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的外国记者与不自由的被采访对象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因为其行业特殊，受到的限制反而比中国记者多得多。由于“冷战”思维，中国政府对新闻与情报之间的界定总是模糊不清。这从至今中国大学的新闻传播系的教材内容中就可以感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新闻传播法教程》就写道：“在世界新闻界，由于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往往具有新闻价值和公众兴趣，所以往往成为新闻记者们追逐的对象。新闻记者为了获取独家新闻，有时不惜以身试法，不择手段地窃取、刺探、收买国家机密，在传媒披露，制造轰动效应，有许多国家秘密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泄露出去的。因此，从新闻出版物中获取情报历来被情报机关视为最经济、最安全、最可靠、最迅速的途径iv。”

既然中国政府如此看待新闻传媒的功能，对外国记者严加防范就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举。最早的成文法规是198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外国记者纷纷进入中国。1980年代，中国政治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一直饱受束缚的中国传媒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外国记者的活动空间也稍有扩大。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因为外国记者与香港记者的努力，中共的屠杀暴行得以披露于世，令中国政府非常恼火。于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用来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该条例规定：外国记者“不得歪曲事实、制造谣言或者以不正当手段采访报道，不得进行与其身份不符或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统一、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违反者予以限期离境的处分。这条规定的关键在于，认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谣言的决定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最近10余年来，一直有外国记者因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而被限期离境，如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边见秀逸在华任职期间，被限期离境v。

用来约束外国传媒的主要办法是控制新闻源，对中国国内的接受采访者施加压力。例如，规定接受采访者必须要获得本单位领导的同意方可接受采访；在外国记者采访时，必须有本单位外事办的人员在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因为恐惧而拒绝接受采访；极少数敢于接受采访的人往往也无法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外国记者的信息来源受到很多限制。英国著名记者JasperBecker谈过他自己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外国记者可以随便到一个地方采访；可是，这个外国记者去采访时，当地政府可以突然抓他，然后逼迫记者签“悔过书”，交待“非法”到过哪些地方，“非法”采访过哪些人；然后警察根据记者的交待去抓那些被采访者。

下面是JasperBecker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长江三峡水库周围地区一些农民对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意，邀请一些西方记者去了解情况。JasperBecker去那里采访了一些人，得知“三峡工程”特别腐败，并从被采访者那里拿到很多材料。JasperBecker根据采访写了一些报道。报道在国外发表以后，当地公安局就去抓那些向JasperBecker反映情况的农民，并将他们判了刑，法庭就以JasperBecker的报道为判罪证据。JasperBecker为了救这些农民，去中国外交部与其他部门交涉，认为不能用他的报道来证明农民有罪。结果这些政府部门的官员说：“你去那个地方没有申请！这是一个非法的采访！”据JasperBecker了解，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vi。

2003年12月，《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D·Kristof)到中国东北的辽阳，想采访当地已经被捕的罢工工人领袖姚福信的妻子，在姚的家门口被中国的秘密警察“请”走，并被迫塞进出租车与便衣特务坐在一起，由另外一车秘密警察“护送”到沈阳机场，再被塞进飞往上海的飞机，克里斯托弗根本没任何可能接近采访对象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