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

讲香港的社会文化史，并且把90分钟的时间长度写在标题上，表示这个题目长有长讲，短有短讲，是带着选择性的。有人会问，这么大的题目在90分钟内能讲得清楚吗？确实会挂一漏万。不过，换个角度想，大部分人，包括许多香港人在内，一生中恐怕也没有花过几十分钟去听听香港社会文化史，故此如果我能够一次性用几十分钟讲一下这个题目，大概有些读者还是会觉得有价值的。本文中的历史资料并不是我发掘出来的，而是别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过来人留给我们的文字记录，我只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选择性地把它们串起来而已。只是到了最后几节，谈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的事时，我才把自身的一些经历加进去。我想解答的问题是：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是如何演变出来的？为此有必要从头细说。

荒岛乎？渔村乎？

现在我们所说的香港，包括香港岛、新界、九龙半岛及约200多个大大小小离岸的岛屿岩礁。

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汉化的越人。从出土文物看，越、楚、汉文化在秦汉年代已在这个地区有所交流。唐朝曾在今日屯门设镇驻军，而宋朝曾在此建立最后帝都，这些都不说了。

香港最早的书院是邓符协在锦田创建的力瀛书院, 建于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设立的书院、书室计有40多所。这一点已能很好地说明，香港虽处于内地南端，却并非中华文化的化外之地。

单说香港岛，那又是什么状况？《穿鼻草约》签订后，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义律率众于1841年1月占领香港岛。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很生气，他本来叫义律在舟山群岛抢一个岛，但义律却自作主张占了香港岛，一个在巴麦尊眼中“几乎了无一屋的荒岛”。这句话后来被不断引用，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当真，这是一个英国人用来骂另一个英国人的气话，并不是对事实的描述。

英人占领香港岛后，义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

为什么要安民？因为当时香港岛已经有5 000~7 000名居民，并不是荒岛。

另外一个常见的说法是，香港在鸦片战争前只是个渔村。这个说法也稍有误导，因为不是只有一个村，而是有很多村或定居点，如石排湾、黄泥涌、鹤嘴、柴湾、大潭、田湾、湾仔、大潭笃、扫杆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不一定是渔村，更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点已经有相当规模，譬如在石排湾，即现在的香港仔一带约有200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将该地改个他们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国传教士发现赤柱有580户居民，分本地（广府）、客家、鹤佬（福佬、潮州）三系，另有商户145家。

当时，香港岛还有疍家艇民。不过岛上居民除以捕鱼为业者外，很多是务农的，说不定还有植香树及制香出口的手工业，更有已形成市集的小镇和贸易港口，如赤柱、筲箕湾、石排湾。

我们以前常以“开埠”来说殖民地的开始，这个说法有点儿以英国殖民者的眼光来看香港。其实在鸦片战争前，香港已经是个中式的埠。这包括水域里的海盗。

当时一些在赤柱、石排湾、鸭脷洲、铜锣湾等地的庙宇，都藏有18世纪的钟鼎，显示它们的建立已有一段日子。

1838年，在离岛大屿山的大澳有119家商户捐款重修天后庙。1841年，又有98家捐助洪胜庙。可见离岛在鸦片战争前也不是化外之地。

更有英人在1841年4月记载说，他们在石排湾发现一所学校，让他们想起家乡的村校。稍后的记载说该校校长除留了辫子外，神态举止都像英国学校的校长。原来香港岛在英国人到来前也有学校。其实，1841年香港岛已有9家私塾。

从本文的主旨而言，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香港包括香港岛在成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

很西化同时很传统的香港

义律的檄文很有预言意义，他说岛上居民将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乡规民约来管治，除了一条：不准使用酷刑。

另外，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不久后，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不满，义律被调走。他的想法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日后香港的现实。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英国式殖民地政策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

北美是吸纳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英国在印度采用的是所谓间接统治，英人从18世纪中叶开始控制印度，却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承认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尼日利亚，英国殖民者把一片居住着超过250个部族的土地划为一个殖民地。在西非的加纳，当地的阿散蒂王朝已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部落社会，而是接近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典章制度官僚组织，因此当英人入侵时，有组织的反抗也特别激烈。后来英国人不只把阿散蒂王朝颠覆掉，并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华、媲美同期欧洲城市的库马西城整个儿毁灭。

不过，对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海峡定居点（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等）及香港，英国殖民者的手法有类似之处：这些殖民地都是海军基地，有的也是做贸易转口的自由港，目的是借以跟大陆腹地做买卖或掠夺资源，本身既不是重点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产地，或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市场。同时，英国式殖民主义不觉得有责任把殖民地居民纳为英国公民，而它同化（英化）当地人的意愿，不如法国式甚至荷兰式殖民主义强。因此，港口殖民地的管治者就没必要去改造当地社会肌理和居民行为，结果当地社会文化因为被忽略反而得以延续，并因为是自由港，遂出现多元文化并存及国际化，即今人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局面。

当然，这些港口殖民地后来的发展并不相同，譬如塞浦路斯，至今还有庞大的英军基地，而且在“二战”后受英国人的蓄意挑拨，出现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冲突。因此，这里不存在替英国殖民主义说好话的问题，而是想如实理解一些历史。

如同在牙买加、毛里求斯，英国在香港也实行总督制。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及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修改了义律完全依靠中国法律来管治在港华人居民的承诺，认为如果在港华人不遵从英国法律，香港便无法有效管理。自此以后香港以英国法律治理，同时保留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

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检察长休姆说，香港华人最大的特权是公平享受英国法律。这是香港式法治的开始。

其实并不是完全公平，华人判刑一般比欧洲人重，另外打藤体罚的笞刑一般也只施及华人。

不过，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内地，香港的法治还是被肯定的。清廷出使海外的名臣如刘锡鸿、张德彝、郭嵩焘都到过香港，见证了殖民地法治，并特别赞扬香港的监狱——不用说，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法治、当时的监狱，都是有所不足的。

戴维斯说，香港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吸引富裕的华人来新殖民地。他这话将逐渐应验，尤其到了20世纪。

法治的自由港，这个传统可以说是在殖民地早期就建立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早期定下来的政策影响深远，就是华人可以自由地进出香港与内地，不管他是否是香港原居民。以后香港社会的变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涨潮退潮——多少内地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离香港——拉上关系。

至于华人的社会，早期殖民地政府不仅不想花大力气去改造，反而搞了点儿隔离主义政策，划定港岛某些地区及离岛长洲南区不准华人进住，并在1888年和1910年分别制定了《欧人住区保护法》《山顶保留法》。这些带歧视的法规要到“二战”后才取消。隔离政策意味着殖民者一度希望华人居民自生自灭，而后者也只得自助自救。

不过，就算为了殖民地的繁荣稳定，殖民者自身的卫生、安全、子女教育、郊游等福利，加上部分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诉求，殖民地政府也会逐步对华人社会有所动作，而不会在政策上一成不变。

殖民地在1871年立法除赌马外禁赌，但并不太有效。

英国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试图废除华人社会的妹仔（女婢）制，从19世纪80年代拉扯到1929年才立法，直到50年代才有效杜绝妹仔买卖。

殖民地为了管治也曾制定了一些违反英国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担保，集会要取得政府许可，后来更有政策限制工会活动。

不过总的来说，英人没有大力改造华人社会，因此乡规民约仍被遵从，如特区至今的乡镇，原居民土地仍然是传子不传女，豁免于其他强调男女平等的现代法例之外。

清代法律在内地随民国的成立而终结。但在香港，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包括纳妾的大清律例，要到1971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会也办西式学堂，如从马六甲搬到香港的英华书院，从广州来的摩利臣书院及圣保禄书院、圣保罗书院、圣约瑟书院、嘉诺撒圣心书院、拔萃女校、中央书院（皇仁书院）等，造就了双语的精英阶层。同时，殖民地政府在1847年已开始选择性地资助一些本地华人学校。另外华人私校也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有300多家私校。汉语教育在香港从没有中断过。

在19世纪，这个法治自由港曾出版过13种语言的刊物，包括欧洲文、亚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报刊更不用说。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译香港中外文报刊以作参考。

这里要说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后，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一个亚系统岭南或广东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式殖民地文化。当然，这里还小规模出现过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反讽现象在香港发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中国国学！

当时的中国内地，经过了晚清的自强、变法、维新、君主立宪、革命，到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正在翻天覆地地批判传统、引进西学——部分是通过香港、日本这些已经相对现代化的地区作为中介。香港本身也发生了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多次罢工事件。这时候殖民地政府却想与前代的遗老遗少联手反对白话文，并提倡振兴国粹、整理国故，好像在说：你们可以学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也可以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但你们不要去追随掺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国新文化。

鲁迅于1927年在香港岛青年会的一次演讲及其后一篇名为“香港恭祝圣诞”的文章里都对此加以讽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国老调子。

曾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陈特说：“五四运动从没有到过广东，尤其是香港。”

自从1920年国民政府颁令使用白话文后，上海、北京的报刊以及小说都很少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1929年，坊间的通俗言情小说、神怪小说以及色情小说仍普遍用文言文来撰写。

现居香港的内地学者黄子平作过总结：香港的“文言写作未如内地一般受到新文艺的毁灭性打击”。黄子平还指出：香港文人的旧体文艺唱和之风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

香港大学中文系创办之初，也是请前朝太史、秀才讲经，要到1935年许地山及其继任者陈寅恪等南来掌系后才有所改变。

我年轻时看香港的武侠小说或杨天成的色情小说，学到很多成语及文言文风，另外也能毫无障碍、很过瘾地看高雄（三苏）的“三及第”都市小说及趣怪评论。“三及第”，是文言、白话、广东方言的统称。

直到今天，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书面语的写作方面，文言文的痕迹仍明显多过同代内地人的写作。文言句法、成语及“三及第”文体可说是香港人书写时的集体无意识。

这里想突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既没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统地改造，也没有经历与内地同等程度的新文化运动及1949年前后由国家带动的大力清洗。

后来因为市场的驱动、英语教育的普及、社会的势利及年轻人旨趣的转变，加上一直要到1973年中文才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的现象，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至今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时很传统很中国化的城市。

在此期间，一种新生文化还是无可阻挡地在香港茁壮生长，就是包括民族主义等西方文化在内的民国新文化。

香港思想的脉络

这里我简单地谈一下曾经参与共构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会问：香港有思想吗？下文是一种解答。

香港这个殖民地自由港，在140多年前曾经包庇过一个清廷的通缉犯叫王韬。他在香港住了22年，以现在的标准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了许多言论，谈世界大势和中国自强之道。李鸿章之后，他是民间第一个提出变法的。香港学者罗香林说：没有王韬在前，就未必有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

香港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启发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迹就不用说了。兴中会成员多来自香港，并以香港为颠覆当时中国政府的基地。伍廷芳曾在圣保罗书院求学，被李鸿章赏识前在香港执业当律师，从清朝到民国曾出使美国等多个国家，并曾任民国代总统。其实民国期间，曾有财政部长、实业部长、海关部长等很多重要官员是在香港的书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曾在香港的英华夜校学英文，后撰《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国教育家晏阳初以及美学家朱光潜皆就读于香港大学。

这些是知名精英。民间思想又如何？

1925年，为抗议上海的五卅惨案，香港工人会同广州工人举行罢工，称为省港大罢工，其实以时间和规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广州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策动的，虽然当时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只有10名及共青团员30名。

全港725 000人口中，约有250 000人参加罢工，比例惊人。

上海五卅惨案后的罢工不到4个月结束，但香港的罢工坚持了16个月。

当时，连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佣也参加罢工，以致住在港岛山顶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园挖坑埋粪，因为没人来替他们取走粪便。

罢工工人除了表现民族主义立场外，亦大量采用当时世界上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及国际主义话语，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项要求：第一，政治自由；第二，法律平等；第三，普遍选举；第四，劳动立法；第五，减少房租；第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条是经济诉求外，其他都是本地性的政治诉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实现。

香港的民主运动、公民权诉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也是香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但不是社会运动、反殖反帝行为的第一遭，因为在19世纪中叶至1925年间，香港已出现过多次社会运动及反殖反帝行为。

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第三条道路的讨论，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社会经济上则接近后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但当年也有思想家向往苏式计划经济。他们的讨论，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是当代中国没有机会去走的一条路。

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第三势力。其中一个主要党派民主同盟于1941年成立，第一份机关报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报》，社长为梁漱溟。1947年国民政府将民盟定为非法组织后，许多民盟要员特别是民盟的左翼分子迁到香港，并于翌年1月在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主要成员回到内地，受到短暂礼遇，被誉为共和国的催生者，赋予新生的共和国很大的正当性。

但是也有第三势力的成员在香港留下，他们在50年代初办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阵线》、《中国之声》、《独立论坛》等以及1958年出版的《展望》。这个传统——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民间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论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维持到今天。

1949年后，国学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在内地都受到影响，历史学家钱穆，哲学史家劳思光，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名学人，都曾长时间借住香港，或图振兴国学，或尝试结合儒学与欧陆哲学，想象着挽狂澜于既倒。

140多年前的王韬模式一再重现：不容于内地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书立说发出声音，回头再影响内地。

香港是当代中国思想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期的推动器，甚至曾在万马齐喑的日子成为海内外孤存的一盏明灯。

从王韬模式到省港大罢工，我们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现代化及国族诉求之外还有两条常被忽略的脉络，一是响应世界潮流如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二是针对本地状况的改良诉求。

太平洋战争前的移民与文化

殖民地的头100年，香港是广东人的城市。但是在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没有太大动荡的情况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内地与香港之间，广东也不见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后，早年人口增长不算快，1847年才23000多人。1854年太平军逼近广州，香港人口才跳跃增长，到1860年为90000人，1856年九龙半岛被英国人占据后纳入了当地的120000人，而到了1901年连新界在内人口才只有281 000人。

不过从1901年到1921年，香港人口倍增至610000人，大概是跟那20年间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一再出现不稳定局面有关。

当时广东以外地区的华人似乎还没有考虑大规模移居香港。1931年有一个数据，说当时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 768人。

1934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实行入境管制，各国人士都要有签证才能入境，但是华人依然可以免签自由进出香港与内地。

到1937年，香港已是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广东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业从19世纪起步，到20世纪30年代已颇具规模，而本地粤语创意产业也相当兴旺。粤剧团自称省港剧团，港产粤语及潮州语电影还推广到广东和南洋、北美侨社。这里要强调的是，到1949年前，香港与广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所谓省港一家。

就在这时候，1937年，内地出现了比前30年更大的动荡——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地区沦陷，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间，香港人口增至160多万。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增。作家萨空了写道：上海人到港十几万。

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徐太太对住在上海租界孤岛的白家所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当时在香港的作家穆时英宣称，香港是“全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城市”。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香港，应与上海孤岛，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沦陷区的北平和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同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为全国级的文化中心城市，虽然在1937年前它已经跟广州一起成为广东文化的两大中心。

萨空了甚至说：“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他特别看好香港的文化：“这个文化中心，应较上海更为辉煌，因为它将是上海旧有文化和华南文化的合流，两种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会溅出奇异的浪花。” 可惜这次合流的时间太短，到1941年12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们会谈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异的文化新浪花。

“二战”后为什么没有收回香港：国共各自的考量

1945年香港再次被英国人占领。1841年英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港岛，1856年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九龙半岛，1898年租借了新界和离岛，但用了10个月才占领。1941年日本人从英国人手中抢占香港，1945年英国人可以说又是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占领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体一般称日本统治的结束为香港的“重光”，这真是对英国殖民者的恭维，因为大家都认为英国殖民者比日本军国主义者好。

不过那时候差一点儿香港就已经回归中国了——这对香港之后的几十年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41年英国与美国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反帝国主义原则，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曾取得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同意，战后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蒋介石知道后，在日记上写道：总理孙中山革命毕生奋斗最大的目标，现竟得由我亲手达成。

但是丘吉尔很快就反悔。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丘吉尔为此闹得不愉快。开罗会议在香港问题上没有定论，但中英双方的意图却明确了。后来丘吉尔还说了重话：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得在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日本宣布投降后，尚在香港集中营的英人很自觉，立即向日治当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宾的英国太平洋舰队也在日本投降当日派海军特遣舰全速开往香港，完全不顾盟军的协定，即中国战区的日方要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投降。

当时，蒋介石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及第二方面军的第13军，也到了广东的宝安县（现深圳市）。如果国军比英军更早登陆香港岛，历史大概要改写。

可是，最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罗斯福总统已去世，杜鲁门总统改为支持英军占领香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告诉蒋介石，英军是不惜一战的。蒋介石终于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为形势所迫，而他要顾虑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东北被苏联军队占领这种影响中国大局的事。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

1937年前，殖民地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友善的，曾发生多次迫害或驱逐事件。抗战开始，国共合作，英人态度也有变化。1938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了以廖承志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太平洋战争期间，共产党的东江纵队曾英勇抗日。在战争结束那刻，这支纵队应是除日方之外在香港及东江地区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不过当时共产党尚未成为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夹在英军与国军之间，共产党就算从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还是要再交出去。当时，共产党选择了跟英方谈判。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广东区委，派谭天度为代表，与港督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九点协议，包括英方承认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的各种机构，允许中共人员在港居住、往来、募捐、出版报刊、成立电台，条件是中共武装要撤出香港。这等于接受英国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这个默契，毛泽东于1946年在延安对英国记者说，共产党现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1948年共产党在内地已胜利在望的时候，香港新华社的乔冠华再次告诉殖民地政府，共产党不会收回香港。可以看到，共产党这个决定，的确并不是因为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才定下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新政权的西方国家。

1949年至1951年，中央领导还多次向香港的共产党解释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并转达周恩来的战略想法，中国必须分解英美，抓住英国人的一条辫子。香港就是这条辫子。

英国在“二战”后的国策仍是坚定地重占殖民地。蒋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共产党则没有急着要收回香港，这才成就了1945年至1997年的香港，真正体现了长期居港的英国新闻工作者理查德·休斯1968年的名句：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

1949年及以后的移民史

上文说1941年香港人口已达到160万，但经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到19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万人。

不过，下一个人口的涨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涌进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过220万人，光是1949年就来了超过80万人。

这是个事实：历来很多移民都是为了逃避内地的社会变故而来到这个相对自由安定的法治殖民地，然后求发展。因此，说法治、自由、安定、繁荣为香港人主观上最核心的传统价值，是可以成立的。

这一轮移民潮的另一个事实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为内地政权的易手而来到香港的。这大概是中共建党以，第一次有大量的内地人逃到香港。1949年之前的土地改革还不见得太多地主富农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残酷大概吓怕了很多人。因此这些香港新移民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较接近同期迁往台湾的外省新移民，而和在南洋多年的华侨有很大差别——后者往往反而较亲近新中国。

因为内地人大量涌进，殖民地政府放弃了实行超过100年的政策，即华人，不管是内地人还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与内地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设立了边界，没有合法签证的内地人不得进入香港。

不过殖民地还留了一条，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这叫抵垒政策，取意垒球赛中跑至下一垒时只要及时触垒就可过关。因此，很多内地人偷渡到香港，有些人甚至冒险从广东游泳到香港。

1962年内地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大批广东人及12个邻近地区的内地人，漫山遍野地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地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遣送回内地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许多香港居民那时候还记得自己也曾是移民。

这个心态不到20年就已经改变。“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至1980年间，又有40万内地人涌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1980年取消抵垒政策，以后不管他们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立即遣送回内地。

自此在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香港居民眼中，内地来客不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给了内地来的新移民一个别称，叫阿灿——阿灿是当时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里，一名行为好笑的内地客的名字。

这时期香港人口500多万，居民的分别心和对香港的归属感也增强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别于内地人及其他地方的人。下文会再谈到这点。

在70年代末有一个移民群体，在关于香港的论述中常被忽略。他们曾是东南亚或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华侨，50年代因为爱国回到了中国参加建设或求学，“文革”期间吃尽苦头，“文革”后容许他们带着家人离开内地，先到香港，等待签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人发现原居住国家不让他们回去，唯有在香港定居。他们中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只好屈就，进入工厂，担任技工或中层管理人员，充实了香港工业的技术含量。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有一部分人凭多年在内地建立的关系，转营内地贸易。这个群体对香港8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过，我们比较多谈到1949年前后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较少突出1962年难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体对香港的贡献。

在内地与世界之间：香港的微妙位置

在谈到1949年后香港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新发展前，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这是时运，也是因为它所处的微妙位置，让它竟能在冷战期间左右逢源。

“二战”结束后，香港与英国一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以布雷顿森林协议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复的是作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的转口港的中介角色。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加剧，中国遭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亦受冲击。幸好，“二战”后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刚好启动，香港得以分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部分低附加价值、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因为当时香港有的是廉价劳动力，那几年间的人口暴升成了优势。

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全世界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地区很多，但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挤上头班车，只有极少数地区能靠着“二战”后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价制成品出口而脱贫。这里面原因太复杂，香港虽然碰上这个机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当时全球分工和世界贸易的规模远没有现在大，僧多粥少，订单很可能过门而不入，谁都不会无故施舍给香港人。这时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紧了现在看起来是当时唯一能让这个地方在一代内集体脱贫的机会。

香港不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有自然资源可开采，也不能依赖农作物的种植出口业，只能靠劳动力密集而且有竞争性的小制造业及小服务业。加上当年殖民地政府没有扶助工业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更是杯水车薪，遂形成一种全民工作观。人人要自力更生，社会大众视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创业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战”前的工商业基础、华人的刻苦耐劳、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上海调教出来的外省人的经营功夫、移民资本家的资金，在艰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场，后来被认为代表香港性格的创业精神及“can-do”精神大概是因为当年这种经济形态而被激发出来的。

此外，在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及澳门的一些走私者将禁运物资偷运回内地，参与走私者除了现在知名的爱国商人外，还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1949年前后刚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在意识形态上充满弹性。

香港在冷战期间，虽然总的来说站在以美国为首的一方，不过，隔在冷战另一方的中国内地方面并没有因此惩罚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应日常必需品，而且价格相对于其他进口货是低廉的。如果没有内地的低廉食品和后来的饮用水供应，香港是无以为继的。就算在内地最困难和动乱的时期，内地也没有中断向香港供应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央对香港的工作，在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的领导下，一路以来都很务实，让香港自寻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致富之路——在让香港先富起来这一点上，当时的内地只能帮上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这都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大背景，虽然香港人太习以为常，反而往往遗忘了。设想如果内地对港政策是由“四人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导，覆巢之下无完卵，香港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就算在回归后，1967年的社会骚动，即香港左派所说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该受肯定的。骚动虽以劳资纠纷开始，反映了累积的民怨，但为什么之前及之后那么多次重大工潮，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在香港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级，而只有在1967年才总动员跟殖民地政府进行誓不两立的对抗？因为那是“文革”的溢界——本地左派基层受文革鼓动，在港领导怕自己表现不够积极，中央文革小组暂“夺了”周、陈、廖中央外办的权并传递了误导性的鼓励信号给香港左派。用长期在港做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的话：“那是一场反英反资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灾祸……其源盖出于北京，来自林彪与‘四人帮’……我们香港共产党人也有自己左的错误思想和私心杂念，对这场灾祸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争取工人合理权益与“打倒港英政府”是两个层面的事，香港左派实在不宜用前者来替1967年的极端路线开脱。

现在内地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 他们因此也会试图肯定1967年的“反英抗暴”。不过，以打倒殖民地政府为目标的“反英抗暴”确实不是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香港政策，也偏离了香港左派的长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1949年至回归前对殖民地香港繁荣安定的贡献，就不能同时肯定“反英抗暴”。

除了这个“文革”高峰时期外，香港左派的宣传口可说是忍辱负重。负重的是，要维系大多数港人，因为从内地出来的那一代港人，虽然对政权的认同有分歧，大多数仍是心系祖国的，至少是心系内地的家乡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会被内地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抵消掉，导致很多香港人厌恶内地政权连累香港左派。“大跃进”期间，港人要寄糖、油这些基本粮食接济内地亲友。“文革”期间，五花大绑的浮尸顺珠江飘到香港，你说香港人特别是那个时期成长的年青一代看到后，对内地印象会好吗？加上1967年的骚动，驱动了大部分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边并成为港人认同香港的历史转折点。好不容易“文革”过去，迎来改革开放，回归问题有了定案，香港人才逐渐靠近内地。

在这个背景下——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与1992年前内地的现状——我们可以体会到，跟心系祖国的上一代不一样，1949年后出生、成长于50年代到80年代的香港年轻人，除了少数外，为什么往往不那么认同内地——不见得是积极反对，更多是不感兴趣。

香港岂是“文化沙漠”

19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从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

当然，香港人所说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据1950年上海的人口调查，上海居民只有15% 是原居民，48% 是江苏人，26% 是浙江人，还有其他省的人，包括广东人。

广义的上海人让香港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变化。他们私下可能操各种方言，但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用国语的——国语，顾名思义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全国的普通话，而上海在1949年前是民国的、国族的、国语的文化生产的独大中心。

一时间国语文化在香港所占的份额大增，而在香港制造的国语电影及国语“时代曲”甚至在势头上盖过本地的粤语电影、粤语流行曲，虽然在人口数上操粤语者占绝大多数。在70年代前，台湾的书和国语电影在香港亦甚受欢迎，甚至从台湾输入的新国语歌也曾风行一时。内地普通话电影从《刘三姐》到《大闹天宫》动画到样板戏，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线放映。至于左派人士及曾在培侨、香岛、汉华、劳工子弟等左派学校受教育的年轻人，大概也更会熟悉“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内地流行文艺。

就是说，1949年至70年代初，香港曾有过20多年的国语文化流行期。

1949年后第一波香港原创文化，往往也是以国语为载体的。

当时有一群高水平的文化人，统称南来文人。他们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同时，也为了谋生而变得多产，报刊评论、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以至实验小说都能看到他们的手笔。香港报章副刊具有特色的专栏——每日更新的方块短文——热闹非凡，南来文人与本地文人各领风骚。

我们从报刊出版可以看到当年的盛况。

香港左派承办了搬到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还创办了《新晚报》、《正午报》，走大众路线的《香港商报》，为统战而办的《晶报》，还有外围友军的《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等。为了吸引读者，多份左派报都设有马经版（赛马版）。

国民党也办了《香港时报》。

另外，本地的中文报章——有不少当年报头挂“中华民国”年号——还有《星岛日（晚）报》、《华侨日（晚）报》《成报》、《红绿日报》、《新生晚报》、《真报》、《新报》、《天天日报》、《快报》等等，以及著名的《明报》、《东方日报》、《信报》。

当时还有每天出版的《娱乐新闻报》、《连环图报》、《马经报》和《情色报》。1979年，香港共有120家中文报和4家英文报。

左派还办文化刊物，如《文艺世纪》、《文艺伴侣》、《海洋文艺》、《海光文艺》、《青年乐园》、《小朋友》；另有各种图书出版社，包括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

美国政府也通过在港的美国新闻处、亚洲基金会等渠道撒美元营造软实力，刊物有《今日世界》、《亚洲画报》、《人人文学》、《祖国》、《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等；出版社有今日世界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等。

另外民间也办文化杂志，当然更多是通俗杂志——《文艺新潮》、《诗朵》、《热风》、《当代文艺》、《西点》、《伴侣》、《星岛周报》、《良友》、《青年知识》、《家庭生活》、《妇女与家庭》、《无线电世界》、《新思潮》、《好望角》、《创世纪》、《大人》、《大成》、《南国电影》、《娱乐画报》、《银色画报》、《香港影画》、《蓝皮书》、《香港青年周报》、《明报周刊》等，及《明报月刊》、《展望》、《盘古》、《万人》等中左右思想性刊物。这只数到60年代。到1979年，香港有近300种刊物。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写了一堆当年的报刊名，是想说明香港在70年代前书报刊出版业的蓬勃及其光谱之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些都是以后香港本地文化发展的资源。

这里补谈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上文说到鲁迅在1927年到香港演讲，共作了两场。当时在场的有一名香港教师叫刘随，本身也是诗人兼书法家，把演讲笔录下来，留存至今。54年后，即1981年，刘随写了一篇演讲回忆录，里面说到“文化沙漠”：“我们曾向鲁迅谈及香港在文坛上的荒凉现状，并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鲁迅当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估计未免太颓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并且还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可见“沙漠”一说，在1927年已出现，是那个时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鲁迅虽然对香港殖民地的印象并不佳，可他在当年已对“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不过，正如说香港开埠前是个荒岛、是个渔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调子事隔多年后还是会煞有介事地被一再复述，反映出说话者对香港的认知，说这话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香港人”的诞生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个在香港有象征意义的英美文化事件，我会挑1964年英国披头士乐队第一次出国在美国表演后途经香港演出一场，把籍籍无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时尚文化地图上。当时在现场看过演出的人不会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驻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过却引起华人卫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视之为洪水猛兽，中文商业电台甚至禁播披头士的歌曲。谁知这一潮流一发不可收拾，本地年轻人纷纷组乐队，唱摇滚民谣，男孩甚至留“长发”盖着半边耳朵，这样一来，离穿超短裙、牛仔裤的日子也不远了。这事件突显了香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文化话语权世代之争的揭幕。年轻人不要土气要洋气，而香港开始自诩是可以跟上英美时尚的城市。

谁是这些新一代，为什么声浪这么大？他们是“二战”后特别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来港的一代。因为当时人口膨胀，所以新生人数也特别多，这个现象由1945年一直维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为一代的话，是香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所以叫婴儿潮。

到60年代末，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岁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总人口六成以上。

因为人多势众，他们的文化取向就带动了香港文化板块的移动。

首先，他们生长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内地情怀，而且他们长于楚河汉界的冷战年代，也即内地令人不安、运动不辍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数人外，大多对内地不但没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负面印象。

第二，他们长大的年代，香港渐渐富起来，财富水平与内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来的香港让他们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

第四，1967年的左派骚动引起社会动荡，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数港人接受当时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骚动后也更加重视亲民，并开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经过麦理浩总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励精图治后，香港几可说脱胎换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第七，连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的心态也改变了。香港从一个以过客、侨居者、移民为主的城市，变成一个以长期定居者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无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第九，他们开始出国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留学，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毕业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发觉香港反而是个可以给他们机会的地方。

第十，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这是“香港人”的出现，不是很遥远的事。“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央对港政策敏锐地反映了新现实，不是宗主国派总督来直接统治香港，而是中央进行创新性的间接管辖，即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举一个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觉意识滥觞的象征事件，我会选在1967年9月骚动期间创刊的《香港青年周报》。创办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个前卫作家，当时还是个青年，却已创办过好几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识也不是婴儿潮的专利，每个大潮之前总是有先行的弄潮儿）。他在创刊号明言：“我和卢昭灵是针对《中国学生周报》而出版《香港青年周报》的。为什么是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没有自己的刊物吗？”香港成了主体。

大致来说，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却同时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说的本地化。他们对中国内地的兴趣较弱，但他们的香港意识更强。因为香港是他们唯一理解，也是唯一无条件接受他们居留的生存空间。他们别无选择。

经过50年代至70年代的酝酿发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识、香港认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心态也开始受到新挑战。

因为1997年的回归问题，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现几十万人的离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婴儿潮中产者。他们为了政治保险、子女教育、清新空气、居住空间等自选的理由，带着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之中，有些为了事业不断往返香港与移民地，如空中飞人。回归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减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从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内地发展。但不管在内地哪里，香港人都会被认出是香港人，可见港人与内地人有差异，偶尔他们会被误认为是中国台湾人或新加坡人，不过他们会立即纠正说自己是香港人。

不过总的来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对香港回归的安排，开始逆转150年以来边界由松到紧的总趋势——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紧，到80年代的极紧，到回归后紧中带选择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

香港华人占香港人口95% 以上，其中广东人又占绝大多数，因此外省居民的第二代必须学会说流利粤语。除英语系的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香港虽然存在，却不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这个粤语族群的独大性有两个效果：第一，大部分港人对族群问题不敏感也缺乏理解的兴趣，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地区；第二，获大多数人认同的本地文化主体性较容易显现。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这里作个小总结，就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香港至少已并存着8个可识辨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是一个多文化而不是单文化的局面，也可说都是当时香港的本地文化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

二、广东地方传统文化。

三、广东以外各省地方传统文化。

四、民国新文化，包括各种已经由中国人过滤后的现代性思想以及民国时期国民的新生活形态、新价值观和新文艺。不过在1949年后的香港，丰盛的民国新文化往往被偏颇地体会成上海都会摩登文化。

五、中央的政治文化，当时除了左派外，一般人接触不多。回归后这方面的认知会加深。

六、英国殖民地文化，特别是在体制、法律、精英的心态及教育方面。

七、世界各地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向英语系国家倾斜。“二战”后唯美国马首是瞻，意识形态跟随美英主流，消费和流行文化方面后来偏向法、意、德、日等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洋、南亚（包括尼泊尔）、俄罗斯等少数族裔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文化。80年代香港变身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节点，许多精英分子成了企业管理人，并接受了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加上国际化的消费及大都会生活方式，在许多富裕香港人的意识中，香港的资本主义性格、企业性格、国际性格及城市性格比它的殖民地性格更突出。

八、杂种的本地文化。这已超过了上述文化的多元并列或浅度观摩交流，而是带着创造性毁灭的、混血的、自主创新的新品种、新传承。杂种本地化是一个以香港为主体，把上述七个系统的文化拿来糅杂的创新生产过程。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香港青年，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市面，就很容易看到上述各个文化系统的存在，甚至是在向他们招手。他们的文化胃口已经很混杂，只差一个可依傍的主体性文化。他们先是不甘寂寞，在文化消费上要与欧美新潮同步，然后有些人不甘只做文化消费者，更想成为生产者，于是自己动手动脑，哪怕初衷只是模仿。但因为土法炼钢般加入了本地元素，一个杂种的本地产品就出现了，就算一时间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引起心态相近的年轻人竞相加入生产行列，强化了本地特色，持续发展下竟形成市场，并产生移风易俗的效应，加深了港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成为一支可辨识的、有主体性的杂种本地文化系统，被称为港式、港味、港产，或直接称为香港文化。

这一波香港制造的文化用的是港式粤语。

所谓港式粤语，口语包括港腔广府方言、新的俚语流行语以及夹在粤语句法里的英语单词短语。书面语则由“旧三及第”（白话文、文言文、粤语方言）转向“新三及第”（仍带文言风的白话文为主构，加上粤语词句，偶然出现英文）。

1949年后香港在英美文化与国语文化的冲击下，粤语的文化产业一度颇为低迷。1971年香港只拍了一部粤语片，1972年完全停拍，1973年也只有一部《七十二家房客》是粤语的。谁知道该片成为票房冠军，粤语片一下子复活，港产片在原产地香港从此是说粤语的。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流行乐坛。在60年代，英美流行曲及国语歌压倒了粤语歌。但到70年代，几年间港式粤语流行曲已完全替代了港产国语歌，并在流行程度上远超过英美流行曲。电视方面，60年代有中文电视之初，港人爱看配了粤语的美日影片，70年代初还看台湾拍的古装连续剧，但到1976年之后，中文台黄金时段大都是粤语的港产节目，特别是粤语连续剧。

80年代的粤语流行曲很能说明情况。当时很多流行曲的原曲是日本的流行曲，改编的是居港的外籍编曲家，乐手混音师是菲律宾音乐人。中文歌词的填词者固然是香港华人，但他们除部分作品纯以方言俚语入词外，更多是用较雅的“三及第”书面语填词，而歌手以华人占多数，其中不少是从唱英文歌、国语歌转到唱粤语歌的。这是典型的杂种本地产品，多方挪用混合，却有很强的主体性，成就了香港的文化身份。现在世人一般所说的香港文化，可说是这一轮杂种本地化的结果。

大城市一定也是进口强势文化的消费地，但光消费是无法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文化的。一个消费城市要跨越成为创新型生产（不是加工）城市，才可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一个后发大城市要有自己的创新型文化产业，就免不了一场杂种化加上本地化的过程，或叫自主创新。

香港的杂种本地化由来已久，见诸大排档奶茶和20世纪30年代的西装粤剧。1949年后，香港也是国际和国语文化的消费城市，然后才出现本地化或应该说是再度本地化的现象。因为有了婴儿潮这股本地生力大军，这次再度本地化大潮规模比以前任何阶段更大。

无可避免的是，后发大城市的再度本地化，一定是要混杂多方文化的，故称之为杂种，意思是这些新本地品种是不能还原为源头的“纯种”的。还原就是文化能量的流失，文化身份的磨损，也是这个新文化品种的死亡。

回归：文化的再融合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安排，决定性地影响了近20多年的香港发展。而回归前后的情况，本书另有多篇文章谈到，大家也比较熟悉，这里不谈了。

只说一点文化状况。

从婴儿潮时期到今天，香港又多了两代土生土长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地性更强，更认同香港，更有当家做主的意愿及行动力，对本地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更加珍惜。

另一方面，港人也对内地更开放，所以普通话日趋普及，对说普通话人士的态度也比以前友善。80年代及以后来到香港的内地移民，再次丰富充实了香港文化的内地成分，有点儿像回到国语占一席位的50年代。

回顾上文我们谈到，香港民间因为没有受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和1949年后唯物史观以至“文革”的强力冲击，某些方面比内地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元素，特别是社会习俗、语言及民间“小传统”。譬如说，香港的黑社会就比内地更有传承。

1949年后，由于实质和心理边界的出现，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风土历史地理的认识，就不如上一代或同龄的内地人。

同时，内地的政治文化，回归前也不为多数港人熟悉。

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这种变化更加成型，到1949年后，通过政权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内地人将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内地新杂种本地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政治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地演变。

这种政治文化曾经只是香港左派的文化，回归后获得更大的伸展空间，在特区的政界、商界与专业界如律师界都已看到比较明显的体现。

回归后，特别是曾荫权当特首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影响力之大，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没有过的。

近年，特区政府也像20世纪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主动宣扬中国文化。但到底它是在叫新一代人多学习内地风土历史地理常识，还是想让香港人接受内地的政治文化，又或是希望港人重拾本来也不缺的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指鲁迅等“五四”一代人所批评的中国老调子，还是具有当代甚至普世意义的中华价值，又或是精微的雅文化、养生术、生活艺术，抑或是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明沙文主义？

20世纪20年代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提倡中国国故，是为了抗衡民国新文化新风气，因此带有愚民性质。现在特区政府在要求港人多承接中国文化的时候，要有更大的气度，既学习也批判传统文化及政治文化，同时包纳内地民间的各种新思维、新文化，这样才对得起有100多年自由传统的香港。

香港人：一种多层次多向度的身份

通过以上的论述，大家或许会对香港的发展多了一些了解。我比较多说了一些历史转折点、一些影响深远的政治决策及人口的变迁，以便让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并指出香港人以及香港归属感、香港意识、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等说法是这几十年才有的，可以说是带有历史的偶然性的。

不过，“香港人”这个身份一旦出现后，以后的香港发展就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尊重它的意愿。

1949年前，一般香港居民也有多个身份，国籍（中国人）、省籍（广东人）、地籍（佛山人），甚至乡籍，并有宗亲氏族的身份、行业身份、街坊身份，以至阶级身份、政党身份等等。

他们进出香港内地，往往反而并不以“香港人”自居。

1949年后，很多人把国与族拆开，不认国籍（中国人），只认族籍（中华民族、华人、华裔），其他身份照认不误。

他们在香港留下来，并渐渐以香港人自居。

回归后，国与族再归一，然而香港人的身份仍明明白白地存在。

这是事实，不是问题。

在复杂的当代世界，身份不应是非此即彼的，一定要找到共存共荣之道，即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所说的“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西欧城市人，既有所属城区的选举权、市的选举权、省的选举权、国会与国家元首的选举权，也有跨国欧洲议会的选举权，而她所属的社会党本身是国际社会党组织的分支，她可以通过影响自己的党去影响国际事务。另外她还是本国律师公会成员，也是总部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律师组织的义工，正在替刚果内战的妇女受害者提起集体诉讼，而她自己的正职则是替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常出差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并不是只有城邦才有公民，这在古希腊已有人提出，而有国家才有公民的观念则更是后来才建构出来的。现在的趋势是，公民身份同时往更微观的身份及更宏观的身份扩展，每个现代人都会有很多身份，多层次多方向地分属多个社群。公民身份不应被任何一个社群垄断，反而应在每个社群内发扬公民权、履行公民义务。

身份问题曾给香港人带来困扰，但大家都应有足够智慧，拒绝有你没我、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让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共存共荣。

（新加坡《联合早报》85周年文化论坛演讲，2008~2009年）