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马歇尔的宪法思想
马歇尔是法律的信奉者,杰出的律师,但他不是法学家,不是法律思想家。这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职业经历有关。马歇尔一生只受过3年正规的法律教育。在霍华德大学法学院,休斯敦的目的是把马歇尔等人训练成为“社会的工程师”,“在法庭上为实现宪法下的平等权利而斗争”,[94]并不是为了培养法学家。法学院毕业后,马歇尔曾有一个机会到哈佛法学院深造,但是他放弃了。之后,马歇尔成为一名民权律师,投身于法律实践当中。由于马歇尔不是一个学者型的法官,所以他没有写出大部头的著作来阐述自己的法律思想。但这并不是说马歇尔没有法律思想,他的法律思想可以从他大量的法律意见、文章和演讲中体现出来。
(一)能动主义的自由派大法官
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两种基本的司法倾向。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司法能动主义的基本宗旨就是,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促进公平,保护人的尊严。[95]
马歇尔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他的“活宪法”思想。一方面,马歇尔是宪法和法律的信奉者,他一生坚持法庭斗争,既不支持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群众运动,也不支持马尔科姆·艾克斯等领导的暴力斗争和分离运动。他认为,法庭斗争是实现黑人权利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马歇尔认为宪法不是一部死文献,他曾专门发表演讲来阐述自己的“活宪法”思想。
1987年,马歇尔拒绝了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邀请,表示不愿意参加纪念活动。其后,在夏威夷的一次演讲中,马歇尔说明了他拒绝参加纪念活动的原因,阐述了他对宪法的认识。“我不能接受邀请,因为我不认为宪法的意思已经在费城制宪会议上被永远地‘确定’了。我也没有发现制宪者的睿智、远见和正义感,相反,他们设计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需要通过几条宪法修正案、一次内战和重大的社会变革才能使宪法得以维持……,当代美国人提到‘宪法’,他们援引的概念已经远远不同于200年前制宪者的理解。”[96]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宪法最初有意将黑人和妇女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后来又通过修正案纠正了这种不公正。马歇尔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宪法原则会不断出现,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要求。这个过程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还将继续下去。”最后马歇尔指出:“真正的奇迹不是宪法的诞生,而是她的生命,一个从我们自己制造的两个世纪的纷乱中吸取养料的生命,一个加入了许多她本身没有的财富的生命。”[97]
在这里,马歇尔并没有否认宪法文本的重要性,而是认为不应该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宪法文本。马歇尔认为,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演进都重新定义了宪法的含义。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对宪法的解释必须进行相应改变。
在最高法院时期,马歇尔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也可以从他的法律意见中体现出来。马歇尔认为:司法系统应该在促进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应该积极保护那些处于政治经济主流之外的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利,使他们免于政府的压迫。马歇尔认识到,联邦政府的保护,是那些受到损害的个人权利得到纠正的最后机会。
在1970年的学校隔离案中,马歇尔说服大法官们,使他们支持用校车接送、跨区就读的办法来实现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在1974年的另一个学校隔离案中,马歇尔希望利用法庭的力量实现底特律市区和郊区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但是由于保守派力量的增强,马歇尔没有成功。在1976年的堕胎案中,马歇尔支持当事人的要求,认为政府应该为公民堕胎提供医疗补助,使贫穷妇女能像富人那样得到良好的医疗救助。在1978年的肯定性行动案中,马歇尔主张补偿黑人过去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努力实现黑人和白人政治经济地位的平等。
马歇尔的这些法律意见都体现出他的能动主义司法倾向。在马歇尔看来,最高法院大法官有义务为社会上的各种不公平现象提供司法救济,法官有实现正义的使命。当然,马歇尔过于能动的司法倾向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甚至有人认为,马歇尔的这种司法能动主义是“对分权制衡的直接威胁”[98]。
(二)促进种族融合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人比瑟古德·马歇尔更致力于推进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融合。在马歇尔看来,要使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真正实现黑人和白人的平等,种族融合是唯一的办法。
马歇尔出生于巴尔的摩一个黑人家庭,在他童年时期,虽然巴尔的摩种族隔离非常严重,但是在父母的精心保护下,他对种族隔离并没有太多感受。而且,马歇尔家与白人家庭多有往来,所以马歇尔并不仇视白人。从小学到大学,虽然马歇尔就读的都是黑人学校,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痛苦的经历。因此可以说,直到大学毕业,马歇尔都没有真正受过种族隔离之苦。然而,就在大学毕业后,马歇尔品尝到了种族隔离的真正滋味,这促使他更加坚定地投身到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法律斗争中。
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马歇尔向军队、公共交通、住房和教育等领域的种族隔离发起冲击,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中最重要和最能体现马歇尔种族融合思想的是教育领域中的种族融合。马歇尔把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看作废除整个国家种族隔离的关键。他认为如果不同种族的孩子们在一起上课,他们不仅可以从小加深对其他种族的理解,而且都能获得一流的教育。[99]
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挑战学校种族隔离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并不直接要求种族融合,而是争取实现隔离学校设施的绝对平等,目的是迫使学区在没钱建立平等隔离学校的情况下,允许黑人学生就读白人学校,从而实现种族融合。[100]在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之初,马歇尔也是使用这一策略,即以实现种族平等为手段,达到实现种族融合的目的。为了证明学校的“隔离但平等”不可能,马歇尔等人首先向法学院等专业学位教育阶段发起进攻,因为在法学院阶段维持种族隔离的代价非常高。由于许多州没有黑人法学院,所以,为了实现“隔离但平等”,州不得不建立一个新的黑人法学院。这不仅要花费大量的建设费用,而且要维持这个法学院也是一个难题,因为由于黑人学生非常少,一所法学院建立以后,可能几年之内都只有一两个黑人学生,而要维持这所学校却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在没有能力做到的情况下,许多州不得不实现种族融合,让黑人就读白人学校。
这种策略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效果有限。“二战”结束后,大批黑人退伍军人回乡,经过战争洗礼,他们变得眼界开阔,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经过认真讨论,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决定把废除“隔离本身”作为目标,向种族隔离发起正面进攻。
马歇尔直接挑战种族隔离的做法不仅遭到白人的激烈攻击,也遭到一部分黑人的反对。最具代表性的反对者是卡特·威斯利(黑人),他经营着休斯敦最有影响力的黑人报纸。威斯利认为马歇尔的种族融合要求将会危及黑人学校,尤其是黑人学院的利益。威斯利确实代表了一部分黑人的想法——应该为黑人学校争取同等的教育资金,而不是实现黑白学校的融合。他们担心,要求种族融合会激怒各州的白人官员,从而使黑人学校失去本来就不多的教育资助。
1947年,马歇尔在得克萨斯州发表演说,批判了威斯利的观点,解释了不得不实现种族融合的理由。马歇尔指出,事实证明,在隔离的学校体系中追求平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黑人已经在隔离的体系中寻求平等80多年了,至今仍没有获得丝毫的平等”[101]。最后,马歇尔得出结论:在隔离的体系中寻求种族平等是不可能的,只有实现种族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
马歇尔“在种族隔离的体系中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的观点,部分地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同。在1950年的“斯威特诉佩恩特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由于学校的声望、学校的历史、校友和影响力不同,新建立的黑人法学院不可能和原来的得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平等。该判决严重削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性。
在1954年“布朗案”中,最高法院作出了最后裁决,宣布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宪,隔离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隔离但平等”原则被推翻。此时,马歇尔对实现种族融合的前景非常乐观。他幻想最高法院会命令学校立即开始融合行动,并在1956年秋天之前完全实现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102]然而,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判决令马歇尔大失所望。在1955年对“布朗案”的第二个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下级法院应该以“极其审慎的步伐”(all deliberate speed)落实学校融合工作,不给实现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设定最后期限。[103]
第二个“布朗案”,宣告了马歇尔迅速融合计划的破产。马歇尔感到非常失望,但没有丧失信心。马歇尔呼吁黑人群众克制,要相信法律,不要进行和平抵制,更不要使用暴力,因为暴力解决不了问题。马歇尔指出,黑人不是要跟白人划清界限,而是要和种族主义者划清界限,不是加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而是要加深种族之间的理解。[104]
“布朗案”之后,坚持学校种族融合的马歇尔面临着来自两方的压力。一个是南方种族主义者,他们强烈反对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展开了大规模的抵制活动,拒不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1957年,南方的大规模抵制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达到了顶峰。该州州长福布斯公然蔑视法院的融合命令,动用州国民警卫队,阻止9个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心高中。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向小石城派出联邦军队,在101空降师士兵荷枪实弹的保护下,9个黑人学生才得以进入学校,中心高中的融合才得以实现。[105]马歇尔面临的另一个压力来自于黑人内部。对于法院斗争的旷日持久和低效率,广大黑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出现了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群众运动和黑人激进派领导的暴力斗争。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马歇尔不为所动,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继续坚持法庭斗争,继续促进种族融合。马歇尔坚信:石头和子弹解决不了种族问题,让黑人得到良好的教育是实现种族融合和种族平等的关键。[106]
1967年,被任命为大法官后,马歇尔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问题。不过,此时种族隔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但是却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被称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20世纪60年代,大量美国白人移居郊区,许多城市的市区实际上成为黑人区。由于当时实行就近入学政策,所以就造成了市区的学校几乎全是黑人,而郊区的学校又几乎全是白人的状况,造成了所谓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对于“事实上的学校种族隔离”,马歇尔主张由政府出面进行强制融合。在1971年的“斯万诉夏洛特-麦克伦堡案”中,大法官们一致同意采用公车运送、跨区就读的办法,来实现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可是,在1974年最高法院的“米利肯诉布拉德利案”(Milliken v.Bradley)中,最高法院判定,城市郊区的学校无须为市区学校的种族融合负责。[107]这就导致无法实现郊区白人学校和市区黑人学校之间的种族融合,无法改变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对于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马歇尔强烈反对,他在自己的异议中指出,这个判决是学校融合过程中的一个严重倒退。
马歇尔一生努力推进种族融合,虽然主要是为了提高黑人的地位、维护黑人的利益,但其目的绝不仅限于此。马歇尔绝非种族主义者,虽然他身为黑人,虽然他很多时候都在捍卫黑人的权利,但是马歇尔曾经为白人辩护,也曾经拒绝为黑人辩护。马歇尔希望白人和黑人之间能够加深理解、友好相处,毕竟两个种族要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是,在隔离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马歇尔倡导的种族融合,为实现种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马歇尔为美国种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坚决反对死刑
在美国,死刑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己见,争吵不休,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死刑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乎法律,而且涉及道德。因此无论立法、司法还是行政部门都把它当成一块烫手山芋,唯恐避之不及。作为20世纪美国著名民权律师和美国第一位黑人大法官,马歇尔一生接手了大量的死刑案件,对死刑这种刑罚有深刻的认识。进入最高法院后,他成为死刑制度最坚决的反对者。
马歇尔第一次接触死刑是在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作为一个法学院三年级学生,马歇尔和休斯敦一起为一个被指控犯谋杀罪的黑人辩护。虽然最后这个黑人被判有罪,但是没有判处死刑。对休斯敦和马歇尔来说,这是一个胜利,因为这种案件,被告通常都会被送上绞刑架。[108]
从法学院毕业后,马歇尔在巴尔的摩开始了执业律师生涯。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对他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死刑案。1934年,三名黑人被指控谋杀一个白人店主,马歇尔的当事人是其中之一。在法庭上,马歇尔指出自己的当事人只是为其他两人开车,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受害人。但是,马歇尔并没有说服陪审团和法官,法院以一级谋杀罪判处三人绞刑。然而事情还没结束,几个月之后,该案的主犯被减刑为终身监禁,马歇尔的当事人则在1935年被绞死。原来,该案主犯的辩护律师是个经验丰富的白人。当事人的死让马歇尔非常痛心和自责,因为他知道,这是因自己缺乏经验和不称职所造成的。这个时候,马歇尔感到死刑这种惩罚手段存在巨大缺陷。[109]
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后,处理死刑案件成为马歇尔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马歇尔的主要任务是帮那些在初审法院被判处死刑的人上诉,让上级法院推翻死刑判决。作为一个民权律师,虽然在法庭上同死刑做过无数次斗争,但是从法律哲学的角度来说,马歇尔并不是死刑的反对者,他并不反对死刑这种刑罚本身。甚至在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时期也是如此。马歇尔在第二上诉法院时期的一个法律助手证明,作为联邦上诉法官,马歇尔很愿意支持死刑。[110]
然而,进入最高法院之后,马歇尔对死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成了最高法院中最坚定地反对死刑的大法官之一。促成马歇尔这一转变的是他的好友、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布伦南。布伦南是一个坚定的死刑反对者。关于死刑问题,布伦南曾经和马歇尔有过几次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马歇尔认识到,作为大法官,他们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因为最高法院是美国整个司法体系的终点,是保护公民生命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1972年,在“富曼诉佐治亚案”(Furman v.Georgia)中,马歇尔第一次详细阐述了他对死刑的看法。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5 ∶4裁定,死刑在美国的执行是如此任意和反复无常,以至于它违背了宪法第八条修正案的禁止“残忍和非常的惩罚”条款。[111]除了支持多数意见,马歇尔还在附议意见书中表达了自己对死刑的看法。马歇尔认为,虽然制宪者可能并不认为死刑是“残忍和非常的惩罚”(因为在宪法制定时死刑是被允许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死刑在今天不是“残忍和非常的惩罚”。“过去我们做过的许多事情现在都已不做了”,马歇尔认为,死刑的执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死刑的不适应在增加,这就使得死刑在今天变成了“残忍和非常的惩罚”。[112]马歇尔还认为,威慑作用并不是死刑存在的合法理由,没有证据表明死刑能比终身监禁对谋杀活动起到更有效的威慑作用。[113]另外,马歇尔反对死刑还因为“死刑更多地落在穷人、文盲和社会的下层人的头上”[114],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
“富曼案”之后,美国民众对死刑的观点发生改变,大部分人重新支持死刑,许多州的议会又重新通过了支持死刑判决和死刑执行的法律。1976年,“格莱格诉佐治亚案”(Gregg v.Georgia)上诉到最高法院。随着最高法院保守倾向的增强,这次马歇尔没能说服中间派大法官,最高法院以7 ∶2推翻了“富曼案”,允许各州实施所谓的“更为结构化的死刑制度”[115],肯定了佐治亚州死刑的合宪性。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地承认死刑的合宪性。马歇尔对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表示强烈反对。大法官当中,只有布伦南坚定地和马歇尔站在一起。
“格莱格案”之后,马歇尔对死刑的态度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和无条件地反对。1986年,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一次演讲中,马歇尔阐述了自己坚决主张废除死刑的原因。在这篇演讲中,马歇尔没有纠缠理论,而是从实践出发,分析死刑的不合理性。马歇尔指出,由于死刑后果的独特性,社会有责任确保死刑被告得到一个公平的为自己辩护的机会,然而,在现实的司法体制中,死刑被告并没有获得一个捍卫自己生命权利的平等机会。[116]马歇尔指出,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死刑被告得到的辩护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为了让穷人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美国法律规定,对于那些请不起律师的刑事被告,法院免费为其提供辩护律师。但是这一措施并没有实现它期望的目标。经过调查,人们发现,那些被判处和执行了死刑的犯人,绝大部分是黑人或穷人。这种现象不难理解,为穷人指派的免费律师,几乎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法学院毕业生,这些人往往缺乏死刑辩护经验,根本无法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117]在辩护过程中,他们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这些失误的代价就是当事人的生命。对此,马歇尔有着深刻的体会,因为他有亲身经历。对富人来说,则不存在此类情况。他们总是高薪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很容易逃脱死刑的惩罚。
第二,在死刑被告和其他一般刑事被告之间也存在巨大的不公平现象。一般来说,处理死刑案件应该比处理其他一般刑事案件更加谨慎,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死刑被告在宣判前的准备时间反而比其他刑事被告短。[118]
在演讲中,马歇尔不仅指出了现行审判体制的缺陷,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并呼吁法院和政府采取行动。不过,马歇尔并没有改变对死刑的坚决反对态度,他认为,即使改变现在的审判体制,也不能消除死刑本身固有的问题,因此,他将“继续在任何情况下反对死刑”。但是,马歇尔知道,短时间内废除死刑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呼吁,“只要我们国家允许死刑,律师、法官和政府官员就有一种责任,他们必须确保那些面对死刑判决的人,能够像其他一般刑事被告一样,得到在法庭上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119]。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歇尔反对死刑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是死刑的特殊性。马歇尔一再指出“死刑(与其他刑罚)是不同的”,人死不能复活,所以死刑的判定需要特别谨慎,但是现在的审判程序不仅无法做到应有的谨慎,反而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因此死刑这种刑罚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死刑制度执行中的不公正。马歇尔认为死刑审判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违背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死刑的存在也不具有合法性。
1993年1月24日下午两点,马歇尔停止了呼吸。第二天,马歇尔的葬礼在国家大教堂举行,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的4000多人来为马歇尔送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致悼词,他用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说道:“‘法律下的公平正义’(Equal Justice Under Law),的确,没有人比瑟古德·马歇尔更致力于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没错,无论是作为民权律师还是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都把实现法律下的公平正义作为自己努力和奋斗的目标。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民权律师,马歇尔26年里所努力争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对黑人的承诺。在这个岗位上,他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这使他成为当时美国最杰出的律师之一。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同样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不过他所努力捍卫的不再仅仅是黑人的权利,妇女、儿童、刑事被告、移民等美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都成了马歇尔保护的对象。有人指出,作为大法官,马歇尔缺乏应有的中立立场和深厚的法律学识。是的,马歇尔没有斯托里大法官和法兰克福特大法官那样杰出的法律才华,马歇尔不是法律学者,也没有机会成为法律学者,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我们可以说马歇尔不是杰出的法官,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一个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而战斗的人,一个为公民个人权利免遭政府公权力的压迫而抗争的人!
马歇尔宣布退休时,有一位记者问道:“您希望人们对您的评价是什么?”马歇尔回答:“他用他所拥有的,做了他所能做的。”
(任东来、程法华)
* * *
[1].[美]托马斯·索威尔著:《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2].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p.17-21.
[3].Lisa Alfred, Thurgood Marshall,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0, p.8.
[4].Juan Williams,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hurgood Marshall”,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No.22 (Winter, 1998-1999), p.82.
[5].Lucius J.Barker, “Thurgood Marshall, the Law and the System: Tenets of an Enduring Legacy”, Stanford Law Review, Vol.44, A Tribute to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summer, 1992), p.1239.
[6].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35.
[7].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15.
[8].Nancy Whitelaw, Mr.Civil Rights: The Story of Thurgood Marshall, Greensboro, N.C.: Morgan Reynolds Publishing, 2003, p.1.
[9].Lisa Alfred, Thurgood Marshall,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0, p.10.
[10].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36.
[11].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41.
[12].Juan Williams,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hurgood Marshall”,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No.22 (Winter, 1998-1999), p.85.
[13].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53.
[14].1磅≈0.45千克。
[15].Lisa Alfred, Thurgood Marshall,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0, p.13.
[16].Juan Williams,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hurgood Marshall”,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No.22 (Winter, 1998-1999), p.82.
[17].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59.
[18].Mark V.Tushnet, Thurgood Marshall: His Speeches, Writings, Arguments, Opinions, and Reminiscences,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 2001, p.418.
[19].Mark V.Tushnet, Thurgood Marshall: His Speeches, Writings, Arguments, Opinions, and Reminiscences,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 2001, p.419.
[20].Mark V.Tushnet, Making Civil Rights Law: Thurgood Marshall and the Supreme Court, 1936-196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本书有中文译本,[美]马克·塔斯纳特著:《人,生而平等》,苏希亚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版。
[21].1940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部门改组为拥有免税特权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LDF),马歇尔成为该基金的首位领导人,LDF名义上是一个独立机构,但实际上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部分;1957年,在马歇尔的运作下,LDF真正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独立出来。
[22].也译为地方法官、治安推事,是美国联邦所属最基层的司法官员,是“不穿法袍的法官”。主要审理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违反交通案和小额民事索赔案件,由选举产生。
[23].Mark V.Tushnet, Thurgood Marshall: His Speeches, Writings, Arguments, Opinions, and Reminiscences,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 2001, p.464.
[24].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290.
[25].Mark V.Tushnet, Thurgood Marshall: His Speeches, Writings, Arguments, Opinions, and Reminiscences,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 2001, p.464.
[26].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296.
[27].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196.
[28].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311.
[29].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200.
[30].Carl T.Rowan, Dream Makers, Dream Breakers: The World of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Toronto: Little, Brown & Co., 1993, p.285.
[31].Nancy Whitelaw, Mr.Civil Rights: The Story of Thurgood Marshall, Greensboro, N.C.: Morgan Reynolds Publishing, 2003, p.41.
[32].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312.
[33].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313.
[34].Randall Walton Bland, Private Pressure on Public Law: The Legal Career of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1934-1991,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p.133.
[35].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323.
[36].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92页。
[37].该条款将选举权限于能证明其祖辈是在1867年以前参加过选举的人。
[38].要求公民支付一笔费用才可以投票。
[39].要求可能成为选民的人阅读、背诵或解释复杂的文字,并要让当地的登记官满意。
[40].图片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Association_for_the_Advancement_of_Colored_People,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5日。
[41].Mark V.Tushnet, Making Civil Rights Law: Thurgood Marshall and the Supreme Court, 1936-196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00.
[42].Carl T.Rowan, Dream Makers, Dream Breakers: The World of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Toronto: Little, Brown & Co., 1993, p.125.
[43].Carl T.Rowan, Dream Makers, Dream Breakers: The World of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Toronto: Little, Brown & Co., 1993, p.125.
[44].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108.
[45].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46.
[46].Smith v.Allwright, 321 U.S.649 (1944).
[47].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p.48-49.
[48].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50.
[49].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112.
[50].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103.
[51].Juan Williams, Thurgood Marshall: American Revolutionary,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p.104.
[52].在美国,陪审团有大小之分。大陪审团,也称起诉陪审团,一般由16至23人组成,其职责主要是研究证据,确定事实,决定起诉。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大陪审团只适用于刑事案件。小陪审团,也称审判陪审团,一般由12人组成,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法庭审判,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决。小陪审团既适用于刑事案件,也适用于民事案件。
[53].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71.
[54].[美]保罗·布莱斯特、桑福·列文森、杰克·巴尔金、阿基尔·阿玛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上册),陆符嘉、周青风、张千帆、沈根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55].Randall Walton Bland, Justice Thurgood Marshall: Crusader for Liberalism: His Judicial Biography (1908-1993), Bethesda, M.D.: Academica Press, 2001,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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