纪的文学流派中，俄国形式主义大概是最让我怦然心动的一个，但该书赐予我的无上欣喜却与形式主义无关。简单地说，这老头竟然完全没有中国老年文人中常见的谦退之风，对中国式的所谓“炉火纯青”（通常表现为一种只能用来炖甲鱼或煎中药的文火语言）不屑一顾，年逾八旬，文字兀自如野火勃勃，烈焰腾空，时不时还能做出高山滑雪般的危险造型。我随意摘抄几句，看看是否能灼伤读者的眼睛：“艺术更新人类的记忆”。“天空的雁很美。但奇怪的是，落到雁群身上的鹰更美”。“人类即使在失败时也有金刚石的粉末”。——他的文字饱经风霜却无一星斑白之色，他的文字让我不再惧怕岁月。
《伊利亚随笔选》
兰姆是我最心爱的作者，他的文字惟其没有一丝一毫的霸气厉色，才能以缓步当车的方式登基，成为随笔世界的真正王者。想探究随笔的妙道，读几页《伊利亚随笔》就成，这已是我多年来的独得之秘了。今人想写出兰姆式的随笔，在我看来至少比成为比尔·盖茨要难得多，文字的绝妙来源于性情的绝妙，性情的绝妙又直接源自天赐神授，旁人无法参禅，因为那里面似乎有一种舍弃了所有表演的玄机，他以拒绝高蹈的方式自在飞翔。我不知道兰姆是否伟大，但每当我觉得写作是件难事，我就会读他几篇随笔，滋味之美，约与兰姆本人吃烤乳猪时的心情相仿——众所周知，烤乳猪是兰姆心目中的天下至味。
《我的精神家园》
喜欢王小波，相当程度上源于身心的共鸣，因为我们的青春都曾经撞上了冤大头。我是那么喜欢读他的杂文，虽然与此同时我又意识到，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多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他只是不厌其烦地表达着生活的常识，生动俏皮地阐述着生命的尊严。和我们一样，他也有过一颗惨遭扭曲的心灵，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的文字里经常会发出一阵阵骨头撕裂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一直顽强地试图让扭曲的身心重新复位。正是这份自我疗治的精神，让我动容，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残留着的若干蒙昧。
《君主论》
世上原本就有赤裸裸的功利权谋，所缺的只是赤裸裸地谈论它，揭示它。对马基雅维里我相当敬重，而且我也相信，他撰述此书时有可能抱着一颗虔敬之心。作为一介无职无权的平民文人，我觉得自己没必要在日常行事中向马基雅维里讨教真谛，但作为一种政治、军事或外交谋略，我觉得马基雅维里主义并不可怕。它只是把潜规则公开化了，结果，阴险或狡诈反而有可能被提炼成全新的游戏规则，方便政客们有章可循而非心照不宣地彼此使用。人类最伟大的著作家，多是通过谈论不可谈论之物，奠定个人伟业的，马基雅维里如此，达尔文或弗洛伊德也是如此，而人类的眼界由此大开。
（2004.12.9）
外一篇：
作为榜样的福尔摩斯
两年前，《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栏目向我约过稿。我虽然本着老实招认的态度，报了些对自己影响巨大的书名，实际上我留了一手，有一本书故意隐瞒不报。我瞒着它，一方面是担心被人视为野狐禅，另一方面也有藏几文精神私房钱的意思。不久前在真名网上，一位中学老师发了一个帖子，询问应该向高中年龄段的孩子推荐哪些书，我终于耐不住了——
“让他们读《福尔摩斯探案》吧。”我说。套用网络术语，我感到自己的态度，当得起“吐血推荐”四字。
如果冒昧谈一下区区的成长经历，那么我要说，在我秘密书架的最深处，也就是西方人视为“衣柜里的骷髅”的那种地方，一直躺着一本书：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福尔摩斯探案》。
我是迟至大学二年级才读到这本书的，不过我依旧庆幸自己读得不算太晚。相对那些精彩的侦探故事，更令我着迷的，一开始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诱人的故事，当然会起到诱饵作用，有助于我以一颗不设防的心灵接受福尔摩斯，包括他的个性及处事方式。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尽管我从事的文字工作与福尔摩斯全无可比性，我热爱的文学恰恰是福尔摩斯漠不关心的（他连托马斯·卡莱尔都没听说过，这件事的滑稽程度相当于国人不知道鲁迅），但将福尔摩斯视为默默指引我前行的明灯级人物，绝对有案可查。
我写文学评论或随笔，经常会要求自己留意一些不易为人注意的小处，读书也是如此。我不认为自己天性如此，理由是，我坚信自己记住福尔摩斯如下的话绝非偶然：“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所提出的结果，往往使他左右的人觉得惊奇，这是因为那些人忽略了作为推论基础的一些细微地方。”我习惯将文章之道视为一门手艺，一名作家缺乏对文学手艺的尊重，一篇文章没有展现出一定的技艺，我总懒得肯定其价值。这态度的取得，福尔摩斯恐也难脱干系，是他坚持将侦探术视为一门技艺并孜孜以求的态度刺激了我，众所周知他为此不惜让自己的手被化学试剂炸出血来，甚至不惜去“嗅死者的嘴唇”。福尔摩斯不屑于谈论惩罚罪犯的重要性，对于强调自身职业的正义性，也兴味索然，相反，偶尔他还会抱怨罪犯层次太低，水平太次，没有犯出值得他费一番周折的大案来。我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出于技痒，并非惟恐伦敦不乱。他曾向华生抱怨：“这种简单幼稚的罪案，犯罪动机浅显易见，就连苏格兰场的人员也能一眼识破。”——我身为一介文人，不妨如此听取其言外之意：写作也应讲究一点难度系数，如果文坛也有一个“苏格兰场”，那种技术含量有限的文字，就该交给他们去操办。
福尔摩斯的性格，好像属于我们泱泱华夏文化不易培育出来的那种类型，异质基因的特征非常明显。他尊重事实，迷恋理性的方法，推崇经验，从来不知体恤大脑，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性喜夸夸其谈的中华精英不甚具备的。福尔摩斯式的个人主义，习惯将崇高和责任隐匿在务实的工作之中。话说回来，离开了敬业和技艺，世上本不存在崇高，除非，纸上的崇高也算。
我选择的谋生方式（我称之为职业文人，世人则胡乱称为“自由撰稿人”），大概也得到过福尔摩斯的一臂之力。“我是个非官方人士”，福尔摩斯这么说，我也想这么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不在乎官方的荣誉，能够学会从工作本身获得酬报，听，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华生是这样评价福尔摩斯的：“他做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酬金，还不如说是出于对他那门技艺的爱好。”当然，酬金是必要的，把姿态亮得太高，只会造成一种结果，就是令所有人明白：那只是一种姿态。福尔摩斯以“咨询侦探”的方式为他人提供优质服务之后，领取报酬时从来不曾流露羞涩之态，他只是没有因委托人是阔佬而额外敲榨一笔罢了。对此我也高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