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控制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因邓小平当时需要为自己推行的改革辩护，曾短暂地放松过新闻管制，那段时间内甚至出现了要求尽快立法保护记者采访权及记者的人身安全等讨论。但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整个情形为之一变。此后中国政府确立的策略是“收紧”，几乎每年都要以各种形式强调新闻管制――官方的说法是要“弘扬主旋律，维持社会安定”。目前中国已有近200家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累计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专著”达2,000多种，其中大多数著作都是论证中共的新闻管制思想如何合理，用官方表述就是“新闻理论研究要为新闻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xii。”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的《新闻战线》杂志一直在扮演“政治指导员”这一角色，其主要作用就是为媒体及从业人员指引“政治方向”，这些政治指导通常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出。例如，被中国政府引为经典的“四个有利于”就是由《新闻战线》1993年第5期评论员文章“认清目标，把握方向”确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新闻媒体“在国内重大原则问题和重大对外方针问题的宣传上，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打什么‘擦边球’，不能搞什么‘多元化’。新闻改革，就是要有利于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不是削弱这种领导，更不是摆脱这种领导。”

为表示中宣部对此文的重视，《人民日报》1993年5月6日专门发表文章推荐介绍此文，与此同时配发“内部文件”下发各级报社。这种老调几乎年年都要重弹，所谓“全国新闻学术年会”也不过是重复中国政府这种老调。久而久之，中国的不少新闻从业人员也养成了高度“自律”的习惯，总是以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要求作为媒体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仅举2001年“中国第四届新闻学术年会”为例，整个会议所有的发言都是谈要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为党与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仅仅从新闻学术年会讨论的内容来看，人们无法弄清楚这到底是“新闻学术”年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也无法弄清楚这些与会的“专家与学者”除了颂扬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之外，究竟是否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专业知识。即使在专门研究新闻改革的讨论中，谈的也是如何紧跟共产党的宣传纲领走，而不是真要朝向“新闻”本身应该具有的独立性、真实性走xiii。

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从业者，每年年末都要做一次年度总结，总结的第一条内容就是“政治思想”，每一个从业者都得写上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热爱领袖，紧跟党的路线”等套话，每一个中共新领袖上任，从业者就得在总结中再加上新领袖的名字与其理论，如“江泽民”及其“三个代表”理论之类，2003年开始必须加上“胡锦涛”。

这种思想教育的结果是让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官员们习惯于说谎话而从不自责，本章文前引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柳斌杰的讲话即一例证。该讲话发表之际，正值中国加紧逮捕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时，于是引来网络上一片咒骂声，指责“政府官员谎话连篇”，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社会中”，而“人民不讲诚信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公然欺骗老百姓不讲诚信”。最激烈的言辞是认为“中国老百姓又被政府强奸了一回”。更有人模仿柳斌杰的发言写了一篇“中国各部长最新语录”，将中国官员厚颜无耻说谎而毫不脸红的习惯性行为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